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

柳

柳氏歙县《留耕堂》五子柳仁春 之 妻 汪玉凤 我的奶奶汪玉凤生于1898年，卒于1969年，属狗。
　　奶奶是歙县县门口汪家的三小姐。汪家在歙县也算是名门望族了，奶奶的二哥是汪闰生（汪老闰）。汪闰生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长子汪道源（字鲁生，歙县志2010版P1203），铁路工程师，早年供职于陇海铁路工程局，后来任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设计副总工程师，后定居四川。次子汪道渊（字守一，1913—2011），国民党撤退时去了台湾，曾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女儿大，叫汪银河，嫁给了歙县南源口她的二姑妈家，侄女随姑，表兄表妹亲上加亲。早些年我们这里很流行。
　　奶奶在家排行老三，人称三姐。她的大姐嫁到南源口的就田村何家，二姐嫁到南源口的程家。两年前，我去了就田村一趟，找到了大姨婆的孙子何松华及家人，他比我小好几岁，算是我的表弟了。大姨婆没有生育过，早年过继了何松华的父亲，生了何松华。后来听说何松华于2024年年初因病治疗无效逝世了。
　　
二姨婆家的人就很多啰，像汪银河的儿子程邦正、女儿程邦中，还有他们的堂兄弟程邦平、程邦华等很多的都是二姨婆的孙字辈，还有好多好多我叫不上名来的。
　 听我老爸说过，以前要到哪里去，都是到南源口坐船的，那种小木船。他每次经过南源口都要到二姨家玩玩。二姨很喜欢她三妹的这个二公子的，每次去总会做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吃。
我奶奶贤良淑德，有着中国妇女优良的传统。嫁到柳家以后，勤俭持家，辛辛苦苦养育了四个儿子。那时爷爷在绩溪县的临溪做生意，平时不大回家，奶奶一个人在家带着四个儿子，也很辛苦的。靠爷爷做生意挣点钱养家糊口，奶奶在家操持，日子过得虽然有点清苦，但还是很幸福美满的。
　 慢慢地儿子们长大成人，各奔前程了。老大像典型的徽州人一样，13、4岁往外一丢，丢到上海一个店铺当学徒去了，满师后就留在那家店里当伙计。几年后，大儿子结婚了，有了两个女儿，继续在上海；二儿子念完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贵州某部队里服务。后来二儿子也结婚了，媳妇随军去了；老三儿子也在国民党旅顺海军某部服务；老四继续在县中念书。爷爷仍旧在临溪做生意，那时家里就剩奶奶和四叔。
　 1949年解放那一年，家里横遭变故，大儿子肺痨，就是肺结核，中医叫肺痨。在上海不幸逝世，年仅29岁。
　 大儿子逝世，二儿子接到街坊邻居转告的噩耗，立即让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赶了回来，安慰和照顾双亲，那时我在妈妈肚子里已经四个多月。四叔还在县中上学，当时的县中在问政山。那个时候，我家住有国民党撤退到歙县的73军某部的一些人。四月下旬的一天，四叔想跟着撤退的73军走，不敢跟奶奶说，就跟二嫂说了。二嫂劝说不成，一天晚上悄悄把四叔送走了。由于时局不稳定，妈妈没有再回到父亲那里去。四叔走过没几天， 4月底歙县就解放了。不久，我也呱呱落地了。
接着不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老二和老三在军队里都同时没了信息，老四跟国民党军队走了。四个儿子全没了，这些打击太大了，爷爷奶奶崩溃了。大儿子是有两个女儿的，但由于老大常年在上海做生意不在家，老大媳妇也就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在渔梁她的父母亲那里，不在爷爷奶奶的身边。
　 好在还有一个孙子，那就是我，稍微有一分安慰。家里剩下爷爷、奶奶、妈妈和我四人相依为命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靠妈妈给人家打零工换点米。那是大家都没钱，做工一般就是付米。
　 第二年收到了三叔的来信，告知了他原来所在的国民党海军部队已于解放前夕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在旅顺某部，但短时期不能回来探家。爷爷奶奶很高兴，不管能不能回家，有消息就好。
　 老大媳妇在丈夫逝世后改嫁去了，后来爷爷奶奶听说她改嫁的新家生活也很艰难。爷爷奶奶心疼两个孙女在继父家吃苦，就去渔梁把两个孙女儿接来了，就是柳颖韶和柳育钦。那时姐姐柳颖韶9岁了，不习惯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住了两天，把爷爷奶奶买的新衣服脱了，大清早换上自己原来的衣服不声不响走了。育钦比姐姐小三岁，还不大懂事，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直到出嫁。育钦的名字，回家以后爷爷依照柳家的排辈改成了柳忠仙。我们是“忠”字辈，听老人说过，我们柳家的排辈，其中有“忠、厚、传、家、久，不全，其他也无法考证了......”。孙子叫柳忠永，孙女就叫柳忠仙。爷爷奶奶身边有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心情好多了。

