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玛下乡往事

黄大信

今年是我插队55周年。我先后在呼玛镇公社二队、一队、机耕队待过。下乡10年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往事。

闯关东

呼玛镇公社二队原来叫老头队，主要由闯关东的山东、河北、山西的移民组成。大部分呼玛淘金人来自胶东烟台地区的招远、黄县、掖县。故有“黄县的嘴、掖县的腿”的说法。山东黄县的做买卖多，掖县的跑运输搞物流的多。这些都是呼玛当年金矿产业链的一部分。这些采矿沙金人，当年大都是青少年时期就千里迢迢闯关东，投亲靠友来到呼玛的漠河、兴隆谋生，到老都孤身一人。

二队韭菜地边上后来搭的韭菜大棚旁有个木头垛，边上的土屋里就住着几位老人，当年有七八十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都是队上的“五保户”。其中有一位据说还到过巴黎，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辫子兵。

我们有时干活回来路过那儿，会帮他们挑点水。有一次我问大爷：你们那时咋不回关里家娶媳妇呢？他说：当年在沟里沙金，管吃管住干了几年，攒了点钱，揣了点金子也想回家娶媳妇。但到了盘查处要搜身，金子都搜走了。盘查驿站处吃喝嫖赌样样有，钱都给了窑子里的娘儿们，千里迢迢也回不了家，只能背着背夹子回沟干活。几次折腾下来，都老了。解放了，咱这些老人归了农业社，就在这儿养老送终了。他们有时还开玩笑说：我们是老跑腿，你们是小跑腿。

当年带领我们知青干活的庞义田大爷是河北昌黎人，他在沙金老人中算是年轻的。

1959年山东梁山修建水库，国家把库区农民集中移民到呼玛各公社，如漠河公社、荣边公社都有。

二队的书记队长大多是山东移民的土改干部，如王瑞生书记、袁月棠主任等。袁月堂大娘本是河南人，1942年河南大旱，黄河都干了，饿死很多人。为了救母亲和弟弟，袁大娘走过黄河，自卖自身换了几斗高粱，嫁给了中年丧妻的王少海。二队的梁山移民以王姓为主，辈份是王少海等少字辈为最大，瑞字、端字都是儿孙辈了。1969年起大批知青插队，知青返城后有不少人投亲靠友来队里落户，队里人口增加不少。

一队的主要成员是伪满时期的开拓民。牡丹江宁安县被日军占领后，当地农民被迫整体移民到呼玛县境内。谭景和、杨常山、杨常俊及傅树生的父辈都是来自宁安的开拓民。开拓民当年很苦，死了不少人。有句顺口溜：开拓民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麻袋片儿。开拓民中间也有滿族人，在大队机耕队打更的陈大爷说他们从前是在旗的旗人，后来被开拓了。一队也有大批山东莘县的移民，一队书记吴平华哥俩、吴天香、吴天银、申宝义父辈都是山东莘县的，一队的莘县移民以吴姓为主。

当地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与汉人通婚的。如：三队的山石奎是达斡尔族。李长银妈妈是鄂伦春人。中俄边境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俄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二队的老队长韩友才在队上是农业方面的好把式，每年开荒播种都是老韩领着机务员在哪下犁的，看到下了一场透雨，他会说：老天下白面了。他老婆尼娜是纯俄罗斯人，当年属于“无国藉”，现在属于中国藉俄罗斯族。呼玛边防外事部门与苏方会唔经常找她做翻译。原来尼娜嫁的前夫是中国人，听说是富农，老韩在她家做长工。后来她男人死后才改嫁给老韩。耿宝年家是第二代中俄通婚家庭。

当地的荒地很多，只要肯干，吃饱没有问题。二队没有地主，最多是富农。如开粉房刘家的三兄弟。刘德利比我们大三岁、刘胜利比我们大一岁、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还在上学。我们刚到二队时，队里照顾刘德利当时胃不舒服，给他派了轻活：让他帮知青宿舍烧炕，当他见到知青时很坦诚地说了自己是富农子弟。他哥俩干活很卖力，和知青们的关系不错，刘胜利近年来还来过上海，知青们纷纷请他吃饭。

我们当时思想很单纯，没觉得什么，但有女生“思想觉悟”高，背后里议论袁大娘是贫下中农，怎么能让富农子弟给知青烧炕？要我们向小胡学习？听说小胡是地主成份，是头些年从关里安徽到呼玛投亲靠友，落户在二队的。我们刚来生产队时，袁大娘要我们安心在那里，她说：“你们在这好好干，叫你们爹娘放心。你们要向小胡学习，他那时光着腚来的，现在也娶上媳妇生好儿啦！”现在回想起来袁大娘很朴实，只要你好好干，就不会歧视你。

