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

土地储备部

作者：杨智杰 李明子

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下文简称“长生所”）旧址附近的家属小区里，一座落锁的红砖二层小楼隐藏在松树林中。小楼内部的舞台已经塌陷，观众席上杂物成堆。小楼外墙悬挂的铁皮牌子上写有“危楼”两个红字。

在长生所最辉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座小楼作为长生所的职工俱乐部，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其中就包括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长生实业”）的建立。作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长春长生”）的前身，公司“出生地”的破败景象与最近一个月来它因疫苗事件而卷起的舆论热潮相比，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原长生所财务处员工高俊芳的经历同样令人唏嘘。她自1993年成为长生实业第二任总经理以来，一直牢牢主掌着公司大权。在2017年胡润百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元位列中国第820位，在吉林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三。而如今，她因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和另外18名犯罪嫌疑人一起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长春长生前传

始建于1934年的长生所在伪满洲国时期被称为“厚生研究所”，其办公楼旧址原为伪满千早医院，如今这里已被列为长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6年，长生所被东北抗日联军接收。建国后成为国内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经过40年的建设，其地位日渐突出，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5年被划定为国有大一型企业，连续五年跻身于“全国500强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行列。

据《中国公共卫生管理》1999年8月刊登的关于长生所的介绍：该所占地4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2亿8千余万元，现有职工15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占60%以上。产品包括甲肝减毒灭活疫苗、流感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冻干水痘活疫苗等130多种，并于1993年获得进出口经营权，产品销往韩、日、美、加、印度、越南、巴西等国家。

1991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得国务院批准建立。“开发区新成立，需要企业支持，所以我们过去了。”时任长生所副所长李一表示，这是创办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长生所多位老职工看来，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里响应国家号召办公司，高新区新成立提供了场地，还减免税收，厂里领导班子也都同意这一决定。”1992年在长生所狂犬病疫苗室工作的陆伦回忆道。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李一的确认。1992年党委领导班子5人开会时，所长张嘉铭提出办公司的议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成立子公司，从发展角度看，多一个分支能多创造效益。”据李一回忆，随后成立的董事会依旧以长生所领导班子5人小组为核心，任命他为长生实业总经理，高俊芳为副总经理。

当时38岁的高俊芳已经被提拔为财务处处长。“朴素，会来事，有能力”是老职工们对她的评价。如今，在几位已年近80岁的老职工印象中，高俊芳刚从中专毕业就来到长生所，是怀里夹着小棉被来报到的，这个农村小姑娘，干净漂亮，客客气气。

多位老职工表示，由于高俊芳工作能力强，是当时主管生产、财务、销售的副所长李一提拔起来的，但这一说法却遭到当事人李一的否认。李一1953年来到长生所工作，中途下放农村，直到1981年重回长生所，当时高俊芳已经来到财务处做成本会计。在李一的印象中，高俊芳先是在1988年被前任所长张权一任命为财务处副处长，1990年换届后，接任所长张嘉铭又提拔高俊芳为财务处处长。

1992年8月18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创立，成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首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和吉林省股份制试点企业。

长生所联合长春高技术应用研究所（下文简称“高研所”）和长生所生物技术服务中心经销部（下文简称“经销部”，后改名“长春生物高技术发展公司”）三家联合发起，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长生实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三家发起公司股本2160万元，长生所占50％，高研所和经销部各占21％和1％；注册资本中的另外840万元则由长生所内部职工认购完成，占总股本的28％。

那年夏天，长生所在俱乐部大礼堂召开动员会，李一介绍了即将成立的长生实业将是一家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由长生所负责派出人员、技术和产品，采取内部职工募股的方式集资，按照员工-技术人员/中层-高层领导的等级，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分别认购4000、6000、8000股，李一作为副所长认购了8000股。“认购期限还没结束，股票就被领完了。”

根据当时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及国家相关试点工作的安排，募集内部职工股主要是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股份制试点的相关工作，同时起到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的作用。

老职工陆伦曾任长生所狂犬病疫苗室主任，据他回忆，另外两家联合发起公司并没有派代表到新成立的长生实业，一切管理工作由长生所主持。

作为长生实业第一任总经理，李一表示在他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公司工作人员包括他在内不到10人，主要是文秘、财务等人员，他们全部来自长生所。公司成立第一年，办公室和厂房还在建设中，只得借用开发区的高新大厦办公，生产设备和技术也没有从长生所迁来。

“初期主要靠所里扶持，生产、销售都没有，就是只管挣钱。”按照李一的说法，以甲肝疫苗为例，虽然名义上产品划分给了长生实业，但技术、车间、生产、销售都还是由长生所全权负责，最终所得收益按一定比例划分给长生实业。

1995年1月18日，长生实业向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递交了《关于长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本结构的请求》，申请回收内部职工股总数的50％。1月24日，长生实业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决定以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内部职工股总数的50％，使得内部职工的持股数变更为420万股，占总股份的16.28％。4月11日，这一请求获得批复同意。

另据《长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至6月审计报告》，长生实业在1995年1月第一次以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50％的内部职工股，1996年5月，以每股2.1元回购剩余的内部职工股。最终，长生所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升至69.44％，成为长生实业的绝对控股人。长春高研所持股升至29.17％，剩余的1.39％股份由长生所经销部更名后的长生所生物技术发展公司持有，职工股则被全部清理。

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政明介绍，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停止发行以及整顿规范内部职工股，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意见的紧急通知》《关于立即停止审批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重申停止审批和发型内部职工股的通知》等。加之当时长生实业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为28％，超过当时《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内部职工股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20%的规定，因而当时长生实业回购内部职工股符合当时政策的规定。

在以往的报道中，长生所的老职工似乎对这一回购行为颇有微词，认为新公司赚到钱后抛弃了母公司的老职员。

但长生所多个疫苗科室的员工和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另一个说法——当年由于行政任命变动，部分长生所老职工不相信高俊芳这个“没有疫苗生产管理经验的年轻财务人员”能够胜任总经理，对新公司前途十分忧虑，纷纷表示要退股，因此，长生实业董事会决定收回职工股份。除了最终按照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还进行过一次每股1元的分红，所有买过股票的人都得到了一定利益。

但客观而言，两次内部职工股清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高俊芳将长生实业“私有化”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长生所和高研所分别将大部分股权转让给长春高新，并助后者成为最大股东。1996年5月7日，长生实业通过了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长生所向另一家企业长春高新转让长生实业19.38％的股权。第二年11月26日，高研所与长春高新签订《协议书》，约定长春高研所将其持有的长生实业29.17％股权以1828.58万元对价转让给长春高新。至此，长春高新持股48.55％，成为长生实业的最大股东。

