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惊险人生

王国光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父亲离开我们20周年纪念日。清晨，点燃了一支心香，袅袅青烟瞬间开启了阴阳通道的遐想，童年的回忆也随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总爱讲述他海上的经历，那些故事如同好莱坞大片般精彩。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工作的船舶遭遇了两次潜艇袭击沉没，却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1941年9月，父亲在英商红蓝烟囱公司的“尤莱锡斯”轮上工作。1942年初的一天下午，船靠泊在澳大利亚的波斯港。远处一辆黑色的轿车急驶而来，停在船边，车上下来两位神秘的官员，直奔船长房间。半小时后，船长广播通知全船船员集合，随后，一辆大巴将大家接到附近的宾馆住下。

两天后，又被接回船上，看到船舷边的载重线，显然，船已经载满了货。一声汽笛长鸣，在引水员的指令下，船舶徐徐离开了码头，两位神秘官员也跟随船舶离开了波斯港，驶出了航道，引水员把船交给船长，接引水员的直升飞机，盘旋在驾驶台的上空，在对讲机的沟通下，放下吊索，把引水员吊回直升飞机，船长鸣了一声汽笛，以似感谢引水员。船长把车钟从前进一推到前进三，全速前进。船上装的什么货，要开往哪个港口，不得而知，相信船长也不知道，只有那两位官员知晓。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十几天后到达巴拿马运河，一路上都还算正常。

然而，船离开巴拿马运河，在大西洋上航行了4天左右，约1000海里（1852公里）的路程后，却遭到了德国潜艇的鱼雷袭击。瞬间，大量的海水涌进了船舱，船长马上组织船员堵漏、排水，经过一番努力，进水量还是远远大于排水量，船体开始倾斜并下沉。船长一看情况危机，立即命令电报员向公司发报，告知船舶的经度/纬度和弃船消息，同时又发出了SOS求救信号，并安排所有船员穿上救生衣到救生艇甲板集合，然后发布弃船命令。幸运的是，当时天气还算不错，大家迅速放下了救生艇，全船32人（包括船员和两个官员）陆续登上救生艇。

登艇期间，发生了痛心一幕。一个船员游到救生艇边，刚抓住舷边，还未来得及爬上救生艇，似乎被鲨鱼咬住了脚。几个船员拼命拉住他的手，却敌不过鲨鱼的力量，瞬间那船员被拖入水中，瞬间海面上漂起了大量的血迹。

这份工作实在太危险了，按父亲的话说，他赚的钱，三分之一用来吃，三分之一用来穿，还有三分之一存着。如果船安全到港，就把三分之一积蓄的钱寄回家里；如果在海上发生意外，吃也吃过了，穿也穿过了，不遗憾。

沉船之际，船长发了求救信号并告知了沉船的经纬度，救生艇在沉船附近等待救援，12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救援船舶过来，也许是太多德国潜艇出没在这个海域，没有特殊任务，几乎没有船舶跑这个航线，过了黄金救援时间，船长不得不命令救生艇朝美国海岸线方向驶去。救生艇上的燃料只能用20个小时左右，在航行期间，船长安排大家轮流值班瞭望，如果遇到其他船舶，马上呼救。但是很遗憾，没有遇到一艘船舶。20个小时后，燃油用完了，艇上除了供船员7天的压缩饼干和一些淡水之外，没有任何食品。船长命令随意漂流，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漂了约两三天的时间，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小岛，大家兴奋极了，奋力划桨，小艇终于冲上了浅滩，在船长的指挥下，终于登上了这个小岛。上去一看，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除了杂草树木、鸟类和海龟以外，没有人类生活过的迹象。大家把救生艇拖上了沙滩固定好，然后就简单地巡视了一下岛上的环境。