漂流木

50多年前，黑龙江上游经常有漂流木，有的是上游涨水时冲走的江边准备串排的原木，有的是撞散的木排。黑龙江在近老摆河附近有个弯，经常有漂流木搁浅在柳毛丛和江滩上。我们在老摆河开荒，准备盖个地营子，经常是四个人把原木抬到岸边不远处，不多日子就捡够了所需的木头。有的木头茬口像是苏联人用油锯伐的，因为当年中国上游江边的漠河、兴安、依西肯公社都用快手工快马子锯伐木。

第一批知青来到生产队，队部马号旁的屋子有三小间，住下12名男生、5名女生，其他女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第二年春天一下子又来了五十多名知青，生产队准备给知青盖宿舍和食堂，位置选在队部大院北面的土岗上。

队领导向林业局办了民需用材的伐木申请后，就带着我们进山伐木。我们有选择的伐木，选择直径30厘米长得顺直的落叶松做房梁和柱子，按八米和四米的楗子下料，在老社员耿宝年的带领下，周崇新、夏鹏他们把原木串成排，顺呼玛河放排下来，放木排是最经济的运输方式。

我们在土岗上先后盖了两栋知青宿舍，长约30米、宽约8米，一栋有4个门，进去是走廊，隔成前后2间。那时队上还没有圆锯，用的是原木梁。梁上面铺了一层柳条杆，是开江前，登上黑龙江上江岛上砍的。柳条杆份量轻，还直流。当年钉子紧缺，我们就用8号铁丝掐成钉子长度，当钉子使。铺好小杆，再抹好天棚泥。

天棚平顶上立好人字形的牤牛架，牤牛架上订好横条后铺房盖板，最后铺上油毡纸订好压条防雨。木匠们忙着做门套窗套，知青们利用雨天地里没活，都上了盖房工地，安门框窗框，订板条子摔大泥。每天收工后的马车牛车会拉一车粘土沙土到工地。庞大爷和几个会瓦匠活的盘炕、砌火墙烟囱灶台。就这样到了秋天，两栋知青宿舍和一栋食堂盖好了。宿舍西边还挖了个大菜窖，把土豆白菜储藏起来好过冬。

打野猪

1971年春天，黑龙江呼玛段还没开江，而上游天气转暖，先行开江，形成“倒开江”，上游冲下来的大量冰块形成冰坝，江水上涨威胁到两岸，经外交协商，苏联人开了直升飞机扔炸药包炸开江上的冰坝。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我方武装民兵携枪潜伏在江边，防备苏联人乘机搞突然袭击。

那年下站的麦子刚种下就被淹了，大水后再补种，又遭遇旱灾，小麦长得矮，钐刀打下来后都没法捆个子，只能用叉子叉成堆。那年二队麦子的收成不好，100斤麦种只收了150斤，麦子也是下风头的，里面尽是草籽野乔麦，磨的面很黑，做的馒头粘牙。

我们在山上打柈子时，庞义田大爷开玩笑说：这馒头掉到地下找不着，拿手捏捏搓搓跟“粑粑”一样。

那年我们粮食不够吃，每人一天七个馒头的定量。冬天山上两顿饭，二两一个的馒头，我早上一顿吃了5个，还揣了2个中午烤着吃。回来只好吃队里拉到山上的冻土豆，原来小土豆不下菜窖堆在外面，准备喂猪的。这冻土豆不用洗也不用缓，连皮带泥直接下到烧开的锅里，煮熟了捞出来，放进嘴边，皮一捏就下肚了。我下乡10年，吃返销粮是唯一的一次。

照片右是上海干部张世雪。

1972年秋天，呼玛风调雨顺，麦子长得特别好，但那年灰鼠子和野猪特别多，队部屋脊上常见灰鼠子乱窜。西山根和三线余庆上沟的麦子被野猪祸害得厉害，我们用雷管点了驱赶，后来就不起作用了，于是我们向公社武装部申领子弹护秋。

上海干部张世雪是当兵出身，在三线用五六式半自动枪打死了一头大野猪，去了头蹄下水还有三百来斤，用四轱辘车拉到队里，分给社员和知青食堂。那年头大家喜欢肥肉，可这野猪肉全是瘦肉。