长春高新控股的形势仍在加强。1999年，长生实业的股东之一，持有19.38％股权的深圳通海生物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通海”）将2％的股权变卖给长春高新，使后者股权增至50.55％，成为了长生实业的绝对控股人。

不可否认的是，“生产、经营、销售、管理”这些积极的公司行为都是在高俊芳任总经理后逐步在长生实业落地的。据其官网介绍，早年长生实业位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新建区内，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员工增至246名。

长生所原冻干室工程师古晨退休一年后，于1999年被返聘到长生实业主管冻干室，据他回忆，当时公司给他的工资是每个月1000元，每天上下班还有小轿车接送。第二年，由于冻干室治理效果好，古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涨到了每月1500元，是所里中层干部工资的近一倍。

当时，长生实业已经建立了狂犬病疫苗、甲肝疫苗、腮腺炎疫苗、流感灭活疫苗和分包装冻干车间5个现代化的生物制品车间以及研究中心和质量管理部，并已形成了生产、冻干、分包装、检定一条龙的生产管理体系。其中，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人用精制狂犬病疫苗、流行性感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已经通过GMP认证，并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

“长生所和长生实业的易位差不多就在2000年前后，”李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前者越来越没落，后者越来越发达，但是，很难说就是因为长生实业带走了所里最赚钱的产品。”

自7月26日开市起，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图/视觉中国

高调进出的长春高新

如今看来，长春高新在1999年开始控股长生实业的一系列举措，或许充当了高俊芳实际掌控长生实业（后改为长春长生）的跳板。

根据长春高新2000年年报披露，高俊芳于2000年5月离开长生实业总经理的职位，进入长春高新并担任董事总经理。之后，长春高新对长生实业的股权持续增多。

2000年12月，长春高新收购深圳通海所持长生实业9.13%的股权。2001年3月，公司又接受高俊芳老东家长生所转让的20.68％的股权。两次操作使长春高新对长生实业持股达80％。

2001年正值国内狂犬病疫苗推广使用纯化疫苗的更新换代时期，此前以地鼠肾原代细胞狂犬病疫苗为主，长生实业抓住了时机，集中力量加大Vero细胞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当年，长生实业甲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被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2001年度“吉林省名牌产品”。公司一举成名，并很快抢占了市场。据长春高新2001年年报披露，当时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都独家使用该公司的产品。

伴随技术和市场的提升，公司创造的利润也在不断增加。2001年，长生实业净利润较上一年翻了近一倍，达1005万元。相比之下，长春高新投资比重较大的物业和房地产资产创造效益很低，于是公司决定向医药产业转型。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转型中的长春高新却开始抛售自己所持长生实业的股权。2001年8月长春高新将20.68％的股权以1331.79万元转让给长生所，长生所转手把自己30％的股权以1932万元对价转让给韩刚君，0.68％的股权转给广州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盟源）。实际上，广州盟源的股东之一也是韩刚君，与他合作创办公司的人叫杜伟民——时任长生实业市场部总监。

2002年4月，长生实业更名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真正令舆论关注的是，2003年底，长春高新拟将剩余59.68％股权全部卖出。

这年12月16日，长春高新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9名董事全部到齐，主要讨论转让长春长生股权的意见。长春高新给出转让的理由是“为了加快长春高新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实现由投资控股型向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转变，同时为了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从而解决公司在其他制药企业及新建房地产项目上所需资金问题”，最终，确定把股权转让给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高俊芳。

高俊芳当时担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同时也是长春长生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对她的股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按照规定，高俊芳回避了表决。

但是，这次股权交易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当时长春长生在长春高新持股期间，净利润都在攀升，甚至成为控股集团的重要利润来源，为什么长春高新要卖掉所有股权？第二，高俊芳收购股权所用的高额费用从哪儿来？公开消息显示，高俊芳将受让34.68％的股份，按照每股2.4元的价钱，总额为4161.6万元，而高俊芳作为上市公司高管，收入公开可查，本人拿出这笔钱过于不现实，但长春高新却评价她有支付能力。第三，在长春高新确定受让方之前，河北、北京等几家公司也曾参与购买。《新京报》当时的报道称，有公司开价达到3元以上，但最终长春高新高价不卖，低价转让给了亚泰和高俊芳。

申万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表示，实事求是地讲，东北的国资改革，确实存在管理团队购买股权这样的状况，价格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但是他也疑惑，当时长春长生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公司，长春高新为什么会卖掉这样的公司？虽然在目前披露的股权交易中并未发现问题，但是程序公正并不等于结果公正，合法的未必是合理的，当然这当中到底有什么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桂浩明也强调，不能因为公司现在出了问题就否定过去一切，这个需要证据，我们需要去看这个公司从长春高新分离出来，有没有特殊的原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沈涛认为，长春高新卖掉长春长生的逻辑可以理解。在他看来，长春高新和长春长生的模式很奇怪，现在一般控股企业自己不上市，会控股上市公司，但是长春高新作为上市的控股集团，控股了一堆没有上市的企业，当然这也有一些历史原因。

这造成的问题是，一方面，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尚未完成，长春高新有国企背景，作为上市它不具备很强的融资功能，不能对控股公司进行有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长春长生虽然利润好，但是公司享受不了资本市场的估值，也不能通过二级市场有效融资，让控股公司得到更多好处，最好的状态就是长春高新把长春长生这个最优质资产剥离出来让其上市。

实际上，长春长生确实有上市的打算。2003年4月7日，在长春高新同一间会议室中，10位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曾围坐在会议桌边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赴香港交易所创业板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提案》。

但一个月后，公司接到证监会的文件，取消长春长生香港上市的计划。当时证监会给出的理由是，长春高新大部分利润来自长春长生，如果拆分长春长生，将会影响母公司长春高新的效益和上市地位，不宜拆分境外上市。

长春长生上市被驳回，控股公司和子公司无法达到双赢目的。沈涛认为，当时长春高新需要钱，控股长春长生的模式没有什么优势，它希望自己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企业，转向实业，可以在二级市场融资。

对于高价不卖低价卖的争议，迫于舆论压力，长春高新在2004年1月10日再次召开董事会，澄清转让价格的确定采用的是协议转让，未采取竞标的方式。因此受让方亚泰集团和高俊芳确定股权转让意向后，其他受让方报出高价，也没有被公司采纳。

