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上篇文章,我们介绍一方辽代契丹文大字“七字官印”和上面的黑绿硬锈: 此官印的硬锈颇为神奇,尤以背面的硬锈为甚,下面是印背表面硬锈在高像素、高放大倍数下的一张照片,红色、蓝绿色、褐色的晶体混杂在一起: 从上篇文章与这张相片,可知这种黑色的硬锈生成于绿锈(孔雀石锈层)之上,而绿锈又是在红锈(赤铜矿锈层)之上,它们关系是:<br> 赤铜矿锈层(红色底锈)→孔雀石锈层(蓝绿锈)→颗粒状的硬锈。<br> 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颗粒状硬锈的性质,我们使用另一种高像素手机,拍摄了一些更为清晰的微观照片:<br> 这些应该是在印背的孔雀石锈层基础是形成的某种盐化合物的结晶体。<br> 下面是印背同一部位的不同放大倍数的照片<br> 这几张系列照片中,除去有露出的红色的“赤铜矿底层”,大面积绿色的“孔雀石表层”,逐渐放大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青黑色的硬锈颗粒中,夹杂微小红色颗粒,应该是“赤铜矿”颗粒,蓝白色的菱形颗粒,更多的是褐色菱形颗粒。<br> 随着放大倍数的增加:<br> 局部放大倍数的增加,使得更多的更为微小的颗粒显现出来,形态也越来越清晰可辨。<br> 为了更好地研究这方无柄契丹文官印,笔者从收藏的辽代官印选出一些印背有典型锈色的官印,利用同一部手机和相同的拍摄方法,做出相似的系列照片。<br> 二、辽代官印常见的锈色<div><br> (1) 辽代汉文“都统府印”<br></div> 这方官印应该为生坑绿锈官印。 (2)契丹文“都监之印”鎏金官印 这是一方鎏金官印,辽金官印多有鎏金官印,与我们的想法不同,鎏金官印,其印背也有绿锈。这方官印对印背就有残余绿锈。<br> 下面是一枚鎏金契丹文官印的印背照片:<br> 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鎏金官印上面有绿锈(孔雀石锈),这种绿锈本身就是一种腐蚀,使得鎏金层黯然失色!<br> 下面放大的鎏金层上绿锈的系列照片,使得我们对“孔雀石绿锈”产生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理解。<br> (3)汉文“尚书度支司印” 这是一方印文为錾刻,而非铸造的官印,这个印背,包括侧面都露出了大面积深红色的“赤铜矿层底锈”。<br> 下面的系列放大照片,使我们看到“赤铜矿锈”、“孔雀石锈”的奥秘!<br> 上面的这种锈色,我们称为“熟坑红斑绿锈”。<br> 笔者上面谈到三方辽代官印的锈色层,是辽金官印锈色层中常见的三种。而 “生坑蓝绿锈”和“熟坑红斑绿锈”,是东北辽金故地出土辽金官印最常见的锈色<br> 显然,那方无柄契丹文官印印背上的“黑褐色”的硬锈,应该是“生坑蓝绿锈”绿锈的一种特殊形式<br> 三、一方特殊的官印——火烧辽金官印<div><br> 为了更好地研究辽金官印,特别是辽金官印锈色的生成机理,笔者有目的寻觅一些似乎是被火焚烧过,品相不佳,甚至残破的辽金官印,这些官印都是战争的遗留品。<br> 下面是笔者收藏的一方残破官印,它来自吉林某个古城遗址,相传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与守卫家园的金国军队在这里进行了惨烈的攻防战,蒙古大军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使用从西域带回的石油武器,火攻守城金军,守城军民宁死不屈,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玉石俱焚。<br></div> 这方官印残片,留下了惨烈的痕迹。官印是公权力的象征,使用痕迹尤为明显,特别是印面部分,都被使用的大红印泥所沁润,因此出土的辽金官印,生成的锈层,一方面与埋藏的自然条件有关,也与入土前,官印表面形成的包浆有关。<br>而火烧残留的官印,则烧去了表层的污垢,只剩下官印的本体,虽然不是新铸,也类似新铸。<br> 我们可以看到,这方官印残片,烧起印柄,印背表面相对光滑,生成的红色“赤铜矿层”甚为鲜艳,是“赤铜矿层”最好的标本。<br> 而残印的印面,由于烈火焚身,文字扭曲变形,在锈色上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这方残印的印台的一侧,保存相对完整: 这个印台的侧面,表现出非常典型的青铜器物锈色,底部为典型的赤红色“赤铜矿底锈”,上面生成了密密麻麻的颗粒状黑绿色结晶体,下面就是在同一部位,不同倍数的放大图: 这些印台侧面的锈色,大致说明是青铜器锈色产生的基本机理,在青铜器铜体表面首先生成红色的“赤铜矿锈层”,这种锈层平整致密,对青铜器起到保护用于,随着大自然的影响,青铜器的腐蚀过程加重,在“赤铜矿层”表面形成“孔雀石等”盐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形成对本体的腐蚀,也形成第二层锈层,“蓝绿锈层”。<br> 无论是何种锈层,其不只过是青铜器本身的“铜元素”和大自然的氧化作用形成的盐类化合物的结晶体,即所谓的“结晶锈”。<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