　　小时候我也没问过奶奶读过什么书，那时家里没有书没有报纸，很少有信件，平时家里也没有需要文字的地方。我想奶奶应该是认得字的。就记得有一次，奶奶叫我跟她上街去买米，说“我们上街糴米去”，我听不懂，她就告诉我“糴米”( di二声)，就是买米；卖米叫“糶米”（ tiao四声）。还教我写“糴”字和“糶”字，说有个“入”字的就是买米，有个“出”字的就是卖米。

奶奶像那多数的中国妇女一样，很保守的，幼时裹过脚，小脚。平时除了家门口邻居和亲戚外，很少与他人交往的。我小时候跟奶奶去过一次屯溪，屯溪有一个以前在我们家住过的叫江桂庭的，妻子叫如意。原来在歙县开印刷厂的。她们年轻时在一起，关系很好，像亲人一样。他们家一大家子人，住在老街。那次我们在他们家住了好几天。

那次到屯溪，还到隆阜去了。隆阜一个叫方贞珠（音）的老太，以前是县门口的邻居，她家的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步路，我小时候经常去老太家玩的。那时她的女婿好像在屯溪隆阜当武装部长，方老太就跟着女儿去了隆阜生活。就是后来在歙县做过县委书记的那个程寿娣，奶奶跟她们老太关系很好的，那次我们也在她们家住了两天。

　 我小时候，奶奶有时也带我去上路街柳家走走。奶奶告诉我，祖上两家是兄弟。偌大的一个房子每次好像只看见一个老太，年纪好像比我奶奶还大些。我想应该叫她婆婆，奶奶不允，跟我说你别看她年纪大，其实辈分与你一样大的，算起来应该叫嫂子才对。

　 去的最多的当然是南源口的二姨婆家了，有十五里地。那时车子很少，乘车不方便，大部分都是走路去的。汽车也坐过，那个时候的汽车是烧木炭的。车的后面装有一个大罐，烧木炭用的，还有一个手摇鼓风机。开车前，司机要摇一通鼓风机，才可以开车。遇有较大的坡，上不去就会停车，司机下车，拿一个三角木垫到车子，然后到后面去加木炭、摇鼓风机，再重新开动。听说经过三阳岭那个大坡，要停好几次车，所以那时坐汽车到杭州去最少要两天的。旅客下车来帮忙摇鼓风机和推车是经常性的，很好玩的。

　　

我从网上找到了一张以前的烧木炭的客车图片。我小时候跟奶奶坐的就是这种车。

　　我们大部分还是走路的，城里到南源口走一条小路。马路十五里，小路要近些。我那时很小，走得要哭。走小路是从渔梁沿着河边走的，要经过紫阳桥，桥头边上有个小城门洞，每次经过这里奶奶都要买一碗馄饨或者“豆腐老鼠”给我吃。徽州的“豆腐老鼠”：取上好的精肉、豆腐为主料，配以生姜、鸡蛋、盐，剁成肉泥，取一小团放在装满面粉粉的碗里，双手捧碗反复翻滚，使之裹成一个白团，然后放入烧开了水的锅里去煮。待飘浮出水面，捞入事先配好佐料的鲜汤里，味道细嫩鲜美。还有那个馄饨，皮薄得像纸一样，好似透明的，调味的佐料很多，味道很好的。我小时候感觉那个门洞里的馄饨和豆腐老鼠特别好吃。

还有就是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去二舅公家，也就是汪道渊的父亲家。汪道渊的父亲是奶奶的二哥，我叫他二舅公的。他家的隔壁是一个叫“英洋大社”（音），叫什么社也搞不清了，反正是一处公房，后来是给县医院做宿舍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场子；三舅公家，就是汪道湘的家，住在中山巷；四舅公家，就是汪道治家，他家离二舅公家很近。歙县老人民医院原来的大门就是他家的房子，公家给他们家迁移的。

