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张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在新世纪地缘版图的位移对撞、权力结构的换位重组中，历史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变化交织叠加，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国际环境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国家安全进入新的高承压高风险期。身处变局之中，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洞察“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全球大博弈态势和趋向，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在持续的斗争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历史进程中，“变”是常态，是铁律，但“变”的方向、内涵、特征，在各个时期具有不一样的震荡和影响。只有把准变之脉动，筹谋应变方略，才能在“变”中防控风险，运筹寻机，从容驭势，争取历史主动。

回望百年历史，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一场冷战、大大小小局部战争和冲突，国际社会从奉行权力政治、“丛林法则”、传统安全至上的无序乱斗，逐步发展形成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模式。如今，世界又走到一个变相频生的十字路口，“变”的动力和内涵是什么，对世界、对中国、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意义究竟如何？只有深刻理解其中内涵要义，才能把准巩固国家安全、运筹国际战略的逻辑起点。

一：时代特征之变

时代特征是在特定时期内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主要矛盾、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特点汇聚起来的总体特征。国际体系中的各行为体既能通过互动来共同塑造时代特征，同时其自身行为也会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和塑造。历史上，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都是在认清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来思考和设计对应的战略策略。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在权势位移的波动下，阶段性失序、间歇性动荡、区域性战乱成为常态，动荡与变革成为日益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全球范围内的“变、乱、险、难”症候更为突出。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把当前世界描绘为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认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随着欧洲国家扩张时把自己的国际秩序蓝图带到了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基于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框架现在已延至全世界，涵盖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区”，因而可以说世界秩序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如今，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一）：“霸权国家”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衰落，真正面临霸权结构松垮甚至坍塌的风险

这虽是20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争论的话题，不过仅从21世纪以来的四场典型危机看，美国的霸权已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进程中——2001年“9·11”事件打破了美国绝对安全神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金融霸主神话、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国的制度迷信和治理神话、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仓皇撤离的“喀布尔时刻”打破了美国国际信誉的神话。这种衰落既是大变局的重要表象，也是“变”的内在重要驱动力。

（二）美国政治极化、阶层固化、收入分化、种族矛盾激化等结构性矛盾加剧

再从美国自身的内部根源看，政治极化、阶层固化、收入分化、种族矛盾激化等结构性矛盾加剧，党派政治因追求“超级身份”而陷入“部落主义”泥潭。美西方学者哀叹“民主灯塔”不再耀眼，日趋衰败的基础设施、所谓“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以及社区族裔间的矛盾对立，导致美国的综合优势日益减弱。在对外政策上，美国顽固坚持“冷战思维”，不惜挑起针对战略对手的地缘冲突，意图以强势的战略威逼手段来迟滞甚至扭转衰落势头，为维系自身霸权“输血续命”。

（三）：主导国际政治进程数百年的霸权谱系，即以西方国家为内核的“体系霸权”正在走向解体

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曾提出，自16世纪至今五个世纪，先后出现了四个世界性领导国（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三次霸权（荷兰、英国、美国）。就是说，数百年来，西方强权轮流坐庄，接续递进式地塑造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它们是国际政治的最大“玩家”。如今，这一周期进程面临非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变化。在这一现实变化和战略认知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必然将非西方大国视为对西方数百年体系优势的系统性挑战，将这一竞争的走向视为关系到未来西方文明是否能够继续占据国际优势、主导世界发展的关键所在。

时代变局、大国兴衰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国际社会的存量竞争不断推高冲突风险。当前，乌克兰危机僵局难破，巴以冲突重回“沸点”，朝鲜半岛对抗升级，多国政局动荡频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调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面对发展困境、安全困境，一些国家以恶性竞争甚至冲突手段作为寻求财富资源重新分配的工具，“蝴蝶效应”波及全球，安全形势持续震荡。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从历史上葡萄牙、荷兰、英国等霸权的兴衰更替过程看，霸权国在衰落期往往最具有战略冒险和投机心理，它们试图通过制造动荡、转嫁矛盾给国际体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尖锐的对抗冲突，以此延续其霸权或延缓其衰落过程。

　　二：国际格局之变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格局正在经历从“一超独霸”向“一超多强”和“多极化”的深刻演变。然而，当前多极化进程遭遇乱流，全球化进程遭遇反全球化的逆袭，旧秩序濒临坍塌但仍勉力支撑，新秩序曙光初现但萌而未发，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历史巨变。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交织叠加、相互催化，多极化格局深度演进、曲折发展，地缘冲突接连不断，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持续，开始迈入质变的关键转型期。地缘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尚未触底，加剧催生转型期的体系混沌。

