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长林佳作选

谢石

　　

当我专程回国准备为父亲过九十大寿时，迎接我的却是白布铺成的大道——

怀念父亲（一）

文/付长林

父亲走了，走的很突然。在我出国的四十年期间，从未能有机会为父亲过过生日，这次一切都做好了计划，我要专程回国准备为父亲过九十大寿时，迎接我的却是白布铺成的大道通向花圈围绕着的父亲灵堂。不幸的是在我回国的五天前父亲已去世了！快到家时，接我的大妹和侄儿才告诉了我。我心里一惊，顷刻泪水涌满了眼眶，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大妹安慰着我！呜呼哀哉！回到老家，面对父亲的遗像，我只有伤心的泪水和悲痛的哭泣！上帝还算眷顾我，让我有最后一次机会从冰棺里看到父亲的面容，有机会参加了他第二天的葬礼，有机会为他送最后一程！

父亲曾是一名普通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忠心耿耿地为国家做事，为老百姓服务，一直干到退休。父亲虽是岐山人，几乎一直在外地工作。50年代早期参加工作后不久被送往省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又在陕西省商业厅贸易干部培训班学习后,才被分配到韩城县（市）花纱布公司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母亲并结婚成家。不久被调往延长县花纱布公司，去支援陕北建设。据母亲说，有好长的路程是她骑着毛驴父亲牵着毛驴翻过宜川县到达延长县的，一路辛苦！我想到了走西口的情景……

母亲说我小时候爱哭，哭得厉害时连黑眼珠都不见了，我不记得！而且母亲说因为我哭得厉害，常病，她后来也辞掉了工作。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去的延长，但能记得三、四岁以后的事情，并在那里上过一年级。六十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全国实行低标准，家家粮不够吃，记得有一次家里做的黑面粑粑真难吃，实在吃不下去，我咬了一口就气得把剩余的全扔到屋外的房顶上了，那时我才几岁已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了，已经不好被忽悠了！上一年级时，父亲又从郑庄公社调到了县上，全家住在县政府大院里（后来成了县武装部大院），那时候家庭用水要到东边很远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口地下喷泉去抬水，父亲给我哥和我的任务就是星期天去那里抬水回来，把大水缸加满。我抬完一桶水回来，就不想再抬了，嫌累，但我哥还坚持再抬一次，我就会埋怨我哥：看把你能行的，爸爸说了抬一桶，你非要抬两桶？！每次我都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又得再抬一次！不久，国家动员家属回农村，以减少政府负担，母亲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岐山县青化公社付家村，父亲一人留在延长继续工作。

从二年级到初中毕业，我就在付家村和农村的孩子一起玩耍长大，上树、钻地道、给猪割草、扔泥巴、打毛猴、偶尔还打架（打平或被人欺负）！但学习一直是最好的，小学考初中时全公社算术第一（满分），有时还做为学生代表参加公社的教师大会（村里人有时还叫我小华罗庚）。父亲很少回来，一年也就两、三次探亲时间，每次一周左右吧（除了文革中他被批斗，跑回到韩城，我们去见他，时间较长）。他对奶奶很好，从未大声说过话，但对我们很严厉，记得刚从陕北回来不久后我们的学习不太适应，我哥的成绩不好，他竟然关起门来把他揍了一顿。有点太军阀了吧？！哎，我哥比我挨打不少！我也挨过，记得有一次家里的火柴（抽烟或做饭点火用的）不见了，母亲怀疑我拿去打枪了（那时小孩自造木制手枪，把火柴上的火药扣下来打抢玩），我说我没拿，母亲不信要搜身，我说搜就搜，结果一搜没搜出火柴来却从我的身上搜出来个鸡蛋。那个鸡蛋是我偷偷拿着和几个小孩去对面修水库的村庄换杏吃，结果人家没杏了我就又拿了回来。没想到被母亲搜了出来，被正在家探亲的父亲关起门来揍了一顿，真倒霉（要知道我应该把那个鸡蛋回家前扔掉）！父亲对我们也是关怀和爱护的，记得我刚从陕北回来后水土不服，身上发痒，腿抓烂感染，需要打青霉素，每天我都要到青化公社的卫生所去打青霉素，那个青霉素是打在屁股上的，每次都疼的我哇哇大哭，坐也坐不下，母亲就顺便给我买个糖吃！有一次我得了痢疾（腹泻），被送往卫生所并立刻让住院，估计那次很厉害，因当天住院房里没有空床位，就让住在走廊里，住了好久才岀院。几天后父亲回来了，并给我带来了一身小孩军衣，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我好像只穿过一天就没有再穿，知道太显眼了！几天后全家因什么事去别的村庄走亲戚，父亲没有去，而是留下来陪我，给我做臊子面吃，而且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一次臊子面！