2004年4月21日，长春高新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中修改了股权转让方案，公司将34.68％的股权转让给亚泰集团，25％的股权转给高俊芳，转让价格也从之前拟定的2.4元/股改为2.7元/股。

沈涛认为，长春高新的选择也可以理解。当时公开希望购买长春长生股权的公司都在外地，这是问题所在。假如外地公司买了之后，会有生产线、人员都去外地的可能。为了保证当地税收，防止员工下岗、保证企业稳定，不大可能会把长春长生股权卖给外地企业。

多位业内人士都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高俊芳是否有那么多钱，这是一个灰色的地方。桂浩明认为，管理团队的资金从哪儿来，取得的方法是否合法，这个需要大家去研究。“高本人担任长春高新的高管，从公开资料看，她本身收入不高，或者不足以拿出8位数的资金来收购。这体现了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这些资金有哪些来源？”

高俊芳当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解释，收购资金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我们家亲戚比较多，他们宁可把全部存款拿出来和我一起承担风险。另外一部分是朋友借的，这都是些不会侵占到公司利益的朋友，也不会是因为我的职务而借给我款。我在一些借款协议中还写明‘到期如果还不上的话，就自动转让股权’，这样他们就有保障。我自己出了200万。我工资是每个月6000元，因为跟董事会有承包的合同，我每年的奖金有几十万到一百万。

沈涛认为，高俊芳的话，从公开信息上也没有办法核实，但是资金来源可能牵扯到其他的东西，比如之前的股权交易、不断地股权转让是否有资金的安排，但是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只从公开信息上看，披露不出更多信息。

吉林省长春市，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家属小区中，有三排18户小二层，每户约100平方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生所职工称这里为“小中南海”，只有研究所的书记、所长、副所长或离休干部才能分配到这里的房子。摄影/李明子

频繁股权转让的背后

长春高新退出之后，没有一家企业是长春长生的绝对控股股东，新股东亚泰集团也有国资背景，所以长春长生尚不能被判定为私营企业。但是，2004年第九次股权转让之后，民资持股第一次超过了国资持股。

在沈涛看来，当长春高新退出以后，高俊芳虽然只持有25％的股份，但由于她在公司有威望，此时高已经可以算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桂浩明也认为，这时候高俊芳已经具备了控制公司的能力。

2004年5月24日，高俊芳履行承诺辞去长春高新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她继续担任长春长生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5年7月，长春长生终于登陆资本市场，完成了一直以来的“上市梦”。完成上市后，高俊芳、高俊芳之子张洺豪、高俊芳配偶张友奎成为公司实际控股人。

这11年间，长春长生如何从一个国资企业变成高俊芳家族企业？想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需要复盘公司股权变更的过程。

2015年，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至6月审计报告》，报告提到，从2004年8月到2015年上市之前，长春长生经历了13次的股权转让，先后出现的法人股东有38家，并伴随一次增资。频繁的股权转让背后呈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国有股东的持股比重不断减少。

2004年12月，亚泰集团刚接盘长春长生不到5个月后，该公司将9.68％的股权以每股2.7元的价格转让给陕西兰生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兰生）。

2006年9月7日，亚泰集团每股2.8元将剩余15％的股权对价转让给自然人金宇东。亚泰退出长春长生。

至此，长春长生形成8家股东分散持股的格局，其中国资股东只剩下长春高研所一家，持股比例仅有1.39％，民营和自然人股东持股98.61％。

2014年10月28日，长春高研所把持有的股权以50元/股的价钱对价转让卓冠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冠投资）。自此，长春长生（原长生实业）三个发起人全部退出。长春长生的股东名单中，已经清一色替换成了民营资本和自然人。

在这期间，公司股权通过极其复杂的转让，还呈现出了民资持股分散的特点。

2008年1~4月第13次股权转让十分显眼，一共签订了24份《股权转让合同》，除了高俊芳实际控制的55％的股权外，原持股数排名第三、四、五、六名的股东合计42.93％的股权，后被分给了21个自然人，其中15人持股不超过2％。通过这次转让，股东人数从8人扩充到24人。

2010年7~8月第15次股权转让同样复杂，共通过12份《股权转让合同》。和之前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次股权交易中出现了闭环式的转股。例如自然人A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自然人B，B将股权以同样价钱转给C，C将这些股权转给D，D又重新转让给B。这样在股东之间来回倒手，并未产生复杂的股东变动及其股权的增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次交易中，除了自然人林桂花受让和转让股权的价格为5元/股以外，其余自然人转让股价都是2.8元/股。早在2004年长春高新出售长春长生股权时，按照当时对后者的经营状况的评估，把每股定为2.7元，甚至有其他公司出价3元/股收购长春长生的股权。但在4年之后，随着长春长生在疫苗市场的占有率增加，每股净资产只增加0.1元，显得不太合理。

另外，这两次让人眼花缭乱的交易中，涉及一些自然人股东的进出过程。《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两年时间内，这些股东都以当初买入的价格转让出去，并未产生任何投资收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针对上述情况分析，正常的股权转让过程中，这种股权倒来倒去的操作不多见，说明众多参与的人都是转移资产用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是指如果一个实际出资人想成立公司或者买股票，但不方便披露个人信息或规避一些政策法规，会找人出面购买，出资人会在私下补偿给对方。

桂浩明分析，国内很多企业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改制过程中，都会有通过股权结构调整来变更企业性质的现状。也有企业最初挂着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的牌子，也有可能是个“红帽子”，而本质上是民营或者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上市前，都会由省级国资部门对相关产权进行界定。能够经过省级部门予以认可的改制，是合法的。但是过程中，从普通股东转移或者收购股权是否合理合法，律师会进行见证，具体的内容可以查阅公司上市时会提交的相关文件和材料。但是桂浩明补充，长春长生上市3年了，假如过程有明显问题，早就会暴露出来。

桂浩明用3句话总结长春长生股权结构变化的过程： 手段多种多样；高俊芳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存疑；表面上合规合法。

无论是国有股东持股比重减少到零，还是民资持股分散，从结果上来看，高俊芳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获益者。

原持股34.68％的亚泰集团退出，使得韩刚君（30％股权）和高俊芳（25％股权）成为持股最多的两名股东。2007年，韩刚君退出，将自己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了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豪言）。