（一）：“一超多强”格局发生变化

有学者概括，当今国际格局呈现为“中美领跑、梯队分明、多元竞逐”的态势，特别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的形势前所未有，那种靠一个国家说了算或几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难以为继”。如今，中美同为第一梯队，日德印英法俄等紧接其后为第二梯队。过去40多年，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1/4基本未变。同时，欧洲从31%下降到18%，日本从10%下降到5%，中国则从2%上升到18.5%。2022年中国的GDP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约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而美国同期为25.4万亿美元，中国GDP规模约为美国的71%。乌克兰危机不仅将俄拉入长期失血的对抗僵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深度卷入。美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止损”并成为唯一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发达国家，但其战略透支的霸权疲态日趋显露。中美力量对比由以往的“级别差”正在转向双方的“数量差”，美以往对中国的绝对优势领域逐渐缩小，中国正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力量，而日欧印俄等与中美之间差距则正由“数量差”转向“级别差”。国际格局中的力量结构分布态势，正在加速调整组合。

（二）：多极化与碎片化并存演进

国际格局不再基于陈旧的两极化逻辑，多极化进程持续震荡，新的碎片化逻辑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国际政治力量加速分散，地缘政治利益呈现活跃的多样化，地区矛盾冲突爆发频率加大，多极化进程中的不协调现象比较突出，碎片化之下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冲突性更为突出。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利益而决定立场，而不是“选边站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试图以“阵营政治”“价值观外交”大搞“小圈子政治”，注定不会有很多追随者，特别是“全球南方”，代表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兼具地理属性和政治属性，普遍具有反帝反殖民的发展经历，追求独立自强的政治底色，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反对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按市场汇率换算，2022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为42.5%，比1990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就已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总量。2023年，金砖国家接纳六个新成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已超七国集团。沙特和伊朗实现“世纪和解”，印度抓住“战略机遇”左右逢源，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排名前40位经济体中的数量从1990年的两个上升到2020年的六个。“倚靠阵营展开竞争、超越阵营进行合作”成为新常

三：大国关系之变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3》认为：“2022年以来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不同于前些年，主要解释变量不再是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动，而是各大国对既有交往规则的挑战和重新解释……国际秩序的物质框架由国家实力决定，软件由交往规则决定，大国关系是其中最突出的事项。”现在的国家间关系，朋友与敌人、合作与联盟、竞争与对抗，不简单基于意识形态，也没有固定组合结构，国家间既有博弈竞争“危机态”，也有组合联手“共存态”，“阵营式对抗、议题式合作”正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

在乌克兰危机中，美西方试图把世界强制性地划分成为“三个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方是中俄这样被贴上异己标签的大国，还有一方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新中间地带”。由美西方推动的全球和区域阵营化对立倾向正在加剧，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欧亚地缘版图的冷战色彩更浓。一方面，欧洲向“旧冷战”回归，一道沿北欧、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乌克兰的“新安全铁幕”轮廓显现，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极可能陷入长期的、常态化的高位地缘对峙。另一方面，美国正加速战略调整，推动其全球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特别是美国固守地缘霸权思维，加快在亚太地区构筑对华“新冷战”地缘包围圈，无论是“北约亚太化”还是“亚太北约化”，透射出的都是以冷战思维打造军事包围圈、拼凑遏制链的战略思路。在全球地缘断裂带，一些地区国家尝试以武谋利、以军事冒险填补地缘真空。

美西方痴迷于将国际合作领域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搞“去风险”“脱钩”等损人不利己的“负和博弈”。在美国“小院高墙”政策冲击下，中国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滑落至第三。

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美西方在战略取向上仍存在分歧，非铁板一块，彼此利益的冲突依然存在。有学者对此评价说：“一个显著国际关系现象就是：尽管中美关系的确重要，但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中美关系，很多国家不一定非要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选边。更多国家不再做简单的二选一，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保证国家安全。简单地说，国际关系的结构正走向‘封建化’。”特别在美国衰退下，一些大国、中等强国意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乃至地区秩序，引发了国家关系的复杂化互动。但中国与美西方之间并非已完全陷入不可逆转的“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博弈状态，大国间纵横捭阖的运筹空间依然存在，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增长点位仍然具有活力和潜力。

