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与反夺权

苏仲辉

引言：《动乱年代》是我自传体文章的第五部分。这部分又分为：（一）复课闹革命、（二）一中风云、（三）夺权与反夺权、（四）“反围剿”、（五）运粮与“夺枪”、（六）进攻与反进攻、（七）余波发酵。本次发表的是第（三）部分：夺权与反夺权。其余部分将陆续发表，希望读者们能喜欢并欢迎批评指正。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本人的文章仅是“民间故事”，不是史料书籍，不必太认真。但在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名字，如存在着不实或有侵权行为的，本人首先表示歉意，并予以指出后，即行改正。

（三）夺权与夺反权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夺权风暴”，在其影响下，古田也发生了“1.26”夺权。

古田“1.26”夺权组织主要是红色老区造反指挥部。在此前后几天，全省的红色老区造反派组织也都进行了夺权，如福清的“1.24”夺权，据说也是原地下党，福清法院院长陈振标主导的。

古田“1.26”夺权事件是由红色老区造反指挥部主导的，这是在全省范围内老区造反派组织的统一行动。古田夺权行为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老区派”夺了“山西派”的权，其中涉及到的历史矛盾和个人利益冲突十分复杂。“老区派”多为多年打游击的老革命，而且历史上的城工部又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老区派”认为“山西派”的许多干部之前只是随军南下的“民工”，一夜间就与他们平起平坐，甚至成了他们的领导，心里无法平衡。后来有人问被夺权派认定为“王关死党，谢桑之流”的谢统院，你为什么会被认定为反夺权派最大的头目，谢统院回答道，因为他是南下“山西派”培养出来的干部。当时，谢统院是古田县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是反夺权派中最大的官。后来在夺权派“全面胜利”时，被捕入狱，还拿出来“全民”讨论，要枪毙他。谢统院感到很委屈，在监狱里，写了一首诗，前两句是：八十慈母倚门头，儿子何罪当街游？而桑照友也是山西籍的干部，县供销社主任。还有一个事例就是，在“1.26”取得“胜利”时，关在县委楼被审查的王义科、关耀庭、王耀源、刘印波等都是山西人，而且还从外地把老县委书记靳苏贤也揪回古田一并审查，他们地道的都是“山西派”。这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有点道理，但显然是狭隘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1.26”夺权后，马上形成了对立的夺权派与反夺权派的两大阵营。

夺权派以“红色老区造反指挥部”和“复退军人造反总部”为主。反夺权派以“七一战斗队”和“野战团指挥部”为主。

“红色老区造反指挥部”和“复退军人造反总部”在全县分部广、人员多、实力强。反夺权派指责其头面人物是陈其党、陈锦丹。

“七一战斗队”是以县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为主，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明清、陈戈、徐崇溪、郑光容、黎益贵等人。“野战团”主要以教育局与“四清”干部为主，代表人物有：潘清藩、颜登平、周仁普等人。

在城关，居民多倾向“反夺权”的观点，一些自由职业者成立了一个“征腐恶”造斗队，是坚定的反夺权派。这组织的名称是根据毛主席的一首诗《蝶念花.从汀州向长沙》词的第一句“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苍龙缚”中的“征腐恶”来命名的，这也足见了当时两派的对立程度。后来该组织人员增多，就升级为“城关行动指挥部”，简称“城指”。其几位头头丁寿芳、浩然、林仔鬼（绰号，即王宝林）都是“成鬼成仙”的人，都有点“歪才”，是一支战斗力极强、不可小觑的造反派组织。

是年，3月的一个夜晚，古田一中的教室里灯火辉煌，学生们正不辞辛劳地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着充分准备。次日，在古田十字街的一个显眼位置，一张醒目的大红纸《宣告书》正式张贴，宣告古田一中猛虎战斗队成立了。与此同时，一百多张大字报纷纷张贴于十字街及其周边显眼处，彰显出猛虎队下山的气势和决心。