直到七二年我初中毕业，父亲调往南河沟公社任书记，又被批准带家属了。父亲回来接我们，到达延安后遇上大雪，我们停留几天后经南泥湾过宜川到达延长县雷赤公社，后再转南河沟公社，陕西最远的地方，紧挨黄河！春节过后我就参加了升高中考试，考的很好。按理我应该分在张家滩中学上高中，由于父亲常来县上开会，就安排我上了延长县高中，县上有最好的师资队伍！数学党老师，化学李巨老师，物理戴老师，他们都曾毕业于西大或陕师大，都是最好的老师！上高中期间，父亲有时来县上开会，遇上星期天会把我带到县上唯一的国营食堂（饭馆）吃一顿，也就是一碗肉菜粉丝（大绘菜），好像就二毛五。父亲怕我浪费，让我把上学时的任何花费都记上帐，假期回去后他要看。那时有什么可浪费的？最多是我从生活费中扣几毛钱，去买小说！有一次假期回去，我把花费的帐单让他看，他竟然认真看了，而且发现我买了两个小镜子，问我买两个镜子干什么？是不是把一个放在手里，另一个挂在脖子上看？！后来据宣传部的人说，父亲也很幽默！因有一次父亲带我路过县医院，遇见一个熟人，上来握手和他打招呼，说“付书记你好！今天怎么了？遇到的书记比驴都多，已遇到好几个了！“。父亲也哈哈大笑，握住对方的手说：上来开会，书记肯定没驴多！

怀念父亲（二）

文/付长林

七四年高中毕业，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到父亲的公社，找个事干或一人插队，因那里没有插队的知青点；二是和县上干部的孩子一起插到有知青点的地方。我当然选择了后者，主要是想凭自己的能力闯出来！七五年初就在县城和好多人坐着大卡车带着大红花锣鼓喧天地被送往各个知青点，我和几个高中毕业生去了七里村公社白家川的知青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里已有几个知青，加上新来的共十二个知青，住两孔窑洞（男女各一孔），和农民一起上山种田下地干活养活自己！白家川距县城只有十公里路，别的知青平时可常回家看看，但距我家还有一百多里，我又是组长，所以我很少回家。白家川就在延河边，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川道干活，有一辆路过的吉普车突然停了下来，结果下来一个人是我父亲，是他在县上开完会后县政府的车送他回公社，他上下看了看我，没有多说几句就走了。直到我过年回家后才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说我穿的衣服太旧了（补丁当时很多），让母亲给我做两件新衣服。我插队期间，父亲从没有单独来看过我，倒是有时他们公社的人路过时在我那里停停，我有时也把生产队分的苹果和梨托路过的拖拉机捎回去。有一次我听路过的人说父亲病了，第二天我就让一位朋友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张家滩，然后自己再过延河，翻山越岭七、八十里回家看望了父亲。记得回家的路上饿了就吃一口馍，渴了就到路过的村庄要一口水喝，中午刚过后又累又瞌睡，我就躺在一个村边的玉米地旁，用手绢盖在脸上，防太阳晒防蚂蚁爬，然后睡了一觉起来再翻过一个大沟爬过一座高山，下午天快黑时才到家里！