四舅公最喜欢我，有一阵子天天到我家来把我驮在肩膀上出去玩。奶奶后来告诉我，四舅公想孙子了。他的儿子汪道治结婚好几年了，媳妇迟迟没有生育；二舅公的女儿汪银河也是三天两头把我抱到她家去，还要到她床上睡觉。她家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儿子结婚好几年了，媳妇还没生育，也是想孙子了。 还有大舅公家，大舅公有两个儿子：汪立本兄弟俩。大儿子好像是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的，二儿子汪立本解放前在杭州附近的一个县里当县长的。他作为战犯在监狱里待了好多年，1975年才特赦回家。他们家住在东门头城门的山上，从两道城门之间的一个阶梯上去。汪立本的哥哥有两女一儿，儿子最小，叫小言。比我大几岁，后来入赘到问政山去了，我去问政山他们家玩过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我不大清楚，听说在延安；二女儿就是汪其葆（小名葆女），嫁给一个以前在歙县城里开西药房的小老板，姓沈，解放前夕搬到上海去了。

　　汪其葆老年的光景也不怎么好。她与先生没有生育，过继了姐姐的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了结婚生子，汪其葆与媳妇不十分融洽，他的先生什么时候也早早地离她而去了。

　　听说有一次姐姐带着自家小孙子，来上海看望妹妹和儿子。一天，汪其葆带着姐姐的孙子去逛超市，一不小心，孩子不见了。找啊找啊没找着，报警了，警察协助也没找着，那个时候人贩子很猖獗的。无心之过，怎么说呢？大过呀。渐渐地姐妹关系疏远了，母子关系也疏远了。加之他们家的房子本来就不大，很拥挤，于是汪其葆就来徽州了。一个人在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居无定所。她有退休金的，本想找一个亲戚家养老的，没找着合适的。管巷里一个亲戚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在我家也呆过一段时间，问政山侄儿媳妇那里也呆过一段时间，都感觉不理想，没有选中。再后来慢慢地我们失去联络，没有她的信息了。