猛虎战斗队后来加入到“8.29”组织，成为“8.29”古田分部。极有意思的是，“8.29”总部是支持红色老区夺权的，而“8.29”古田分部却是反夺权派的，总部与分部的观点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重点大学的师生都有到各地“传经送宝”，指导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当时，古田就有两大驻古田的学生组织。一是“全国学生驻古田联络站”，简称为：“全联”。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永祥为站长、福建师范大学的劉慎平为副站长，还有北京大学的陈远平和李育兴、黃長标、王青怡等人，他们都是古田人。二是“厦门大学驻古田联络站”，简称为：“厦联”。杨军（杨明堂）山东人（家住邵武）为站长，郑剑峰为副站长，还有叶明库（桃溪人）夫妇（厦门大学教师）、杜琦、罗训强（闽清人）、刘奈英、陈碧林、黄开银、陈爱玉、潘启亮、潘开平等人。这两个组织对古田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影响是很大的。

“1.26”夺权后，“全联”认为夺权是文化革命的大趋势，好得很，必须予以坚决地支持。“厦联”认为，夺权应该是“造反派”去夺“走资派”的权，怎么能是还在台上的“老区干部”去夺不是“老区干部”的权呢？“1.26”夺权行动必须予以坚决地反对。当时，名躁一时的《反夺权派公告》，也就是反夺权派的行动纲领，就是“厦联”的杜琦写的。而厦联在厦门又是“8.29”总部的，这里的关系确实有点复杂，还得先介绍一下“8.29”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此纲领的指引下，厦门八中红卫兵300多人，步行到福州要揪斗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省委书记叶飞将军的老婆）。8月29日中午，厦门、泉州、福州、南平等地30多个单位与首都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近一千多人冲击省委机关，以支持厦门八中红卫兵为名，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接见，未能如愿。红卫兵在省委广场烈日下静坐绝食，读语录、唱歌、呼口号长达6个小时。因受太阳暴晒，致使数人中暑晕倒。晚7时，持不同观点的许多“东海前线”红卫兵也来到省委广场并控制了主席台。晚9时，叶飞出来接见，讲完话退场后，两派即发生了争执和殴斗。时称“8·29事件”。

1967年1月，福建省“8.29”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8.29”所属各红卫兵组织，均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把造反运动的主要目标从文教界、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转向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冲击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8.29”组织除福州司令部外, 在全省不仅都有下设有组织，而且还另设有“农运组”，负责联络农民，是福建省各市县夺权的“劲旅”。

与“8.29”相对立的派别组织主要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和“倒韩”（韩即：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态度极为强硬的“‘4.20’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4.20革造会”。革造会与“4.20革造会”在全省也都有地方组织。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革造会、“4.20”的代表人物有：姜观、郑火排、王泉金等。

古一中猛虎队受到“厦联”的影响，参加的是厦门的“8.29”。 “8.29”古田分部的观点与“8.29”总部的观点不同，坚决地反对古田的“1.26”红色老区夺权。这也许是1967年8月9日，革造会包围攻打设在华侨大厦的省“8.29”总部，而“8.29”总部发动了周边几个县市的红色老区农民几万人进城“勤王”，古田老区农民却没有参与的可能原因。

猛虎战斗队主要成员以学生会干部、团组织干部和班级干部为核心骨干，以高三学生为中坚力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的。主要成员骨干有：黄茂兴、陈泽芝、季光霞等人。

古一中红卫兵组织中还有许多组织也持反夺权的观点，如：谁主沉浮战斗队，其队长是陈宝桐，后在古田公路局当工程师；未足奇战斗队，其主要成员有叶紫媚，郑大彬等；血战到底战斗队，其骨干成员有吴培强、陈则潭、瞿述干等；还有红烂漫战斗队，当时的主要成员有姚云英、丁惠慈、申桂苹等人。后来这些组织都并入到了猛虎战斗队，成为猛虎战斗队坚强的战斗力量。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奇葩的故事:

“红烂漫队战斗队”主要是由低年段的学生组成，那时，他们都是些小年轻。猛虎队的头头叫他们成建制的假“投诚”到夺权派的“红旗兵战斗队”里去弄情报，搞“间谍”活动。结果，“假戏真做”，除了几个头头外，其他成员都“真投诚”了“红旗兵”。这“真投诚”后的“红烂漫队战斗队”的待遇可提高了，队部设在原县长楼里。有队员回忆当时“确实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古一中持反夺权观点的还有“2.15”指挥部，其主要骨干成员有张永灿、陈秋季、陈绍樑；呐喊战斗队，其主要骨干成员有陆文平、黄宗祥。这两个组织受省里革造会、“4.20革造会”的影响比较大，比较强悍，战斗力很强，“2.15”指挥部和呐喊战斗队的这些主要骨干成员也都是班干部与学生中的精英。

