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家跟随我犯了“错误”的父亲从国营千山红农场总场部下放到一分场三队参加劳动时，我们一家人对队里的农活基本上什么都不会做。父母亲因为生长在北方，也没有干过南方的农活，我们几个孩子年纪又小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生活，可以说我们一家大小都是真正的“门外汉”。刚被下放到三队的头一年我们在队上做事时，队上有一些社员对我们不了解，对我们一家怀有戒备心理，他们认为我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不然地话也不会下放到他们三队来劳动？对我们是避而远之，不太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劳动（嫌弃我们不会做事）也不愿意过多地搭理我们（害怕惹麻烦）就是我们处处小心翼翼地处事，但还是免不了被一些疑心太重的人误解，为此我父母他们受了一些委屈。 我第一次参加队上的劳动，是去搓草绳子和掐秧草，队上堆放稻草垛子的地方就在队里的牛棚边上，距离我们家里大慨也就1000米左右。那天早上天上下着小雨有些冷，我和弟弟在家里吃了早饭后就跑到牛棚去了，我们俩兄弟和队上的十来个上下年龄差不多的男女孩子围坐在牛棚旁边的稻草堆边上搓草绳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搓过草绳子，看了一会，练习了一阵就动手搓起来了，但总是搓不好，而且搓一阵子左手掌就抽筋，搓的草绳子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一条有用的草绳子，不是一节粗就是一节细，接口连接不牢一点也不结实，随便一用力草绳子就断了，队长看到我搓的草绳子后，拿起来举在手里只问我搓的是什么绳子？惹得周围地小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第二年的“春耕”时节，队里安排我父母亲他们去水稻田里插田时，我母亲因为不会插田还闹出来一个笑话。我父母亲因为以前在河北老家时，从来没有见过水稻田，我母亲插田时把秧苗插到田里后，看到秧苗插下去有个眼，担心秧苗不稳就去用手去把烂泥巴填在秧苗的四周防止秧苗倒下，队上的社员看到后都哈哈大笑，气得我母亲够呛。从那以后，队上只好安排父母他们干些别地杂活，再也不安排父母亲他们下田插秧了。 <p class="ql-block"> 三队是个大队，耕地面积多，但劳动力少，远的地方的田土距离我们住的地方，走路来回都要几十分钟。六月的一天，谢队长安排我父母俩个去队上一个叫“老腰港”离家有好几里路的地方去收油菜籽。（谢队长当时年龄大概只有四十多岁，没什么文化性子比较急，说话时嗓门比较高，走路非常快，每天一清早手里拿着一个土喇叭，站在高坡台子上给队里的男女社员安排一天的工作，是个待人还好心里没有什么“鬼”的人，他一家就住在我们一栋屋）安排我和弟弟俩个跟一个姓雷的小伙子去田里插田（姓雷的小伙子比我们大几岁，他父亲以前在学校教书当老师，因为被打成了右派，比我们早几年下放到三队接受贪下中农的监督，接受劳动改造。雷老师一肚子的墨水有水平，经常偷偷地给我们讲一些科普文化方面的知识，我在看到“十万个为什么？”的那本科普书籍之前就经常听雷老师讲过书本里面的知识，后来雷的父亲平反后，他也被招工去了南县某镇上搬运社当工人。我退休以后，有一次在千山红场部的一个居民点见到了他，他现在一个人住在那里，身体也不太不好，我和他聊起三队以前的旧事时，他都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俩兄弟不会扯秧，姓雷的男孩负责扯秧我和弟弟专门插田。农村里有一句俗话说“插田统草不分大小”队上有专门负责的人在田里拖挌子，那个时候队上插的是三至五寸的标准，我和弟弟也是第一次学着插田，插得又慢插的秧苗也是插得东倒西歪的，因为插田的每个人都有定额（完成不了任务不能收工回家）姓雷的小伙看到后怕完成不了任务，就老催我们俩兄弟快点插。插着插着弟弟突然把手里地秧一丢，说不插田了要去找父母收油菜，我一看正好也不想插了，也丢掉手里的秧跑上岸洗干净脚后，就和弟弟一块跑去“老腰港”找父母亲他们一起收油菜籽去了。父母看到我们俩兄弟都跑过来了也没说什么，就安排我和弟弟负责收集地里的油菜籽，父母他们专门负责踩油菜籽，一家人通力合作，干着干着快到中午时分，天气又热人又累又饿，口里干得直冒青烟，母亲就叫我们休息一下，就想到附近唯一一户人家家里去讨点冷开水喝，这户人家也是我们一个队的，队上安排他们一家住在“老腰港”这个地方，主要是帮队上照看队里的农作物，这家里只有婆婆老倌老俩口，曾听队上的人讲，他们老俩口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几年前在“老腰港”赶鸭子时不知怎么的倒在“牛脚眼里”淹死了。