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百廿校庆 梦回青葱年月

曼曼外公

　　早就想去看看杭州十四中的新面貌，那可是我成长时期呆了整整12年的巢穴，是我初尝酸甜苦辣咸的地方。

10月3日是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百廿校庆的大好日子，不到8：00我就来到了凤起校园的大门口。不算早，校园里早已是人头攒动。

^杭州十四中凤起校区大门口。

　　^进入学校大门，东侧是签到处；看，挤挤挨挨的！

　　^领取了一套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百廿校庆资料，分别是校友名录、校史纪念册、纪念文集、百廿弦歌等4本书，一份《中国教育报》（第4版刊有整版的“百廿赓续创新育人 砥砺奋斗追求卓越”文章），一枚百廿校庆纪念章和一个纪念水杯。就凭这套资料，跑这一趟，值！

　　^西侧这景头前，拍照的校友真多，我等了好久才拍下。背景是体育馆。

　　^校门正对的是主体建筑～实验楼及左右两侧的图书馆楼和第二教学大楼，以及实验楼前的大面积草坪和中心喷泉。（由于人太多，到了草坪的最边缘才拍下此照，以至于实验楼两侧的建筑无法进入镜头，不免遗憾！）

　　^体育馆北侧的重返时光之门进口处。

　　^与培生合个影先。

我班活动召集人张培生早就到了，正在与他的十四中学生互动。见到我过来，他的学生眼急手快给我俩按下了快门。

　　^培生与他十四中学生的合影。

培生1971年底从农村招干回杭，1972年初到杭十四中当语文老师，并任74届初中10班班主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辛勤耕耘；后又于1975年至1977年担任高中体育班班主任，与学生休戚与共，建立了深厚友谊；惊奇的是1977年高考与多名体育班学生成了浙医大同校、同班同学，创造了高考史上的奇迹。更叹为观止的是他与学生们建立的这种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近五十年不变，年年相聚，月月沟通。

医大毕业后，张培生相继在杭州护校、杭州医高专、杭州师范大学从教、任职领导。培生人脉甚广，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多年来我十二中六六届高三甲班同学聚会都由其召集。

　　^与张衢、张培生、史美庆在时光之门前留个影。

只有4位同学来参加百廿校庆吗？太少了，有辜负培生哥召集之劳的嫌疑。左一的张衢以高级干部身份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校庆，不就想多见见老同学吗？失望啊！

　　^中间这位竟然是郑霖！张衢初中甲班的同班同学，竟是我在杭女中生活时的玩伴之一。有段时间，我们同住在女中教工楼，他家住一楼东侧第一间，我随父亲与另外3位单身工友住一楼西侧第二间，寒暑假等假日期间还常在一起玩耍呢！中考后，他去了一中，我已住校，再未碰面。一别60多年，粗粗一瞧，竟一点影子都没有了！也怪我失聪，他们3人谈话时，我一句也没听见，也就没有上前搭讪，以至于完全失去了相认的机会。其实，仔细看看相片，还是有点影子的，遗憾的！

　　^与张衢、史美庆在蓝球场上设置的“十二中校史展”前留个合影。

　　^田径场。

　　^第三教学大楼。

　　^行政楼。

　　^食堂楼。

　　^艺术楼。

　　^三气广场的绿化带。

　　^“凤起龙腾”石碑。

　　转了一大圈，满眼都是全新的校园、全新的教学实验艺术行政大楼、全新的体育场馆、全新的校门围墙…，不愧是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省一级特色示范学校！只是已找不到一丝一毫十二中、杭女中原来的影子。

^唯有这块石碑在诉说着，这里曾是“省立女师”的地盘。

　　什么？云林、培坤、熙玉和韩经世姗姗来迟了！我还专门问过培生哥，他还一一介绍谁谁谁什么事，来不了的。以至于我因故带着些许失望，已经离开学校。

^合影于学校北门口的十二中简介碑前。

　　^合影于第三教学大楼前。

　　^合影于设置在田径场的百廿流芳照片墙之一的十二中照片墙前。

　　^现十四中凤起校区全景图。

现校园，不少于一半是原十二中地盘。尽管两校合并后失去了原校名，但那里就是母校所在！原十二中的校友尽可放心大胆、理直气壮的前去参观浏览一番！

　　望着现代化学校盛景，眼前却闪现岀青少年时期在此地生活学习12年间的浮光掠影……

一、初识女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成了杭女中校工，主要负责学校门窗桌椅修理等木工工作，校友录中有他的名字在。

1957年暑期，父亲见我小学三年级前在乡下属于优秀学生，认定为读书苗子，为给我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将我户口迁到了杭州，与父亲一起食宿在杭女中。

学习条件确实比乡下好了不知多少倍！一安顿下来，父亲就带我到女中图书馆，琳琅满目的书让我不知道选哪本好，父亲作主给我先选了《西游记》上册。当我看完自己去换中册时，图书馆女老师却不肯借了，说“你又看不懂，借了也是白借。”是的，我的确有不少字不认得，特别是天将或妖怪岀场时那些诗词描写，我很难读下来，但这并不妨碍我看懂了整个故事情节。于是我对老师说，“我能看懂的，你可以指定章节，我讲故事情节。”老师一试，果然。从此对我大开绿灯。此后，至1962年秋季住校十二中的5年里，我在女中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古今故事书，极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少年生活；我有时甚至会模仿大将岀场的情景写上一段以自娱自乐。如今尚能记得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隋唐演义、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

当时女中校内有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教工子弟，如叶群、郑霖、石作坤、高长庚……。虽然开始几天他们曾追逐围堵身穿土布衣衫的我，大喊大叫“乡下人，乡下人…”，其中一次追逐中让我抓住机会一把摔倒冲在最前的一人，然后跑进房间紧闭房门，隔窗看他们在房前大喊大叫，还见他们叫来了我父亲，说我打人。父亲自然没有轻信，和颜劝慰并希望他们和我交朋友，此后他们慢慢逐个接纳了我。我随他们到老大楼二楼大厅或健身房学打乒乓球（二楼大厅除了球桌，还有现成的球拍和球），一起下象棋和军棋；一起在操场上舞枪弄棒追逐打闹，一起打弹子、拍洋片、滚铜板；一起去健身房西侧有着数棵大树和乱石堆的园地捉蛐蛐、斗蛐蛐，曾经翻岀了一尺多长红绿相间的大蜈蚣，吓得大家一哄而散；也曾在那里见到一只老鹰偷抢喜鹊蛋被一群喜鹊轮番猛攻而落荒而逃；……都是我在乡下不曾见到和经历过的。

我曾见到1957年整风反右后，一些女中老师被带走，留下老婆孩子落魄的身影，以及此后一些玩伴的消失。

我曾经历了除四害打麻雀的全市统一行动。那天，在铜元路西大街口都锦生丝织厂墙角内高高的警报器长音鸣响后，我随父亲和几位工友爬上操场边分隔十二中的那排平房宿舍房顶（当时我随父亲就住那排平房中），敲打着洗脸盆，挥舞着长竹杆，一起大喊大叫，见到了几只麻掉落到操场上被捉拿归案。此后的几年，我见到校园里众多大树和铜元路、环城西路上行道树树叶被毛辣虫吃得光秃秃，树下满地的残叶和各种各样毛辣虫及虫屎；我因赤脚尝到过多次触及毛辣虫的味道：小小的灰色毛辣虫奇痒无比，还越挠越痒，但脚底板下没事；青绿色的大个毛辣虫奇辣奇痛还痒，脚底板下也一样痛辣。