四：全球治理之变

面对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对世界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呼唤新的全球治理。而如今“全球性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巨变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也直接导致“治理赤字”的不断加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历史性原因，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已经被发达国家的意志所绑架，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全球治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稳定性面临日趋加重的威胁。特别是近几年，二战后数十年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屡屡遭遇挑战，突出表现在联合国的功效式微，世界贸易组织部分机构停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下降，国际军控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一）：大国协调失能，公共权威急剧弱化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更彻底捅破了国际规则的“窗户纸”，大国协商一致应对共同挑战意愿下降，地区强国贪图战略投机心态加重，联合国日趋“边缘化”“空心化”，全球治理陷入“集体行动难题”。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的认同、对现代性的价值认同——正加速动摇。这也进一步导致世界面临重新跌入失序的不确定性和恶性竞争漩涡的风险。

（二）：部分国家“内顾化”，全球治理赤字攀升

美西方在全球治理中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千方百计以单边手段维护狭隘利益，将治理的成本和赤字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

（三）：体系危机叠加，安全形势前景堪忧

①安全危机：

“零和博弈”“安全困境”加剧，现实主义权力观和对抗竞争加速升温，各类冲突打破地区安全平衡，加剧全球军备竞赛，战略稳定面临失衡的风险。

②金融危机：

2023年以来，全球通胀水平达30年来最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2024年将降至2.9%，远低于2000—2019年3.8%的历史平均水平。美国引爆债务上限危机，连续加息间接触发银行业震荡，破产银行的总资产数额惊人，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高企。

③粮食危机：

美西方等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国进一步控制全球粮食贸易市场，国际粮价创近50年来新高，世界不少贫穷国家陷入粮荒，加剧了全球动荡。

④能源危机：

全球能源“武器化”趋势加剧，俄罗斯遭到国际能源供应体系的排挤，欧洲在能源领域主动或被动的“去俄罗斯化”，导致天然气等价格上涨。世界银行预测，欧洲天然气价格将会在2015—2019年平均价格水平的近三倍附近徘徊，能源和煤炭价格也将维持在疫情前平均价格之上。随着国际能源二元对立格局加剧，全球能源危机可能成为常态。

从长周期的视角看，上述危机也反映出了新旧国际秩序冲突和交替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在新秩序诞生和稳定之前，全球面临的各类风险还将继续上升。随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信誉下降，美霸权体系愈发松动，世界各国的战略焦虑普遍上升，大国关系更加紧张，地区冲突频繁发生，全球治理亟待在新的理念和运行模式上实现突破性进展。

五：世界矛盾之变

在大变局、大危机、大博弈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红利、发展红利衰减殆尽，原本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内部矛盾以及被大国协商所抑制的地区矛盾逐渐显露，世界进入矛盾多发、动荡变革的不稳定期，集中体现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内外”等各类国际和国家集团矛盾相互交织、激化凸显。

（一）：“东西矛盾”加剧升级

美国渲染过去500年新兴大国曾16次威胁守成大国的历史叙事，誓言要在未来10年重建对华优势，全力推行阵营对抗，意图“竞赢”中国。

（二）：“南北矛盾”重燃纷争

核心是发展权利之争。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争夺日益激烈，从77国集团到“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追求话语权和参与权意愿更为强烈。

（三）：“上下矛盾”激荡生变

西方国家内部富豪与贫民、精英与民众，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四）：“左右矛盾”躁动扰局

“左”和“右”的发展模式之争，牵动诱发很多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极端主义日趋活跃。

（五）：“内外矛盾”倒灌四溢

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矛盾相互叠加、持续发酵，部分小国受困于内部矛盾发酵外溢，个别大国借机挑事转嫁危机，内外因素叠加下加速全球热点问题震荡升温，“灰犀牛”燃点更低、“黑天鹅”爆点更多。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而中国也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客观冷静地厘清世界百年变局的内涵要义，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变化进行战略运筹谋划。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

六：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启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洞察时代特征之变、国际格局之变、大国关系之变、全球治理之变和世界矛盾之变中的全球大博弈态势和趋向，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全球治理的新变化，运筹谋划中国的未来发展。

考察和对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百年发展历程，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在总览复杂多变的世界百年变局之后，再回望中国的百年风云变幻，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哪些重要的历史启示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历史总能在跨越时空的今昔对照中给人以启迪。中国从100多年前积弱积贫、濒临亡国灭种的“东亚病夫”，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取得的成果。由此得到的重大启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宝贵经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脉。

