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剑（耳东教授）<br>美篇号：253932472 茅洋山，地处浙东宁波海曙区西乡片樟村蜜岩的后山岗上，地域面积约莫10平方公里，海拔约500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不点，被人们称为“不毛之地”，可它给笔者留下的记忆是永生难忘的。上世纪70年代初，笔者在那里读高中，缀学两年后，又重上茅洋山，在那里读“共大”。先后4个年头，1200多个日日夜夜，在青年时代可谓是笔者学习知识和技术、锻炼身体和意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摇篮。<br> 20世纪70年代初，鄞县樟水区的樟村、龙观、大皎、赤水、杖锡五个公社只有两所高中，一所是设在樟村镇头上的樟村中学，另一所是樟水工农学校设在茅洋山上。樟村中学当时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称得上是一所老牌学校，而樟水工农学校则是一所刚建立不久，教学设施、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的学校。创办这所学校，在当时一片“红海洋”的时代，主要是为了培养根子红、苗子正、体力壮的男生而设立的，招生范围主要是原樟水区、鄞江区和望春区部分公社的初中毕业生。而笔者是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不但根子红，是培养红色接班人的苗子，而且个子也挺高，年仅16岁，身高已达1.76米，但体魄并不壮实，体重不到60公斤。 1973年1月，笔者一心只想就读于樟村中学，却被“樟水工农学校”录取了。希望成泡影后，思想波动很大，曾一时想放弃学业。后来，在初中任课老师和所在地大队干部及父母亲的劝导下，最终决定去茅洋山就读。2月下旬是学校报到的日子，让笔者犯难的是走哪一条路上茅洋山。因为上茅洋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老家古山出发，经樟村到蜜岩，再从蜜岩后山往上爬，这条路平地和山路各约5公里，而蜜岩后山岗的山路是由“天竺庵”禅师及僧人出资、出力，用鹅卵石修建的山间小道，即禅道；另一条是从老家出发，翻越海拔600多米的天井山烂地岗后，向下走至茅洋山，这条路虽然比前一条路近了约3公里，但全是山路，小而陡，几乎无人行走，这两条路对初出茅庐的笔者来说都是陌生的。笔者同班的同学因住家与“烂地岗”较近，便极力主张爬烂地岗去茅洋山，笔者拗不过他就跟着上了茅洋山。原来这是一条不是人走的路，经常有野兽出没。笔者挑着五六十斤的行李，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爬到下午三四点钟，一路上停停歇歇，歇歇停停，竟然走了六七个小时才到达茅洋山。由于又饥又累，体力严重透支，当天晚上就躺倒了，高烧不止，大病了一场，好在同学和老师们的精心照料下，很快病愈了。 樟水工农学校是个半农半读的学校，全是清一色的男生，设高一高二两个班级约100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和尚弟子。凑巧的是，据史书记载，我们学校的地址原是“天竺庵”旧址（名义称“庵”实为寺院），是僧人养生之地。寺盛时，宁波“天童寺”僧人密云禅师、重庆“双桂寺”破山禅师竹禅常来此作禅，僧人超百人。也有高僧圆寂于此，因此，这个地方也称“和尚岭”。文人贺知章、谢全祖等人也常来此地游玩写景。看来这是一个既能休心养息又能舞文弄墨的写生之地。<br> 据文献记载，茅洋山曾是四明山游击纵队后方基地和四明山人民武装的总指挥部。在抗战初期，由革命烈士崔晓立、爱国民主人士应斐章等人组织的垦荒团，在这里垦荒种粮。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接着“八·一三”凇沪全面抗战爆发，而宁波地临东海与凇沪仅一水之隔，敌机经常窜入城区轰炸扫射，城市人民无法生产、工作。为了完成长期抗日计划，根据抗战形势和宁波地理环境，觉得敌人随时有入侵可能。于是，他们通过观察樟村的地形、物产和各方面条件后，认为茅洋山可以作为游击根据地，便成立了垦荒团，并经国民党鄞县县政府批准，取得了“合法”地位。这个垦荒团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因此，这里也成了我们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刚到茅洋山时，这里只有“垦荒团”留下的几幢石墙草顶平房，作为我们学校的教室、寝室和食堂之用，艰苦条件不亚于早期的延安“抗大”，根本没有文体活动场地，平时要买生活用品，只能去学校对面的大皎公社下塘大队小店。而要去那里的小店，必须要翻越一条约四五十米深的山溪坑，再从溪坑底向上爬坡四五十米才能到达，而且都是羊肠小道，悬崖陡坡，如遇雨天山洪暴发，行人根本无法过坑。下塘是一个小山村，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小店里除了卖一些烟酒糕点、食盐酱油等食用品外，再就是一些火柴、煤油之类的日用品了。<br> 开学第一课，学校给我们发了锄头、土箕、柴刀、山袜等，这让笔者一脸愕然，难道这就是教学工具？后来才知道学校性质是半工半读。