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阳小庐”的情愫——纪念许行彬诞辰150周年

耕夫

　 我出生在海宁周王庙，是许行彬先生的同乡晚辈，可比他晚生了80年。

40多年前，听说有台湾同胞为乡贤前辈许行彬洗冤的呼吁，便立刻联系上统战部的同事，主动要求承担寻找证据材料的重任。有人问我：“这活儿干好了没功劳，干差了就是罪过，这么不讨巧的活儿你也愿意干？”我回答他：“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也是庙桥头人。许行彬是我的乡贤前辈，他走过的桑梓路我也走过，他踏过的庙头桥我也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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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庙桥头”。）

周王庙是因为有一幢“周王庙”而得名的，那时叫“周镇公社”，沿洛溪河岸的东西街道，乡民们都唤“庙桥头”、“庙头”。许行彬的故居“高阳小庐”在中街，紧按着庙桥，而我家在西街，中间只隔着一个当弄和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路，也就相距几百步路吧！

​ 我8岁上学，小学堂就设在“周王庙”后边的回字型厢房里，东边是许行彬家的大花园，学校的东围墙就紧按着花园。后来，学校在围墙北侧开了一个小门，我们上体育课、课外活动就在花园里举行。我记得，花园里有许多花木，我们常在花树间穿行着游戏，唱歌，那首《两只老虎》就是在这儿学唱的，我在花园的草地上第一次戴上红领巾。

　 稍大，我学会了游泳。“高阳小庐”东侧有个小河叫“花园浜”，常年不干涸，水生动物特多。有一天，我和姐姐弟弟在花园浜捕鳅摸蚌，摸螺蛳，收获颇多，自己吃不完，早上在街头上叫卖。

​ 课余和假日，我常和小伙伴进入“高阳小庐”玩耍。“高阳小庐”原为三进排屋，第一进沿街和第二进楼房，已经辟为公社办公区，第三进是三层楼房，底下是个大厅，只摆着一张乒乓球桌，显得空荡荡的；上面两层是干部宿舍。大厅的西北角有个小门，出门就是大花园了。我和小伙伴常在此逗留，爬假山，爬树，捉迷藏，假日里约了小伙伴在大厅里学打乒乓球。

　 花园的东南方有个六角亭子，亭子中间是五色玻璃花窗，外边又有“美人靠”围着。亭子很大，有一回我们班级在这儿活动，二十多人围在亭子里也能舒展开来。

我最喜欢一个人在这儿呆着，坐在亭子里做作业，背诵课文。

​ 妈妈有个闺蜜，我们叫她“珊毛大大”，夫妻俩都是公社干部，住在高阳小庐的楼上。念初中的时候，我常随妈妈到高阳小庐去探望，一直沿续到七十年代末，我记得，在这儿我第一次看上了电视剧。后来结婚生子了，我多次携妻儿来高阳小庐做客。

我家在周王庙原有30亩田地，土改前，我奶奶将其送给了板桥头的农家。合作化时，板桥头人给了我家一小块自留地，妈妈在上面种上蔬菜、棉花，让我们一家度过了饥荒岁月。后来得知，这块地连同以前的30亩田地，均是许行彬的产业。我想，我小时候是得到过许行彬善举之恩泽的。

　 1973年以前，高阳小庐有一幢“江南园林四大名石”之一的“振衣峰”（其它三石是苏州留园的“瑞云峰”，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袁花查家的“皱云峰”），一株罗汉松，还有三棵金桂树。记得中秋时，我们偷偷入内，在桂花树下铺上一幅毯子，用小棍敲打树枝，让花骨朵飘下，我们卷起毯子带回家，留待着过年吃上香喷喷的桂花年糕。

（1998年，庄润秋（左一）与前来寻证的旅台乡友在“高阳小庐“的罗汉松前留影。）

我十几岁时，常常帮助当居委干部的妈妈，挨家挨户去发放粮票、油票之类的票证。分发时，在小庐的一间老宅里，我见过许行彬的三姨太，唤她“三娘娘”，妈妈说过她的以往故事。三娘娘是个和善慈祥的老人，见面时，她将糖果塞到我手里。

　这幅老照片非常珍贵，是我在寻访许行彬事迹时，乡亲老友蔡文龙赠予我的。1955年冬雪后，友人蔡文龙在“高阳小庐”里留影，背景就是沈钧儒命名的奇石“振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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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前后，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花园里也兴办起农机厂，桂花树被砍了，振衣峰被推倒捣碎了，当成基础石，填在了坑里，那棵罗汉松幸而躲过一劫，在原处生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