（一）：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有效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坚强的领导是国家强盛的法宝。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国家或民族都将成为一盘散沙，这一铁律在很多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反复印证。在西方，无论是美国的两党、英国的议会还是日本的家族世袭，都难以产生坚固的领导核心，掌权者关注的几乎只是政商寡头的利益，容易让国家政策乃至安全战略摇摆不定，或是陷入政党间、利益集团间的撕扯中。比如，巴以冲突就充分显示了犹太游说集团及权力阶层在美国决策层的巨大影响力。而阿富汗政党和政治集团以族群、地域、军阀派系划线，难以形成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政党和领导核心；除却外部因素，领导层权力内斗带来了国家的长期动荡和方向迷失，从经济富庶、社会稳定的“东方瑞士”，沦为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动荡之都，结果“阿富汗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几百年来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都将这个国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要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赢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历史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外历史的对比，深刻揭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核心密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个确立”是我们在新时代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二）：自主的发展道路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正确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样概括：“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百折不挠”“自力更生”“锐意进取”“自信自强”每个阶段的背后，都充盈着独立自主的底气，“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借鉴学习苏联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苏联日益滑向大国沙文主义，赫鲁晓夫试图将中国变成其与美国对抗的前沿阵地，意图在政治和军事上操控中国，从而导致中苏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产生争执。即便将会面临腹背受敌的不利环境，毛泽东也极为重视维护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权，绝不以牺牲平等权和主权为代价换取大国的支持，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独立自主原则的立场初心。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结合国家的利益推行战略方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挑战。关键法宝就是要始终坚持“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的方针，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在一系列曲折前行的探索中，中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尤其是以维护独立自主道路为关键的发展模式。从建设新中国到推进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孤立封闭到向世界敞开大门，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要求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稳定，实现了经济腾飞与人民小康，实现了外交和国防能力的提升，更仅用7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做出一系列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摈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缺少独立自主，结果必将是受制于人。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或者指望依靠外部力量推动自身社会改革，是注定不会成功的。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合中国特色、顺应时代发展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之路，才是人间正道，这也是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的重要基石。

（三）：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持久发展的制度保障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国追求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社会发展过程，是一国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通过更新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完善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以更好地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中国有着广袤的国土、56个民族、14亿人口，治理的复杂程度、多样化程度在世界上位居前列。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不懈的目标追求。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国家治理思想，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儒家还是法家，都蕴含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之所以能不断完善和提升质量，关键是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不仅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也是一以贯之继承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

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法规保障日趋健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日益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索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彰显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国理政思想方法的历史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地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顶层设计之中，强调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方法，在推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背后，无不浸透着中华文化思想的精髓和传承。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提升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效能和治理能力水平的战略举措，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容应对困难挑战、化解风险危机的战略依托，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中治西乱”现象正在变得更为普遍，基于西方模式的社会治理体系正在遭受冲击甚至出现局部的失效。比如，英国在“脱欧”后，多次发生铁路工人大罢工、教师大罢工、护士大罢工，2019年至2022年三年多时间内唐宁街10号四易其主，政府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愈发低效，民众对政府和政策制度缺乏信心。再看美国，前些年出现的非洲裔社群运动，从最初的反种族歧视演变为社会层面的撕裂和动荡，“零元购”、偏激的“政治正确”等怪象横生。2021年1月特朗普败选后出现的“国会山骚乱”全球直播，被讽刺为“跌落的民主”。2023年的夏威夷大火——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火灾发生后，民众迟迟等不到政府援助，只能依靠自救，而此时拜登政府正忙于军援乌克兰，对火情、灾情、民情知之甚少。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起点，充分继承和吸纳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优点，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道路，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确立的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

实现“中国之治”的秘诀之一，在于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等，在不太长时间里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后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再比如，国家做出研制“两弹一星”重大决策后，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集中攻关。改革开放后特别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集中力量建设了一个个世界级的重大工程，沉着应对了突如其来的大风大浪，尤其是打好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成绩为世界所瞩目。事实证明：统筹推进社会治理理念、布局、体制、方式、能力现代化，加快健全体系、提升能力、化解风险、优化生态，是中国治理的成功经验，也将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忠勇的军事力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强柱石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一支忠诚使命、勇于牺牲的军队，是国家安全的基石、长治久安的柱石。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军队政治立场牢不牢、军事实力强不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苏联解体前夜，苏军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军队构成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同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更是达到23.3%，退党和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逃兵事件屡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3万余人。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自身难保的“泥足巨人”。最终，苏联军队在自己国家的政权、政党摇摇欲坠时选择了沉默。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过评价：“苏共拥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二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

