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名节求大义的悲剧英雄

申辽原

　　700年前，蒙古通过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终于灭亡了南宋。南宋抗蒙战争，在四川历时最久，而四川的抵抗，最后终结于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钓鱼城最后的守将王立，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屡败蒙军的骁将，在最后关头，为保全城中十万军民身家性命，不顾背负千古骂名，向蒙古人递交了降书。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手灭金，蒙古人随即将兵锋指向盟友。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一次又一次大举南侵。1258年，蒙哥亲率10万大军入川，结果兵败钓鱼城，身中箭矢，不治身亡。

　　蒙哥败亡，引发蒙古内乱，各路南征和西征蒙古军撤回草原，使南宋历史又延续近20年，也使得西征蒙古大军未能进入非洲，钓鱼城保卫战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钓鱼城自1243年建成，在抗蒙战争中一直顽强坚守，历时36年。钓鱼城的坚守犹如一盏光芒四射的灯塔，鼓舞着南宋军民的斗志。

36年中，钓鱼城的主要守将先后有三位：王坚、张钰和王立。

　　王立早年跟随张钰参加抗蒙战争，在枪林箭雨中出生入死，是个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他于1276年接任合州安抚使，开始承担钓鱼城防守重任。但王立接手钓鱼城时，全国抗蒙形势已急转直下，四川全境大面积沦陷，仅存重庆、泸州与钓鱼城三座城池互为犄角，在蒙古军日复一日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支撑。

　　不久，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陷落，年仅五岁的宋帝被俘，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蒙军投降，同时向全国发布投降诏书；由于地理封闭，加之战时信息不通，四川军民不知南宋已亡，仍以顽强意志坚守着脚下的土地。

　　1277年6月，泸州城破，守将王世昌血战殉国。翌年12月，重庆陷落，张钰被俘自尽，整个四川，只有钓鱼城的抵抗旗子在嘉陵江边孤零零飘扬。

　　此时的钓鱼城，集聚着来自四面八方难民十余万，而这个面积仅2.5平方公里的山城，其田亩所产，通常仅够维持两千多人生存。当年王坚、张钰守城时，对进入城中难民有所选择，并严格控制居民数量。至四川抗蒙战争后期，沦陷地区扩大，加之蒙古军肆意屠杀，民众大量死亡。据史料记载，这期间，四川人口从战前1500万人锐减至80余万。面对处在生命边缘的难民，王立不忍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悉数接纳；这样一来，难民固然得到了庇护，众多人口却成为钓鱼城防守的沉重负担。这时，恰逢四川连续两年大旱，粮食歉收。同时，蒙古军也汲取多年攻城失败教训，对钓鱼城采取围而不打战术，以待城中粮草耗尽，不堪一击时再发动进攻。由于粮草日益匮乏，城中居民饥馑，竟发生易子相食惨剧。

　　王立推算，如此下去，抵抗何以坚持？他知道，泸州、重庆二城失陷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中断粮。仅仅一个粮食问题，就足以让钓鱼城的防守在短时间内崩溃瓦解。城中现状，与20年前抵御蒙哥时已有很大差异。想当年，城中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对抵抗充满信心，而今天，孤城坚守，前途无望，抵抗已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城中悲观气氛日浓，人心不一，军民形成意见分歧的两派，一派主张忠君报国，抵抗到底，另一派则主张为了百姓生存，放弃抵抗；恰好这时，蒙古军发来最后通牒：若顽抗不降，一旦破城，将屠尽城中之人！血淋淋的威胁，犹如一柄利剑高悬全城军民头上，令王立寝食难安，他不禁想起蒙哥遗诏。

当年蒙哥命丧钓鱼城，遗恨万分，临终发布遗诏：“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屠城之心，无比强烈。