而深圳豪言背后的实际控股人正是高俊芳。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正是在韩刚君转让股权前不久，注册资金为6万元。此后，高俊芳实际持有长春长生55％的股权，稳稳坐在了长春长生绝对控股人的位置上。

据媒体报道，韩刚君曾任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担任医师、副站长，2001年3月下海与杜伟民一起在广州创办广州盟源，同年8月，他个人以1932万元受让长生所30％的股权。刚下海的韩刚君如何获取购买股权的第一桶金，不得而知。

2010年7月，深圳豪言把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高俊芳，2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张洺豪。同时，张友奎也进入股东名单，受让1.12％的股权，而且他购买股权的价格为2.0075元/股，低于同期其他人2.8元/股的价钱。加上高俊芳原先持有的25％股权，高一家三口共持股56.12％。这是一个关键节点，不仅高俊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公司的绝对控制人，而且高俊芳家族成员也开始出现在股东名单中，并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8年1月那次复杂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张友奎的外甥孔令浩持股8.36％，高居股东名单中的第三位。张友奎的外甥女杨曼丽购入1.60％的股权。2010年，其他关联人孔令浩、张友奎的姊妹张敏、张敏之女杨曼丽三人共持股12.01％。

张友奎的另一个姊妹张雯于2014年5月15日购买了原股东孔令浩（张雯之子）持有的8.14％股权，并于2014 年12月26日将该8.14％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筹，同时于2015年2月2日，张雯通过其实际控制的祥升投资购买了原股东金军持有的4.87％股权。

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提到，长春长生由一个国有控股企业逐渐变成高俊芳的家族企业，这个过程运作得比较复杂，说明操作者对体制很熟悉，一切都是相关人的运作。但很幸运，没人反水，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人不配合，都会出问题。

从上市之梦到退市之危

通过多年复杂的股权腾挪，高俊芳距离她的疫苗王国的“上市之梦”似乎只差一步之遥。

据公开信息披露，2010年，长春长生再次计划在香港申请上市，并计划于上市前进行海外私募。但是2012年，长春长生终止境外上市计划，废止了相应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

2015年7月2日《上海证券报》盘点，过去一年内，长春长生先后完成一次增资、14次股权转让，公司股东榜也在清一色的自然人股东中新增六家创投机构。

2014年4月，简兴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兴投资）、礼兴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兴投资）以现金出资138.746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2014年10月28日，长春高研所把自己的1.35％股权对价转让卓冠投资。

同年，一家名为芜湖卓瑞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卓瑞）从5个自然人股东和卓冠投资手中购买共计10.56％的股权，收购价是50.34元/股，此时股价大涨，是此前买卖价格的近18倍。根据公开资料披露，忽然间集中收购股权的芜湖卓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何平，而何平是长春长生公司的董事之一。

另一个创投公司长春市祥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升投资）最终购买了4.8％的股权，据公开资料披露，祥升投资背后的控股人是张雯，即张友奎的姊妹。

上海沃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沃源）也从一位自然人股东手中以50元/股购入1.65％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家创投公司中，有4家都是成立于2014年，《上海证券报》对此评价，“似乎专为突击入股而‘私人订制’”。

而这次创投公司先后突击入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上市，这次长春长生希望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祥升投资和芜湖卓瑞跟长春长生股东和高管有着微妙的关系，也透露出这些人希望能够在上市以后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收益。

桂浩明解释，在上市前引进创投公司，有利于公司上市，因为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司定价，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而实际上，上市前长春长生的估值已经在增加。《上海证券报》提到，截至2013 年12 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长春长生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约为21 亿元，但是2015年时，借壳黄海机械的预案对长春长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为55亿元。

当时长春长生公开解释，估值提升得益于两点，一是2014年公司采用新工艺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开始上市，二是公司在水痘疫苗海外市场的出口量大幅上升，使得公司经营业绩提升。

过去多年通过复杂的股权转让，长春长生已经从最初一个国有企业转身成为全部是民营资本，这是一个有利于借壳上市的股权结构，不需要当地国资委审核。

伴随着前一年股权结构的剧烈变动，2015年7月1日，江苏省上市公司黄海机械揭晓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将除货币资金及保本理财产品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价3.96 亿元与作价55 亿元的拟置入资产长春长生100％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以16.91元每股定增股份支付。交易完成后，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成为公司实际控股人，长春长生终于实现借壳上市。

而借壳上市的代价则是，黄海机械的原法定代表人刘良文和虞臣潘当时共持公司18.09％的股份。当时黄海机械经营本身就陷入了困境，相比之下疫苗行业有政府支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沈涛解释，这也是为什么高俊芳要绝对控股公司的原因之一。借壳上市的成本很高，黄海机械会在股权中占很大比例，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不是所有股东都愿意。如果高俊芳不达到绝对控股，就没办法上市。

几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长春长生股权转让和上市并没有很么大的问题。不过界面新闻此前报道称，曾是长生生物2015年第一大经销商的山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兆信）一名离职的人士透露，“它（长生生物）上市时山东兆信做配合，做假数据。由此产生阴阳合同，做报表的时候几家公司配合长生生物助力其上市。”

努力上市后，长春长生的营收也在不断攀升，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52.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627.71万元，同比增长33.28％。

同时，公司在疫苗市场也占据有竞争力的地位。根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疫苗批签发上市数据，长春长生的狂苗供应量在2014~2018年占全国的10％~25％，最多占到1／4的市场份额。2017年，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的批签发数量位居国内第二位。

但是上市不到3年，长春长生在这次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上把自己推向了深渊。7月22日， 国家药监局在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有关情况时提到，已查明，该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疫苗事件的发酵，长春长生野蛮生长过程中更多的阴暗面被发掘出来。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03年起，长春长生的狂犬、流感、水痘、甲肝、乙肝等多个疫苗产品卷入行贿案件，向广东等4省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者既有该公司销售人员，也包括地方经销机构的医药代理。以吉林长春长生原安徽区经理班某为例，他于2002年到2003年向某县防疫站站长及负责疫苗采购的工作人员行贿6万元，此后还有其他行贿行为。2016年10月27日，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班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7月26日，长春长生公司的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已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

7月27日22点，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修改内容为：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暂停上市、终止上市。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董登新曾公开表示，最近的疫苗案是涉及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事件。此次修订是“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这个监管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次进步。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政明介绍，如果查证该公司有证监会7月27日《决定》中列明的相关情形，则存在公司股票暂停、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 | 刘晓月2020年12月20

