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山西临汾的陶寺古城遗址,2024年11月12日正式开馆。陶寺古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先后出⼟了各类⽂物5500余件:陶寺“古观象台”、圭尺、朱书扁壶、陶寺铜铃……它被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p> <p class="ql-block">来陶寺博物馆,踏入这华夏文明的璀璨梦境,探寻文明之源,感受千年古都的魅力。</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博物馆地处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东依崇山、西临汾河,坐落于襄汾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内,与相邻的天文考古馆、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珠联璧合、遥相呼应,共同构成陶寺遗址的三大核心景观。</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博物馆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口是依托陶寺文化建设的一座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完整全面展示了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遗址,陶寺遗址先后出土各类文物5500余件,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蕴含着“文化自信”的中国密码,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的重要支点。</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博物馆,整个建筑以“地中之都 中土之国”元素符号为基础,外观设计呈现一个“中”字,象征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撑。</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是1978年启动正式考古的,在2002年起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后,持续考古挖掘直至今天,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p><p class="ql-block">这里发现的夏商之前的大型遗址,已经具有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王墓)、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为研究中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黄河流域目前可以确认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的实证。</p><p class="ql-block">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构,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p><p class="ql-block">考古工作者惊叹距今4100年之前的唐尧时代就存在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合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古城;道路、壕沟、墙基、台阶、桥墩、豁口、斜坡、槽壁等遗迹一应俱全的夯土宫殿核心建筑;随葬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等有墓龛、尸床、船棺的大墓;面积1400余平方米,上下三层的具有祭祀、观象功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p><p class="ql-block">2019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因此,陶寺遗址被诸多史家认定为尧舜都城遗址,使“尧都平阳”成为信史,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p> <p class="ql-block">历经3年筹备建设,11月12日,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p><p class="ql-block">这是一场考古界的盛会。来自全国考古领域、博物馆系统、文化遗产领域的30余位专家齐聚一堂,共话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p><p class="ql-block">这是陶寺考古人翘首以盼的一天。历经46年、5任考古领队的丰硕考古成果拥有了高质量展示中心。</p><p class="ql-block">这也是文博爱好者的盛宴。大众期待的彩绘龙盘,以及从未公开展示的圭尺等闪亮登场。多璜联璧、铜蟾蜍片饰等230件(套)珍贵文物集中亮相。</p> <p class="ql-block">步入陶寺遗址博物馆大厅,两侧的大型浮雕从世界文明(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早期文明典型代表(黄河、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两大坐标系中折射陶寺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价值。</p> <p class="ql-block">46年来,大规模墓葬群、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遗址,以及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观象台”等先后被发现,一个沉睡于地下数千年的都邑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陶寺遗址博物馆有什么看点?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为何如此重要?带着这些问题,探访陶寺遗址博物馆。</p> <p class="ql-block">4000多年前已能“经天纬地”,文明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控。考古发现,陶寺先民已经能初步管理时间与空间。</p><p class="ql-block">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发现了具有系统“观象授时”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观象台”,能观测到20个节令,这些节令与当地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农事、宗教节日相联系,成为目前已知最早、最完备的太阳历之一。</p><p class="ql-block">4000多年前,陶寺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适合农耕。所谓“观象授时”,授的是与物候密切相关的“农时”,主要用于指导当时的农耕种植,发展农业经济。显然,陶寺文化时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博物馆展出了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种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p><p class="ql-block">除了“观象台”,陶寺遗址的两个贵族墓葬中还出土了中国古代主流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圭尺和立表。