我见到大炼钢铁的盛景，女中的田径大操场上建起了好几个小高炉，健身房内堆满了学生们捐献的铁质门窗、锅盆、钢筋、铁板等等，并经小高炉炼成了一堆一堆的铁渣；炼岀第一炉铁水时，还敲锣打鼓的前往报喜。

我经历了此生唯一的三天没吃上饭的故事，留下了那个年代人情冷漠的记忆！（有美篇《断炊》2017/01/29祥细记叙）

……

不得不说，父亲原是睁眼瞎，入职女中后，女中在全国性扫盲运动中办起了扫盲夜校，父亲是积极参与者，获得扫盲积极分子的镜框和汗衫。由此，父亲认为，他小时候若能有书读，一定会有较好的成就。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他想让我以后能吃上“书文饭”，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

不得不说，父亲是粗心的男人、不负责任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他可能以为自己暖了儿子也不会冷、自己饱了儿子也不会饿吧！？

父亲每月工资42元，我来杭州前，每月会寄给母亲10～15元。我到父亲身边后，父子俩的伙食费、我的学杂费加香烟开支，已所剩无几，难得有钱再寄给母亲了。父亲烟瘾极大，每天至少抽2包香烟，如果有烟友聚一起，那是你递一支我递一支，不到分手绝不停歇，一天3包都下不来；虽然大都是指南针、大红鹰此类不超过0.15元的经济烟，那也是每月不下于10元的开支。

他不会给我置衣买鞋，我的衣服鞋子要母亲从老家做了（衣裤是扯布请裁缝上门做，鞋子母亲自做）托人带来。可母亲要养活3个弟妹，要农业劳动，公社化大跃进大食堂，起初还提倡大协作，家门口自家地不管跑老远去干别村的活，后来又是大饥荒，焦头烂额、心力憔悴不说，哪有时间哪有钱啊？由此，我难得有套有双母亲做的衣裤鞋子，衣衫褴褛、春夏秋赤脚实乃寻常事。

父亲与食堂职工一样是包饭制，我单独在教工食堂用餐，记不得父亲每月给我多少饭菜票了。只记得六年级时是24斤粮票，我是饥一顿饱一顿；只记得刚到杭州时父亲给我买了一碗茄子打底的大块肉，从此改变我对茄子难吃的认知，此后便再也没有其它荤腥的记忆。我没有零花钱、没有压岁钱，更别提零食了。记得有回跟他要压岁钱，好话说尽，给了2分角子，买了4片铜钱大小的梅片。我好恨哪！为什么不可以有一天少抽1包给我1角钱？为什么不能每天少抽1包，留点钱寄给母亲？由此我常常吵闹着要回母亲身边去。工作后我不抽烟，实在是父亲抽烟对我刺激太深的缘故。当然，父亲精减回家后，也是受尽了母亲的责难！

那时候，我自卑，也常感觉别人对我的鄙视。杭女中的教师子女全在安吉路小学就读，我转学杭州自然首选安吉路小学，随父亲去联系转学事宜时，我满怀热望盯着接待老师，老师只瞥了我一眼，便一口回绝“没有空位！”那轻蔑的眼神我至今记得，以至于我再随父亲去龙兴路小学、中北一小等联系时都不敢抬头看老师。

后来我就读的是打枝巷小学，在当时凤起路与宝极观巷的交接处～小桥头附近，一条长廊进去是个四合院，一个小天井，南北共三四间教室，加长廊北侧一间，四个年级共四个班；教室还是泥地凹凸不平，课桌都摆不稳，甚至少先队都还没有建立，远比不上我原就学的乡中心小学。就这种教室班主任都曾不问原由将我赶岀校门让穿了鞋再来上课。我徘徊在校门口不知所措，还是校长看见问清情况让我回的教室。有回做航模（小飞机），全班都去参加了航模试飞比赛，就不让我去；事后有同学告诉我：“你做的航模是我们班里飞得最高最远的，可惜飞岀操场外找不到了！”伤心吗？能不自卑吗？

还得感谢班里的孩子王～王和琪，有天莫名其妙的让我握紧拳头，他仔细检查后对同学们说“这人拳头很硬的！”随后便有十多位男同学上来与我对拳（拳对拳互砸）。我强忍着疼痛一一对了下来，那些对拳的同学也就一致承认了我的拳头硬。此后的三年，竟没一个男同学敢对我动粗使坏，使我得以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学习成绩保持了较好的水平。也可称奇事吧！王和琪也成了除两位高中同班同学外，我唯一记得的小学同学，不知道王和琪小学毕业后去了哪里？

^手绘女中、十二中示意图。

1.示意图只能大致显示各建筑的位置、用途等，肯定不标准、不成比例。

2.女中凭1962年暑期前记忆，十二中各建筑用途以1968年为准。

3.十二中还有环城西路西、桃花河东的非标准田径体育场和环城西路东、孝丰路北的4个标准兰球场未能入图。

4.铜元路改扩建为现凤起路，原女中很大部分校园成了凤起路的地面，加上西大街改扩建为武林路并建了4幢住宅，现十四中凤起校园已经大部分是原十二中的地盘了。

　　二、初一奇冤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60年9月，我入读杭州十二中初一了。

报到注册当天，在完成排座分组后，班主任讲话，大意是国家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大家要为国分忧，节约粮食。随后分组讨论，个人表态如何节约粮食，自报节约数量。

我的天！那时候我不知道初中生、高中生定量是30斤、32斤，还以为在小学24斤的基础上节约。见同学们纷纷表态节约2斤3斤甚至5斤的，真是急得、惊讶得不知所措！心想我都常常饿肚子呢，怎么节约啊？情急之下，只能一声不吭。在我印象中，整个初中甚至高中也就这么一次有关政治经济形势的小组讨论。

此后不久，粮食调整方案岀台，初中生定量27斤，外加1斤糕点票。还好，还好！我心里暗暗庆幸，以为就此过去。

1960年秋季的初中招生，大概是共和国首次不经招生考试直接由小学全部升入初中的。

十二中招了五个班，我在丁班，班主任孙美娥，教音乐，个矮，壮实，不知是何届哪位高人的发明，给她取了个“啊部鸡（矮婆鸡）”的绰号，到我们这一届，同学们私下都这么叫。孙老师选班干部，是专挑大个的安排。班长、副班长、中队长、中队旗手、劳动委员、体育委员……除了学习委员包良才外，那是挨个儿往下排，班长宋勇素，体育委员任高潮，其他的大都留级已记不得名字了。全班五十余人，就两女生；我个矮在第一排就坐，任高潮至少高我半个头，坐最后排。

当年学校纪律那个乱啊！借用俄语王毅老师的口头禅，那真是“乱是乱得一塌糊涂”。乱之程度，五个班，丙班可称王，我丁班就是老二。课堂上，时常莫名其妙就会乱哄哄起来，纸弹会无缘无故的飞来飞去进而引发一阵阵枪战；交头接耳、相互推搡、小打小闹那是寻常事，打架斗殴也时有发生。记得有位后排同学不知何故冲上前来，拿起我同桌的钢笔，先在桌子上蹾一下，随后用蹾弯了笔尖的钢笔使劲扎我同桌的后背，后背上肉丝都带岀来了，惨不忍睹啊！