一

235亿分手费，前妻成加拿大第三女富豪

在资本市场上，最不缺的就是妖股。可是妖到康泰生物这种程度的，却也是人间罕有。从3块钱的发行价暴涨至最高峰的249元，市值也顺利突破千亿大关，尤其是今年，涨幅高达133%。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千亿市值的公司，却是靠十几亿的业绩撑起来的。自2017年上市以来，康泰生物业绩一直徘徊在十几亿，增速也呈现持续下滑趋势。2017年至2019年，该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61亿元、20.17亿元、19.43亿元，营收增速分别为110.38%、73.69%、-3.65%；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2.15亿元、4.36亿元、5.75亿元，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49.04%、102.92%、31.86%。今年上半年，康泰生物实现营业收入8.7亿元，同比增长7.71%；实现归母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0.63%。

相比同行来看，康泰生物也跑输一大截。截至7月21日，A股市场中共有11只医药股的市值突破千亿元，除去康泰生物以及未盈利的君实生物外，其余9家上市公司的营收规模均超50亿元，净利润也均超过12亿元。

这就很有意思了，业绩并不“出彩”的康泰生物，股价为啥却能“一飞冲天”？

但这还不是最玄幻的，其实控人的故事更精彩。杜伟民有“疫苗皇帝”之称，今年由于235亿的“天价离婚案”备受关注。

就在今年康泰生物股价暴涨之际，5月29日晚间，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宣布离婚，并将其持有的约1.61亿股公司股份分割予前妻。按照当日收盘价146元/股计算，此次离婚杜伟民分割股份的市值达235.54亿元。

这桩离婚案，一举创造了中国A股市场最高“分手费”纪录。上一次的大佬创纪录离婚，还是在2016年9月，昆仑万维实际控制人周亚辉合计将2.7752亿股股份分割给前妻李琼，当时李琼所持股权价值超75亿元，当时已经震惊了一大波吃瓜群众。

不过，后浪显然能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分手费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杜伟民的235亿，一下子就让袁莉萍跻身加拿大第三女富豪的位置（是的，人家早都移民了）。另据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女企业家榜》中，这位袁莉萍在“新上榜”榜单中位居第一，排在整个榜单的第17位。

更魔幻的是，今年康泰生物的股价本来在一路飞升，最高时甚至达到了249亿元。但在两人离婚后，康泰的股价就一路下滑，截至12月14日收盘，股价报收147.35元/股，市值缩水了近百亿。

不过人家也说了，夫妻俩离婚才不是为了高位套现呢，人家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感情不和”。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情感故事并不感兴趣，我们好奇的是，这位低调的“疫情皇帝”，怎么能这么有钱？

二

空手套白狼，分文未出套取数亿资产

杜伟民的人生，都不能只用“逆袭”来形容，简直是“开挂”。

他出生在江西省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民家庭。1987年从江西省卫生学校检验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江西卫生防疫站从事环境检验工作。1993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引领下，杜伟民决定辞职下海。

起初，他在长春长生生物从事疫苗销售。杜伟民曾这样回忆自己的下海之路：“刚开始，我给人家做疫苗销售业务员，全省各地到处跑。累了，就找个有桌子的地方趴一会，或者坐在凳子上睡几分钟，最艰难的时候连5元钱的招待所都不舍得住。”

然而就是这个连5元钱都掏不出来的穷小子，在几年之后，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并举家迁往加拿大，摇身一变成为华人富豪。投资企业，出手也是动辄上千万，保守估计身家已经破亿。

这么多的钱，杜伟民是怎么赚的？靠工资吗？反正直到2003年，董事长高俊芳的年薪还不足6万元。

反正在长生生物供职期间，他有过一笔“神操作”。他和他的小伙伴办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各占股50%。2000年左右，杜伟民控制的广州盟源生物以43.49万的价格获得了长生生物的0.68%的股权，成为公司的小股东。随后，韩刚君又单独出资1932万元，买下长生生物30%的股权，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但要知道，2003年长生生物的净利润高达1888.3万元，两人的价格真真是低到离谱。

不过相比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2003年，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拿出4000多万，要将长生生物私有，价格每股居然只有2.4元。后遭人举报低价贱卖国有资产，才把价格提高到2.7元。

大概是高俊芳的操作给了杜伟民启发。长生生物之后，杜伟民便再度联手小伙伴韩刚君，用相同的套路对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药延申进行私有化。

不过，这次故事的主角，成为了杜伟民和它的小伙伴。2006年，二人牵头重组常药延申，将其更名为江苏延申，分别占股34.5%，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改组常药延申的价格同样是低的离谱，重组期间：2003-2006年，延申生物的净利润总额高达8400万元，可重组估值只有2222万元。二人只花了2000万就拿下了90%的股权。

重组之后，他们本来准备上市，连上市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谁知，一场假疫苗风波将常药延申打回原形。2009年，大连一批狂犬疫苗在抽检中被发现造假，食药监总局马上进行了突击检查，江苏延申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

食药监局发现，延申生物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疫苗抗原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达不到药效。事后，延申生物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三百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

但是杜伟民和他的小伙伴都安然无恙。这就是因为事发之前，他及时把股权转给了先声药业，不仅没摊上事，还套现了2个亿。

也许是延申生物这事让他觉得还是自己干比较爽。2007年，杜伟民卖掉加拿大的房产，放弃入籍，风光回国。

这次，他要干一笔更大的买卖。这次，他的目标是康泰生物。康泰生物是个国企，最初是为了帮卫生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其主营的乙肝疫苗市占率达50%。

他先在北京成立了民海生物，股东有杜伟民、袁莉萍夫妇共同成立的新疆盟源。不过要搞定康泰生物这么一个大家伙，昔日的小伙伴还不够用，这次得请一个大人物。于是他拉来了一名叫做郑海发的大股东。

这位郑海发在疫苗界可是个高人。康泰生物招股书中说，郑海发曾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检院前身，2010年更名）工作十余年，职位专司生物制品检定组组长。

有高人坐镇，民海生物一路高歌猛进，先是获得国家”十一五“863课题的百白破疫苗项目，后又独家引进国际疫苗巨头赛诺菲巴斯德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套技术，后来从荷兰Intravacc公司引进脊灰灭活疫苗技术……一顿包装后，看起来民海生物已经很有模有样了。