　　王立作为一名冲锋陷阵武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若是坚持抵抗，以身殉国，定会留下一世英名；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名节。尤其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忠义精神”更是深入人心，以至成为文武官员为官尽职信条。据统计，南宋灭亡时，一级文官自杀殉国者多达400余人。悲壮的国殇中，这些壮举无疑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座高大丰碑，如文天祥、陆秀夫、王世昌、张钰等。所以，在此历史文化背景下，忠勇者绝不会选择放弃抵抗。

　　但是，顾了自己名节，城中十多万军民咋办？想到蒙哥遗诏，想到这么多年来蒙古军在钓鱼城下付出的惨重代价，城破之时，军民定会惨遭屠戮。多年以来，围攻钓鱼城者基本上是蒙古人的东川军，这支当年由蒙哥统领的军队，将抵抗者斩尽杀绝是他们的野蛮传统，加之他们不少人父辈和兄弟战死在钓鱼城下，复仇烈火一直在他们心中燃烧。王立知道，这些东川军正带着嗜血的欲望，在城外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疯狂地扑进来，将城中男女老少统统杀尽。

　　这时，一位美丽聪慧女子看出了王立的心思，女子姓宗，原蒙古军泸州守将熊耳之妻，元朝重臣李德辉同母异父妹妹，史称熊耳夫人。

　　李德辉，汉人，通州潞县（今北京通州）人氏，自幼聪颖，学识渊博，早年因其才华为忽必烈赏识，令其担任王子真金侍读，后几经升迁，官至元朝安西王相兼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安西王乃忽必烈皇子，节制川陕两省军政，安西王相权力无疑很大。

　　熊耳夫人年少时，常到西川王府看望兄长。她乖巧玲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颇受西川王青睐，后来西川王将她许配自己卫士熊耳为妻。1276年6月，王立攻打泸州，熊耳战死，熊耳夫人被俘。她为求自保，对王立谎称自己姓王，原为宋将牛乾之妻，因丈夫殉国，自己被熊耳强掳为妻。王立见其美貌聪慧，颇有好感，便带回钓鱼城侍奉自己母亲，并认作义妹。

　　熊耳夫人在钓鱼城居住了两年多，她善解人意，成为王立知己，却一直未将自己真实身份告诉他。现在，见钓鱼城到了生死紧要关头，王力陷入两难痛苦之中，她决定亮明身份，劝说王立放弃抵抗，向西川军投降，并利用李德辉的权力保证全城军民安全。

　　当熊耳夫人向沉闷痛苦的王立告知自己真实身份时，王力大吃一惊。熊耳夫人随即将自己想法对王立和盘托出，劝王立认清天下大势，为十多万军民身家性命计，停止抵抗。她对王力说，南宋已经灭亡，切莫拘泥于忠君名节，眼下救民水火，才是大义。经她反复分析劝说，王力纷繁矛盾思绪逐渐清晰，他决意舍自己名节于不顾，设法把全城军民从血与火中拯救出去；但是，他对熊耳夫人的计划还是有所顾虑。熊耳夫人坚定地对他说，如果西川军接受我们条件，就停止抵抗，如果不接受，我将和你一起血战到底！熊耳夫人的坚定和忠诚使王立下定了决心，他决定派人到成都西川枢密院向李德辉传递停止抵抗信息，但要求李德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放弃抵抗必须以尊严为前提。

　　熊耳夫人为证明自己身在钓鱼城，特地按李德辉熟悉样式做了一双新鞋，并附家书一封，将家书与降书一并置于鞋内。李德辉见到家书降书，高兴万分：一是终于知道了小妹下落，二是坚如磐石的钓鱼城即将放弃抵抗。李德辉长期在忽必烈麾下效力，而忽必烈是蒙古诸汗王中唯一欣赏汉文化的皇帝，在一些汉臣长期影响下，忽必烈同意放弃屠戮实行怀柔，以安抚民心。李德辉力争实现小妹愿望，他上奏忽必烈，劝其放弃蒙哥遗诏，答应钓鱼城的请降条件。忽必烈毕竟是雄才大略一代帝王，他从汉文化传统和统治大局考虑，同意了李德辉的请求。