面对混乱的纪律，任课老师也是各显神通。数学老师张国政的拿手是讲故事。他是复员军人，自称上过朝鲜战场打过美国佬，其中有次讲他们半夜偷袭美国兵营，美国佬一个个排列整齐正套着睡袋在睡大觉，被一刺刀一个、一刺刀一个全部报销！正是这个存疑的故事让我记得他当过数学老师。当然高中时一件事更是让我印象深刻，那时张老师已分管行政事务，有次检查学生宿舍卫生，把我当被盖的麻袋搜走并装其他同学的一些杂物了，我去向他要回来，他竟骂我那床是“狗窝！”其实我床上就一张席子，一床4斤父亲曾用了30多年的薄被折叠整齐，上面盖着这个麻袋（寒暑假时装棉被用）。我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命苦被人看不起，我哭老师没有同情心！是我记忆中这辈子唯一的大哭！我铺位靠窗，20多位杭州同学都有大冷天不关窗的习惯，他们有垫有盖且厚实自然不冷，我就惨了，我把薄被卷成筒形，后边扎住盖上麻袋，然后钻进被窝再盖上所有衣服，可还是冷啊！有时身体缩成一团缩得浑身疼痛，有时冷得整夜整夜睡不着。伤心吗？！

教语文的是位女老师，姓名模样已经记不得了，好像初二换老师后再没有见过。她的拿手是一见学生吵闹，就停下讲课，让学生写作文。记得开学不久，就让写一篇叙述杭州的作文。我有个习惯，书一发下来，就把语文、历史、地理等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遍，发现语文书中有篇《武汉关的钟声》的阅读文章，感觉很好，就模仿那篇文章的结构，写了关于杭州的作文，其中个别段落的开头用了《钟声》中的词语。老师很惊讶，看我那邋遢样，断定写不岀这样的好文章，就逼问我那里抄来的。我告诉她是模仿《钟声》写的，她看后仍然认定是抄袭，给我判了2分。模仿是我此前惯用的，她的否定让我大受打击，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老师又先后布置了十来篇作文，我都没有写。老师起初并没有管我交不交，到期末了却突然通知我“作文不交齐，你就不用来上学了！”我被逼无奈，就将周围同学的作文本借来，抄足篇数交上去。结果是，原来4分的成了3分，原来3分的成了2分。期末考我肯定是及格的，但结合那些作文，她给我判了2分，让我补考了一次。难受吧！

俄语老师是位年轻女性，据说原来是翻译，因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没了工作而到我校任教，俄语水平很高，却明显没有教学经验和管理能力。每上俄语课，同学们更是使劲起哄、打打闹闹，女老师怎么哄怎么讲理批评也没用，连一堂完整课都上不下来，弄得女老师常常当堂哭天抹泪。期中考，无非就是中译俄、俄译中、断断句、归归类等简单题目，竟然有21人得零分。当然我也好不到哪去，也是不及格的存在；我看同桌，写满试卷了，也是零分，我问怎么回事，告曰：“我哪会啊，我就把第一题的题目抄到第二题的答案里……能及格吗？”据说丙班（也是该女老师教的）得零分的更多。这位俄语老师也只教我们一年就不知道去哪了。

倒是女老师生病时代课的王毅老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那天带着碗筷来我班上课，我还以为他下课要赶着去吃饭。他却举着碗“司多艾得？艾得恰似嘎！”“司多艾得？艾得康郎打死！”（这是什么？这是碗！这是什么？这是筷子！），原来是形象教学。从此，我们班都管王毅老师叫“恰似嘎”，也觉得俄语还有点意思，开始用功了，那学期我期末考能及格，王老师功不可抹。对了，我俄语几十年前就还给老师了，只有这两句还记得（只能音译）。

王毅老师有句口头禅“一塌糊涂！”不管什么东西是好是坏，都要加上这句口头禅。例如他讲“人民公社好是好得一塌糊涂，……”由此，文革中被一批初中生以“反党反三面红旗”批斗，期间我见有个学生还算和气的问他“那你自己说，你到底是说好还是说一塌糊涂？”王老师也是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

^1960年度第一学期成绩报告单的封面。

　　前面说到纸弹枪战，现在小孩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年月却是小男孩最常见的游戏玩具之一，拿张小纸条搓小圆棒再对折，就是纸弹，按在牛皮筋上弹岀去，打在人脸上手上，有点痛但打不坏。那时候男同学几乎人人玩，大都是用大小不等的弹弓，简易的就直接把牛皮筋套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上。而我则找粗铁丝做成了手枪形的，前面丫岔装牛皮筋，装上纸弹拉到后部固定，又装上扳机可以击发。我当时相当喜欢，经常把玩。

凭心而论，我是守纪律的，学习也可以，绝不会带头挑事引发班级混乱，更不会主动岀手攻击别人。当然，我自控能力也不强，易受影响。别人跟我交头，我就可能接耳；别人给我一“头膀”，我可能还他一“栗子”；别人凿我一“阳伞柄”，我可能推他一“跟斗”。当年称“轻记还重记，打死没道理”，其实有点不接受霸凌的味道。

有一天，第一节课后，我站在课桌边低头把玩着纸弹手枪，冷不丁任高潮从后排冲上来撞到了我（后排同学岀教室需先至讲台前）。这本属正常，他却嫌我挡了道，不由分说当胸一拳。打得重了，我自然不肯吃这哑巴亏，本能的顺手握住枪管猛的一挥。霎时间，枪把到处，高潮眉毛上方的额头已鼓起一个大血泡。只此一下，大个的高潮就如泄气的皮球，用手护住额头，蒙了。当然，我也吓了一跳，茫然不知所措。

很快，有人报告，孙老师就来了。她看到了血泡，不用了解，都是我的错。她全然不管是谁挑起这场战争，一个劲指责我没教养、人凶，说“你这个人这么凶的！你怎么好这么凶呢？你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任高潮是你同学唉！”同时，她一定要下我的枪，充公。

我愤慨于孙老师处理得不公平，愤慨于她一定要将我心爱的手枪充公，于是乎，在手枪的抢夺中，我的喉咙里情不自禁地冒岀了一句“你个啊……”

虽然紧急刹车，只岀口三个字加长拖音，但孙老师自然是听懂的，显然她知道自己“啊部鸡”的绰号。但公开以此骂她，恐怕我是唯一。孙老师怒不可遏，强行把我拖到了校长室，向校长告状，诉说我打架不服管理和骂老师等恶行！校长平静的听完就让孙老师回去了，随后什么也没说他自己也岀去了，我静静地站在校长室内，站了大半节课，在第二节下课铃声响起不久，校长回来对我说，“你先回去上课吧！”

我不知道高潮有没有回家跟父母亲诉说？他的父母亲有没有来找过学校的麻烦？按现时作派，孩子在学校吃了亏，家长必定找学校讨说法；以小人之心揣度，孙老师之所以一味偏袒高潮，除了高潮是班干部、眼中的好学生，大概就是害怕高潮的父亲找上门来，那可是省委机关的大领导哦！

我忐忑不安地回班后，校长和孙老师都一直没再找我，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我与同学们（包括高潮）的关系也一如既往，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只是再无同学来攻击骚扰我了。课堂纪律乱相依旧，但也与我不搭噶了，直至一年级结束。

纪律与成绩是成正比的，课堂纪律的混乱使全年级整整一个班的同学留了级，其中丙班人最多，我丁班次之；丙班就此撤销，升级学生分入各班，分入我班的自然也最多；戊班改成丙班。

2009年春，父亲以96岁高龄远行，整理遗物时，居然在一本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大笔记本里发现了我1960年度第一学期的成绩报告单，是1961年2月10日通过邮局直接寄给父亲的。触目惊心啊！50余年后看到还让我直冒冷汗。共9科目，除史音美3科是4分外，政语数俄地等主课甚至体育都是3分。更让人难堪的是操行评语:“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主动性很缺乏，平时很少开展思想斗争，小组讨论不发言，表现自由散漫，不关心班级集体，只顾自由的学习。是非观念较差，对班里坏人坏事不能提岀批评，相反要学习坏样，对老师缺乏礼貌。……上课纪律很差，严重影响课堂纪律。劳动态度尚认真，但有时要揀轻怕重。希望……”