终于，2008年杜伟民用它跟康泰生物进行了重组。不过这个重组方案，简直是史诗级的魔幻——

民海生物虽然外面看起来有亮眼的包装，但其实几乎是个空壳公司：自2004年成立至2008年4月30日期间，只有2006年实现营收8.5万元，其他年份均处于无营收状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泰生物的财务报表显示，2004至2007年康泰生物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34亿元、1.33亿元、9879万元和1.06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4020万元、3017万元、1811万元和3707万元，是绝对的优质资产。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笔交易，杜伟民几乎没出一分钱！康泰生物增发1.82亿股，然后民海生物一大堆技术作价2.42亿，置换了康泰生物的全部股份。由此，没有支付一分钱的杜伟民也成了康泰的大股东，并成为了公司实控人。

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重组完成后，康泰生物五大原股东股权被稀释超过一半，非但没有怨言，反倒还纷纷把剩余股权亏本转让给了杜伟民。

比如国投高科2009年的入股价是2.18元/股，上海华瑞的入股价是2.56元/股，转让的价格都是1.7元，北高新入股价是2.56元/股，转让价格也仅为1.76元/股。

更绝的是，没过几个月，杜伟民又把大笔的股份卖给了机构，价格是12、15块，这么来回一倒手，凭空就赚了7、8倍，股神也达不到这水平啊！

最后盘点一下，经过一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杜伟民在短短4年时间里，没出一分钱，却获得了康泰生物62.16%的股权，同时还获利约1.6亿元。

此外，康泰生物原来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后来杜伟民后来通过一系列股权左腾右挪，成功让其前妻、妹妹和侄子等一众亲信成为公司直接持股股东。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但这只是杜伟民财富的起点。上市之后，康泰生物股价从3.29元/股的发行价，一路暴涨到最高峰的249元/股。而杜伟民本人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2020年衡昌烧坊·胡润百富榜》显示，他以390亿元财富位列榜单第119名，较去年增涨145亿元。

三

危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除了“空手套白狼”之外，杜伟民还有一项神技能——“危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杜伟民一度被冠以“杀婴者”的恶名，还被卷入行贿风波，但是一路走来，他每每都能化险为夷，且能一路做大做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医药帝国，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位列《2020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第112位。

2009年延申狂犬疫苗造假案风波之后，公司被判处罚金300万元，总经理和5名员工坐牢。

但是，杜伟民不仅毫发无伤，而且把这个生产假疫苗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套现两亿元，全身而退。

2013年12月，在10天时间内，共有8名新生儿被曝在接种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后死亡。一时间，杜伟民被冠上“杀婴者”的名号，遭到了舆论枪口一致的指责。

公司随即发出澄清公告，称致死原因与疫苗无关。2014年1月，国家食药总局和卫计委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恢复了该疫苗的使用。

杜伟民有惊无险、顺利过关。

不过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从舆论漩涡挣扎而出的杜伟民，紧接着陷入了另一场“罗生门”。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国家食药监局前领导尹红章曾分别单独、伙同他人收受杜伟民30万元、17万元钱款，为部分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2017年，尹红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不过，这么大的事，同样没有危及杜伟民。甚至在这一年，康泰生物还安然上市，市值从6亿元飙升到400亿元。

四

结语

再说回到杜伟民的235亿离婚案。虽然两个人婚都离了，但很多事仍然没有分开。比如杜伟民和袁莉萍建立了一致行动人，确保他们对公司的绝对控制，而且这次股权分割，袁莉萍拿的全部是流通股，成为流通股第一大股东：

已经成为了加拿大人的袁莉萍，在康泰生物没有任何职位，未来如果要卖股也就是需要公告一下，市场没有理由阻碍或质疑她。

有句老话说得好，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辛苦付出的女人。

不过，回想杜伟民曾经的豪言壮语“要把中国疫苗抓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我们不得不感叹，幸好杜伟民离婚后持股比例比前妻稍高，否则中国疫苗岂不是落到了加拿大人（疫苗皇帝）

《疫苗沙皇》

2018年是吴浈的本命年。这一年，他迈入花甲。

8月16日，7名省部级官员因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被中央问责：吉林省副省长金育辉、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晋修等6人分别受到免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深刻检查等处理。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吴浈被立案审查调查。

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吴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也成为因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首个被立案审查调查的省部级官员。

吴浈曾长时间在食药监系统任职，分管药化注册管理、药化监管和审核检验等工作，手握重权。疫苗行业也在其分管之下，他因此被业界称为“疫苗沙皇”。

吴浈分管疫苗期间，国内疫苗大案频发，让国产疫苗声誉蒙羞。此外，他还成为多起实名举报事件的主角。

吴浈落马后，食药监系统多名官员被免职，他的老下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原司长王立丰被调查。2017年，他的另一名老下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因受贿罪获刑10年。

在药改的大背景下，中国食药监系统爆出以吴浈案为典型的多起违纪违法案例，也让更多业内人士思考该系统如何规范化，药改下一步何去何从。

不正常的升迁

南丰县隶属于江西省抚州市，是江西省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故乡。

公开履历显示，吴浈，1958年5月出生在该县。1975年 8 月参加工作，1983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专业。

吴浈长时间在江西省卫生系统工作。他曾任江西省卫生厅医教科技处干部；1989年-2000年，任江西省卫生厅药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

一位医疗行业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浈在江西工作时，就因为“手伸得太长”被举报过。“沉寂二年后，却反常地越爬越高”。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该知情者在四川某制药企业江西办事处工作过四年，任省区经理。其代理的某种药品占据了南昌医院的大部分市场。

让他出乎预料的是，1997年，大连某制药厂的产品，几乎一夜之间占领了南昌市场。“这让我大跌眼镜，太不可思议了。”

他称，在药品代理领域，同类产品如果把某地医院牢牢占据了，其他药品就是来了，也通常是小打小闹，很难翻起大浪。

这位知情者开始调查。他发现，大连那家制药厂的销售老总，曾找吴浈“关照过”。

当时药品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吴浈当时任江西省卫生厅药政管理局局长。“该局直管所有医院药品。对吴浈来说，利用手中权力插手干预药品进入江西医院，轻而易举。”

该知情者还称，通过他多方调查，发现吴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此前，吴浈还关照过江苏泰州的某家药企，此外还与几家东北的企业往来密切。

“吴浈那时候手握重权，且不到四十岁，前途无量，很多医院不敢不听他的。”

不久，他把吴浈插手药企销售的事，匿名举报到了江西省卫生厅和江西省人民政府。

自主创新企业融资名城苏州力荐：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点击进入）

该知情者称，在其举报两三个月之后，大连那家制药厂的某类药品就彻底退出了南昌市场，“我公司的产品重新占住了大部分市场分额”。

该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相关部门未对吴浈公开处理，但是从那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吴浈变得非常低调。

