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明与早期中国系列（一）传承与创新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体系的形成（北大 陈建立老师）

ranka

前言

晋南地区早期冶金相关认识

◇闻喜千金耙、绛县西吴壁遗址的发掘

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夏商时期大规模的采矿、冶铜遗存。表明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条山腹地的铜矿已得到开采，二里冈文化时期规模有所扩大，但在采矿点可能只有少量的冶炼行为。可以肯定本地区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冶铜业主要为铸造业输送原料，而生产铜礼器和兵器等的铸造业应主要集中在都城，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国家对铜这种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

◇西吴壁遗址冶金产品为初级阶段的红铜，冶炼温度应在1000℃左右。遗址中存在炼炉与坩埚（含陶器冶炼）冶铜两种方式。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炼铜效率相比二里头文化晚期应该有了相当提升，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遗址中存在助熔剂技术，也未发现配制高端青铜器的工序。

◇青铜产业格局方面，西吴壁遗址所处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原特色产业格局确立的关键阶段，同时以晋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产业格局相比时代相关的辽西地区、河西走廊、长江中下游乃至欧亚草原、外高加索更为进步，这也是各地复杂社会进程中不同发展轨迹的反映。

◇应当说，自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晋南地区冶铜业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早期中原王权对于以矿冶业为代表的手工业、高科技的控制将晋南地区纳入其等级社会的管理之中。不仅如此，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冶铜业的兴盛还有助于佐证夏商王朝青铜文明的勃兴◇有利于深化对其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的认识。

李延祥教授关于不同地区青铜产业格局的论述

共性：普遍存在采矿、冶炼遗址分离现象，采矿在山，冶炼近水，河流是重要通道。石器采矿。冶炼遗址精心选择。

不同：四地区早期冶金遗址的内涵与格局有异。

中原晋南呈现分级现象。冶炼遗址仅冶炼纯铜，只有在垣曲商城、东下冯遗址才出现青铜铸造遗址。虽然目前仅初步探明铜的产业链，但一定存在未发现的锡铅的产业链，铜的产业链与锡铅产业链只在最高级的二里头遗址和次高级的东下冯等遗址才能连接在一起。辽西青铜时代早期可能与中原相近。

河西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锡砷等资源直接在与炼铜遗址相结合的现象，没能出现明显的分级。但长江中游地区有礼容器的铸造。

辽西青铜时代晚期由于资源方面的优越性，反而未能出现冶金遗址的分级，多处遗址内涵相同，无等级差别。

青铜技术与中华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只有中原地区和礼制高度结合的发达的青铜业，创造了一系列以陶范铸造为基本手段的青铜铸造技术，才能形成了管理严格、等级分明的青铜产业网络。新兴的青铜产业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流，导致跨地域、跨文化的管理组织机构的出现和强化，进而导致国家、政府机构的产生，高度艺术化、礼制化的中原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吸引力，是树立和强化中原中心的巨大物质动力。

◇高超的青铜范铸技术也为中原地区留下了铸造技术传统，为后一阶段的生铁利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青铜器铸造技术历程

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青铜器，主要为刀、锥、斧、矛、匕、凿、镜等简单小型器件，且数量少、合金技术不成熟。考古发现不少铸造小件铜器的石范。

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期青铜鼎、斝、爵，无论是形状、形态还是纹饰，都很粗糙，但与早期铜器相比，范铸技术进步明显，表明二里头文化晚期青铜器范铸技术基本成熟。

至商代早期，青铜范铸技术已经成熟。从器物来看，鼎、觚、爵、斝、甗、鬲、瓶、簋、尊等多种大型薄壁的青铜器皆能铸造，从技术看，范铸工艺不断进步。

关于陶范铸造

陶范是用泥、砂为主要原料制作的铸型。

所用的泥沙、砂料经过筛选和配制，并在烘范窑进行焙烧，烧制成表面光滑、质地硬而不脆，并有较好透气性的铸范。这种铸范常被称为"陶范"。但因烧成温度较低，约500℃左右（也有其他观点）,"陶范"并未陶化，也被学者称为"泥范"。

陶范是中国古代铸造的主要方法，有单合范、双合范、复合范多种造型方法，存在浑铸、分铸、叠铸、嵌镶铸、焊铸等多种工艺。

块范法铸造技术是中国古代冶金的重大发明创造。

铸铜陶范的特点

低粘土、多孔陶范材料在干燥和烧制过程中的收缩率较小，从而对器物的形状和纹饰的影响较低，可完成精细和复杂图案的铸造。

多孔陶范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在浇铸过程中，它可以帮助减少铸件缺陷。

多孔陶范因其内容有较多的空洞，从而具有较好的保温效果，在铁器浇注是可以减缓冷却时间，实现顺利浇注。

高孔隙率和低温烧制的陶范材料可提高其抗热震性。

新疆早期金属

新疆是沟通中西方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总体而言，新疆早期铜器多是小件的装饰品、工具和兵器，合金种类多样，有红铜、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砷青铜和锑青铜等等，但锡青铜在新疆出土的青铜时代铜器中占有主导地位，制作工艺有铸造也有锻造，表现出工艺的复杂性。

新疆发现了迄今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器、锡器、金银合金乃至陨铁制品。（距今5000年）

在青海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铜镜

在甘肃马家窑文化发现锡青铜刀（距今4700年）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整个城址占地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系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代城址。该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石峁城址的兴盛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