　　消息传回钓鱼城，王立和熊耳夫人异常兴奋，这个原以为难以实现的目标终于实现，钓鱼城有救了，全体军民有救了。王立此时已经义无反顾，他为忠君保国奋战多年，如今，南宋君已亡，国已破，国祚不复，自己欲忠而无君所忠，欲保而无国所保，惟有保民才是至仁至义之天理，至于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去吧。

　　李德辉深知东川军与钓鱼城有血海深仇，为确保全城军民安然无恙，他不顾花甲年纪，亲率500人赴钓鱼城受降。

　　得知钓鱼城将和平受降消息，东川军统帅汪良臣异常愤怒，他断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要知道，20年前其胞兄汪德臣与蒙哥同时殒命钓鱼城下，此外，东川军与钓鱼城血拼20年，损兵万余，折将若干。他曾发誓，一定要用钓鱼城全体军民性命来为先帝和家兄雪耻，为亡卒和故将报仇，如果放过钓鱼城军民，雪耻和报仇岂不成了泡影？此外，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钓鱼城下血战多年，最后，胜利果实竟让西川军轻松拿去。于是，汪良臣拒绝了李德辉和平受降要求，并把李德辉带来的500人控住，李德辉劝说几日无果。后来，元廷派使者送来忽必烈诏书：“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圣谕既下，李德辉不再劝说，他态度强硬地对汪良臣说，这事没有商量余地，圣旨必须执行，否则你只有去死！事已至此，汪良臣纵有亡君杀兄之仇，损兵折将之恨，也只好作罢。

　　1279年2月，钓鱼城正式放弃抵抗。城开之日，全城军民欢呼雀跃，无不鼓舞。

　　钓鱼城受降后，李德辉随即从城外调粮实施救济，并命城中军民将城墙全部拆除，以绝后患。随后，也许出于防止东川军报复考虑，李德辉又下令将钓鱼城军民全部解散。至此，这座屹立36年的城堡在历史时空中完全消失，只有那些断壁残垣为人们提供着往昔记忆。

　　钓鱼城的烽火熄灭了，关于王力的争论却开始了，有人说他是投敌，是失节；有人说他牺牲自己名节，救民于水火，是大忠大勇，大仁大义。700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于是。

　　明弘治年间，合州官府在钓鱼城为当年守将王坚和张钰建祠一座，称“王张祠”，后来又把对钓鱼城抗敌有功的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牌位请入，一并供奉，改称“忠义祠”。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忠义祠时再增祀有功之臣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宁屈一己”而保全民众，熊耳夫人和李德辉对钓鱼城军民也有“再造之恩”，故将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牌位请入忠义祠，此后133年，历任知州皆无异议；但光绪七年（1881年），知州华国英再修忠义祠时，认为王立当年系无耻变节降敌，将三人牌位逐出祠去，并在厅堂楹柱撰联表达凛然心意：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认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三人虽对宋廷无忠，却对百姓有义，于是另立“贤良祠”供奉三人牌位，由此可见忠君和爱民的区别，官心与民心的差异。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登临钓鱼城遗址，题诗《钓鱼城怀古》抒怀，对王立也是大加鞑伐，并将王立、熊耳夫人二人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

魄夺蒙哥尚有城，

危岩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磷蚧，

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

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

遗恨分明未可平！

　 华国英和郭沫若所以如此，也许是自身观念使然，也许时逢华夏国难，历史与现实联想之下，情绪难免激愤。

漫长的封建和专制集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贯穿历朝历代，君主就是社稷，民众则是蝼蚁，所以，爱国和忠君往往联系在一起，民众利益甚至生命往往不足为虑。

1981年，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在合川召开。700多年过去，关于王立的评价，两派观点依然形同水火，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如此大是大非问题，要想统一认识，绝非易事。

（2009年7月于贵阳，2010年1月发《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