2000年，国家及各省市成立药品监督管理局，吴浈任江西省药品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后任党组书记、局长，后又出任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6年9月，吴浈离开长时间工作的江西，赴京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药品注册、监管、审核、疫苗行业等工作。

上述知情者称，吴浈调到北京后，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派。“按道理，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应该得到提拔重用的。”

吴浈的老家江西南丰县，被喻为蜜橘之乡，自唐代起就为皇室专送贡品。一位接近国家药监系统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浈不仅贪，还会拍。他在江西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以福利之名，每年一车一车地把蜜橘往国家药监局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送。

在吴浈赴京仅仅3个多月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爆发重磅新闻。2006年12月26日，该局时任局长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7月10日，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时年62岁的郑筱萸，在被执行死刑前留下的《悔恨的遗书》中感叹道：“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嘛？”

值得注意的是，吴浈的名字还出现在郑的判决书中。吴浈曾按照郑筱萸的指示，接受广东某公司的请托，为该公司办事。

郑筱萸一审判决书显示：证人赵晓鸣(时任国家药监局药品市场监督司司长)的证言证明：2000年8月，郑筱萸要求他在广东某公司申请药品零售跨省连锁经营一事上予以支持，后该申请得到了批准。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许可证管理办法尚未出台，该公司药品物流配送中心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暂时无法办理，郑筱萸视察该物流配送中心时，该公司负责人为此事向郑筱萸请托。郑筱萸指示江西省局局长吴浈向国家局行文请示，由国家局批复解决该问题。后吴浈按照郑筱萸的指示批复同意办理。

郑筱萸落马后，吴浈多次公开表态，称不能因为郑筱萸就否认整个药监系统。

2007年2月，吴浈做客中国政府网时说：“我这里想说一下，尽管我们药监系统出现了像郑筱萸、曹文庄等人的腐败案件，但是不能因为他们几个人的问题否认药监这支队伍，也不能否认药监系统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也不能动摇我们做好监管工作、为民把关的信心。”

同年12月，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吴浈说，“郑筱萸已经受到法律的严惩，其结果新闻已经报道了，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郑筱萸的腐败案件对药监系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让我们药监人蒙羞，我们对此是痛心的。”

他还表示，不能因一个人的问题，否认一个系统、否认这支队伍。“我很有信心地告诉大家，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的这支队伍是好的，这支队伍是能吃得起苦，敢于碰硬，是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郑案发生后，吴浈并未受到冲击。

2013年4月后，吴浈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食品药品安全总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2018年3月，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食药监总局被撤销，单独组建了国家药监局，归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

不足60周岁的吴浈，未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任职，官方亦未公布其去向。

5个月后，他因长生问题疫苗事件落马，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吴浈，在2007年8月至2011年6月，曾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药典委员会一位退休官员用“刚愎自用，贪得无厌，而且财色两收”来概括他对吴浈的印象。

但对于具体细节，这位退休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浈已经得到报应，不想再说了。“他若没倒霉，我倒想说说了。”

两次被实名举报

吴浈在分管疫苗行业的十多年期间，山西疫苗案、江苏延申等疫苗大案频发。因问题疫苗事件，他在任上两次遭遇实名举报。

2014年8月18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和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依生药业董事长张译，联合实名举报吴浈以及尹红章(时任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沈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称他们“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涉嫌渎职”。他们称此次举报“是为国家科技创新去除人为壁垒”。

举报信中称，张译多次向吴浈反映其下属尹红章的问题。2006年，尹红章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时，将张所在企业依生药业已获得审评中心认可进入临床试验的世界领先的创新药品违法退回审评中心；2010年，尹红章调任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利用手中权力主导了此药品之后的审评工作，使本应进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品再次没能通过审评”。

张译还称，他申报了25批狂犬疫苗批签发，5年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能看着价值约3000多万元的疫苗过期销毁。而2012年到2013年申报的117批合格疫苗，也由于批签发问题，造成了将近4亿元的损失。

张译称，作为尹红章的直接领导，吴浈对尹红章的行为故意包庇，不予调查。

央广网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称，张译找到吴浈，称其公司在药品审评中遭到不公待遇，希望国家食药监总局对其疫苗进行复检，被吴浈拒绝。

吴浈对张译称：“你又不懂业务。这个复检没价值。”防疫站出身的张译坚称自己懂业务。吴浈竟然爆粗口称：“你懂个屁！”

2015年4月，尹红章因涉嫌犯受贿罪被拘传，同年8月被逮捕。

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举国震惊。

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持续发酵时，正值博鳌亚洲论坛举办期间。在博鳌亚洲论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分论坛上，吴浈不得不面对疫苗监管问题。

面对众媒体的围追堵截，吴浈表示，山东疫苗在流通过程中确实存在漏洞，疫苗是预防性制品，不会对注射的健康人造成身体伤害。

“在查实之后，将对疫苗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犯罪分子严厉处罚，不管是单位、个人、企业还是机构，涉及哪里处理哪里，涉及谁处理谁。”他说。

“你觉得疫苗安全吗？” 有记者问。吴浈回答：“如果这个问题是我说yes or no就可以回答的，那么论坛马上就可以结束。”

吴浈还表示，涉案产品基本上都是正规企业的产品。涉案疫苗的核心问题是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脱离了冷链，这会造成疫苗效力减低，也就是达不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失效以后对人体有没有伤害，这是科学问题，需要科学家回答，不是简单用几句话拍脑袋能回答的，要用数据说话。”

中国经营网一位当时的现场记者这样描述当时吴浈的窘态：在论坛结束后，众媒体记者将吴浈从论坛会议厅一直围堵到会场酒店安检处，吴的随行人员以“吴浈还有其他活动”为由，拒绝了采访。最后，吴在随行人员护送下从安检处离开。

同年年底，另一起实名举报事件，再次将吴浈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6年11月，时任《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杜涛欣实名举报吴浈，指称吴浈分管疫苗期间，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举报信列举了吴浈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召回涉事疫苗，致使死亡案例继续增加等多个问题。

举报信称，2009年3月，食药监总局下属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发现，江苏延申、河北福尔两家企业生产的狂犬疫苗有问题，吴浈不仅没有及时采取召回措施，还瞒报至2009年12月。就在瞒报期间，吴浈还为江苏延申“站台”。