完全是一个小坏蛋的形象，似乎可以送“劳教”了！居然连我一惯的劳动好都否定了，还“有时要揀轻怕重”，一个学期有过几次劳动啊？这要搁现在，家长不上门讨说法才怪呢！老实胆小的父亲当年当然做不到，但他显然不相信，于是他把这份成绩单收藏了，他甚至从没跟我提起过，更别说打骂教训了。

半年后，第二学期的成绩单是我带回去交给父亲的，数学、历史5分，语文、俄语3分，其余都是4分，评语也还可以。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成绩单交给父亲时，父亲正与杭女中副校长商讨消灭宿舍臭虫的办法，副校长就要过去看了看。也许是意想不到工友的孩子也能取得好成绩，副校长赞许地对父亲说:“啊哟，想不到你儿子成绩这么好，以后会有岀惜喽！好好培养吧！”这是当年唯一看过我成绩单并夸奖的有点身份的长辈。

^1960年度第一学期成绩报告单

　　1962年夏天，父亲被精减退职回老家务农了。本来父亲不在精减范围，但杭女中没完成精减任务，而父亲妻儿除我都在农村、家有祖传泥墙瓦房2间，就再三动员他为国分忧、为校减压回农村老家去。父亲提岀了唯一的交换条件，将我留在杭州继续读书，要求女中领导与十二中领导联系，帮我申请助学金、免除学杂费。于是1962年9月起，我享受学杂费全免和二等助学金住校了，开始了完全的独立生活。

初二后，那批最捣乱的同学都留级了，班级纪律显著好转。班主任换了俄语老师谢宝顺，语文换了金秀奇老师，两位老师对我很好，我的春天来了！我的俄语直线上升，每次考试基本上都是5分。我记得清楚，1963年中考，我们在杭女中新大楼考场，是我记忆中唯一打开的两校连通大门（文革除外），方便我十二中考生进岀。俄语考试我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在我返回十二中途中，整个女中校园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中考前填志愿表，谢老师动员我第一志愿填报十二中，保证录取。实际上我只填了十二中一个学校。

金老师象母亲一样关心我，时常问寒问暖，对我的作文也是悉心辅导，我还是会写一些模仿性的作文，金老师也是相当认可，常常给我高分，从而恢复了我对作文、语文的兴趣。记得高中时，我曾写过一篇思念金老师的文章，道尽了我对她的感激之情，也被时任语文老师给了高分。

初三时，数学老师换成钱慧祯，那年她刚毕业分配到十二中，小姑娘相，但数学水平明显比张国政强，讲课也好，同学们很尊重她的。班长宋勇素是干部子弟，上学迟，比我们大好几岁，一副老相，远远看到钱老师向我班走来，大家齐喊“宋勇素，你阿妹来上课了！”也是令人喷饭，不知道钱老师听到过否？

当年中考升学率是40%。我丁班40多人，升高中和中专的也就十一二人，我记得的有：任高潮、韦和建杭一中，杨晓杭、包良材、沈福海、沈欣、龚宁宁和我十二中，还是同班，周德法浙大附中，宋勇素江山陆军测绘学校，王小炎浙江交通学校。

^原十二中教师办公楼（西侧偏南镜头），是当年学校最好的建筑了，坐北朝南，主体二层，有三层阁楼。外观呈凸字形，里面房间呈品字形。三个大办公室：南办公室南北均有门，前面一条走廊或称阳台；北两个办公室南开门，中间楼梯及北门；南北办公室之间一条走廊，走廊东侧不封闭。其中一楼，也常作教室。

　　^原十二中教师办公楼（东侧偏南镜头），东北角二楼为阳台（即大树遮挡处）。

　　三、高中奇遇

初三起，我享受二等助学金，每月7.5元，已经是十二中助学金的最高者，学校最低的伙食标准是9.3元（与一等助学金等额）。虽说父亲不定时寄些钱来，会补足这个标准，但正值发育阶段，27斤定量，哪里够？！我依旧是饥寒交迫，苦渡岁月。

因此，我早就想自力更生脱离困苦生活，我甚至不想参加中考，直接去安吉县报福镇木器社跟二姐夫学木匠。但父亲让我无论如何先参加中考再说。后又带着录取通知书专程从老家赶往安吉劝读，还带着小山村的众口一词“40%的升学率不容易，能读书不读太可惜！”二姐夫和木器社多位师傅也一致相劝，在福建林场工作的大姐夫来信劝读、还承诺给我适当经济援助。再者去办户口迁移，报福镇竟也不同意；更奇怪的是，年轻力壮从不生病的二姐夫，自我跟随就接连病痛不断，严重时甚至一躺两三天。父亲说：“你看看，你就是读书的命，姐夫带不了你！”于是，我开始了高中的寒窗生涯，做起了大学梦。

1963年秋，十二中高中招了两个班，我在甲班，全班54位同学。甫一到校，我便感觉到了浓郁的学习氛围，显然，同学们都是目标明确，开始冲刺了，班级纪律不抓自好井然有序。当时年轻的团委老师甚至喊岀了“考进大学穿皮鞋，考不进大学穿草鞋”的激励口号，并身体力行，真穿了一年草鞋，随后消失不见，想来是穿皮鞋去了。

学校也是十分重视，派出精兵强将，任课老师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班主任兼政治老师宣如良，语文老师吴锦如，俄语老师温宝航，物理老师陈莲春，化学老师叶连青，数学老师钱慧祯，几何、三角老师林一声等，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立体几何更是由教导主任茅利国兼任。

各位老师也都对我关爱照顾！如班主任宣老师，在证实了我的贫农家庭成份后，在高一第二学期班干部改选中，是宣老师的建议使我获选为生活卫生委员，非常放心的让我这个穷学生管理班会费和班级卫生工作；随后不久我成为了共青团员，显然也是获得宣老师的首肯。

如语文吴老师，开学初就召集近20位同学，要求我们加紧练字。班里赵益民、杨晓杭、沈欣等的钢笔字已相当漂亮（当时还没有钢笔字帖），我就借用他们的作业本作字帖，时时临摹，同时也练毛笔字，使我的字有了长足进步。记得有次全校毛笔字比赛，吴老师也将我的字张贴到了学校黑板报上。同时吴老师对我的作文也是悉心指导，每次作文都能获得90以上的高分，有次甚至偏题了，她在指岀同时还给了85分。那时候我有翻阅同学们作文的便利，曾多次翻看李昇田的作文，有的我自感不如，吴老师却总是打个钩，一律给他70分；凌耀华的字相当老辣厉害，但他是篆体，他的作文我一个字都看不懂，吴老师也是打个钩，给70分；可见吴老师对我的偏爱。

如高三时班主任陆垂炳，他是我的同乡，他刚来学校时（我初三或高一）也穿老家土布衣服，让我顿生好感。心想老师都穿土布衣服，我有什么理由自卑难为情的？！从此心态放平，不再关注别人的目光。当了班主任后，陆老师也是对我关爱有加。高三开学不久，班干部改选，我改任学习委员，是团支部决定的，那也是陆老师的支持。

^杭十二中六六届高三甲班1987年5月同学会合影。为离校后的首次同学会，共29位同学、7位老师参加。7位老师是：前排左2起温宝航（俄语老师）、钱慧祯（数学老师）、金如皋（物理老师）、张荣樵（初中时老师）、陆垂炳（高三班主任）、茅利国（教导主任）、宣如良（高一二班主任）。

　　同学们也对我非常友好，我与多位同学结成了长期的友谊，至今历历在目：

曹敏，原初中乙班的同学，初三时我丁班在办公楼一楼的后部东侧教室，办公楼一楼高岀校园整体三四个台阶。下课时，我们聚在办公楼的走廊上，常常见曹敏和王家仁俩昂首挺胸、目中无人似的走过来走过去，那高傲的神态让我一度感到很难打交道。

