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陕西黄龙时主要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石窟寺艺术研究，回到北京后从田野考古、文物保护工作转向博物馆研究，一时还不适应，恰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门头沟龙泉务村，有一个辽瓷窑考古发掘工程，于是我在馆长安久亮带领下，拜访了文研所副所长赵福生(原陕西延安安塞插队的北京知青),提出想参加龙泉务窑考古发掘工作。没想到得到了赵所长的同意。 龙泉务窑址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龙泉镇龙泉务村北。早在1958年田野考古调查时就已经发现了，后经1975年复查而确定为辽代瓷窑遗址。龙泉务窑址，三面环山，永定河水由北而南，经窑址东侧蜿蜒而过，遗址东西长230米，南北宽120米，总面积约27600平方米。龙泉务窑址是北京市级文物埋藏保护区。 回到门头沟后，工地发掘一开始，我就去工地找到考古队领队黄秀纯先生报到。因为这次考古发掘是由北京市文研所、中国文研所、门头沟文管所三家组成，而我只是一个通过走关系进来的不算正式编制的人，只是参与挖掘工作，没有最后参与研究的权利。虽然没有参与研究的权利，但只要能参加考古发掘，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在四年的现场发掘实践中，通过我自身的努力下，逐步取得了考古队领队的信任。在发掘期间，中国古陶瓷学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中国北方古陶瓷学术研讨会》，我受命主笔写了一篇《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的关系初探》，在研讨会上作大会发言。 <p class="ql-block">宿白先生现场考察</p> <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耿宝昌先生考察龙泉务窑考古工地</p> <p class="ql-block">窑炉现场</p> <p class="ql-block">专家考察考古发掘工地</p> <p class="ql-block">发掘现场</p> <p class="ql-block">窑13全貌</p> <p class="ql-block">窑9全貌</p> 在龙泉务窑址发掘期间，我主持发掘探方41时，在地层的第四层中出土了一块三彩方碟残器，当时我激动万分，没想到最典型的辽三彩方碟标本会被我亲手发现，其喜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心情平静下来时，我根据地层的包含物，仔细分析，确定其时代为辽代中期。这一发现纠正了学术界原来认定辽三彩始烧于辽晚期的结论。后来我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辽三彩研究》一文，提交给“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6年会”，发表在《福建文博》1996年2期上。在该文中我提出了“三彩和琉璃非陶器”的观点，并指出“辽早期出现了三彩雏形，辽中期时辽三彩的烧造技术已臻成熟”。后来我又相继撰写了《唐三彩鉴赏》和《宋三彩与金三彩研究》，在《宋三彩与金三彩研究》一文中，我提出了关于“三彩命名”的问题，认为“三彩和琉璃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名称，只不过是人为地将其分为两种，即把器物叫三彩，把建筑构件叫琉璃。三彩是今名，在清末民初才出现，而琉璃是古名，早在南北朝时就有”。 <p class="ql-block">三彩方碟残片</p> 在经过三年半的野外考古发掘结束后，我又被留下参加室内资料整理工作，主要负责出土器物的分型分式工作，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期排队，使我对龙泉务窑的考古断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而又负责了《龙泉务窑考古发掘报告》中的出土遗物分期报告的编写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从一个考古队编外人员变成为考古队的骨干。 <p class="ql-block"> 龙泉务瓷窑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是证实了早在辽代时期门头沟出产的煤炭就已在烧造瓷器时得到利用。从辽早期开始到辽中期大量使用煤炭作燃料。</p><p class="ql-block">经过三年半的田野发掘，及两年多的室内资料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使我受益匪浅，激发了我对三彩和琉璃的兴趣，确定了深入研究三彩和琉璃的课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