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荣誉感、忠诚度，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等待它的必然是混沌与失败。近三年来，非洲的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蓬等五国共发生了七次成功政变（含二次政变）。政变“传染病”的背后，是兵权与政权的对立，是军队与国家的背离。近代以来，中国的军队建设经历起伏。曾国藩、李鸿章创建的湘军、淮军，成为其争夺权力的“底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孵化出北洋军阀这一时代怪胎。国民党政府时期，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军，说到底都是具有强烈私人军队色彩的武装。

回望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不缺气吞山河的悲壮，但长期以来军事羸弱、军阀割据，屡战屡败，甚至濒临亡国灭种。这种局面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登上历史舞台后才开始改变。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开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也有一些来自旧军队的将领和部队，但是为什么能跳出武装力量军阀化、私人化的怪圈呢？关键是牢固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它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正是有了这一法宝，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不仅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还在朝鲜战场上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五）：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国家的对外战略取向、是非曲直的基本立场以及利益观、价值观的认知标准。在深度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塑造，尤其在国际政治博弈的体系结构框架下，始终保持基于本国利益立场的独立外交政策，既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很多国家难以企及的梦想。日本是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科技强国，但同时也被称为“政治上的侏儒”，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美国，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和地区同盟体系的“马前卒”。冷战期间，美国在对主要大国政策调整过程中对日采取“越顶外交”，但日本由于无法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只能始终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奉行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准则和旗帜，更是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诠释。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环境，中国选择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全面清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70多年来，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稳妥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种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过去的对华接触交往为主，转向意图通过集体行为对我国实行“脱钩断链”“去风险”，以强制外交、军事威逼等手段，逼迫中国在主权利益上让步和在经济发展、科技赶超领域“自废武功”，以彻底断除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对西方秩序的所谓挑战和颠覆。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面临各类矛盾风险的易发期、高发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将经受艰巨的考验。

独立自主外交，体现在中国对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治理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创新性的思想方案。目前，中国已同18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构建起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参与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形成了相互尊重理解、相互支持的良好关系。近年来，中国不断丰富和完善加强全球治理的思想体系、行动纲要和实施路径，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持续提升。

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斡旋推动下于北京达成和解，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如中沙伊三国联合声明指出，这是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支持沙特同伊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积极倡议。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也推动了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缓和。尤为重要的是，“世纪和解”与美国常年扶持代理人操控地区局势、加剧安全风险的做法大相径庭，中国展现的大国外交斡旋，不是搞“双重标准”“拉偏架”，更不是搞地缘利益攫取和分而治之，而是立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需求，贯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负责任地促进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六）：强烈的斗争精神是国家长盛不衰的血脉基因

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而矛盾就代表着斗争，《共产党宣言》全文44处用到“斗争”一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开篇就要求全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能够在顺流与逆流中保持战略定力、争取战略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关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特质。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这个方向的，都必须坚决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的胜利。

中国在前进道路上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而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最大因素就是美国，根源在于美国奉行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战略。2023年2月，中国发布《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指出，“美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成为全球头号强国后，更加肆无忌惮，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维护霸权、滥用霸权，大搞颠覆渗透，动辄发动战争，贻害国际社会”，并把美国的霸权行径归为五类：肆意妄为的政治霸权、穷兵黩武的军事霸权、巧取豪夺的经济霸权、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美国正全面推进“大国竞争”军事战略对华强势威压，加强盟友和伙伴关系，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全面性竞争；在战略态势上固化威胁判断，明确将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强化顶层谋划，防务、外交、安全政策更趋一体；研发作战概念，基于高端战争主动设计战法；翻新策略手段，武力威吓与多领域施压并举，军事上持续发动“挑衅式威慑”，科技上推动形成“断供式掣肘”，意识形态上策动“颠覆式渗透”。还有英国乃至北约将中国列为“系统性威胁”，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美策动下进行的讹诈、遏制、封锁与极限施压。面对美国不败的神话，毛泽东强调是可以打破的，胜利的信念是在斗争中取得的。面对重大风险、强敌对手，习近平指出“唯有主动应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美西方的极限施压警示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回顾中国与世界的百年风云变幻，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治理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国家繁荣富强必须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则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