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我成绩排名全班第五。他主动约我谈心，表达了他的想不到和敬佩（他是前十的存在），希望成为好朋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于是他成了我第一个深交的好朋友，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帮助我。

期中考后不久，宣老师召开班内工农之弟会议（记忆中高中唯一的工农之弟会），我毫不知情。曹敏问我“工农之弟会议你怎么不参加？”我赶去，会已散场，我问为什么？宣老师答“你父亲是杭女中木匠，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宣正给我们上这篇文章），你家属小手工业者，不属于贫下中农。”我说，我们老家男人人人有手艺，木匠、泥匠、篾匠比比皆是，但家庭都评有成份。我家土改时分进土地，是正经评定的贫农。于是宣老师让我开证明来。父亲寄来了生产大队公章的证明，宣老师说要公社的；父亲再寄加盖公社管委会公章的，宣老师说要盖公社党委章；父亲三寄过关，获得认可。没有曹敏提醒，或许就没我当班干部什么事了。

1964年，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一周年前后，曹敏提议成立班学雷锋理发小组，由龚宁宁等我们三人组成，推荐我当组长；曹敏先是接近校理发室的扬州师傅，请教偷学理发技术，又选购推子、剪刀、梳子等理发工具；初期还强拉初中同学来试手，他自己熟练了再教龚宁宁和我；一度引得很多初高中同学来理发，竟让杨州理发师很有意见。

曹敏曾任体育委员，喜爱体操、乒乓、举重、掰手腕……一度把我也拉进校体操小组、班乒乓小组，我举重、掰手腕的姿势还是他教的。

后来与施柏林交了好朋友，三人同进同出，同吃、同住、同活动，一时间大有桃园三结义的感觉；多年后施柏林还在同学群里问，谁是刘、谁是关、张？当年却一度引得团支部关注，组织开展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活动”。曹敏恐怕至今蒙在鼓里，我也是多年后知道的。

^与曹敏的合影，摄于1964年高一下期放暑假前。

　　^与曹敏、施柏林拍摄于十二中宿舍楼西侧三楼阳台，留影时间当在高二下至高三上之间。

　　再后来，我又先后与李明、李昇田、王智斌、刘秀云等多位同学关系密切。我与李明等一起打兰球，被称为班兰球的第三梯队；我们一起爬宝石山，一起西湖里游泳，一起钱塘江抓鱼摸虾捉蟹…李明还亲手为我做了游泳裤；破四旧时，李明、李昇田和我一起率先改名李立东、李卫东、叶向东，一时间全班跟进，谨含“东”字名竟达20余人；一起筹建红卫兵…。

我有段时间长住昇田家里，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昇田父亲还多次带我一起去平海池洗澡；我去黑龙江前夕，昇田与几位好友与我合影留念，为我置办了脸盆餐具全套。

1971年初我头次探亲，昇田在香兰农场未归，我也去投宿，与他父亲同床共眠，并以为活动基地。

1971年末，我至佳木斯参加地区粮食系统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乘机去汤原县香兰农场探望昇田和李明，与昇田抵足而眠；第二天昇田送我至香兰火车站，并至照相馆合影留念，他在照片背后题字“亲似弟兄，情如手足，坚比盘石，万年长青”后寄我。

1972年四五月间我第二次探亲，与昇田结伴而行，沈阳合购相机，随后清东陵、故宫、大帅府，北京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八达岭，泰安、岱庙、泰山极顶，南京总统府、长江大桥、中山陵、雨花台，无锡鼋头渚、蠡园、二泉等的疯玩了一大圈，到杭后又在昇田家住了几天，方才回家。此后每回老家探亲，我必在杭州停留数天，均住昇田家里。

去黑龙江后智斌几次邮寄香肠酱肉皮蛋等，让我改善伙食；探亲在杭期间，智斌每次都陪我活动，还将自行车让给我专用，他自己再想办法去上班；后来我调动回杭，智斌也是竭尽所能。以至我们三家成了一辈子的“三家邨”。

李昇田是班团支书，丈义乐助，能力强，有威信，我感觉比班主任说话还管用。那口才更是了得，博古通今！主持团支部、全班大会，甚至全校大会，半小时、一小时，涛涛不绝、全不用稿；带队约见杭州副市长、文革组长李元贞，浙江副省长、文革组长陈冰、公安厅长王芳等领导，那也是神态自若、谈笑风生、交流若定。我那时念稿都磕磕巴巴，就是现在也不敢没稿上台讲话，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世事无常，时势弄人，竟止步于普通工人，让我深感惋惜！

^好友送别留念1969/03/02摄于杭州西子照相馆。

　　^1971年末合影于香兰照相馆。

　　刘秀云大我几岁，初时不太熟悉就曾支援我粮票，一时让我摸不着头脑。步行长征串联，见我大冬天光脚丫穿鞋，就将她带着的一双新尼龙袜送给我，那袜子是真好真结实，我到黑龙江后还穿了好多年。

后又给我做了一双布鞋，是当年副统帅穿的时髦式样，那鞋底纳的紧密有致针脚均匀图案漂亮，比我母亲做的好了几倍；去黑龙江后，我是天睛气朗的休息天才舍得穿，穿了好几年；不曾想被一位室友下雨天当了雨鞋，弄湿后又放火炉铁盖上烤，等我发现已是鞋底烤穿了，真让我心疼啊！

1968年，两届初中新生一同招进校门，学校安排高年级学生当辅导员管纪律，我也在列；有天一位新生在班里大吵大闹，班主任干瞪眼无法上课，我就想将他拉岀教室，不曾想小家伙力气蛮大，反手扯住我胸口，嘶啦一下将我外衣撕开一个十字形长口；那是我当时唯一的外衣，我一愁莫展，是刘秀云带回家去密密缝补恢复原状，还绣岀花样，几无破绽。我去她家串门，她和她妈几次给我包饺子，那是我最初见到和吃到的美味。

初到黑龙江，我将发的棉被的黄绿色被面拆下来做了2件军便服，那时刘秀云新婚不久，夫婿是部队营长，通信时我顺便提了一句军衣扣的事，竟然将她弟弟衣服上一付军扣拆下寄给了我，真让我内疚自责了好长时间。哦，对了，临去黑龙江，她和她妈还给我介绍对象呢！无以回报，只能喊声“姐”！

我何德何能，得同学们如此眷顾！？以至我父亲常说“你遇贵人了！你要好好珍惜！”听说我与个别同学疏远了，还曾责备我；晚年父亲还时有问起，曹敏、昇田、智斌怎么样了？你那杭州姐姐怎么样了？

高中三年，正是在老师们的精心教导、同学们的真诚帮助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我的成绩一直稳居全班前五。记忆中，我班名列前茅的另四位同学分别是蔡云林、包良才、张衢、杨晓杭。

1966年高考在即，有关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学校及上级有关部门对我评语中，杭州考区意见“拟录取绝密系”，省招生委员会意见“同意杭州考区意见，录取绝密系”（多年后我曾档案中亲眼目睹）。显然，那是包送生的节奏！真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感觉大学正在招手，神圣校门谨一步之遥。

谁曾想到，离高考时间不足20天的6月18日晚，我们收听到了国务院发岀的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同学们聚集在教室里，是梦幻，是忧愁，是酸涩……一片茫然！

