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其学甚正</p><p class="ql-block">朱熹在《范子小传》中称先生“其学甚正”。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范先生的学问很正统，没有一丝跑偏题。二是承认自己的学问与正统儒学有某些不同。</p><p class="ql-block">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年龄小于香溪先生28岁，1150年范先生殁时，朱才20岁，正是志于追求学问上进之时。而香溪先生才名风靡当世。故有“熹尝屡造其门不获见”之感叹。从他三次来香溪拜访范先生就可以看出他对先生非常敬仰。约于1190年，还把先生的《心箴》编入《孟子集注》中，可见推崇备至。《香溪范子小传》中赞道：“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屡辞征辟不就。所著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言下之意感叹良多：他人多是为了功名利禄奔波，而先生独有志于圣贤心性之学，别无它求；所著文辞多考《易》、《书》、《春秋》等诸子史，而且皆有传注，或发前儒所未发之作品。高度赞扬了先生所追求的正统的孔孟之道。</p><p class="ql-block">先生正统的孔孟之道体现在他所著文章的字里行间。先生所引之经大多为孔孟之经，所据之典多为中庸之事，所推行的道德乃为洪范正统之论，堪为“其学甚正”的典范。如：</p><p class="ql-block">《耻说》，文章开篇就“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又曰：孔子以“行己有耻”为士。又曰：“色厉而内荏，其犹穿窬之盗。”又曰：“情疎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欤？”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一段之中应用了孔子论语三则，孟子的语句有二则。可见应用孔孟之频繁，而无他人之一言。是通过应用孔孟之论说明其道理。</p><p class="ql-block">《存心斋记》，“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又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一连应用了孟子三则文句，其用意不言而喻。</p><p class="ql-block">《舜之图》亦如是。开篇为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又“孔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接着又“孟子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通过运用孔孟之说正确地反映了先生的观点理念。</p><p class="ql-block">我们可以试看范先生的《洪范论》与王安石所著的《洪范传》，再加以比较。范先生的理念是正统的洪范传承，不越雷池，就是连原来的洪范顺序都没有更改，只是稍加释疑。这正是符合先生坚持正统孔孟之学、中庸之道的“其学甚正”的传统儒学观。他所坚持的孔孟“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基本观点和理念。而王安石的《洪范传》中的观念则有超越千年的政治意识，他的某些理念、观点的理解和做法，还与千年后的治政理念有所吻合之处。在道之体与用的关系上，王安石很显然不局限于形上之道，而是认为道之体与形下之器的所用都是一致的。而基于时代的局限性，王安石的《洪范传》虽思维活络，敢于超脱前人的思维，但不易于被当时大部分的儒者所理解和接受。</p><p class="ql-block">范浚所处的那个时代，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动荡，文化争呜，各种学派四起。正如朱熹所言：“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之所以，朱子肯定了先生的“其学甚正”，是因为香溪先生独志于圣贤的心性之学。</p><p class="ql-block">范先生的从侄范端臣（1126一1192），官至中书舍人。其评范浚云：“道义有宗，学问有源”。</p><p class="ql-block">文征明（1470—1559），明中期著名书画文学家。称先生：“先生立学，学正而醕”。</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范先生立学纯正，异于当世浙学事功修学之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