七：百年变局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大争之世，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民族复兴，恰中流浪急，非进不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要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百年变局的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增强斗争本领，做出正确战略选择，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以此指导认清大变局的内涵要义与演进趋势，辨识战略挑战、战略机遇、战略风险、战略环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世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成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大变局中的这一趋势，意味着西方主导400多年的国际格局和体系将迎来全新的变革，刺激着美国不断散布“中国发展见顶”“台海开战风险”“中俄威权联盟”“中国经济胁迫”等话语，看空唱衰中国，污名化中国的战略意图。美西方越是采取偏执狂躁的围堵政策，越是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超越了西方意图把控的界面，越是证明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大国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既有辉煌的历史和显著的优势，又有复杂的国情和诸多的困难。在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拿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当然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盲目照搬。中国式现代化是几代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付出沉重的代价、走过崎岖的弯路而最终找到的最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任何国家，但也绝不会因国际风云变幻而放弃自己通过百年探索找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只要中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坚持走自己选择的正确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定会更快、更好地得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并将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更为强劲的动力。

（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际安全

时代进程风云变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大国与其他国家、国内发展与国际互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各种关系于动荡变革中加速演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以及新型世界大国的气度格局结合起来，创造性、系统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如何解决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安全时代特性与国际社会面临的普遍安全共性的关系，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提出了科学系统的思考和指导。

我们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把握各个安全领域要素的体系性、关联性，真正做到全面、完整地维护国家安全。中国主张，国家安全必须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而不应是少数国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来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我们要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积极倡导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推动地区与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推动实现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

随着世界进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国家间竞争愈发集中体现在综合国力包括发展潜力的长期竞争博弈上，谁能最大程度最优效益地整合国家的整体资源实力，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掌握优势。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关键是要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也是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着眼建设世界一流国防和军事力量，统筹发展与安全、经济与国防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将国家整体发展与全面提升国防力量建设质量有机融合，建设同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武装力量。

中国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际安全的坚定力量。中国军队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尤其是近年来，美西方在台海和南海推动制造紧张局势，企图以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设置障碍并试探中国的战略决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环境，中国军队做好了应对任何风云突变的准备，时刻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挥，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三）：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新时代，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应当紧紧抓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心不动摇，继续为此大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美与拜登会晤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虽走到了国力与影响此消彼长、相互抗衡的新阶段，但两个大国依然可以避开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同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尽管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积极推动发展协调、稳定的大国关系尤其重要。特别是在美国挑起对华战略竞争、试图联合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需要以更大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抓住机遇，化解矛盾，迎接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开拓良好局面。

“争其强，强可胜也。”中美战略博弈既要争取主动，也要把握好博弈的时、度、效，做到战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相统一。博弈的根本目的是争取战略主动，要注重汲取新中国对美斗争的历史经验：学习“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辩证思维，既看到历史大势，加强战略上的研判，也要从现实出发，高度冷静、精心谋划，形成战略策略，强化战略沟通，管控分歧，同时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尤其是国防力量，能战方能避战；学习“灵机应变，主动在我”的博弈谋略，打破思维定式，及时调整策略和博弈节奏，持续把握对美战略主动；学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策略方式，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团结一切力量打破美联合盟伴对我国的孤立围堵。

当前，由于美西方的干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追求安全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也是大多数国家共同的目标。在各方力量加大博弈、地区强国战略投机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坚持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的中心，坚持以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依赖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只有所有国家都安全了，中国也才会真正得到安全；只有所有国家都发展了，中国的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国家，其原始积累是靠野蛮的武力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的。如今，美国企图以“阵营政治”“价值观外交”“新冷战思维”来维护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如任其泛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注定被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民心所向，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排他性、不平等的“游戏规则”截然不同，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反映的是中国在复杂时代的价值观、秩序观、世界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突破一国中心主义，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特别是要从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进行擘画运筹。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区域合作等机制，将在国际上彰显强大的感召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身处变局之中，中国需要准确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洞察“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全球大博弈态势和趋向，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持续的斗争中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当今中国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更是使命召唤。赢得伟大斗争的最终胜利，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沉着应对，在吸取历史经验与应对现实风险的基础上，真正把大变局、大乱局变成大棋局、大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