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壁上的佛国》

无为

那真是一个让人拍案惊奇的时代。

公元3—4世纪，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政局大动荡、文化大变革、民族大迁徙的时期，当各个割据诸侯在血光飞溅中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走向皇帝宝座的时候，活跃于中亚、西域和新疆的印度佛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越河西走廊进入了中原腹地，毗邻长安的古秦州（天水）成为佛教最早传入内地的地区之一。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地处丝绸之路南线要道的麦积山在这个关键时期起到了真实写照和珍贵历史遗存的关键作用。

包括后秦王朝在内的大大小小诸侯王朝在北方地区展开你来我往长期混战的同时，亦敏锐地观察到饱经兵火战乱和各种流离苦难的百姓们对和平和极乐的强烈向往，其实即便是统治者亦向往，遂不断强化对佛教的推崇，来教化和管理民众，开凿石窟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犹如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古老丝绸之路沿线的陇西大地上，麦积山石窟即是典型的代表。

麦积山地属甘肃天水，古称“秦州”，素有“陇上江南”的美誉。《玉堂闲话·麦积山》中云：“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山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故有此名。”

麦积山石窟的建造始于十六国的后秦时期‌（公元384年至417年），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余个王朝、1600余年的开凿和修缮，形成了现今的规模。现存大小窟龛194个，泥塑、石雕7200多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按照时间，石窟的营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第一阶段，也是石窟开凿的高潮期；隋代、唐代为第二阶段，但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品已不多；宋代是第三阶段，是麦积山石窟兴建的又一个高峰，并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一定的地方色彩。

有人把石窟定义为石刻，其实麦积山石窟可以定义为造像的范畴。造像，就是用泥塑成像，或用石头、木头、金属等雕成一定的形象，造像是古代宗教雕刻艺术的一个种类。

“造像”二字非常传神，值得玩味。造像因刻、划、雕、绘之用工，谓之“造”十分妥帖。由于麦积山岩系红土与砂石构成的砾岩，只能开凿窟龛，不宜像云岗石窟那样直接刻凿石像于山崖石壁，所以，这里的塑像都是泥塑造像（个别石制造像碑是用他处石材移至此地雕成的），或者因地制宜利用已有的山体石块粗刻用作泥塑的胎心，再辅以木枝做肢体、手臂等的骨架，外表用泥塑形、彩绘描神，故有“石为胎，木为骨，泥为肤”之说。因此，这种制作方式使得造像的表情更加生动柔和，肌肤纹理细腻逼真，衣褶飘逸自然。

由于文化的交融，麦积山石窟的造像艺术风格也逐渐演变。交融后的佛教文化更是雅俗共赏，不单是贵族豪门造佛修福、长保富贵之愿，亦是平民百姓捐资开龛造像、发愿文施功之望。因此，造像更显人格化、世俗化特点，形神兼备，动静相生。

初创时期的造像风格为“胡貌梵像”，呈现出浓郁的中亚犍陀罗和印度秣菟罗特征，并兼有北方游牧民族高大、魁梧、挺拔的造型特点，与天梯山石窟及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造像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到北魏后期，造像形体已转向舒展挺拔，面部神态由端庄刚毅转向清秀恬静，体现了亲民的慈悲，为“秀骨清像”。

在佛教造像中，无论是佛还是弟子菩萨，多数为肃穆冷峻的形象，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之感。而121窟两组北魏造像中的菩萨和弟子，则在佛的西侧相互依偎，窃窃私语，古代艺术家将世俗中少男少女的传情瞬间永久的凝固于庄严的佛的两侧，不能不说是对佛教造像仪规的大胆冲撞及艺术家的独具匠心。

再到北魏晚期直至隋唐两宋，造像风格愈加受中原地区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佛像面容清秀，多有“迷人的微笑”，直鼻小口，端肩挺胸，充分展现出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佛国净土的向往。

风格的演变，反映了佛教造像逐渐中国化的历程。使得麦积山石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造像经刀斫斧削、木骨泥塑，或锋芒毕露，不讲含蓄，或曲肢莞尔，通俗自然，后世观之，望尘莫及。大多造像，风化剥蚀过甚，以一种“不完整的形态”示人，却又因此而愈加生动，无限遐想。再者，岁月积淀的魅力无法替代，人为之力，终不敌自然之功。

据考证，‌建造麦积山石窟，古人采用了修栈道的方式来解决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的难题。‌栈道不仅是施工平台，也是后期连接各个洞窟进行供养、佛事等活动的必要道路。今天我们参观走过的栈道或许会与古栈道的轨迹有交集亦未可知，沿着新栈道一路参观，一路唏嘘，一路感慨，麦积山陡峭的石壁上众多的佛龛犹如蜂巢一样整齐的排列着，有的完整如初，虽被铁网所隔挡，却掩不住千年的艺术光辉；有的虽剥蚀残缺，却有一种残缺的美；有的已然空留佛龛，却遐想无限，这绝壁上的佛国，虽历尽沧桑，却梵音缭绕，千年不绝。

（初稿于2024.10.10，终稿于2024.11.14；下一篇《走进袁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