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分贝】 NO.1 鳌峰坊32号

Lin

昵称:Lin美篇号:7305791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1960年~1968年)都是住在福州市鳌峰坊32号。这是一座深宅大院，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沿街的院墙高达5米左右，宅院是双开大门，进入大门还有二门，大门二门关上后还可以插上粗粗的顶门杠！这座宅院原是国民党福建海军少将的私宅，新中国成立前他随军撒到了台湾，福州解放后私宅被政府没收，分配给省市直属机关干部居住。鳌峰坊是一条非常窄小的巷子，两边的入囗处汽车只能单行，巷子虽小，里面却别有洞天: 我们住的宅院与福州师范学校一墙之隔；福州二附小就在宅院的对面；站在宅院晒衣服的阳台上，还可以看到福州五中的校舍和蓝球场。 我妈妈当时在福建省委统战部工作，所以有幸分配到了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妈妈，姥姥和我们兄弟姐妹4人(爸爸在外地当兵)都挤在这间窄长的住房里。宅院里一共住了10户人家，大家烧火煮饭都在一间有屋顶的空场地里，每家每户的煤炉，蜂窝煤和切菜的小桌子挨着围成了一圈；宅院一进大门就是男，女公共厕所，那个年代是没有抽水马桶的，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掏粪工人进来掏粪。公共厕所虽然简陋，但比较起那些家里用着马桶的市民们，已经是天上人间了！宅院里还有三处天井，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天井旁边还有二囗水井，一囗已经干涸，一囗却水清爽口，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会把西瓜放入吊水桶沉入井水中，那种“冰镇“后的西瓜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 我家对面住的是一户莆田籍的家庭，家中的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叫小芳，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大厅吃饭。我们是特别的同情小芳，看到她小小的年纪就干着很多很多的家务活，而吃饭时间却是最后一个吃些剩菜剩饭，我们这些孩子都恨死了小芳的外婆，她是一个极端重男轻女的乡下老人，不会说普通话，还经常打骂小芳并且用毛衣针扎她用手拧她的肉。那个年代的家庭里是没有什么热水器的，冬天洗澡都是去公共澡堂，因为父亲长年不在家，每次洗澡都是母亲带着孩子一起去。当我10岁以后，澡堂公共浴池的女客们向我母亲和柜台服务员抱怨: 这么大的男孩还带进来洗澡……！从此以后母亲就只能多花钱买单间浴室的票了。幸运的是，宅院里有一间公共的冲凉房，天气不冷时可以用自来水龙头冲凉，比较起那时的很多市民，这也是一种优越吧！ 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当兵，有时过年过节会回家探亲，他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毛笔字写的挺好，如果正逢春节时期回来，他还会为各家各户都写一幅春联张帖在门上，所以“老姜”回家都会受到大家的赞誉！宅院里有孩子10多人，我是男孩中年龄最大的，自然是男孩中的“头领”，还有一位叫林真的女孩比我大一岁，是女孩中的头领。我们最有趣的一项活动就是会不定期的在周未举办文娱晚会: 晚会上会唱歌的唱歌，会跳舞的跳舞，会朗诵的朗诵，什么都不会的就翻个跟斗。所有的家长搬着小板凳坐在厅里观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来临了，全体中国人民都卷入了这股旋风而无一幸免。那时我正在二附小上五年级，白天在学校批斗校长老师，给他们戴高帽逼他们下跪，有时还会随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去查抄“五类分子”的家……。 我们住的宅院里有二个大厅，大厅的柱子上雕龙画凤的刻满了各种神化和宗教的图案，我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些图案就是属于“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应该在铲除之列。那天我组织了宅院里的男孩，拿着菜刀踩着桌子在柱子上乱砍那些雕刻，宅院里的大人们经过大厅时都默默无语的低头走过，直到我的姥姥出现！我父母都是山东人，姥姥从小在老家农村就是裹脚缠足，她的小脚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小脚害羞吧)？姥姥从来不出大门，我还看到她的小脚象一个握紧的拳头白白嫩嫩的，她的缠脚布有一米多长，洗后从来不敢晒在公共的地方，而是在房间里阴干。正当我们这些孩子破四旧热火朝天的时候，姥姥颠颠的跑来了，她拿着一把扫帚，嘴里念念叨叨的喊着“造孽啊，造孽啊”，夺下了我的菜刀把我们一个个打的屁滚尿流的跑散了……！ 