奶奶年轻时的照片 1953年我四岁时，我们那里在原来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合作社与原来的互助组差不多，初级社的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农民个人，但生产资料（如耕畜、大农具等）开始通过“入社”逐步向集体所有制过渡，农副产品的收益也按照劳动量和土地股份进行统一分配了。
1956年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社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点是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已经都入社了。接着就是土地也开始入社，统统归集体所有了。收益分配取消了初级社按土地分红的形式，收益分配主要按照劳动力和合作社人口比例进行分配。
我们全家从初级农业合作社开始，都参加了合作社的。奶奶那时要出工干活的。高级社时奶奶分配在蔬菜组里，并被大家推选为蔬菜组的组长。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大部分都在城外，就是沿上路街走完，过了新安门那个城门洞就是城外了。不近的，约有3-4华里。奶奶担任蔬菜组组长，工作很认真负责的，出工也很积极的，得到大家一直好评，经常受到社里领导的表杨。因为小脚，走路有点慢。所以她出门总比别人早一些，回来也比别人迟一点。
1958年，三叔柳尚梁从部队转业回来了。爷爷奶奶很高兴，儿子回来了，家里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三叔回来的第二年，有人介绍了一门婚事，媳妇是歙县管巷许家一个叫许彩的姑娘。她有一个哥哥名叫许令，解放前也不晓得是个律师还是法官，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临结婚时那个三婶提出她的姐姐和妹妹要一起到我们家来。爷爷奶奶一肚子恼火，很不愿意。无奈三叔同意了，也算逼上梁山了吧。成家后不久，与家人很不融洽，于是借故一起搬到三叔的工作单位岩寺煤矿去了。搬走以后三叔很少回来，三婶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三叔从退伍回来后，从来不负担父母亲生活费的。其实也难怪，那个时候三叔一个人工作，四个人生活确实很困难的，根本没有余钱负担父母亲的。
　　1958年我们这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几个高级合作社拼合成了一个生产大队，原来的高级社变成了生产队。从上路街新安门开始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到我们这里是第六生产队，一直到桃源坞第七生产队是最后一个队了，七个生产队拼成了一个新路生产大队。由徽城镇的几个生产大队一起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包括西门外、北门外、河西、渔梁等等一起，好像是叫徽城人民公社。
　　1959年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了食堂，吃饭不要钱了。我们六队的食堂就安在我家院子前边的柴房里。以前我们家的房子很大的，屋前的院子估计有近百平方米，院子前面一个小三间的柴房。柴房也没柴火，空的，正好就做了食堂，砌了一个很大的锅台。原来院子里是奶奶种点小菜的，反正吃食堂了，也不用自己种菜了。菜地平整了一下，不下雨时就在院子里摆上十来张八仙桌，一个大木桶盛了白花花的大米饭，有好几个菜，我依稀记得的。好像没有凳子，大家都是站着那里围着桌子吃的。有两个专职炊事员，另外还有几个妇女自发地每天来帮忙，新鲜事物嘛，大家一团火的。到点了，大家都来吃饭了。我们是第六生产队，男女老少约有百十号人吧，有十来张八仙桌，那时我们家的那个院子热闹了好一阵子的。
　　1960年，好日子过得没两年，自然灾害开始了。食堂依旧，吃饭还是不要钱，只不过白米饭变成了萝卜块。社员们也还在那里吃，早上是麦皮糊，就是小麦加工时不提麦麸的，碾成一统的粉，早上就吃那个糊糊，有时加一点萝卜丝，中午是煮红薯，晚餐就是萝卜块。那时的食堂里伙食比较固定的，天天一样的，也不用烧菜，也不用在院子里一起吃了。开始不限量，差是差，管饱的。渐渐地紧缩了、限量了，那点东西根本吃不饱的。
　　我小学时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高丽生。他家是斗山街居民户，他们食堂里天天中午是吃黄豆。他找到我说黄豆吃腻了，想跟我换山芋吃，那正好啊，我正是山芋吃太多了想换换味口。于是第二天我们各自带到学校里交换了，好吃，我们有同感。第二天还换，我感觉黄豆有点难吃。第三天还换，黄豆我实在吃不下去了，只想呕吐……
　　1961年爷爷病了。从生病到仙逝，几个月的时间，没想到那么快，主要是饿的，营养极不良，瘦的皮包骨，棺木也没有准备的。那时经济很困难，家里唯一的儿子老三柳尚梁，说是要出100元的，后来听妈妈说根本没兑现。第二天妈妈去雄村找到了我们家一个亲戚叫曹大文，求他帮忙解决一下。曹大文很爽快，满口答应，当天夜里就把棺木运来了。曹大文是我们老太爷柳士本的夫人曹氏的侄孙儿，他与我父亲是一辈的。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是这个曹大文的亲姑婆。后来父亲回来，我还带了爸爸妈妈去雄村曹大文家看望过他和他的家人，也邀请曹大文来我们家玩过的。

