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9

无双

1979年秋天，我刚满十六岁，在遂昌二中求学。

我从来不说，去遂昌二中，是第二次高复，那段经历从未提及。由于年纪尚小，每次参加高考， 别人都当我是应届生，我也不加更正。高复像个断片，被我刻意折叠起来，因为我很在意，两次没考上大学，很不光彩，很丢人。

当然现在的我，已经释怀，跟自己达成了谅解。哦，我当年是考了三次才上的大学，没关系，我是努力的，没有蹉跎岁月。而即使考了三次，在大学里我也还是年龄小的一拨。

第一次高复的经历，可能折叠得太好太久，已经彻底的忘了，不属于我了。没有了记忆，也就既无风雨也无晴。不过第二次高复记忆犹新，仿佛就在眼前。

我并不怪应届考不上的客观原因。童年遭遇文革，社会动荡，父母工作调动频繁，我也跟着不停的易地安家，没办法安稳读书。事实上，我小学二年级之前是拿了课本自学完成的，真正的自学，没有父母帮助，虽然他们也都算有点文化。之后，在樟溪公社肖周大队的礼堂学了三年，直到小学毕业去公社办的中学读初中。客观说，肖周大队是没有办学条件的，既没有教室，也没有宿舍，更不要说食堂运动场之类，好在学生都是附近四个自然村的，老师的家也在附近，差不多都能半小时内到家，没有安全问题，也没人意识到安全问题，那时候农村孩子命硬且贱。这种条件下要办学，只能因陋就简，利用大队礼堂，在进门的左边辟出一角，聊作教室。由公社调配了一名老师，年轻未婚女，长发及腰，每天不辞辛劳梳成两根粗辫，教所有年级的所有课，语文和算术。为配合礼堂做学校，大队在背阴处挖了一个茅坑，经常有偷粪的农民把粪池搅的臭气熏天，滴沥一地。也经常有低年级孩子踏空掉下去，爬起来自己去外面田埂的沟渠里洗洗，就又坐在教室了。在这所大礼堂，我接受了三年一根扁担le le le ，三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的混合教育。在粗辫子老师给其它年级上课的时候，我还被任命为小老师，管自己年级的领读，听写，甚至批改作业，偶有差错，被精明的同学发现，差点被打成反革命。礼堂的其它地方，照样发挥着各种功能，堆肥，堆稻草，开村民大会，演革命样板戏，等等，最温暖的记忆，是和小伙伴一起，在堆到房梁那么高的稻草垛里打滚，捉迷藏。。。也记得追着看过的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唱腔，铁梅双手拽着辫子，怒目发誓：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

七十年代初，身处贫困山区，跟着农村孩子一起，就是这么读书的。好在没过几年，这个礼堂里的小学就办不下去撤掉了，没有继续误人子弟。

我没有问过我的父母，当年有没有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当年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搞的人人自危，大人们自顾不暇，哪里还管的上孩子的学习，也没有所谓人生起跑线的认识。时间轮回，当我自己的孩子上学之后，我本能的送她到本市最好的学校就读，哪怕跨地区接送远学费高。

在高考又一次名落孙山之后的1979年，我离开母校，去了遂昌二中。回想一下，高中同届毕业的6个班300多人中，应届生仅考上了三个，这几位当时无异于神童和天才，美名四处流传，成为母校的骄傲。高复一年之后又考上了五个！现在看，对于一所县中学来说，这样的升学率实在是很低。也难怪，一直都以为自己高中毕业就要下放，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毕业的时候竟然恢复了高考，可以和全国的莘莘学子同考一张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心理没准备，学习没到位，措手不及，考不上是大概率。

可穷乡僻壤的孩子，改变命运的途径，就是考上大学。我也是，两次没考上，并没有就此破罐子破摔，而是越挫越勇，意志坚定，非考上不可。

幸运的是，79年到了二中，遇见了一群恩师，非但对我们这些回炉重修的外地孩子没有偏见，还拿我们当宝贝，格外倾心栽培，关爱有加。二中的教学风气比我母校三中开明，清朗，老师们事业心和责任感更强烈。二中的恩师们，为了把学生送进大学门，恨不能掏空自己，上课大嗓门，激情飞扬，喊的嘶哑，下课还要在教室呆很久，随时辅导，答疑解惑。我很想知道，我的恩师们，当年您们讲课时，想过要把关键知识点藏好，等待开辅导课待价而沽换钱吗？

在二中的下半个学期，密集的模拟考试，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做，在拼，一直拼到高考前一周，戛然而止，学校不再上课，放大家各自准备。

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如同参观古战场，看似云淡风轻，内心壮怀激烈。过去的一切，都融入了人生，留存心底的，还是那些特别温馨美好的片段。

记得一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我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其中，当广播员。这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给我找的美差，对我无异于一份至高荣誉。虽然我曾经有过几次广播员的经历，在樟溪公社代播过几次开会通知，下辖村名至今深刻在脑海，脱口而出：力农，力溪，高岸，下马坑，馒头山，谷山垄，钟家，兰家，陆家，大徐，肖周，徐山，金村，包村，溪下，黄田，球坑，杨岭脚，西源。。。按地理顺序用松阳话播报，这些村名，如同我的一个个时光抽屉，珍藏了我少年放飞的疆域和版图。当运动会的广播员，要频繁播报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不知当时有没有人注意到，我播错了一个跑步成绩，通讯稿写的比较简单，成绩都是用一撇两撇来表示分和秒，播报的时候要仔细转化，分后面是秒，秒后面不用念单位，比如一分二十秒三二，我却错念成了一分二十秒三十二分，有一种进入死循环的节奏，意识到报错了，却慌乱的忘了应该纠正重报，当然这名运动员并没找我碴，而此事也成为了一个记忆点。

记得二中校门的左手边有一排橱窗，是学校公告栏，学期结束评选出来的三好学生在此张红榜刊登，我也有幸忝列其中。公告栏里贴的照片，我穿着花棉袄，头发恣意蓬乱，表情愤世嫉俗，简直一无是处，没办法，身上只有这张照片，重照要钱。对于那些经常被评上三好生的人而言，可能无所谓，但对我意义非凡，这是我高中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极其珍贵，它给我自信和勇气，给我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树立更远大的理想，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每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总能获得些奖励与肯定。在关键的时刻获得的奖励和肯定，是可以影响终生的，尽管我工作之后，也曾多次获奖，精神的荣誉，物质的奖励，奖房奖车，但都不值一提。唯独上大学之前的那个三好学生奖，铭记并影响至今。在二中，一年的学习时间不长，却铸造了内心的质地，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也记得当年二中附近的油饼摊，电影院，门前那条河，河对岸的山，都是那么好那么美的存在，现在想起来都会心头一热。犹记得，在县政府上边，通往人民医院的街口，有一家面习（馄饨）店，是神一样的存在，成为我闪闪发光的记忆点。在许多个熄灯就寝的夜晚，我放下书本，抱起搪瓷杯，独自奔走在空旷的街道，奔向这家面习店。那高高的台阶，熊熊的灶火，凛冽寒风中，氤氲热气里，一杯滚烫充满能量的面习，是给异乡求学自己的犒赏，是对辛劳一天的身体的慰藉，以缓解一整个冬天寒夜苦读的艰辛。

1979年，我十六岁，在遂昌二中复习备考，1980年，我考上了大学。

以此文纪念在二中求学的岁月，纪念回不去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