父亲从来都是以身做则，吃苦耐劳，对工作一丝不苟，从不和组织讲条件，分到哪里就到那里好好干，把每一件事情都尽量干好（这点我像他）。他经常深入群众，解决群众所关心的实际问题。因父亲踏实能干，县委有时会将他派到一些谁都不愿意去的“老大难”单位担任职务，解决县上最困难的问题，父亲也任劳任怨地去了。譬如县机械厂困难重重，面临倒闭，县上曾派十次宣传队进驻不能解决问题，县委决定调任父亲去哪里解决问题，父亲去后一年多让机械厂起死回生。父亲在南河沟公社工作的时间最长，对那里的贡献最大，除了那里人民念念不忘修通的狗头山公路外(古风教授写的报道好像还上过陕西日报），记得当时开展的酸枣接大枣也搞得不错（不知后来如何？）！当时延安地委还专门在南河沟公社开了现场大会，我当时和古风好友都在县宣传部培训，我也跟着县上浩浩荡荡的车队回去了一趟，晚上回来还在县食堂吃了一碗面（免费夜宵）！父亲受到县委领导和同级领导干部的极大肯定和尊重，记得县委开常委扩大会议时常要分组讨论，他常是小组的召集人，父亲有一次让我看召集人名单，并说：好娃呢，你将来干到我这个份上就不错了。我当时心里想，我一定靠自己的力量冲出陕北，陕北太苦了（那时正插队）。

父亲是一个清官，从不行贿或受贿（那时候的干部基本上也都廉洁自律），解决了县机械厂最艰难的问题后被调往县计划委员会任主任（当时我在上大学），那是一个县上最重要权力很大的职位，管招工，但从没有接受过贿赂，也没因权利为家人办过私事。甚至后期调到岐山任粮食局局长期间，有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做了调整，给他送去几十元钱和酒，他是坚决拒收。还有一次，县粮食局的下级单位蔡家坡粮店，过年前给家里送来一车菜，父亲很严肃的对他们说，送粮食局灶上让职工们吃吧，他们只好拉到县粮食局食堂。

我也没有利用父亲的权利和关系为自已谋便利，记得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刚考完高考，招工来临，我也符合招工条件了（那时候知青必须在农村呆够两年以上才符合招工、参军或推荐上大学条件），我立马报名招工（因我不能肯定就能第一次就考上大学），我也没有告诉父亲我也参加招工了（那时除政府单位外，基本没有电话，主要靠书信联系），工种很多，也没有托他找关系给我找个好的工种。那年底他从南河沟公社被调往机械厂时我已离开了，他找不到我，因我已去永坪油矿当石油工人了，几个月后收到了西北大学的通知书，然后就上了大学。父亲当时还问我（也许是开玩笑）：你给咱已挣钱了，要不不去了？我一句话：No（不行）！

父亲不贪（那时都穷也没钱可贪），不谋私利，常替别人着想，想着为贫困群众解决问题，这给广大群众特别是南河沟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南河沟公社（早已和雷赤公社合并，叫镇了）位于陕西省最偏僻的山区，紧挨黄河，过河就是山西，从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父亲在那里时把通往县上一段塬上公路大修了一通，我那段时间正好从插队的地方回去探亲，他们要开公路庆典大会，父亲让我给他写讲话稿，我在插队期间也曾在县宣传部培训过几个月，就为他写了讲话稿（父亲的文章也写的不错，因他曾当过农工部的文书）。记得很清楚，开大会前成百的人都聚集在公路的两旁，耐心地等待第一辆汽车从山坡上盘绕而下，可是等了好久还不见岀现，突然间我大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大家都回头望去，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头毛驴拉着一辆架子车下来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说我真捣蛋！父亲几十天没回家，带着大队人马修通最艰难的狗头山公路，这可能是他的最大政绩之一，扬州大学著名教授古风好友当年任公社通信员时专门写过报道，发表到报纸上，几年前也写过回忆文章，从南河沟人民的挽联和评论中也看岀来他们对这政绩的肯定。这条公路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和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他们念念不忘，传承了两代人。虽然没有告诉他们父亲离世的消息，但葬礼后他们从朋友圈里知道后仍派三个代表前来祭拜。延长的老朋友和他帮过的人也念念不忘他的帮助，还经常来专程看望他，包括教授。父亲官不大特亲民，为民而想，记得在岐山任粮食局长期间有一次过春节，几乎人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只有照门的大爷在照门，父亲提出来替他照门，硬让那位大爷回家过年了。在村人的请求下，父亲后来又为付家村的老家申请来资金，修通了水泥公路（这里多少可能有点私情，但从未从中为自己捞一分好处，比如现在常说的回扣）。