当时因买棺木和安葬的钱不够，就从隔壁我们家的租客刘开乾那里借了点。刘开乾，阜阳人，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当兵，讨了小老婆跑到徽州来的。后来回阜阳把老家的儿子、媳妇及媳妇的弟弟一大家人都带到徽州来了。他原来租住在我们家的边屋里，是一个三间平房。因为借了他的钱，他就提出那个房子抵给他，因一时还钱确实困难，奶奶就答应了。两抵还倒欠我们家一点钱，他也没钱付，后来就以农副产品抵给奶奶，今天一斤菜油，抵20元，明天10斤大米，抵几十元，还有豆子呀、芝麻的。那时我们家只有奶奶一个人挣工分，生活主要靠妈妈的一点点工资，农副产品也需要的。
那一个三间的边屋，记得当时经人估价好像是260元吧，就这么抵过来抵过去，姓柳的房子就改成姓刘的了。
1962年三子柳尚梁因他所在的岩寺煤发生井下塌方事故而逝世。岩寺煤矿上发给亲属的抚恤金，每个季度是45元，奶奶与三婶许彩两人均分，每人22.5元，每个月摊到是7.5元，一个季度领一次。这个抚恤金一直拿到奶奶过世，奶奶跟我说，活着的时候用不着老三一分钱，死了倒是月月能按时领到他的钱，多么伤心。
那几年我就这样跟着奶奶，年复一年。困难归困难，但也能够平平常常度日月。
奶奶、我、堂姐柳忠仙三人都是农业户。好在妈妈的户口在单位上，是居民户。每月有几斤大米的，她都拿回来，熬点粥，全家人喝喝，补充一点。妈妈的口粮拿回家了，妈妈在农村买一些南瓜、红薯来吃，也吃一些米糠、麦麸和野菜，所以妈妈那时患有严重的浮肿病，边吃药还要边上班。
1963年，我去潭渡中学读书去了。那时还是困难时期，买粮食要搭地瓜干的。每逢星期六，奶奶总要搞一点地瓜干，洗净后用搪瓷缸炖在火熜上，放点糖（也就是放点糖精），我与我的几个同学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来，都是先到我家转一下，常常把火熜上的山芋干一扫而光，都说好吃，奶奶最高兴了。
1965年柳忠仙出嫁了，嫁给了歙县五渡的吴宏利。不久丈夫吴宏利被安排到四川支援大西南建设去了，随后忠仙也去四川了，他们生有两个儿子。
1966年，我潭渡中学初中毕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学校都停了，高中也不招生了。我就这样在学校里、家里继续混了一、两年。后来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于是我又准备到乡下去插队落户去了。
1968年我下乡去了，插队在母亲工作的桂林公社江村大队，我下乡后还带奶奶到江村去玩过几次。那时候的政策不明朗，下乡时我问过“下乡办”户口要迁去吗？回答是肯定的。记得早一年歙中就组织同学到黄山插队过，那时户口是不迁去的。所以谁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妈妈考虑还是接奶奶到乡下我们一起生活吧，好照顾些。我当然很赞成，那些年苦怕了。无奈奶奶不愿去，怎么说也不去。说是离不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祖宗的老房子，那里有爷爷和她儿子们的气息。老人三句话就离不开那些伤心事，我们不能再给老人添堵了，作罢了。之后的一两年还是比较安稳的。
1969年奶奶告诉我，你妈妈实在太苦了。她要把房子卖了，钱归她养老，用不完再留给我们。我们开始不同意啊，舍不得祖上的房子。无奈奶奶看我们生活实在艰苦，孙子在乡下不知能否回去，她说一个人住在那个大房子没什么意思。当时周围有好几个人想买，有人引诱奶奶说，房间继续归她住，不要房租，奶奶动心了，执意要卖，我们拗不过她，考虑当时也就那个状况了。
哪知这一“执意卖房”酿成了大祸，奶奶就此送了命。一确定卖房没几天，那个老三媳妇许彩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跑回家来与奶奶大闹一场。那天奶奶正在门口的马路上与街坊邻居说话，那个老三媳妇许彩来了，在马路上就与奶奶大吵一场，说是房子她有份，谁也不准卖房子。当时奶奶就气得昏倒在地，人事不省。是邻居们帮忙把奶奶抬回家，睡在床上 ，随后打电话到江村告诉我们的。奶奶一生好强，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就此一病不起。徽州人常说的“气恼伤肝”体念在奶奶身上。
当时许多人都怕惹麻烦，不敢要这房子。桃园坞一个叫胡宏宝的人，做裁缝的，他想买我家的房子。他告诉奶奶说他不怕的，并承诺奶奶住的那间继续免费给她住。于是奶奶就决定将房子卖给了这个胡宏宝。在病床上找来中人写了遗嘱，奶奶考虑柳家人丁不旺，没受老思想的束缚，决定遗产也给孙女柳忠仙的儿子吴正晨一份。房子当时叫人估的价格是1260元，分四年付清，共写四张条子由受益人各自收执。第一年由柳忠永拿390元，第二年柳忠仙的大儿子吴正晨拿390元，第三年又归柳忠永拿390元，第四年还剩最后的90元，归柳忠仙家大儿子吴正晨拿。
