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九五一年，克琳作为邓川县土改运动的领导骨干被抽调到大理专区土改试点工作团，由洪光琪带领进入大理县银桥乡,在专区党委的领导下具体工作。他们是打头阵的,走在全专区全面铺开土改运动之前。克琳作为试点工作团中的小组长，他心里明白:“土地改革运动是冲破几千年来的土地所有权的一项伟大改革,前无古人,现今除党制定的土改方针政策外,具体方法步骤唯一能借鉴的是呈贡县的改革经验。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必须努力学习,认真思考，踏踏实实地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子来。党将重任交付于我辈,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他认真地学习,身体力行地深入贫苦人家，访贫问苦,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夜晚召开各阶层农民会议,宣讲土改政策。会议结束一般已是凌晨一时左右,他还在煤油灯下,将笔记本放在双膝上,低着头,全神贯注地记下了当日的访谈,仔细分析着农民的思想动态,参照有关经验,计算着次日的行动。将一切统理完毕,已接近凌晨四时,顺势合身倒在床上就息。天亮起床后,按计划开展新一天的工作,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思考、工作。工作团的同志对他刮目相看,纷纷议论说:“李克琳工作踏实、细致、责任心强,阶级观点明确，立场坚定,工作有魄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p><p class="ql-block"> 大理县土改工作全面铺开时，数百名土改工作队员集中学习,银桥试点工作团指派克琳作典型经验交流。那日,专区和县委领导以及工作队全体成员，数百人静静地盘坐在县委机关大院的土地上,身着蓝土布茄克,中等身材,面皮白皙而微瘦的克琳站立在中央,手拿笔记本,从容镇定地介绍他们在银桥乡的工作方法,步骤,如何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少数恶霸地主,以及怎样分配田地等等。他那中肯平稳的声调,把运动中的微末细节讲述得使人如临其境,全场听众雅雀无声，不尽叹服地说:“这个人的年纪不过20刚出头， 谈吐之中却显得稳重,细致,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老练成熟，后生可畏啊!”银桥乡试点工作结束,他回到邓川县,又身体力行地到李家营乡蹲点,走在全县开展土改运动之先,提供给县委指导运动的第一手资料。</p><p class="ql-block"> 解放初期,每项工作都面临新的尝试,而干部队伍中,大多数都是年青的大、中学生,和农民中选拔出来的青年积极份子,缺乏社会阅历和实际工作经验。因此,每当进行一项工作任务之前,必得选派有工作能力,有一定认识和思想水平的同志先行,蹲点试验,取得成效,作为县委指导工作的借鉴。克琳虽系年青的区委书记,每一次选点定人均少不了他,成为年青的蹲点老行家。</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经验交流</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土地改革结束,农民分到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省州党委指示:对稻谷播种进行技术改造,即推行“旱直播”。所谓“旱直播”,便是改变数千年来,稻谷先播种育秧,然后将小秧移栽于水田的传统种植方法,而采取将稻谷种子直接撒播于旱地上，不再移植,谓之曰:“省工、省时、高产。”县委书记派了一批工作人员到李家营乡蹲点试验。时任县委常委兼秘书科长的克琳,亦带着工作队员到陈官营乡蹲点。</p><p class="ql-block"> 克琳深入农户,调查研究,广泛听取老农意见,仔细查找有关农业种植的资料,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后,他认为:“先播种育秧,再移栽于水田,这是千余年来农民栽插水稻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无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怎么能异想天开地去搞‘旱植播’。”思想观点明确后,他打定主意:“土改结束,农民得到土地,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只要增产,农民有好日子过,工作就算有成绩了,我在陈官营乡就不推行‘旱植播’。”于是召开工作队及乡村干部会,安排任务是:“抓节令,勤薅锄,多积肥,开恳荒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乡村干部积极组织农民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了。少数工作队员愿忠心执行推广“旱直播”指示,在克琳坚决强硬的领导下,也无人再提此事。当年陈官营乡农业大丰收,农民喜气洋洋。李家营乡“旱直播”试验田宣告失败。两个点,一得一失，似有损书记颜面,书记心中愤然:“李克琳另搞一套,与我不同心。”不快之感,难于消除。而克琳则坦然置之,他不在乎领导怎么看,只要他认准对农民有利,就我行我素。</p><p class="ql-block"> 一九五六年,农业的生产方式从互助组转变为合作社,之后跃起而成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即以乡为社,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统属高级合作社,相应的农户私养的耕牛、乳牛等大生产资料一并归高级社集中饲养。实施后，大牲畜死亡现象日趋增多,原来负有盛名的邓川乳牛已呈现凋零,农民们痛心疾首，时任县长的克琳,农民的呼声使他寝食难安。他深入农村,广泛听取农民意见，找出了牲畜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集中饲养后,没有条件建盖大的饲养场圈厩牲畜,二是饲养人员不尽责。”要如何来解决呢?他搜集各方面资料,认真阅读分析,借鉴,于是提出了:“在不违背集体所有权这个大原则下,大牲畜可包给农户私人喂养。”这个措施在全县推行后,便又逐渐恢复了乳牛之乡的繁荣景象。</p><p class="ql-block"> 一九五五年，邓川县委书记和县长李克琳二人出席云南省代表会议,在会议的学习讨论中,代表们纷纷发言:“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村合作组织迅猛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等等一派颂歌之声不绝于耳。素来不轻易人云亦云的克琳,心中如终萦绕着农民对生猪派养派购的意见,许多农民说:“政策规定,我们农民每年自己宰食一头猪,则必须再喂一头上交食品公司。催一头肥猪,除糠秕不计成本外,至少也得喂它百余斤蚕豆玉米。而我们上交食品公司一头猪得来的钱还买不到五十斤粮食,真是又贴辛苦又赔本。”克琳在深入农村中了解这些情况后，他想:“这个问题应该在代表会上提出。”于是在讨论中他发言说:“食品公司收购农民上交的生猪价格偏低,影响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反映农民要求,讲真话,党对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是应该给于肯定和支持的。这廖廖数语反映客观真实的发言,却惹恼了那位高高在上的书记。从此他抓住这话柄,于数年之后的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掐头去尾,上纲上线地认定克琳有:“反对生猪派养派购的右派言论。”把一个勤恳兢业,对人民忠诚的赤子,扣上“地方民族主义份子”的帽子，将其推向深渊(另文详述)。而历史却无情地证实了“生猪派养派购”的价格,确实是过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调查研究</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实事求是</p><p class="ql-block">刻苦学习心眼明，调查研究知民情。</p><p class="ql-block">实事求是做工作，不负家乡养育恩。</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书实事求是诗</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父亲回忆录为母亲王淑璋撰稿，子李公编校并补编图片。）</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