2009年9月16日~17日，甲流疫苗生产监督工作座谈会在常州召开，吴浈亲自带领中国药物生物制品鉴定所人员出席。这次会议上，江苏延申获得了160万人份甲流订单，计划总产量为1660万剂。9月18日，江苏延申获得了甲流疫苗生产GMP证书。

2009年9月26日，《扬子晚报》等媒体报道称，吴浈曾经专程到江苏延申公司视察、指导甲流生产，帮助企业顺利完成研发、生产等工作。

举报信称，江苏延申狂苗事件不但没有被公布、召回和追究责任，反而获得了价值过亿元的甲流疫苗订单。2009年5月、11月，江苏延申顺利转让50.77%的股份给了先声药业。

举报信还称，2013年11月起，广东省出现4个疑似接种康泰重组乙肝疫苗后死亡案例，全国累计案例达7例。当时吴浈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召回涉事疫苗，致使死亡案例继续增加。同年12月13日央视曝光后，12月20日食药监总局、卫计委才发出通知暂停涉事疫苗。

杜涛欣还质疑，在吴浈分管疫苗期间，山西疫苗案、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狂犬疫苗案、2013年乙肝疫苗案、2016年山东疫苗案等大案频发，国产疫苗的声誉遭受重创，是否都与吴浈的懈怠有关？“吴浈还涉及其他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本人正在进一步梳理之中。”

在以个人名义实名举报前，杜涛欣就撰文揭露过疫苗乱象。2014年，他在一篇名为《食药监总局官员身陷“举报门”疫苗案大起底》的报道在《民主与法制时报》刊发，报道揭露了中国疫苗市场的种种乱象。报道中称食药监总局曾规划的批签发制度，吴浈采用双重标准。报道还爆料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伟民操控的江苏延申股份套现两个亿。

报道发出后，杜伟民起诉杜涛欣名誉侵权。最终法院判决杜涛欣败诉，名誉侵权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杜伟民是吴浈的江西老乡，他曾向吴浈下属尹红章行贿。

201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获刑的还有其妻子、儿子。法院查明，2002年至2014年间，尹一家三口共收取多家生物制药企业给予的财物共356万余元。

《中国新闻周刊》从尹红章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了解到，杜伟民曾向尹红章行贿47万元。该判决书称，2010年，尹红章与杜伟民相识。彼时，尹红章担任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主管对生物制品的技术审评。2011年初，尹红章购买了一套小产权别墅，他发现杜伟民也住在同一个小区，于是来往逐渐密切。

杜伟民证言证明，为让尹在审批方面不要为难其公司，他两次给尹送钱共计47万元。2011年的一天，其和尹红章、郭×甲都在邻居家做客，尹红章和郭×甲回家的时候，杜让司机毛×送他们回家，顺便让毛×把一个装有现金17万元的袋子给予尹红章。

2011年下半年，杜有一次和尹红章吃饭，饭后，毛×送其和尹红章回家。在车上，杜对尹红章说：“尹主任，这里有个袋子，里面是我给您准备的一点礼物，您下车的时候拿着。”尹红章客气了一下，就收下了。这个袋子里装有现金30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判决书中的郭×甲，即为尹红章之妻。

公开报道称，杜伟民是吴浈的江西老乡，早年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检验科一名检验员，1993年，他与曾在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担任副站长的韩刚君下海，进军疫苗行业。

2001年，杜伟民担任长生生物的销售总监，并联手韩刚君成为长生生物的小股东。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伟民、韩刚君在长生任职期间，长生老板高俊芳曾为二人留下一个疫苗车间，让二人承包。

资料显示，2007年，韩、杜二人南下，以2000万元拿下了常州延申90%的股份，将其改组成为江苏延申，韩刚君担任董事长。两年后，延申生物涉伪劣狂犬疫苗案，次年被惩处，总经理被判刑，董事长韩刚君毫发未伤。

而在延申疫苗问题案发前，杜伟民已转战深圳，成为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杜伟民与吴浈是江西老乡，又起步于江西卫生系统，且是吴下属尹红章的行贿人。其是否与吴浈存在利益输送关系，有关情况尚待官方披露。

下属多人被查

一位代理过多起食药领域案件的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浈在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的一位下属曾如此评价吴：“他对国内监管方面的知识了解深入，善于总结，善于抓住要点，有想法，希望把药管好，有时过于严厉，搞运动式的监管，效果并不明显。”

吴浈8月16日落马后，食药监系统多名官员被问责。

8月18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了题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问题疫苗案件相关工作人员问责》的消息称，长生问题疫苗案件暴露出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监管不到位、监督指导不力、审查把关不严、失察失责等诸多漏洞。

该文透露，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6位官员被免职。

6人中，除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副院长王佑春外，其余5位均来自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监管司，分别为司长丁建华、副司长董润生、副司长孙京林、特殊药品监管处处长叶国庆、特殊药品监管处调研员郭秀侠。

药品化妆品监管司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均为吴浈分管的领域。

8月23日晚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消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中药民族药监管司)司长王立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立丰是吴的老下属，与吴浈共事多年，两人一同推进过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并多次共同出席活动。

2018年6月22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王立丰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一同介绍加快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有关工作情况。这是王立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主要负责优化药品、化妆品注册和行政许可管理流程，以及承担疫苗监管质量管理体系评估、药品行政保护相关工作。

该司是原药监局的核心司局之一，前身是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2006年，时任司长曹文庄被立案侦查。该案被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让贪官开口》称为“全国商业贿赂第一案”。该司也因其控制全国数千家药厂的药品注册，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让贪官开口》记录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时任局长张京文的一段话，“当时我们感觉，3000多家药厂完全被注册司控制住了。”

药品由药审中心负责药物技术审评，根据审评意见，药品注册司决定是否予以注册。

一位医疗行业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该司权限过大，该司官员也容易成为企业“围猎”的对象，在吴浈主政期间前，该司就问题频发，违纪违法问题频出。

王立丰此前曾任原国家药监局稽查局局长、药典委秘书长。2013年6月5日，他被任命为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中药民族药监管司)司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法律顾问王晨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最近这三年，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业内肯定，这为提升药品行业的生态环境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要看到，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药品临床试验和注册上市的监管方面。他说，改革应当进一步扩展到药品生产、经营、使用方面的全生命周期监管。

“只有抓住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的科学规律，依法确定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方以及几个部门的地位和责任，才能够不断地深化药品监管体制的改革，净化药品行业生态环境，确保民众用药的可及性和安全性。”王晨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