奶奶就此一病不起。开始告诉我们她头晕，不能起床。后来不吃也不喝，怎么劝、谁来劝都不行。再后来虚弱的不得了，妈妈的一个同事天天来帮奶奶打一点葡萄糖点滴维持着。奶奶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啊，妈妈找了我们一个邻居，叫杜英华的北方人，来帮忙服伺奶奶。杜英华也不错，尽职尽责的。她是个老革命，是因为历史上一些问题没有落实，被贬到这里来的。她带着全家老小来的时候生活很艰苦，没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后门口对面小山坡上的“开化寺”里面。开化寺有三间屋，前面一大块空地。以前“开化寺”里面有很多菩萨的，还有一个小菩萨，木头的，四肢、头颈都有关节可以动的。个子比那时的我小一点，我经常与小伙伴们一起把小菩萨搬到外面来玩的。以前开化寺那里香火很兴的。
杜英华直到好多年后才被落实政策，安排在省人民银行里离休。补了房子什么的，到合肥养老去了。估计以前官级不小，她的儿子、女儿全部都安排工作了。
我记得很清楚，奶奶从许彩来闹事的那天开始，一直趟在床上，不肯吃饭。拖了56天。开始打葡萄糖点滴维持着，后来点滴都打不进了。
1969年5月的一天，奶奶带着悔恨、带着对儿子们的无限思念离开了我们。
奶奶初时葬于飞山里面，那里是新安门以外了。2010年政府要开发那里，我们考虑奶奶与爷爷各葬一方，孤零零的，相隔很远。于是帮他们俩老一同迁坟至“大山公墓”。
那次老三媳妇闹事不成，又告上法庭。一个官司我们退出了不少，柳家的的这一点点财产，奶奶本来给我有一半的，最后只拿了三分之一还不到，约300多块钱吧。
到了70年代末，政策渐渐好起来。奶奶的侄儿堂兄弟几个都被县里重视了，有的被聘请为歙县政协委员会委员，有的被邀请到台胞台属联谊会里面去了，他们的一些问题也陆陆续续得到了平反、解决。他们也享受一些优先政策，像建房啊、房子门面开店呀，诸如这些问题都优先得到了办理、解决。
我记得，1980年时，我们第一次在城里建房子，妈妈还找过汪道治、汪道湘等人来帮忙我们搬过家，他们以前都是散工队的。街道上的散工队，就是把那些闲散的年轻力壮的人员都组织起来做事，像搬家啊、拉板车啊、做房子的小工啊。
再说说奶奶大哥家的二儿子汪立本。他曾跟我们讲过他的一点经历：解放前两年，他在浙江省余杭县（？）当县长。忘了哪个县，反正是杭州不远的一个县。1949年即将解放的前夕，他接到上峰的撤退指令，于是他马上命令勤务兵备车准备撤退，哪知他的勤务兵就是共产党，掏出枪对着他说，你跑不了啦，跟我到俘虏营去报到吧。那时的条例是国民党的县、团一级都属于战犯，是要劳教的。于是乎，他被劳教了20多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才被释放回家。国家政策很好，战犯释放后给安排工作。他回来后被安排在歙县园艺场。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了。当然什么也不需要干，也就是照顾他有一个落脚地、拿一份薪水罢了。他在园艺场时，我们经常去看望他。退休后因为生活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就到问政山侄儿汪小言那里过老去了。
汪立本伯父原来是有家室的，有妻子和一个女儿。进监狱以后便就失去了联系，他的妻子一次也没与他联络过。他释放后尝试着去找过，但是没有结果。
　　汪道渊的姐姐汪银河是奶奶的侄女（我称她河娘），她嫁给了她家二姑妈的儿子，育有一对儿女，儿子程邦正，小名大同；女儿程邦中，小名锦霞。程邦正原来在乡下教书，后来在白杨小学当校长。再后来调到“徽州师范附属小学”来的，在附小当个副校长。
　　这里有一个河娘的女儿锦霞的小故事：程锦霞很幸运，嫁给了一个老革命，时任福建省福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那时她在福州市的保健站工作。那是上世纪50年代，他们结婚后有一个儿子，那时有5、6岁了，老太太河娘在那里帮他们带小孩。她那个丈夫花心，朝三暮四、寻花问柳的，勾搭上他们医院里化验室的一个小姑娘。那时锦霞正在怀孕，怀孕期间是不允许离婚的。她的丈夫起了黑心，与那个淫妇密谋要除掉老婆。有一天，那个化验员提供了一包砒霜，老公买了一只鳖，说是太太怀孕了需要补补。于是先生炖好了老鳖，那个狠毒的化验员加进了砒霜，等老婆来品尝。也是锦霞命不该绝，怀孕胃口不好，尝了一小口就不想喝了，多数给儿子喝掉了，结果双双中毒送进医院抢救。