船长清点了一下人员，一共30人，在沉船时少了两个船员。船长马上安排大家伐一些树木，搭建临时的住处，并点燃了篝火。在这个荒岛上，能吃的只有海鸟类、鸟蛋还有海龟肉。退潮的时候，海龟来不及下海，船员就用绳子绑住它们，拖上岸，可以新鲜的炖煮，也可以晒成干作为干粮备用。目前的问题就是缺乏淡水。

于是，船员们七手八脚地把救生艇拆开，救生艇里面的浮箱是用白铁皮做的，他们就动手把这些白铁皮制成锅的形状，支起了灶台，把海水放入锅里烧，提取冷凝的蒸馏水，再接一些雨水作为淡水，除了每天饮用，多余的淡水，就储存在塑料容器里面。

吃的喝的基本解决了，船员们都非常好奇，为什么船会被德国潜水艇击沉。于是，他们就问了两个随船官员，这船上到底是装的什么东西，要开往哪个港口。起初两个官员还不愿意说，但后来在船长和大家的要求下，他们总算道出了这个秘密：船上是装的武器，是要把这些武器从澳大利亚运往波兰。当时德军正在侵略波兰，英国作为同盟国，就安排运送这批武器去支援波兰。作为战略需要，消息封锁得很严，但还是被德国的间谍发现了，于是在海上就被击沉了。

在船长的安排下，船员们日复一日地制作淡水，抓一些海龟、鸟类和鸟蛋等，同时又安排了24小时观察天空和海面，看是否有船只和飞机经过。

在荒岛上度过了十几昼夜，他们终于发现远处有一艘货轮经过。于是，船员们一起呐喊，挥动手中的衣服等，并且取出了仅有的十二个救生信号弹准备发射，但由于火药受潮，救生信号弹几乎失效，不能发射。船长命令大家把火烧得更大，想通过火苗信号让经过的船只发现。尽管大家拼命努力，那艘船还是渐渐远去，直到消失，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可能是距离太远吧，大家非常沮丧。

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期间有两个年老体弱的船员，受了风寒发烧，救生艇上携带的一些药物用完了，两人相继过世。由于没有蔬菜水果，环境卫生又差，大家在不同程度上患了溃疡、皮肤等疾病。气温渐渐暖和起来，部分船员实在耐不住寂寞，他们想，反正是要死，还不如拼一下。经过大家讨论过后决定，把30个人分为三组，第一组10个人，跟着木筏，带着干粮出去。如果他们获救了，就告诉地方政府，让他们安排船只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到这个岛上来搭救剩余的船员。如果一个月后没有任何消息，第二批10个人按同样的方法继续冒险，直到最后的10个人。人员分配方案是以自愿报名、年轻力壮的为第一批。方案决定好了，在船长的指挥下，大家用木材扎了一个约五米长三米宽的大木筏，带上了将近一个月的淡水和干粮（就是那些干的海龟肉和鸟肉）。第一批船员出发了，大家每天都在祈祷，期待奇迹的出现。

一个月快过去了，没有任何奇迹出现，第一批冒险的船员生死未卜。期间又有一个船员去世。大家正在酝酿安排第二批人出去冒险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引擎的声响，远处的上空出现一个小黑点，随着引擎声渐渐大了，是一架飞机。大家非常激动，船长马上命令两个船员，把火烧得越大越好，安排其他的船员躺在沙滩上，用人体拼成了一个SOS的求救信号。

这架飞机应该发现了这个荒岛上有动静，只见它俯冲下来，在空中盘旋了两圈，一会儿又向远方飞去。大家看清楚了机翼上的星条旗，是美国飞机。鉴于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各缔约国政府共同制订了SOLAS公约（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各缔约国有责任救护海上难民。过了两三天，一艘美国军舰驶入荒岛附近，见它抛锚后，放下两个快艇，驶向荒岛，把剩余的船员接到快艇上，返回军舰上。大家开心极了。