学校停课了，那些年纪大一些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联，我们这些红小兵只好整天呆在家里。那天中午，宅院里最大的女孩林真站在大门口等她的妹妹回来。突然间她哭喊着冲回到厨房，那时各家各户正在做午饭，她跑到母亲面前，抱住妈妈大哭和叫喊“不好了，不好了，我要生孩子了”，母亲大惊忙问出什么事了？林真哭述着事情的原委: 她站在宅院大门囗时，突然街上窜过来一个男孩抱住她在脸上亲了一囗，吓的她认为被流氓亲了就会生小孩……！ 宅院的住户里，职务最高的就是翠萍的爸爸，她爸爸是商业局长，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翠萍是他们收养的。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宅院最高处，要爬几十级楼梯才能到她家，房子是用砖砌的也是宅院里最好的。有天傍晚，来了一伙造反派到她家抄家，最后把她的父亲押走了。第二天翠萍哭着告诉我“他们在家里抽屉里搜到了一把小手枪”，所以就把她父亲抓到单位关押起来批斗。后来翠萍父亲被下放到农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接着全国又停工停产闹革命了，造成了物资的极度贫乏，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票证和定量供应。妈妈在单位参加运动，对家庭顾及不暇，所以外出采买的责任都由我扛起，有时为了能买到一点瘦肉，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赶到肉店排队。因为是北方人，以前我们家经常包饺子，还会分给邻居们尝尝，文革期间就再也没有包过，因为那点肉票油票根本不够用；我去粮店买大米时，就算是定量供应还要搭配地瓜干地瓜丝等等粗粮；宅院里的家家户户，不管老人，大人，小孩沒有一人过生日，那时候哪里有生日蛋糕生日蜡烛呀；为了节省布票，我的衣服都是穿了再传给弟妹们穿；春节，中秋节都不见了，这些传统的节日都属于“四旧”，我爸爸再也不写春联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死亡，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几十米内: 那天在家闲的无聊，我又带领着宅院里的几个男孩到外面瞎逛，当我们来到福州一中大门口附近，看到一队造反派在街上游行示威，当他们经过一中门口时，只听到一声枪响，游行队伍顿时大乱，人们纷纷四散逃离，我们几个孩子刚好在街对面，看到了一位死者倒在地上，他是被一中里面的人开枪射杀的！ 华侨大厦是当时福州最高最好的建筑，我妈妈的单位省委统战部就在华侨大厦一个院内。现在想来我还有一些不解，当时的学校全部停课，可是幼儿园却还开放着，我最小的弟弟那时正在上幼儿园，妈妈整天在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少回家，所以我每天都要骑自行车接送弟弟。那天我接弟弟时还顺带着接了妈妈同事的女儿，我的自行车前面杠子上坐着弟弟，后面车座上坐着那个女孩，当我送她去统战部时，那条路上挤满了造反派，根本走不动了。我一打听，原来是另外一派造反派把我妈妈这一派的造反派包围在了华侨大厦里，妈妈一派里面还有省体院的彪形大汉运动员，他们手持棍棒据守在华侨大厦里使对方无法攻进去。我们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忽然间听到一声炮响，只见华侨大厦九楼一间房子中弹燃烧起来，原来是这一派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了华侨大厦。见到武斗升级，看热闹的路人纷纷逃离现场，我们也逃回了宅院。华侨大厦被包围了七天，妈妈也无法回家，那位女孩也在我们家住了七天，还好有姥姥在家，我每天都要接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园。 我妈妈的造反派叫“卫东战斗队”，她还是造反派头头，所以也给我最小的弟弟起名“卫东”。我家对面的小芳爸爸却是参加另一派的造反派。小芳爸爸叫孙康，他却不是莆田人，讲着一口江浙囗音，他非常的爱小芳，也许是看不惯丈母娘重男轻女的习俗，经常会顶嘴丈母娘，可是只要小芳妈妈一开囗，他顿时就哑口无言了，服服贴贴的只是说好话。他就是那种怕老婆的丈夫，而且象极了那种倒插门的丈夫。有一天的晚上，他轻轻的敲响了我家的门，我妈妈开门后问他什么事？他二话不说急促的从半开的门挤进来，反手把门关上才压低声音告诉妈妈: “今天晚上他的那派造反派会来家里抓妈妈，希望她赶紧逃跑”，说完就急急离去。我妈妈得知后大吃一惊，急忙的收拾了几件衣服，头上包了一块花布，打扮的有点象农村大嫂，把弟弟妹妹托付给了姥姥，只带着我勿勿赶到火车站，上了火车直奔父亲的部队永安县103医院。后来我听妈妈说，当晚造反派在家里扑空后还追到了火车站，在火车上抓了另一个长像与妈妈相似的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鳌峰坊32号，在父亲那里住了二年，直到我当了兵又转业又到了澳大利亚几十年了至今都沒有回去过那个家。后来我打听到，鳌峰坊32号当年的住户已经无一家还住在里面，那位救了我妈妈一命的孙康叔叔在多年前巳经过世了，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