　　锦霞才尝一小口，经抢救没有生命危险，儿子喝的太多来没抢救过来。老革命院长那还得了，贼喊捉贼。儿子没抢救过来，大发雷霆，说医院抢救不力，责令公安局限期破案。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太太眼睛瞎瞎的，在帮女婿整理床铺时在床单底下发现了一封信，正是奸夫淫妇的密谋信，于是案发了。院长女婿被判了20年，那个淫妇也判了刑。锦霞中毒后早产了，生了个女儿。女儿跟母亲姓程，学名程伍，小名阿伍。儿子没了，锦霞也不想在福州呆了，于是一家老少三口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回徽州老家了。
　　锦霞这个人命有点苦，回来后安排在歙县树脂厂医务室当厂医。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在歙县旧货商店工作的人。好日子过了没两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又患癌症不治身亡。再又过了几年，自己又患乳腺癌，做了手术治疗。再几年后，那个丈夫刑期满出狱了，写信到徽州来寻找老婆与女儿，那锦霞呢这辈子肯定不想再见这个黑心狠毒的人了。加上锦霞与哥嫂关系也不很融洽，于是通过二姑妈的帮助，与女儿女婿一家人搬到湖北省十堰市去了。离开了徽州这个伤心之地，跑到远远的地方去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锦霞和她的家人了。
　　奶奶的四个兄弟，侄儿们除了少数几个在外面做事的，其余的都在家，拉板车、做散工。他们家生活都是很艰苦的，家庭出身不好，父辈在国民党时期都参加过一些伪组织，他们本人有的在解放前也参加一些伪组织，都有一定历史问题的，他们的子女们更是受到了牵连。直到70年代末期，他们家庭的生活、子女的工作才随着政策的变化得到改观。 1986年歙县召开“歙县首届台胞台属代表会议”这张照片上有奶奶家的许多亲戚被邀请参加了：
①前排左起第六位汪银河（奶奶的侄女，汪道渊的姐姐）；
②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我母亲张其倬；
③前排右起第九位汪立本（奶奶大哥家的次子）
④第三排右起第五位汪道治（奶奶四哥家的次子）
⑤第二排右起第十位汪道湘（奶奶三哥家的儿子）
⑥ 第三排中间位置程邦正（汪银河儿子，我奶奶的侄孙儿）。 奶奶临终告诉我两件事，嘱我一定记到。一是不管怎么样，她走以后，不能让许彩踏进柳家门一步。老人家当时没有想到，柳家的房子已经卖了，已经没有柳家门可以进了；二是有两个人这一辈子一定要记着，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人家，一个是她的侄子汪道源，是二哥汪老润的大儿子，汪道渊的兄长，小名鲁生，以前在铁道部任职的，后来定居四川成都。再一个是她的侄女程惠芬，是南源口二姐家的二女儿，我称二姑妈的。二姑妈嫁给了一个老革命，叫刘华斋。早年受中央委派，去湖北十堰参加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在厂里任副书记，退休后到北京养老。这两个人，在我们家最困难的那些年，每月一个人5元，一个季度一寄15元，两个人一样，那些年从不间断，持续了好多年，每逢过年过节还加寄5元。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亲历的，奶奶去邮局拿钱都要我陪着的。那时的5元是了不得的一个数字了，60年代的大米是0.139/斤，猪肉是0.73/斤。
顺便说一句，程惠芬的姐姐叫程玲，后来定居美国的，老爸他们都叫她“玲姐”的。我记得她的字写得很漂亮。一开始父亲从台湾寄回家的信件是由台湾红十字会通过香港转的，信件的外面套一个信封，写“香港内详”，由香港的红十字会拆了外面信封，然后按照里面信封的地址转寄大陆的。头两次老爸来信是通过香港转的，后来就通过美国我的这个大姑妈转了。那时大姑妈每帮父亲转一次信，会顺便写几句话给我或给我妈妈，介绍一些父亲以前的事情。她们两姐妹是奶奶二姐的女儿（就是南源口那个二姨婆家）。还有玲姐的先生，大家都称“老虎哥”的，他们先是在台湾，后来去美国定居了。

　　这是二姑妈一家子的照片。我把它记录在这里，让我们的子孙们记住他们。

有一年，父亲回来时，我也告诉他奶奶的这个遗愿。父亲与母亲一起去北京看望过程惠芬（她是老爸的表妹），感谢她那些年对奶奶的救济和恩惠。汪道源以及他的家人在成都，我一直没有见过。一方面路途遥远了，二方面没有他们通讯地址，也没有联系电话，连他们的照片都没有。有那么一次，听说歙县中学因扩建校园需要，要收购他们汪家的老宅子，为此事汪道源的家人来过徽州，但没有联络我们。等我们得到信息去再找他们时，他们办好事情又回去了，来去匆匆。我们没有联络上他们，奶奶的临终嘱咐没有完成，是我这辈子的一个遗憾。 这是唯一的一张有爷爷、奶奶、妈妈和我的合家福（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