</p><p class="ql-block">展厅里,陶寺遗址的核心文物圭尺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一件黑、绿、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p><p class="ql-block">立表也是一根木质杆,其上残存有红色颜料。陶寺先民利用圭尺和立表来判断节令、地中,并进行相应的大地的天文测量。综合来看,陶寺文明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精准掌控,是为王权和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种子。</p> <p class="ql-block"> 陶寺遗址“观象台”复原互动装置。</p> <p class="ql-block">都邑初具“都城气象”</p><p class="ql-block">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陶寺都邑可分成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历史时期,大致经历了兴起、繁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陶寺遗址早期陶器</p><p class="ql-block">陶寺文化早期已开始筑城。到了中期,城址聚落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宫城继续沿用,这一时期增建了外郭城,城址面积达到280余万平方米。完成了由单一的宫城,向“宫城—郭城双城制”的转变,构建了卫君与卫民相结合的都城规划理念。</p><p class="ql-block">中期都城分为宫城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此时的陶寺,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p><p class="ql-block">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内城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其中,内城1号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基础之一,内城被判断为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性质。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厅复原的大墓形制</p><p class="ql-block">在内外城之间还有多处墓地,大型墓葬集中分布,墓中往往有大量随葬品;许多小型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说明当时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显著,阶级分化严重。这些发现生动表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陶寺早、中期聚落已经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特征。陶寺文化晚期,大城城墙逐渐被毁掉,宫殿区开始衰败,仓储区已不存在……陶寺遗址成为普通聚落,并最终废弃。</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早期彩绘陶器</p> <p class="ql-block">走进展厅,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据了解,整个展馆设有“文明蕴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三个基本陈列单元。山西,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素有“表里山河”之美誉。在“文明蕴化”展厅,“表里山河”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被具象化。在这里,参观者可以追溯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感受山西是怎样通过地形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地理单元,从而成为初始文明与早期国家孕育、发展的摇篮,为古老文明的诞生和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p> <p class="ql-block">步入“煌煌都邑”展厅,陶寺文化摄人心魄的文化魅力与文明高度令人叹为观止,其作为古代都城的辉煌历史仿佛就在眼前;而“早期国家”展厅,则通过珍贵文物和展陈设计,揭示了早期国家的雏形和治理智慧,让参观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p> <p class="ql-block">核心文物就像一座博物馆的灵魂,拥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带动着这些博物馆的名气与档次。那么陶寺遗址博物馆都有哪些“核心文物”?</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还要早近500年!它是我国观象台的鼻祖,是一座实现天人对话的神坛。</p> <p class="ql-block">我们看见了古观象台,在岁月中诉说先民对浩瀚星空的敬畏与探索。</p> <p class="ql-block">“圭表具有制定历法、确定地中,以及天文大地测量的功能,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其由圭尺和立表两部分组成。《周髀算经》中曾提到这样一句话‘夏至之日,晷尺六寸,则为地中’。在陶寺出土的这组圭表,能够测量出夏至这天正午时的日影长度为一尺六寸,这也是陶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名称的由来。”在“煌煌都邑”展厅,聆听着讲解员陈英贤的讲解,对眼前宝物“圭尺”的了解逐渐清晰起来。</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中期王墓中出土有黑、绿、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玉琮、玉戚,学者推测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这是从未公开展示的文物——圭尺,圭尺是测量天文历法仪器——圭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圭表主要用来测量距离,判断节令、地中,所谓的地中就是指地址中央。陶寺出土的圭尺,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出土各类文物5500余件,在博物馆中共展出了由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完整全面展示了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这里,那一件件文物不再是沉默的展品,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携带着过去的温度与记忆。</p> <p class="ql-block">朱书扁壶(展厅中为复制品,真品现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扁壶为泥质灰陶,器表饰细条竖蓝纹,是陶寺先民打水的工具。这件破碎的扁壶有朱书文字位于两面,十分珍贵。</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发现了朱书陶文两个,从符号的书写结构看很可能是文字,但文字数量太少,意义只能猜测。一字释为“文”,其结构与甲骨文几乎没有区别。书写材料用的是朱砂,书写工具似应为毛笔,撇、捺笔锋清晰。另一字可能为“阳”或“尧”。“文、阳”有“光被四表”之意。《尚书·尧典》载,“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p> <p class="ql-block">现在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彩绘龙盘,这也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核心文物之一,其上的蟠龙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卓越技艺,陶寺龙纹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p><p class="ql-block">这件文物名为朱书扁壶。