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佳话——风流太守（之二）

谢善骁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带着初生之犊因斗虎受挫的失意，悻然来到杭州，任职通判。在将临杭州时，他在给弟弟苏辙写的《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之一)中说：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然而，苏轼这位具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博大胸怀和磅礴气势的文豪，在政界也是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由于早就听说杭州湖山之美，白居易的诗篇当然使他受到不少感染；而曾先后任杭州刺史的李泌和白居易，开发西湖，兴修水利，都在杭州留传政绩，垂千古风雅之名。因此苏轼赴杭上任，并非为求得消极地躲灾避难，或潇洒地游山玩水，实际上肚子里已有一番盘算：“我今到杭州，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与李、白二公配餐，好不快心！”
　　一到杭州，苏轼就对西湖山水发出惊叹：“余杭自是山水窟”、“故乡无此好湖山”；他曾声称“自意本杭人”，也希望死后归葬西湖。湖水的盈盈眼波，山峦的黝黝黛眉，都使他忘却了官场的权斗，驱散了心头的阴霾。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峰回路转，千里逆风竟鬼使神差地把他送到了世上桃源。于是，心花怒放的苏轼，写下一篇篇对西湖的赞歌：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南歌子·游赏》）

苏轼对西湖的感情之深，能与之比拟的也许只有白居易了。他在杭期间，往往是处理公务在西湖边上，而公务之余的游览，宴饮，更是夜夜不离湖，甚至如他在《夜泛西湖五绝》所述，竟陪伴西湖月色共同度过一个良宵，真是爱到了痴的程度。当时杭州名胜十三楼临近西湖，据载“十三间楼去钱塘门二里许。苏轼治杭日，多治事于此。”杭州回馈给苏轼的，不仅仅是望不尽、看不够的湖光山色，而且特地向这位大自然的亲密朋友，赏赐了美丽西湖中罕见的奇妙瞬间，平静浙江中少有的壮丽场面，从而使苏轼的诗词中出现了一个风雨变幻、神秘莫测的情趣世界：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云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

　　在杭州虽有山水之乐，但这还不是苏轼的主要心愿。他是个为民干实事的人，决不做尸位素餐的庸官。第一次任职杭州，苏轼是个通判，即二把手，二把手是难以施展才能和有所作为的。所幸的是，苏轼碰上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一把手，杭州知州陈襄。陈襄字述古，亦因批评王安石及其改革新法而被贬于杭州，但他并不很在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与向有“政虽无术，心则有民”志向的苏轼一拍即合。他们在杭州共事两年多，同心协力，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由唐朝李泌修建的六井，奖掖文学后起之秀。两位同在杭州为僚的诗酒朋友，在同被贬谪的逆境和共为人民办事的相处中，结下了真诚的友谊。
　　陈襄任期届满，奉命调回应天府，使苏轼感到恋恋不舍。临行前夕，僚佐们在有美堂为知州夜宴饯行，苏轼当然也出席了。有美堂在杭州城内吴山上，前望浙江，江流环以湖山，左右映带；后顾西湖，水月交相辉映，意境渺远。杭州繁华之地沙河塘就在吴山之下，万家灯火，一片辉煌。有美堂则是取宋仁宗赐诗首章“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意而名。同僚加知己，酒朋暨诗友，惜别之际，能不感伤？席间，陈公请苏轼赋词．苏轼即席赋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一词：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陈襄走后不久，就该轮到苏轼整理行装了。这一次，苏轼通判杭州，为官三年，于郁郁不得志之中，不免迷恋山水，流连诗酒；然而他并未忘记一个行政长官应有的责任和感情。在蚕将吐丝、麦临收割的时候，杭州却是淫雨成灾，使游天竺的苏轼忧心忡忡地想起了盼待天晴的蚕农和麦农，对端坐高堂、漠不关心农民苦难的观音菩萨予以辛辣的讽刺：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指桑骂槐，借佛讥人，苏轼在这首诗中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讽刺对象，显然是指倡导新法的革新派。苏轼反对新法的立场，是时人所共知，但他并不是死硬的守旧派，对某些有利于民的改革措施，亦表赞成。不过革新派中，也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从而使新法在贯彻执行中，出现不少偏差。官员的素质低下，实在是一种政治的尴尬和社会的悲哀，古往今来，这种难堪的现象从未间断过。今天，当我们耳闻目睹那些贪官污吏趁改革开放之潮，欺上罔下、混水摸鱼的种种劣迹时，也会与苏轼一样引起深深的忧虑。

　　尽管苏轼反对革新，但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并不影响他“为民父母”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因此凭借他的才思和能力，公正、巧妙，甚至以违背“肃静”、“回避”官场原则的幽默方式，处理了不少看似简单却又动辄反目成仇的民事纠纷。按现在的观点叙述，苏轼是个颇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导。
　　一日，苏轼坐堂时，接到原告吴小一的诉状，告张二欠钱不还。被告张二申诉自己无力还债，原因是借的钱买了绫绢，制成扇子，但因当年春天连雨天寒，一时卖得不畅，故无还债之钱。这时堂上的苏轼一听，就叫张二取来千把扇子，效法当年书圣王羲之，提起判笔在每把扇子上或写上字，或画上画。书画完毕，就吩咐张二赶快卖了扇子还债，并宣布退堂。苏东坡的字画何等地值钱，张二的扇子旋即以高价卖光，一桩民事案顷刻化解。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杭州百姓传为佳话，人人称颂苏轼为建造和谐社会立了大功。
　　苏轼在其任内已尽其权限之内的所能，在杭州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有一件大事始终未曾起动。他在欣赏湖景时，对西湖的状况进行了考察，湖中葑草填塞，先人兴修的水利工程将渐渐湮没，为此暗暗着急。正当苏轼下决心开浚西湖之际，朝廷来诏命让他转迁密州。接旨之后，苏轼不禁惋惜地叹道：“不能遂吾志矣！倘与西湖有缘，除非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