为了改变学校环境和设施，我们这帮半大小伙子，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就上山开垦，种杂粮、种毛竹、种果树……搞勤工俭学。还自己动手开挖篮球场、建造教学楼，而建筑材料都是靠我们肩挑背驮从山下运上来，一块砖，一袋水泥，一根木料，一担沙石，一张瓦……倾注了我们这帮“学生开垦团”的全部心血。 经过近一年的辛勤汗水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新的学校教学楼、篮球场建成了。从此，我们有了明亮的教室和课余活动场地。但半农半读的模式仍旧延续着，在近一年时间里，我们开垦了上百亩良田，建造了1座山塘水库，以供日常饮用和稻田用水，但也学到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知识。在那里，我们学会了蕃薯、玉米、水稻、毛竹、果树等种植、培育和病虫害防治知识等实用技术，知道了蕃薯可以用茎杆（藤蔓）剪着插种，将种薯繁殖出来的长长藤蔓一段一段地剪下，插种在土地里，通过浇水施肥，渐渐长出嫩叶，最后在藤蔓根系长出蕃薯，成熟后既可充当粮食，又可碾碎过滤成淀粉，淀粉可制作粉丝当菜肴之用。我们学会了毛竹种植技术，毛竹还有来鞭去鞭之分，而且来鞭是长竹叶的，去鞭是长竹笋的，使我们掌握了对挖竹笋一挖一个准的本领，还有果木的种植、嫁接、培育等技术。通过勤工俭学，使我们增强了体质，磨砺了意志，提前进入了成年人行列，成为了自食其力之人。让笔者真正体会了穷则思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深刻内涵。 时光荏苒。1975年，在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原型的电影《决裂》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办起来了“共大”，在当时尚未恢复高考制度下，这一教学模式受到推崇。8月，经宁波地委批准，县政府成立了“鄞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设在邱隘“鄞县工农学校”内，设农机、农业两个大专班；分校设在蜜岩祝家佛堂旧址，樟水工农学校改名为“鄞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樟水分校”，茅洋山在原高一高二两个班级的基础上，增设了牧医、林业两个大专班，并在蜜岩祝家办起了高中部，鄞县工农学校、樟水工农学校原高中段成为了“共大”附中。<br> 同年10月，笔者作为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重上茅洋山就读于牧医专业，高中时亲手建造的教学楼作为大学班的教室，设置了牧医、林业两个班，约100个学生，其中有女学生10几个，这个被称为和尚弟子的学校，从此有了“尼姑”弟子。我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全部来自全县各公社推荐的所谓的“根子红”青年人，但学历、年龄参差不一，最大的29岁，最小的19岁，有高中水平的也有小学水平的，笔者算是学历最高、年龄最小的其中一个。我们牧医班的老师，有来自“江西共大”的教授，也有来自高中部的教师，还有来自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兽医师，共5名教师。 我们这帮所谓的大学生到达茅洋山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学校环境，在校舍墙头上写大幅标语，如“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学习内容主要有政治、语文、兽医病理学、兽医临床解剖学和社会实践等课程，许多课本教材都是学校自编油印的。在茅洋山读了一年书后，由于校舍的拥挤，我们牧医班被搬到了皎口水库山林队住舍，即离皎口水库大坝不远处、一个叫长沙潭的沿山公路边，那里只有七八间平房，一块二三百平方米的空地作为学校操场，设施简陋得令人难以想像，好在半年后理论知识学习结束，便开始了社会实践。我们去东钱湖福寿山梅湖农场实习，那里饲养了上千头猪，每天有猪崽要阉割，大小猪要防病治病，我们在实践老师和农场兽医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临床实习。在农场吃住三个月学到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后，我们返回了各自的公社兽医站，在兽医站师傅们的带领下开始了兽医生涯。1977年10月，我们这批作为“文革”的产物，鄞县首届社来社去的大学生毕业了。我们可谓是鄞县首批工农兵大学生，也是最后一批的工农兵大学生，因为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高考制度的恢复，鄞县“共大”大学班这种社来社去的教学模式随之终结了。 长沙潭校舍虽然简陋，但与茅洋山相比，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了许多，校舍面向公路和皎口水库库区水面，背靠大皎山脉。早晨，当红彤彤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山上树枝郁郁葱葱，树叶上露珠晶莹剔透，早起的鸟儿会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站在室舍前眺望，太阳光照水面，波光粼粼，血红一片，给人有心旷神怡之感。