经过了二天的航行，军舰靠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军港，然后来了一辆车，把所有的船员载到了美国的移民局。由于两个官员和船长、轮机长等高级船员是英国人，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是同盟国，这些人通过美国政府和英国领事馆的安排，送回英国了。我们这些中国人，暂时被关在移民局属下的难民所里。我父亲他们就和难民所的看守吵了起来，大家都是同一条船遇难的船员，为什么他们可以安排回国，我们就不行呢？争吵激励打了起来，他们请来了中国领使馆的官员。鉴于当时政府的卑鄙怯懦，领使馆的官员不但没有协助他们，还帮助难民所的人员来阻止大家的诉求。无奈之举，还是被关在难民所里面。

有了同舟共济的经历，回国的英国籍船长，通过船务公司的交涉，两个星期后，他们被送去青年会Y.M.C.A居住，可以自由活动。船务公司承诺，若有公司的船到美国港口，尽量安排他们上船工作。为了生活，通过华侨的介绍，我父亲在纽约郊区的酒吧做了两个月的打杂工。1942年10月到1943年2月，他在纽约一家机械厂做车工。一天傍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了美国的便衣警察，要把他带回警局问话。我父亲警惕地问：“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带我走？”其中一人从衣袋里取出一块铜牌，上面小小的英文字母看不清楚，取铜牌的时候，看到他腰里有手枪。无奈，我父亲只能跟他去了警局。在警局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沉船的难民，且没有身份证件，又把他送去移民局。

一直到1943年8月，我父亲又被安排上了英国红烟囱公司的“轧林坂匝”轮上工作。该轮到了英国的利物浦港，由于是欧美航线，近期没有回中国的机会。经历过一次沉船事件，我父亲还沉浸在海难的阴影中，所以决定下船，在利物浦船务公司旗下的船厂工作。

在利物浦船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总算有机会，有一艘跑欧亚航线船舶，通过努力于1945年5月上了英商蓝烟囱公司旗下的“爱斯银讷丝”轮工作。随着二次大战即将结束，该轮运送难民及军队回返家乡，近十个月的时间，去了印度、苏联，经过地中海、印度尼西亚的巴淡岛、新加坡于1946年4月到了香港，我父亲在香港下船。当时交通不便，经历了一个月时间的周折，终于回到了舟山的老家。几年没有回家了，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和小弟过世了，大兄弟不见了，自己的第一任老婆也走了，非常凄惨，家里只剩下他父亲焦急的等待着他回来。1946年6月，经人介绍娶了第二任的妻子，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是1918年10月出生在舟山的一个贫困的农民的家庭。读了半年的私塾，由于家庭困难不得不弃学。9岁出门，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1949年中国解放了，鉴于多年的跑船，累积了丰富的轮机经验。解放初期，海军力量薄弱，父亲在海军中字107登陆艇上担任轮机教官，帮助海军培养技术人员。

虽然他只读了半年私塾，为了生存，努力自学英文和轮机业务。数年后转入地方企业，在天津航道局担任轮机长职务。由于解放前一直在海外工作，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他带上了里通外国，国民党间谍的罪名，被关在船上的物料间里写检查，没有窗户，见不到阳光，每天批斗，挨打，有一次被踢到下身，痛的他在地上打滚。我家楼上陶性家，由于受不了批斗挨打，趁去上厕所时，跑去驾驶台跳了下去，摔在渤海湾冰层上，当场死亡。文化大革命后期，1979年8月，他的政治生涯终于调查清楚，得到了平反。

解放前，为了生存，在那么险象环生的海上工作，在抗日战争等时期，他慷慨解囊把自己用命挣来的薪水，通过有关的机构捐款给中国政府，能说这样的人里通外国吗？

平反后，天津航道局在荷兰购买了一艘非常先进的电子-液压集成控制的船舶，让他担任轮机长，船上所有资料、说明书都是英文版的。他仅仅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顺利把这艘船从荷兰人手里接过来，并投入正常的工作。任劳任怨直到退休。

他的一生充满了惊险刺激，在上海滩找工作，被抓壮丁，逃难，海上趣闻等等，怀念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