197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冰消雪融，早梅吐艳，柳条泛绿，鸟鸣枝头，姹紫嫣红的春天像个及笄的少女轻盈盈地来到了黄土高原。恰如白居易的《春风》所描述的一般：“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 时代的春风已遍布祖国每一个角落，无论高贵还是贫贱，春风无私地为每一个人而来，融化了心中的寒冰，焕发了勃勃生机。 这年，由邓小平副主席亲自制定拍板，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施行7年之久的“群众推荐”制被废除，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文革”中离开校门的11届总计1100多万中学毕业生，更是如闻春雷，1977年12月，全国总共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记录，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当时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优质纸张印考卷，为此，中央特批动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来印刷试卷。<br> 从1977年开始，学习风气空前浓厚，东风力饱，快马加鞭，人们如饥似渴，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全国上下气象一新，八亿神州龙腾虎跃，父亲也之欢欣，为之鼓舞，为之歌唱。父亲写下一首小诗：《庆新春》<br> 战鼓咚咚庆新春，<br> 凯歌飞扬春意浓。<br> 四害已除庆解放，<br> 万蕾千花映日红。<br> ——1977年春<br> 抒发了倍感欢愉的喜悦之情，祖国百废待兴，文艺领域的改革更是拨乱反正，统一思想的先导。叶剑英元帅有诗云：“祖国现代化，脑劳重体劳。”院刊主编夏阳同志有很强的时代敏锐感，他马上约请我父亲撰写批判“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文章，父亲欣然允诺。父亲对“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做过一些思考，对其荒谬之处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四人帮”鼓吹塑造英雄是“根本任务”必然导致脱离具体生活，拔高英雄人物，使其达到所谓的“高大全”，成为居于群众之上的“救世主”，包括“三突出”都是唯心主义的创作理论，父亲的文章在学校开风气之先，体现了感悟时代的敏锐性。<br> 家门前的小园圃里，葵花渐次开放，豆角开始结荚，黄瓜亦不甘落后地萌生出细长翠绿的果实，柔软的毛刺显示出生命的青涩与蓬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联系，种下善因，可以期待善果，种下恶因，只能得恶果。“四人帮”的覆灭，正是自然规律的体现。197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百方针”重新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随着党在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阿诗玛》、《桃花扇》等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重新放映上演，许多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得以解禁，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恢复工作，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父亲开始重新编写教材，准备讲稿，并为院刊写下了《革命征途上进军的号角》一文，父亲内心风起云涌，时代的浪潮洗涤着灵魂的深处，为祖国及教育事业奋斗的信念如同鼓满的风帆,只待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此时师院大院内露天空地上正在放映田华主演的《江山多娇》，天上星光熠熠，电影放映机产生的光柱不断地在变化，后边的人们站在条凳上，翘首以望。年轻的大学生们被影片所感染，奋进的号角已经在内心吹响。<br> 十年 “文革”后，父亲终于可以重拾专业了，尽管已不再年轻。 1977年师院中文系首开函授教育，1978年3月、10月，77、78级同学分别入校，父亲的授课任务变得繁重起来，9班、10班、11班的文艺理论课均由父亲承担，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挤不出来。父母均要备课、写论文，逼仄的房屋连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一张旧桌父母还要轮流使用，我就在小炕桌上写作业。1981年父亲买来纤维胶合板，又利用平时捡来的木条，请木工师傅做了一张写字台及一个简陋的衣柜，这才解决了没桌子写作的窘境，但物质生活依然贫乏，幸好同学们都很热心，辛菊姐姐帮忙买来稷山红枣，韩素英姐姐从孟县买来核桃，这些土特产既便宜质量又好，在临汾是无论如何买不到的。1977年12月开始调整工资，父亲调了一级，增加了5元钱。因平均主义的结果，母亲未能调级，殊为不公。<br> 1977年，注定是父亲的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是年，我的弟弟出生。父亲的研究也开始进入第一个“丰产期”。1978年中文系创办双月刊《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又创办了周报《语文报》，主要创办人是陶本一叔叔，他经常向我父亲约稿，又请我父亲担任《语文报》的编辑、采写工作。此时，院内本科生课程有《文学概论》、选修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院内刊授生课程有《文学概论》，山西省广播函授学校亦来邀请父亲讲课，并送来一部砖头式录音机和一些空白录音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录音机和TDK录音带。<br> 当年父亲使用的同款砖头录音机 临汾团地委办的函授班也来请父亲上课，父亲忙得不亦乐乎。团地委函授班上课地点在临汾运输公司礼堂，时值隆冬，礼堂虽然生了炉子，但空间过大，仍是杯水车薪，室内温度很低，这种煤炉只适合大家围炉而坐，并不适合礼堂的空间。父亲用冻僵的手指捏住粉笔，用力在简陋的木头黑板上写下板书，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一双双眼睛似饕餮般紧盯着黑板，手里的钢笔不停地发出“沙沙”的声音。 当年,父亲诸多笔记本之一 十年动乱，“知识无用论”大行其道， “知识越多越反动”， 结果就是不仅知识分子被打倒在地，青年学生也深受其害。现在“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青年们对知识的渴求热情空前高涨，知识类书籍一进书店就断档，各种业余学校、培训班人满为患，大街小巷飘荡着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青年们准备在这场深刻的大变革中一显身手，为祖国的美好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曾写下一首小诗：<br> 如果——<br> 已经虚度了青春，<br> 不要感伤，<br> 不要气馁。<br> 握紧生活的缰绳吧，<br>千里驰骤；<br> 在曙光升起的地方，<br>将是一片繁花似锦的草原。<br><br>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新中国的第一波改革春潮，席卷了祖国大江南北，那“属于我，属于你”的炽热情感，像一把火炬点燃了华夏儿女的心房。四十岁的父亲,人生路上又迎新章，穿过黑暗的夜幕，生命愈发璀璨深邃。锦瑟一曲，多少喜乐忧愁散落的春秋便又在我的心间荡漾。<br><div>(部分图片来自网络）</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