黄昏，夕阳西下，水面又出现了日落黄昏红霞飞的景色。由于学校距文化古村蜜岩只有三四里地，晚饭后，我们便漫步在沙石公路上，一路笑闹着至这个约二千人口的古村落，去探寻历史文化的底蕴。<br> 踏着古人的足迹，在历史的瓶瓶罐罐，老桥古宅，墓道荒草间，寻寻觅觅。笔者惊喜地发现蜜岩在历史上曾有许多显赫名人，还有诸多大人物以及大学士、大孺关注蜜岩，喜欢蜜岩，隐居蜜岩，赞美蜜岩。蜜岩这个“千古一村”，有过许多有声有色的篇章，深深激动着笔者的心弦，特别是应家这个有名望的家族，高墙黑瓦，神鹰图腾（鹰与应同音），历史上官吏、富商、文人……数不胜数。 蜜岩因蜜岩潭中有蜜鲒鱼（又名月光鱼）而得名。村人一直来传颂着“上有千斤蜜，下有万担鱼”谚语。意为蜜岩山上有许多蜜蜂采蜜，村上的油菜花、贝母花、瓜果花、野山花非常丰富。蜂群不仅采蜜多长得也快，越长越多，满山遍野都是蜜蜂。天长日久，积下了许多蜜，又无人采取，以致流到山岩、丛草之上。逢有雨水，蜂蜜沿岩石流下入潭，潭中的鱼吃了这种蜜，鱼儿也显得晶亮，这鱼叫蜜鲒鱼，味道鲜美。这个原来只有管山的几户人家的自然村，经“四明狂客”贺知章考察四明山后，便有了很大气色，后来越国丞相应高的相公宅，成为四明应氏豪居大宅院。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千年古村，便有了祝家佛堂旧址，也就有了鄞县“共大”分校，也就有了至今集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的“鄞州四明职高”。 茅洋山虽然环境艰苦，但也培养了一批青年成才。2022年，我们牧医班毕业45年后，在下应天宫庄园举行第二届同学会。据了解，全班49名同学，除病故7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有的当上了兽医站站长，成为一名兽医师；有的转行从政，官至处级；有的改行办实业，成了个体老板或成为民营企业家。而笔者一毕业就参军入伍在部队深造锻炼，20世纪80年代初解甲归乡后，便从事基层文化工作，任乡镇文化站长，获群文高级职称，成为了一个文化人。<br> 40多年来，笔者在文学、摄影、群文理论研究与创作等方面，一发而不可收。在国家和省部级学术专刊发表或获奖有价值学术论文100余篇，在《中国文化报》、《中国摄影报》、《浙江日报》、《诗刊》等全国和省部级报刊发表文学、摄影等作品400余篇（首、幅），获奖300余次。出版诗歌集《山乡情思》、散文集《姹紫逸情》《游踪札思一二三》《我的家乡我的家》、长篇小说《活着的伤痕》《与谁共枕》、长篇报告文学《龙在飞》《燃烧的夕阳》《最美老干部》《我的甲子岁月》、民间文学《当代寓言故事》《五龙传奇》、摄影集《缤纷的世界》、革命史书《红色龙观》、地方史志《龙观乡志》、群众文化论文集《足迹》《实践与思考》等著作30余部，共600余万字，其中《当代寓言故事》一书，2009年入围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 <p class="ql-block"> 笔者所在的综合文化站和乡镇，先后荣获浙江省“东海文化明珠”乡镇、浙江省“特级文化站”、浙江省“体育强乡”等。本人也先后荣获“浙江省先进文化工作者”、“宁波市十佳文化站长”、“宁波市文化礼堂最佳指导员＂、“宁波市二月二龙抬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宁波市最佳文化礼堂人”、鄞州区和海曙区“先进文化工作者”“先进文学工作者”“先进文化礼堂指导员”等荣誉称号40多次。由于本人在文学、摄影、群文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先后被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区域经济文化研究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聘请为特约研究员；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当代诗歌协会、中国当代散文学会、中国当代小说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摄影艺术学会和宁波市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吸纳为会员；曾当选为区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区摄影家协会、群众文化学会、图书馆学会理事等。个人业绩被收录入《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当代创新人才》、《中华名人大典》、《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等多部大型辞典名录中。</p> 至今，茅洋山虽荒无人烟，但几次同学会的相聚，让笔者勾起了许多回忆，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仍让笔者记忆犹新。那是笔者在青年时代磨砺意志，学习知识，接受教育、成长成才的地方。<br> 呵！茅洋山，你是笔者终身难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