（牛脚眼就是牛踩出来的脚印子，从那以后人们都传说“老腰港”那个地方有“鬼”，搞得一些大人和小孩子都不敢去那里地方）到了那户人家门前，母亲叫女主人一声娭毑，并说在你屋里讨口冷开水喝，女主人看到我们，脸上露出一副不高兴地样子说，家里没有冷开水了？我母亲又说，那我们就喝点灶台边上温坛里的水吧？（南方农村里的灶上一般都是两口铁锅，大的煮饭，小的炒菜，两口铁锅之间会装下一个铁坛用来热水，烧火做饭时，温坛里的水就会被烧热，夏天洗碗冬天里洗脸，用起来十分方便）女主人就说，你们自己去喝吧，说完之后就走开了再也不搭理我们了。母亲就用他们家的竹端子，从温坛里给我们父子轮流舀水给我们喝，我们一家人硬是把温坛里的水都喝完了。我以后才知道，他们婆婆老倌不是不认识我们，而是怕我父母他们也是属于“地富反坏右”之类的人员？所以就不愿意理我们，以后通过了解知道后，就对我们很友好了。</p> <p class="ql-block"> 第一年的“双抢”时节，我和弟弟被队长派到一张以家庭为主的扮桶上递禾把子。每年的“双抢”时节，是队上最紧张的时候，打完早稻后，马上又要把田翻转来插上晚季稻。因为赶季节，队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都要参加“双抢”，那段时间也是最忙最累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每天社员都是天不亮就去田里址早秧，太阳落山好久了都不能收工，队上统一掌握社员出工和收工的时间，以队上食堂前面竖着的一根高旗杆上的红旗为号，红旗升起来了都要出工，红旗降下来了才能收工回家。为了慰劳大家，队上这个时候就会统一安排队上负责后勤的人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去分场买回来一些包子馒头或菜瓜香瓜回来，分配给参加双抢的人当“腰歺”吃，我们一张扮桶上有五六个人，“桶长”送谷返回时就会把队上领到的食物带回来让大家吃。有一天，大家都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着包子和菜瓜时，而我母亲因为没有派到桶上直接参加双抢，只是负责用锄头在挖刚扮完禾的田埂边上挖田埂子草（属于杂工）就没有分到任何东西吃。母亲当时做事的位置离我们不到二百米左右，大家也看到了她，母亲也知道我们在吃东西，但就是没有一个大人叫我母亲过来吃一点，更没有一个人给我母亲送过去一点点东西分给她吃。我当时看着我母亲低着头在不停地挖草时，觉得母亲好可怜的，心里只想跑过去给我母亲送点东西吃，但又怕人家说我，我犹豫了好久最终我还是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p> <h1> 还有一年双抢，队里组织一些大人小孩去邻近队上支援插田，去时队长就告诉我们说支援插田的那个队里会有免费的中饭呷叫我们多插几分田。我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插了一上午的田都累得要死，中午吃了中饭后因为天热，我们队上过来支援的人大都躲在一颗大树下乖凉，不远处有个买西瓜的摊子旁边围了不少的人在买西瓜呷，我看到我们队上也有几个小伙伴在买西瓜呷，我心里也就忍不住想呷了，因为我们出来时母亲给了我伍角钱，大弟大妹也想我去买西瓜呷，我问老板西瓜怎么买的？老板说一角钱一砣。我花三角钱买了三砣三兄妹一个人呷一砣，西瓜确实好呷，只可惜西瓜太少一下子就都吃掉了，大弟大妹呷完西瓜后两个人的眼睛都望着我，意思是还想再呷一砣西瓜，我开始还怕把钱都花完了回家会挨母亲骂，但一看到弟妹们的那幅样子也心里不忍，最后我心一横又从口袋拿出来剩下的两角钱都去买了西瓜呷了。</h1> <p class="ql-block"> 七十年代初，正是中苏关系恶化，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深挖洞，广积粮，不充霸”的伟大指示，全国城市农村都大规模地开展挖地道运动。我们队上也积极地投入到了挖地道的这动中去了，社员群众利用每天早晨和晚上的那段时间带着工具去挖地道，那时我们人还小，不懂这些，大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和苏联打仗，就可以藏到地洞里防苏修的核幅射的伤害就可以保命……。