皇城台发现的铜器和石范大多出土于门址第2层堆积，个别见于门址第4层，器形包括刀、镞、锥等，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研究中国早期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证。

陶寺墓地与遗址出土的陶鼓，与鼍鼓、石磬、铜铃、陶埙等构成了中国最早的礼乐器组合。

陶寺王族墓地中的陶寺晚期小墓M3296出土一件铜铃，为红铜合瓦形范铸，下葬时铃舌已失。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也开创了中国青铜器合范铸造之先河。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特点鲜明、铸造加工技术先进、器物种类多元和器物形状复杂的青铜产业。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采矿、冶炼和铸造分离的生产链，铜和锡等合金原料也有了各自单独的来源，系统的青铜器铸造工序在王权控制下完成。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冶铸工业在产业结构、铸造技术、产品器类三个方面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冶金技术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即青铜礼器的块范法铸造和青铜礼制的形成，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并迅速对周

边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如礼制的传播、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铜资源的获取等等。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特点鲜明、铸造加工技术先进、器物种类多元和器物形状复杂的青铜产业。

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采矿、冶炼和铸造分离的生产链，铜和锡等合金原料也了各自的来源，系统的青铜器铸造工序在王权控制下完成。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冶铸工业在产业结构、铸造技术、产品器类三个方面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星堆城址内应有专门的青铜器作坊区，由娴熟掌握中原铸铜技艺的铸铜工匠根据

当地的需要进行创作，铜、锡、铅等金属原料源自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

通过中国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本土化过程以及青铜器礼乐文明的形成过程研究，可以认为，中原地区选择铜器作为文明物化标志是历史的必然，金属资源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代大规模青铜生产从金属资源开采到产品制作，需要高度社会化组织和管理，其铜业产能与王朝国力直接关联。

中原地区是青铜业生产中心，也是当时青铜金属资源与产品流通网络的核心，金属资源供应充足与否，是商周王朝国力国势盛衰变化的指标。

夏商周三代的中原地区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的互动，并且具有超越时代与政治势力范围的稳定性，其背后的控制力实质上就是国家治理的力量。

从三代金属资源流通的角度，可对中国古代国家的治理方式进行整体观察，并形成规律性认识。

中国青铜冶铸技术 它从哪里来？

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还是以其它地区传播而来？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认识。

在欧亚大陆冶金技术是独立起源的，中国的青铜技术来自西亚和中亚目前来看是接受这个观点的，虽然早期我们出土了一些黄铜制品，但黄铜没有在后来的青铜冶炼技术体系中发挥作用，也就说中国的冶金技术有本土起源的可能性，但是，目前来看，青铜冶铸技术从西亚传来孙老师以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词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好研究，比如说在很多的铸铜出土了鼓风，这种鼓风管在伏尔加河流域遗址中的炼铜工匠墓里也出土过型制类似的，包括冶炼的坩埚，年代比我们要早一些。

我们在各地发现的亚腰状的石锤，这种石锤在欧亚草原、中亚西亚也有发现，形状类似，功能一致。

晚期青铜器表面的镀锡技术，和西方也有一定的联系。

黄金制品也是如此，我们最早使用黄金的地方是我国的西北和北方地区，用作人体的装饰，到了中原地区，则用作器物表面的装饰，并且有一些铸造的技法，使用方式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

黄金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西亚地区逐渐传播而来，到了中原地区使用方式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

这种金珠工艺非常确切地说，是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

中国特质治铸文明

引进 吸收 创造 反馈

冶金术与中华文明起源：各地早期青铜冶金技术具有不同的发展脉络，虽然不同区域早期冶金遗址的内涵与格局有异，但存在互动关系。

冶金术的中华文明特质：中国古代冶铸技术体系的形成是"外来因素"与"本土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冶金技术是中华文明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冶金术的区域交互作用：冶金技术在中原地区完成了其本土化过程以后，迅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商周时期青铜礼制的形成，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铜资源的获取，战国秦汉时期钢铁技术向周边的传播等，对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技术体系的文化特质

兼容井蓄、有容乃大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中国冶金技术发展历史鲜明地反映出这种特质，这也是考古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

研究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技术，不能局限于中国境内出土资料，还应在世界范围内研究相关因素。"外来因素"与"本土创造"并不矛盾，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的持续原动力。

中原地区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累，青铜冶炼所需的基本的找矿、高温控制、制模翻范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了本土化的技术积累，因此当成套的青铜冶炼知识通过区域交流进入中原之时，才能够被迅速地吸收、消化并改进提高，显示了中原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优点。

青铜冶炼技术的传入对中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如对铜矿资源的远距离控制和青铜礼制的形成，对中原早期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现代启示

古代金属物料流通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在于强调对组织方式、社会治理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古代金属物料流通就是指示手工业生产的中心性和产品输出的广域性，这种格局和今天重视制造业、处理央地关系和宏观调控都是一致的。

东亚地区金属资源流通圈，始终大体维持并且长期大于中国疆域，体现对世界范围的资源溢出，实际是中国历代劳动者对周边地区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也有助于从资源及制造业角度认识现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因缘。

如何理解从0到1的创新，以及从1到100的产品？管理调控和措施以及文明力量非常重要。

如何从宏观历史的视角，提出适用不同阶段或领域国家治理的张弛有度、进退有序、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