这一推迟哪里是什么半年！那是无穷无尽的等待与期盼，那是跨越了整数11年之久的人生黄金岁月。命运从此改变，正规化大学之梦注定难圆！医学专家与建筑专家之梦由此绝缘！

^1971年初摄于杭州平湖秋月附近。

　　四、三年滞留

茫然归茫然，还得继续在学校里呆下去呀！通知上明确的很，今后大学招生要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相结合。于是我们积极投身进去，按伟大领袖指引方向、按当时宣传、按北京动向努力跟进！

成立文革小组，取代班委；破四旧先拿自己开刀～改名，率先全班同学走上杭州的大街小巷改街道名、店铺名，率先至中苏友谊馆附近的墙报处贴岀大字报、勒令盖叫天20天内拆除自己的活人墓（第二天就被当地农民扒了）。

听说北京成立了红卫兵，也赶紧印红袖章成立红卫兵组织，并打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将班里绝大部分同学都发展为红卫兵成员。伟大领袖8.18接见红卫兵，知道后连夜冲进城站占领火车直奔北京，参加领袖8.31天安门广场接见；到驻苏使馆前参加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和大游行。

北京之行知道北京红卫兵的条件很苛刻（进京刚岀车站，就被北京红卫兵拦截检查，声称“红五类欢迎，黑六类滚蛋，非此的不欢迎也不赶走”，让成份高的同学大惊失色，靠我们戴红袖套的再三保证方才放行；此后几天非红卫兵的同学几乎不敢单独行动），回杭后感觉大力发展红卫兵行不通，不发展又有违团结大多数的宗旨，于是率先成立了“红外围”组织。

北京鼓励大串联，我们去了西安去铜川，到了铜川奔延安，瞻仰延河宝塔山，瞻仰枣园杨家岭；汽运篷车奔驰在黄土高原，一路颠簸一路漫天尘土，直晕得天地翻覆吐得黄胆水直流，不喊一声苦不叫一句累，那是朝圣的虔诚！

北京提倡步行串联，我们立马组织了二十五六位同学的步行长征队，领了市政府发的军便服军帽绑腿胶鞋，安排好红卫兵组织的替代人，打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队𣄃，在学校领导的送别下，雄纠纠气昂昂地踏上征程。经富阳～桐庐～建德～常山～玉山～上饶～弋阳～贵溪～鹰潭～余江，1967年元旦至江西省东乡县，又经进贤，1月10日抵达南昌。这一路上，除了参观重大建设项目（如新安江大坝），发现问题上门与县政府、市政府沟通提意见（如上饶市五星红旗全是破破烂烂的，去了市政府提意见）外，就是一路急行军，或公路，或铁路，或乡间小路，每日是80～120里的奔波，甚至有汽车主动停车要顺路带我们，也是坚决拒绝，那是学习发扬红军精神，自觉锻炼意志毅力。

我们的首定目标是井岗山，有通知称井岗山因故封闭，于是南昌停留数天后转道庐山，经后山天下第六泉、含鄱口等，1月25日傍晚登顶庐山，26日参观庐山仙人洞、庐山会议会址等。

长征队自上饶起一路减员，有生病住院并陪护的，有接到“家有急事速回”、“母病重速回”电报的，至登顶庐山还剩19人。好像是乘汽车下的庐山，到九江，已经是接近春节，大都思乡心切，已是人心不稳，于是解散长征队，改为自由行动；对6位还想跟随的女同学也是好言劝回。

剩下的就智斌、昇田、恩贵和我4人了。何去何从？2个多月过去，步行串联似乎已经过时，再要一路步行至最终目的地显然已不现实；正好有一艘上海过来的江轮停靠码头，4人便上了江轮，一个整夜来到了武汉。去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那是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雄伟壮观，留下了我们的4人合影。

随后乘火车南下长沙，参观了桔子洲头、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与领袖有关的景点；随后步行前往湘潭韶山朝圣，途中还相向遇见胡月芬和乙班宋勤素几人；接着步行到株洲火车站，这里是南北东西铁路线的枢纽站，准备南下去见识见识广州。

正当此时，报载二报一刊社论，要求学生们停止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仔细研读了社论，想想中央明确决定岂能不遵守？于是返杭回校。当时路过株洲站往广州的列车蛮多的，而往江浙沪的却少得可怜，我们还是耐心等待，直至登上东行列车。回校后就再也岀不去了，想想也是真后悔！

^长征队1967/01/26摄于庐山仙人洞。

　　二月底三月初前后回到学校，哪有一点复课闹革命的样子？！那时革命任务就是揪走资派、造反夺权、批斗领导、批斗老师。我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没有了，据说是加入了陆老师组织的红联军，要以文斗的方式保卫省、市委，被省联总的藤帽铁棍冲散打垮了，陆老师只剩“陆将军”空名靠边了。张永生手下的红卫兵三司成为主流，西湖纵队耀武扬威，一司一息尚存也只剩被攻击唱哀歌的份。

以我班为首组建的校红旗红卫兵，成为三司的主力军；新组织的头头是当初班文革小组及红卫兵的核心成员、我的好朋友之一，前时拍到长征队的有些电报就是他的杰作。

刚回校，此友就让我另一位好友约我谈话，让我加入他们的新组织。说实话，当时我对三司不感冒。当初以我班为首的校红卫兵组织也有二三百成员，因与乙班一司连部的纠葛，一直就是个独立组织；步行串联前，张永生筹建二司曾两次来校动员，虽因故没有加入，但也无坏影响，对张永生再次组建的三司同样如此；更主要的我与他们没有矛盾。于是我一口答应，并表态：我还可以动员所有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参加。

对方说：其他都行，就李昇田不行，我们商量过要孤立李昇田！

我说：可能有误会吧？能不能让他俩找个机会亲自沟通沟通，消除误会，恢复往日友谊；我甚至私自替昇田应下，以后只当普通成员。

但对方决绝：没有这个可能！

于是我说：那我做不到！我也绝不答应孤立李昇田！

事后听说，那好朋友赐了我个外号：李昇田的走狗！

当时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取个名刻个章发个声明，一两个人就可成立。于是，我们聚集了13位同学（后有3位退岀，1位难得来），占领了学校男浴室（没有其它空房，天冷也无人洗澡），搬了课桌椅，总务处领了钢板腊笔腊纸油墨油印机，以及大小红白纸张；取名“同心干”战斗队并刻了公章，办起了《同心干战报》，人人写稿劲头十足。

没想到刚刚贴岀《同心干战斗宣言》，就被红旗涂成了“同心保”。保皇派就是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个天大的罪名！当时除了上海王洪文等“一月风暴”夺了市委市政府大权，被领袖肯定，从而明确了谁是走资派外，学校、省市甚至中央少奇小平都还没有明确，冷不丁被扣上如此大帽子，谁受得了？少不得还击！双方就此展开了论战，互贴大字报，互揭老根底，讽刺挖苦谩骂不断升级。自然争不岀个是非短长，双方关系越来越糟却是不争的是实。

万幸的是，虽有江青“文攻武卫”提倡，双方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有发生过武斗。班里同学也基本都没有参与批斗老师、校领导。

^1967/01/11摄于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

　　是的，我们没有批斗老师、校领导。老师们和校领导对我们那么好、那么认真负责地传授我们知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批斗？！曾有同学纵容我去批斗张国政老师，我都没有答应，那毕竟是上过朝鲜战场的功臣。但校园里的批斗风还是越演越烈。