挖地道是个体力活，大人在洞里挖，我们小孩子就进洞把土从洞里运出来（当时就有人怀疑悄悄地说，我们湖区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水眼子，挖下去两米就见水了，这样的地洞真的有用吗？）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水平本来就差，一夭三歺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力气去挖地道，这是政治任务，你不去挖还不行，不单是队上的领导批评你，如果碰到分场或总场下来捡查的领导知道了还有可能被抓起来关到农场的黑屋里去，那个年代的人胆子都小都怕惹事，所以每天去挖地道时都是拼命干活不敢偷懒，每次挖完地道深夜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口里直流口水，根本就睡不着觉。队上挖出来的防空洞实际上没有一点作用，后来反倒成为了我们队上孩子们晚上去藏迷场的一个好去处，可悲的是雨季一到，防空洞和壕沟里全部被雨水淹没了，过了不久，全队社员群众一个冬季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地道全都塌掉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领导安排群众挖地道了。</p> <h1></h1>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队上的社员慢慢地开始了解到我父母亲他们并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的“坏人”后，就开始尊重我们了，队上的干部社员对我们一家人以前的态度也改变了，关系也融恰了，感情也加深了，就连队上的孩子们也开始喜欢和我们俩兄弟一起玩了。 那时我心里总在想，幸亏我父母他们不属于是什么坏份子一类的人员，不然地话，在哪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在队上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记得每次队上召开斗争大会时，都会把队上所谓的坏份子罚站在主席台的两边。一般都是队长站在台前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全体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第二项，唱“东方红”。第三项，民兵把“地、富、反、坏、右”份子押上台来（民兵手里都有枪）笫四项，请支部书记讲话或分场来的领导作指示。站在主席台边两边的坏份子都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弯腰，一动不敢动的站到大会结束后，才会被武装民兵押送回家。我曾注意过队上所谓的“坏份子”的崽女，毎次参加大会时他们都是躲在会堂的最后面，也不敢抛头露面随便走动，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在队上他们也从来不敢和贫下中农的孩子争夺任何东西，也不合伴自悲心都特别重，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的是太可怜了。 <p class="ql-block"> 一九七0年春，从长沙下放来了七八名男女知青到三队参加劳动锻炼，他们因为是从省城来的，穿着打扮都与队上的社员不同，我们一群屁孩子总天没事时就跑去找他们玩，听他们聊天唱歌吹口琴，学他们讲长沙话，因为他们的到来，给原本死气沉沉地队上添加了许多新鲜地活力，只要那里有他们在，那里就欢歌笑语，那里就热闹，队上的群众都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特别是我们小孩就更加喜欢和他们粘在一起玩了，我每次去玩时，那些知青大哥大姐都喜欢我，待我比较好，教我唱歌教我学吹口琴。在他们那批下放的知青当中有一个叫张成英的女知青，因为表现好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在她离开三队的前一天晚上，队上喊了一些社员在地坪里为她召开了一个简单地欢送会，我当时也聚在人群中参加了那个欢送会，心里真地羡慕得要死，心里梦想着自己长大了以后，也像她一样被推荐去省城里上大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