后来，随着两派斗争形势的激烈与严峻，古一中的反夺权派各个组织又进行了整合，联合起来成立了“新一中公社”，选举猛虎队的队长黄茂兴为社长。黄茂兴杉洋善德人，高三（1）班的班长、团支部宣传委员、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选举时，黄茂兴还在老家，但还是被选上了。有人开玩笑的说，这就如当年陈独秀人在北京，但在上海开会的代表，还是把他选为了总书记。

支持古田“1.26”夺权派的古一中红卫兵组织主要有“红旗战斗队”，社会上都称之为“红旗兵”，主要核心成员有胡敬茂、蔣自良、黃少榕、游國梓、謝泽涵、李美慈等。这也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组织。还有“1.26”红卫兵，其前身是“东海前线造反司令部”，被对立派的大字报攻击为“东海乌贼”，后来这个组织销声匿迹，可能并入了红旗兵。

古田夺权与反夺权两派造反组织泾渭分明，阵线清新，观点对立，斗争激烈。两派的争斗，不仅造成了官民对立，而且还出现了兄弟相残、夫妻反目、父子决裂、家庭解体、群众斗群众的奇葩现象。两派的争斗，使得那时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消亡，全民被魔魇。

起先，两派的争斗仅限在舆论战，争夺舆论阵地。一派大字报刚上街，另一派大字报就覆盖上去；双方都占领城里的许多制高点架设高音喇叭进行宣传与攻击对方；时常还在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举行集会游行，声讨对方的“罪行”。当时，北京首都有一个“五一六联动”的造反派组织，一时很红火，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后来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这样，夺权派就攻击反夺权派为“野七联动”（野战团、七一战斗队）；反夺权派就攻击夺权派为“党丹联动”（党，就是陈其党；丹，就是陈锦丹）。

两派都在努力争取对社会的控制权，都想通过组织各种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和社会风气，但双方绝大多数的争论，都是意气之争，口号对骂，都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少真正严肃审视自己的言论是否正确，很少真正严肃思考对方的言论有没有道理，更没有考虑历史的价值与未来的后果，都以为自己在仰望星空，却不知只是身处井底。

由于夺权派中农村老区的农民多，复退军人多，耍笔杆子的少；反夺权派机关人员多，像陈戈这样的秀才就不少，而且古一中师生也多。当年古一中有一位语文老师李茂开，写了一篇《一切为了政权》的文章，极为煽情，就如战斗的冲锋号，激励了许多反夺权派人员为之冲锋陷阵。李茂开老师在夺权派掌权后，还被抓去蹲了几年的监狱。 “城指”丁寿芳等人编的“三句半”，幽默、风趣、犀利，市民们都当作娱乐节目来欣赏，争取到很多民众的支持。

夺权派也有很强的笔杆子，如粮食局的局长吴德福就很会写，夺权派的许多文章都出自他的手。但两派相比较起来，显然舆论战，还是反夺权派占了上风。。

张贴大字报与覆盖大字报，还经常发生肢体冲突。有一次，在解放路至西大桥中段（即现在的能兴酒店楼边）的大字报木牌下，反夺权派在贴大字报，而夺权派的的人见了就要用大幅标语去覆盖。这时，反夺权派的人还未走，不让覆盖，这样双方就发生了争执，最终造成肢体冲突。反夺权派中有一位女生，在肢体冲突中被夺权派的人当胸打了一拳倒地不起。很多人都跑过去看热闹。之后，双方谴责对方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马上就上街了，这样我们才知道，夺权派的“凶手”叫“秦振栋”，被打的反夺权派的女生叫“钟平爱”。