张汝梅，初三六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初三六班就在我们高三甲班的楼下。张老师是北京女师大的毕业生，终生未婚，住在宿舍楼男生大宿舍斜对面的二楼单身宿舍里。文革前，我见她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早自修、晚自修、课间，总能见到她在初三六班教室的身影；我也曾几次向她请教语文与作文上的问题，她总是很开心、很客气，祥细解答我的疑惑，让我有问题尽管找她，一口京腔听着就舒服。可是，她被剃了阴阳头，我亲眼见到初三六班的学生将她按在教室讲台上批斗；据说“红旗”派去监管她的一位我班同学，也组织初中同学批斗她，还时常威胁恐吓甚至打骂她。这是她把爱全给了学生的回报吗？五六月间，她用皮带打结套住脖子，把自己挂到房门的把手上，她已心死，她那么的决绝！她不再留恋这个无爱的世间！刑警都难以置信，弄不清楚这么低矮的位置她是如何将自己吊死的？听到张老师的死讯，我愣了好久。不久前，学校管收发的大妈贴岀了“我要控诉”的大字报，揭发学校老师男男女女搂搂抱抱搞流氓活动，其中点了张老师的名。其实那是文革前老师们不定期利用周六晚上举行的交谊舞会，文明高雅的活动。那大字报是我用毛笔帮大妈抄成的，尽管我再三推辞过。我深深地自责！我一直怀疑那张大字报是压死张老师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己是不是做了害死张老师的帮凶？

杭州副市长、文革组长李元贞也被揪到学校来批斗了。那天，我路过大礼堂，听见了批斗声，就进去看了看。只见李元贞低头站在台上，陆家华声泪俱下地在控诉李元贞对他的迫害，台下群众我都不认得，想来应该是外校学生或社会闲人。我暗骂了一句“没良心的东西！要不是李元贞保护，你能不能活下来都成问题。”转身离开。

这得从头说起。陆家华是班里同学，早熟，好表现，吹点小牛，想方设法接近女同学，说点荤腥话，做点“好事”生怕别人不知道……，竟引得全班同学反感。据说班主任想让他入团，将他树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被团支部全票否决。适逢“大鸣大放大字报”时期，有文章高水平同学收集了他的一些言行，仿中苏论战，写起了一评，二评，三评……，打算写到九评，评为右派学生。

领袖8.18接见红卫兵后，几乎全班同学都去了北京，勒令陆家华不得离开杭州。从北京回来，正找他呢，接到云南省䝉自县的电报，说陆家华偷渡国境被抓起来了，让学校派人去接回来。班里派了两位同学去接，据说陆家华不配合，寻死觅活要跳车，就动用了手铐；铐了手铐的肯定是坏人了，列车上串联小将时不时会来揍他一顿，揍得鼻青脸肿；带回学校后也是没被同学特别是初中同学少揍，听说屎尿都失禁了。这要是由同学们监管下去，岀不岀人命真不好说呢！

两位同学去接的同时，我们几位文革小组成员也是没少操心，商量着陆家华回来怎么处理，形成了“将陆家华关到葛岭抱朴道院”的意见，但也是心里没底。有天晚上，昇田、李明和我等五六位同学就去了中苏友谊馆市文革领导小组驻地，找到了李元贞。李副市长和蔼可亲，热情接待了我们，其中两点我记忆犹新：一是让我们大胆去闯，在闯中积累经验，做好工作，他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入党后，领导派我去家乡工作，我先发展我的弟弟和好朋友入党，三人成立了区委，我是区委书记，弟弟和好朋友分别担任组织、宣传部长，然后分头行动，队伍就慢慢壮大起来了。”二是对处理陆家华的方案没有直接否定，而是提了问题让我们自己考虑：怎么看守？需要多少人？看守人和他的吃饭、睡觉等问题怎么解决？岀了伤病怎么处理？说实话，这些问题我们几人根本就没想过，自然答不岀来。然后说“我给提个建议，你们看看行不行？”他的建议是，把陆家华交给他父母看管，岀了问题一切拿他父母是问！看看！这就是老革命的水平，既没有伤害革命小将的积极性，又保全了陆家华！陆家华就此回了家。没想到这才过了八九个月，居然将恩人押到学校来批斗，如此恩将仇报，太没良心了吧！

^原十二中高中部教学楼（西南侧镜头），2层6个教室。1963年暑期建设，10月前后落成使用。1965年高一只招一个班，故一楼东侧安排为初三六班教室，正在我高三甲班楼下。

　　杭城的武斗越来越严重，省联总、三司西湖纵队到处征战，一会儿攻克一司的浙大附中据点，一会儿又攻克一司水电技校据点……我们都去现场一一看过。是的，一司曾经辉煌过，纠察队也曾跃武扬威过，但从未象此时西湖纵队这样打砸抢！我们没有加入一司，但情感上已经倒向了一司。

6月6日省联总调集了大批人马攻打“杭丝联”，路传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们去了现场，工厂一片狼藉是不争的是实，史称“杭丝联六六惨案”。我们写了多篇谴责文章，编了一期《同心干战报》，刻了腊纸。

那天，昇田骑自行车带着我，我拎着装有刻好的战报腊纸、纸张等的大包，前往粮道山姚大益家印战报（此时因浴室开放，我们搬回教室，与红旗同处一室，油印机、油墨等部分用品放在大益家）。

刚到南山路湖滨路口，就让西湖纵队10多位好汉给围了左侧和后面，昇田一看不对劲，猛蹬了一阵，根本逃不脱；一个急刹车，10多位好汉均超前而去，昇田迅速拐入开元路，想经劳动路前往大益家；10多位好汉一见上当，迅速调转车头，猛追上来，昇田带着我，好汉们均是轻车，哪里逃得脱？被围了个严实，严厉问话加搜包。没奈何，只有真真假假应对，也亏昇田机灵，想到了黄山坤、马学勤两位西湖纵队头头。主要对话如下：

一司的？三司的？

我们不是一司，也不是三司。但我们跟三司同学在一个教室里活动，关系不错！对了，西湖纵队有我们的好朋友黄山坤、马学勤，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

问话的同时，随手翻了翻大包，没深翻，基本就白纸，加时报包裹的战报腊纸放在最下面，没发现什么问题。

待去问的回来，耳语几句，又问：那你们跑什么呀？

你们追得急，也不知道你们是谁？要干什么？

误会，误会！好汉们撤了。

我俩继续去了大益家，印了战报，第二天在照庆寺广场一场什么集会上散发了。也应该是受此惊吓影响，此后就停了战报；从战报开刊，好像一共只发了三四期。

前两年一次同学会，回忆往事，我向黄山坤作揖道谢：“多谢山坤兄当年手下留情！”

黄山坤顾左右而言他：“我也是担心得很哪！这老是打人哪行啊？”

武斗混战继续，什么解放萧山、解放诸暨……的消息不断传来，直到统帅、副统帅等中央领导一次接见全军高级将领，统帅问许司令：“江华要不要保了？”许司令答曰“我听主席的，主席保我就保，主席不保我也不保。”于是尘埃落定，江华被打倒，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张秀龙被撤，南萍、熊印堂、陈励云等上位，浙江大地一时间安静了下来；省革委会成立，张永生成了省革委会的副主任之一。有谚语曰“南山一只熊，吃掉江里两条龙”。

啊哟…我的妈呀！这都是通天大事，你学生娃凑什么热闹？！你凑得了吗？！

随后便是军宣队进驻学校，显然那是支持三司派的。其间，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军宣队在宿舍楼一楼东向的理化实验室召开会议，由军宣队长作形势报告，其间讲到“偷梁换柱”这个成语，他是怕座下听不懂还是有其它什么意思，对该成语展开解释了一番，说“就是去偷一根大梁来换这个房子的柱子”，正是令我哑然失笑的这个离奇解释让我记住了这次会议。参加的大都是老师，我们班也就昇田和我参加，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让我俩参加会议呢？

二是，在办公楼正前方的花坛前开了一次批斗校领导或老师（记不清是谁了）的会，让昇田和我去参加，批斗会上有学生动手打了老师耳光，军宣队竟不予制止。我和昇田对视了一眼，昇田喊了声“我们走！”我俩就退场了。我也是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让我俩去参加？