其为泥质灰陶,扁壶残片周围涂有红色,上朱书两个字,其中一个字符为‘文’字,学界较认可其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脉相承,另一个字符则被释读为‘邑’‘易’或‘尧’字,临汾古称平阳,史传尧都平阳,扁壶朱书陶文的出现,为陶寺城址的性质归属即‘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p><p class="ql-block">从文物的外观特征、制作工艺,到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让听众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看到古代工匠们精心雕琢的身影,感受到历史长河中那璀璨文明的脉搏跳动。</p> <p class="ql-block">彩绘蟠龙纹陶盘,陶寺遗址核心文物之一。陶寺一共出土四件龙盘。盘曲如蛇,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口衔枝状物。陶寺龙纹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p> <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共出土了4件这样的龙盘,陶寺遗址博物馆里摆放的就是其中一件。盘底用红彩涂色,红灰相间的蟠龙围绕红色盘面盘旋,蟠龙身盘如蛇,体上有似鳄鱼一样的鳞状斑纹,口衔枝状物。陶寺彩绘龙盘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呈现的瑰宝之中,陶寺遗址出土的蟠龙纹饰彩绘陶盘最为耀眼。盘底用红彩涂色,红灰相间的蟠龙围绕红色盘面盘旋,蟠龙身盘如蛇,体上有似鳄鱼一样的鳞状斑纹,口衔枝状物。据专家讲解,此陶盘上的蟠龙纹饰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p> <p class="ql-block">在陶寺遗址博物馆,有一件令人惊叹的文物——彩绘蟠龙纹陶盘。它直径40.7厘米,腹深7.8厘米,整体呈褐色,内壁用朱红彩绘制出蟠龙花纹,气势磅礴,尽显古朴之美。</p><p class="ql-block">彩绘蟠龙纹陶盘,龙纹第一个特征就是它像蛇一样盘踞在盘子里。第二个特征,它上面有很明显的鳞斑,蛇的嘴都知道是三角的,但是它的嘴就是像野兽一样,而且有长长的颌,上面有锋利的牙齿,而且还有耳朵。陶寺龙的形象,就和我们龙的形象很像,也就是现代人印象中的龙的最早的一个龙的图腾样式。</p><p class="ql-block">彩绘蟠龙纹陶盘从陶寺遗址的六座大墓中,出土了四件。这样的陶盘不仅是“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p> <p class="ql-block">在陶寺遗址出土的铜蟾蜍,四肢蜷缩在一起,好像蓄势待发的样子,动感很强,这个铜制蟾蜍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些铜制的蟾蜍有什么用处呢?</p> <p class="ql-block">除了这些宝物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却同样珍贵的文物。沙漏、铜齿轮等古代计时工具,展示了陶寺先民对时间的认识和掌握;而造型各异的陶器、玉器、漆木器等,彰显着陶寺先民纷繁多彩的物质生活与高雅的审美情趣,让人们在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时代背景。</p> <p class="ql-block">礼乐文明初现雏形</p><p class="ql-block">礼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制文化源远流长。在黄河流域,礼制更多体现在规范世俗社会的身份地位和等级秩序。陶寺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左下)等礼器。</p><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出土了包括陶、玉、石、漆、铜等各种材质的礼仪用器。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贵器物,种类繁多且有一定的组合,尤其在大型墓中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或互为配套,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例如大墓中,1对鼍鼓、1件石磬、1件土鼓是固定组合;它们均发现在墓主左、下侧,摆放位置固定;五座大墓入葬年代不同,但上述“规制”一直延续固定。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展厅中为复制品)与鼍鼓(复原)。</p><p class="ql-block">在距今4300多年前,陶寺的统治者已经“以礼治国”,初步形成了礼制与礼乐文明。这是陶寺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p> <p class="ql-block">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节点</p><p class="ql-block">陶寺文明在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脉络中处于何种地位?这还要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广受关注。</p><p class="ql-block">2002年春,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p><p class="ql-block">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p><p class="ql-block">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该区域已形成了城市和阶层分化,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p><p class="ql-block">“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成果显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为古国时代。在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的古国第三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陶寺文明就处在这个阶段,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中的重要节点。</p><p class="ql-block">此外,陶寺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绝特质的生动写照。陶寺遗址出土的很多文物具有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因素,体现了陶寺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融合性和包容性。同时,陶寺文明的宫室制度、礼仪制度等都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吸收,对后世王朝文明影响深远。</p> <p class="ql-block">计时器</p> <p class="ql-block">精美的铜器、玉器、漆木器、彩绘陶器,如梦幻的画卷,展现艺术的魅力,是陶寺先民繁盛文化的生动写照。</p> <p class="ql-block">巨大的仓储区,见证着经济的繁荣,那是岁月沉淀的宝藏。</p> <p class="ql-block">纵目陶寺遗址博物馆,每一幕场景皆是动人画卷,每一步足迹皆书传奇诗篇。</p> <p class="ql-block">夜色中的陶寺遗址博物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