6月14日，农民进城。进城的农民以凤都、平湖、凤埔的为多。农民的进城，使得形势直转直下。

农民进城的大军，不仅人数多，也极威武，宛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他们手中持着各式各样的武器——钢筋闪烁着寒光，木棍沉重有力，大刀锋利无比，长矛尖锐且长，但多为“竹筅”。“竹筅”就是将古田盛产的毛竹尾巴削尖，竹丫留十几厘米，然后用火烤了，把竹丫向后弯，毛竹尖也用火烤硬，这样刺可进、回可拉，有点像狼筅式的武器，独特、机动、实用，所以称为“竹筅”。进城农民他们的头上，戴着用竹藤编织而成的帽子，就像部队军人的头盔，既实用又充满野性。他们一队又一队，走在大街上，使得县城的大地都在震颤。他们随时行进随时高呼：“谁反对夺权就砸烂谁的狗头！”这坚定激昂的口号，响彻县城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县城被一层浓厚的“红色恐怖”所笼罩，随时都会有一场风暴。

进城的农民把街上所有反夺权派的大字报统统撕毁，见到反夺权派的人员露头就围攻、就揍。一位反夺权派的男子，在县卫生院那里，被进城农民发现后试图越墙而逃，被农民从3米高的围墙上打了下来，然后用石头棍棒一顿胖揍，打得他鲜血淋漓，奄奄一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县闽剧团叫张国森的武生，他也持反夺权观点，他在十字街三角店的背后原三山菜馆那里被十几个农民围着打，被刺了20多刀，幸好他有武生功底，还是被他爬上屋顶，踩着瓦片逃脱。我的邻居陈维振，他是“城指”的成员，他走在街上被认出后，被追着打，被砸了好几块砖头，然后他跑到一个居民家里，从背后跳窗逃掉。我母亲见他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叫他马上喝小孩的尿，说这会去内伤。猛虎队的主要干将之一季光霞的家里也来人要求“辩论”，使其不敢再回家。

更为恐怖的事，有一位持反夺权派的外地学生，被凤都桃溪的老区派抓到曹洋溪“蛤蟆桥”（位于去罗坑村的一座石拱桥）附近的山上“枪毙”了。1975年，整顿时被立案处理，一大批公安人员在“蛤蟆桥”水下打捞“凶器”，时任桃溪大队书记的叶明×，仕坂大队的一位老游记队员钟××被抓。我当时在仕坂大队施工水库，对抓捕经过还略知一二。

县里派出抓捕队要抓捕叶明×，但几次都扑了个空，就是到村里去调查，也受到村民的抵制。后来，有一位桃溪村卖菜的农民，菜挑到仕坂要卖给工作队，一位抓捕队的人就问他，你们的书记去哪里了。这位农民有点弱智，菜一定要一斤一斤卖，三斤半他就不懂的算是多少钱了。而且说话语音也不清。他说书记在家里，但是，是在卖菜的农民家里，还是在书记自己家里，再问就不知道了。但抓捕队马上认定，叶明×就在桃溪村，没有走远。下半夜三点多钟，抓捕队10几个人，在仕坂大队吃了宵夜后，就直扑叶明×的家，但敲开他家后，还是未见其人。但有人发现，有一个房间床铺上的棉被是凌乱的，而且手往里一摸还有余热，就断定刚才叶明×还在家里睡觉。刚才路口肯定有人放哨，通知叶明×跑了，但一定没走多远。于是抓捕队就从后门追了出去，最后在后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抓到了叶明×。

抓捕钟××那就简单了。解放后，钟××享受着老革命的待遇，感觉很好，他在被抓捕之前，从没意识到会有人去抓他。他没文化，强悍粗犷，经常在酒后说他当年是怎么杀人的，有的情节血腥恐怖。如他说，他把抓来的人拉倒沼泽泥潭了，让他深陷其中动荡不得，然后用刀将其乱砍而死。这次抓他，是大队通知他，到县里开会，他很高兴的去了，而这一去就没有回来了。次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大队有派人去监狱看他，听说他在被审讯时，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宁死不屈”，但给他二两酒喝，酒后他就什么都说了。

在两派激烈争斗中，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所属派系紧密相连，没有是非之分，没有对错之别，全民被魔魇。反夺权派在城关呆不下去了，只能全线撤退，撤到松台山的古一中校园内，撤到城南郊的松吉村、撤到城西郊的罗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