张友琪他们晚上带枪趴在麦田里，只听见老母猪有节泰地哼哼，一大群小猪唰唰唰地跟在后面，边走边吃。等老母猪发现了我们有埋伏，顿时不哼了，一群小猪也马上停了下来，只听那老母猪尖叫一声，小猪立马四下逃散了。我们钐刀打下的麦子捆好，垛成的麦垛，有好多都被野猪拱了。

有一次我和夏鹏拉地，夏鹏在车上装车，我在地下挑麦个子时，只见一头中等个子的野猪被我们养的一条黑狗撵得直跑，我立马拿着叉子追赶。那头野猪钻进了树林，黑狗也跟着窜了进去，我撵不上了，眼睁睁地看着快到手的猪肉跑了。那年麦子丰收，我们也吃上了大白馒头。

机耕队

我们刚到呼玛时，各生产队的土地是县农机站代耕的。后来各队派人学当农机手把大犁、开拖拉机，培养了一批农机手。一队有周世华、谢路明等，二队有王庆华、严迎建等，三队有俞广林、姚芳玉等。后来县农机站的拖拉机下放到公社大队，呼玛镇公社三个生产队出资成立了大队机耕队，在大队铁木组院里，谭景和当时任大队长兼书记。

1972年大队铁木组着火，半夜里火光冲天，我们二队离得近，知青都跑去救火。当时最先冲进火场，从着火的机库里开出拖拉机的是三队的俞广林和姚芳玉，他俩是真正的英雄。

灾后，机耕队迁到一队的场院。二队的王建华任大队机耕队财务管理员兼土技术员，张铭福是队长，王建华后来被公社任命为副队长。1975年王建华被推荐上了大学后，三队的邱敬善接任财务管理员。1977年谭景和书记病重，公社把我从一队调到大队机耕队。

我到呼玛插队多年，从没接触过机械，担心机耕队有些人可能难以对付。老谭鼓励我说：没事，有事找我。老谭在大队很有威信。机耕队设在一队原来的场院，那时一队知青陆续返城，我从一队知青宿舍搬到机耕队，与打更的陈大爷同住一屋，同睡一炕，搭伙吃饭，方便与大伙一起抢修机车。

呼玛的机械化程度高，拖拉机是主要的生产力，不能趴窝，出了故障需要及时排除。张本超和机耕队成员经常通宵连轴转抢修机车。冬天，我们都例行对拖拉机及大型农具进行大检修，以保证春耕的正常进行。

春季拖拉机耙地、播种尘土飞扬，一天下来满身满脸是土，只见牙齿是白的。修机车时钻在机车里，手上衣服上全是油。机器正常，工作不停。白班人员下班，夜班人员过来，保养一下机车，就开始翻地耙地，12个小时轮班倒。晚上我耙出来的地，白班好播种。种地的关键是抢时间，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趁天好，得抓紧干，不误农时。

我和张本超配合得很好，生产业务上都听小超安排。我们制定了车长负责制，作业量、油耗量、维修费三顶成本统一考核，做得好的有奖励，大伙都很赞同。二队的王庆华、庞新民就做得很好。这一年，机耕队添置了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由王庆华使用，他也是呼玛县第一个驾驶自走康拜因的人。我和庞新民开同一台机车，他教我学会了开拖拉机、耕地、耙地和检修保养等。我顶夜班，白天还能和小超一起商量研究各队机车的生产作业情况和进度。

小邱是机耕队会计，带管仓库，采购零件等，我们大家都配合得很好。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很尊重我。小超还叫他老婆和新民媳妇帮我拆洗被子，我很感激，觉得很不好意思。这年机耕队年终分红也很高，和各生产队一样，都是二块多一工，公积金都有积余。我们机耕队的各种机车状态都良好，各队都培养了年青的机务人员，也为后来机车下放到生产队打好了基础。

公社和各队领导及大队机耕队全体人员。（摄于1978年11月29日）

一队老乡和书记队长欢送徐时轮留影（摄于1979年1月17日）

机耕队是1978年底下放到各生产队的，当时还是集体性质。当时各队都有一台“丰收-35”胶轮，也都有车库。下放后，我也回到了一队机耕队。呼玛县全县都这样。公社领导先做思想工作，后来在机耕队大院里大家聚了一餐，到照相馆拍了合影照。我于1979年2月回到上海。

老韩队长的儿子王铁汉是中专生，县农机站的技术员，给我们上过农机课。临走时他送了我这本书，说是以后搞机械用得着，这本书我一直珍藏至今。

作者徐时轮，上海市安亭中学六九届初中毕业，1969~1979年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呼玛镇公社一队、二队插队，曾被评为县级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