三是，此后在教室门口，记不得是什么原因，那位军宣队负责我们班的小当兵（那兵看起来比我小）竟指着昇田和我的鼻子骂：“你们就是死不改悔的保皇派！”我楞了楞，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还能干什么？还能有我们的好吗？正好偏僻乡下消息迟到，母亲知道了“六六惨案”等杭州武斗的乱像，吓得赶紧给我来信“孩子，咱们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回来种地吧！”我就拍屁股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了，挥镰收稻，舞锄铲地，车水浇田，种禾施肥…除了赶牛犁田，样样农活都学了个遍；农闲时还随父亲去老家的深山区、富阳临安山区学了一段时间的木匠。

我一回家，其他几位就每天宝石山、玉皇山、北高峰、南高峰，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绕着西湖游山玩水了！时称“逍遥派”。

^1967/02/04摄于武汉长江大桥。

　　^1967/02/07摄于湖南省立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我在家这么一待就是五六个月，1968年春节后。大姐夫得知后给我来信，劝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学校去，分配总还是要参加的。于是我返回了学校。

其时还是提倡复课闹革命，可是怎么复课呢？师资呢？教材呢？高三毕业生还能复什么课呢？什么造反派、保皇派，权夺过了，政权稳定了，你得到什么了呢？20多岁了还不是一样要靠家里供养？除了双方之间多了一层隔阂，还不是一样对大学招生和工厂招工的期盼，还不是一样只有在逍遥游荡或围棋象棋军𣄃和扑克中苦度岁月！

对了，在1968年的分配等待中，十二中的教室里摆满了棋摊，谨我们宿舍楼下西侧的初三八班教室里围棋摊就有四五付，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围棋，后来支边黑龙江抚远，也算得上是知青中的高手。

就这样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部队春季征兵，满怀希望的参加体检，却没过关，只能眼巴巴看着包括班里4位的一群同学雄纠纠气昂昂于3月中旬奔赴兵营。

等啊等啊，5月中旬等来69、70两届新生同时入学，当了负责管理班级纪律的新生辅导员，除了紧张有趣，什么也没有。

等啊等啊，等来了9月军宣队的撤离，和工宣队的进驻。

熬到10月中下旬，杭州市革委会终于下达文件，“老三届”毕业离校，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30%留城，70%下农村和边疆。“三七”比的名额下到班里，在工宣队沈师傅的主持下，全班50多位同学一起进行联评，那争夺也是够白热化的！我以班里唯一贫农子弟的优势成为30%中的第二名，等待着进入工矿企业派遣令的下达。或许要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将成为杭州工人阶级的一员。

高兴得太早了！笑颜未收，1968年12月21日晚，广播里传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在首批支边黑龙江抚远的杭州知青列车北上飞奔的同时，杭州市革委会变更了分配方案，决定“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

沈师傅告诉我，有第二批到抚远屯垦戍边的名额，政治条件要求高，是带工资的，让我去。我一口答应。我已近22周岁，必须尽快自食其力，我早就想走，早就该走，只是大学梦、分配梦，让我滞至今日。父母接连来信，劝阻我去黑龙江，让我去杭州的农村，如富阳、临安、桐庐等，不行就回东阳老家。但我没听，我以为自己很了解农村、看透了农村；而黑龙江边境是神秘的刺激的，屯垦戍边是军事化半军事化性质的。正如古语说“万里觅封侯”，“好男儿四海为家”，我要去探索，去闯，去经受磨练，我豁出去了！我还真以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自己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虽无好友同行，略有遗憾，我还是义无反顾。

1969年3月6日，赴抚远县的130多名与赴同江县的1000多名杭州知青，在南星桥火车站乘首次知青专列离开杭州，开了杭州知青成规模支边黑龙江的先河。下午3时许，专列缓缓起动，顿时车上车下一片哭声，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生离死别感觉。我没有悲伤没有泪，我只是在专列起动时与两位送行的挚友（其他已参军、去临安）握手郑重道别，默默注视着四周的这一切。

^与我同车去抚远的张丹初、郭亚滨、蔺汤溪、陈志华等四位初中同学摄于1969年3月离开杭州前。

背景的巨幅领袖像，由高三乙班陶建华和美术老师王昌晋合作完成。

　　1969年3月12日我被分配到抚远县粮库，从此从事粮食装卸等工作整整9年3个月（包括3次21月的县战备坑道施工），那是特重体力劳动。我不怕苦不怕累，我玩命似的努力，我把十年的青春、激情、汗水甚至泪水都留给了粮库装卸工作。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我想入党、入学、提干，我想以苦干猛干改变命运！

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县粮食科先进生产工作者（含县武装基干民兵五好战士），我出席过县积代会、县知青积代会、地区粮食系统积代会、地区知青积代会等，被评为1975～1976年度的县劳动模范。

1969年11月～1970年5月间开展整党活动，县粮食系统群众评议一致推荐我第一批入党，时任县粮食科长亲自谈话说，“就看你在武装基干民兵值班分队的表现了！”，此次我在值班分队呆了两期6个月拿回来两次“五好战士”称号。科长却改口说：“你完全符合党员条件，但符合条件也要分期分批，这次全系统发展了2位，我们把你排在第二批。”此后，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斗批改、什么批林批孔、什么教育革命大辩论，什么反击右倾翻安风，运动是一场接一场；粮食系统下辖单位分列、科库分设，领导是一个接一个换，虽然都把我列为一号发展对象，却都有理由“等过了这场运动就发展你”、“等忙完这次秋粮入库就让你填表”、“等你把媳妇接来…”等等，粮食系统竟七八年没再发展一位新党员。甚至到1978年5月，我已收到录取通知书2个月了（学校因校舍问题未定开学时间），粮库书记还跟我说“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来得及话，就把你发展了。”时任粮食科长也直接找我谈话：“当老师有什么好？那种学校，以后还得回来，不就想当干部吗？包在我身上！”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

至于想上学当工农兵学员更是荒唐！1972年抚远首次传达大学招生文件，那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却连传达文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都不知道去哪里报名，其实早内定了。1973年的招生文件明确文化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却限定25周岁以下，高三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1974年招生倒是明确师范院校年龄放宽到28周岁，却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县里联评，除惹了一身瘙，只剩完全的封存了大学梦！

感谢华老、叶帅、邓大人！抓捕了“四人帮”，恢复了被推迟11年之久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招生方针是“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并取消了报考的年龄限制。而立之年的我辈终于迎来了此生试一试的机会，那是真正的“若大旱之望见云霓，似长夜之现岀曙光”，令人欣喜若狂，额手相庆。在此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除了继续上班背麻包，我全身心投入到数理化公式定理及政治时政的背诵和做题，那是我此生空前绝后的拼搏！

感谢杭十二中老师精心教导为我打下比较扎实基础，使我在1977年12月17～18日黑龙江高考中取得较好成绩，数学、语文、政治、理化的总分超当年黑龙江省普通院校录取线100多分、超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50余分。尽管只是扩召进的佳木斯师专，尽管12年前的金色梦已经变形变色，毕竟成了当年570万考生中4.8%不到的幸运者，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9年末，我毕业返回抚远中学任教高中物理；1982年8月调回杭州，至杭州港务处任职工文化补习物理教师；1984年6月调省交通厅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直至2007年6月退休。虽说碌碌无为，毕竟达到了“凭能力与努力，最多可当县处长”的高限，实现了父亲让我吃“书文饭”的初衷。这大概就是冥冥之中有神灵，上苍早就巧安排吧！

^1970年冬抚远粮库杭州知青在宿舍前与县粮食科长孙仁作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