父亲一生清贫，省吃俭用，把所有的工资都拿来养家糊口了，为四个孩子的成长甚至孙子的成长操了不少心（我是硬拼的多）。八四年公派留学出国时，国家发给我八百元的服装费，几乎相当于我当时一年的工资，母亲让我从中为父亲买一件衣服，我说行。记得九三年来美探亲时，他对什么都好奇，带他主要逛了几个地方。有一次买了一个烤好的完整鸡回来，让他放开吃，他竟然吃了半个，感叹地说：在国内什么时候还能光把鸡当饭吃啊？！现在可以了，那时可能只有高干才有这个待遇！

父亲对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对老人的孝心！只要他回来，吃饺子或臊子面时，他都会把奶奶叫过来一起吃（奶奶当时和六叔家一起生活）。记得我在上初一时奶奶去世了，是个冬天，延安那边又下大雪，父亲经过千辛万苦往回赶，从村外一直哭到家里！回到家后奶奶的棺材已封，已不能再见她一面（不像现在有了冰棺，可以从外面看到），他当时气的晕了过去，倒在了地上，在众亲戚的帮助下才救了过来。父亲对外婆外爷更是没说的，像儿子一样对待俩位老人，该寄钱时寄钱，该给办的事情一定会办好。外婆外爷也很喜欢他，只要他去韩城，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

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在雷赤公社工作，遭批斗，他在朋友杨叔叔的帮助下过黄河，经山西，又辗转到韩城外婆家。三姨夫来通知我们，并把我们接到西安，第二天坐在一辆大卡车（货车）上去韩城，出西安时经过带红袖章的人设立的检查站，检查每个车辆，看到沙包上架有机枪，当时算小，好像没有特别害怕。记得外婆七十八岁时得了重病，使她寸步难行，他把外婆接到岐山，联系医生给她做了手术（费用不够，并用了我留下的几百美元做费用），外婆手术后还健健康康的生活了六年！受父亲的影响，母亲的姊妹在我们心里就像母亲一样，深受我们的尊敬和爱戴！

我曾想一件事情，也问过父亲。凭他的能力，贡献，为人处事，他应该得到提拔，再升一级，至少做个副县长应该是没问题的(他退休后享受了副县级待遇)，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但据一些朋友说那里的领导层有排外思想，喜欢重用本地人，后来提拔的一位县长就公开说过，延长的事还是要延长人民来干，这话的确是给外地支援陕北工作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所以后来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好多外地人都陆陆续续地要求调回老家，离开了延长。但那里的人民很朴实善良，连我都深爱那里的人民。那里的羊肉饸饹好吃，年糕真香，米酒能醉死个人！我插队离开时，天还没亮窖洞门外就站满了大人派来的小孩叫我们去吃饭，坐着手扶拖拉机离开时，老书记端着一簸箕大红枣，非让我们拿些带上，令人感动！八十年代初父亲要求调回岐山，他的理由是叶落归根，对官位不在乎，分啥干啥。我大学时的第三年也曾写信希望父亲调回关中，主要是去那里探亲太不容易了，那时没有火车，花一天时间坐汽车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又到延安汽车站拥拥挤挤地去买延长的车票，还担心小偷把钱包偷了，真劳累让人头痛。曾看到一个小偷被人抓住，围着打（那时没钱最怕小偷了）。那时县委坚决不同意他回来，说要安排他当副县长了（不知是真的还是在忽悠？）！但父亲的决心已定，找到延安市委的主要领导，上级批了条子才同意他回来。父亲没有做大官，但他一身正气，廉洁自律、一生清清白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延长的人民怀念他，这值得他骄傲和自豪，也值得我们尊敬和自豪！所以父亲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儿女学习的榜样！

安息吧，父亲，儿女们永远爱您！🙏🙏🙏

2024年9月18日于陕西岐山

我的童年趣事和知青岁月（一）

文/付长林

窗外下着大雨，雨水打在玻璃窗上唰唰作响。我撩起窗帘，外面一片漆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处的路灯还点缀着夜空。已夜深人静，我仍无法入睡，一件件童年的往事和青春的回忆涌上我的脑海。我没有记录过这些往事，也从未和孩子们分享过。我曾有过愿望，退休之后写本回忆录，或写些文章，记录一下过去的点点时光和艰难历程。没想到父亲的突然离世，《怀念父亲》成了我的第一篇像样的作品。一股冲动涌上心头，我忘不了我的童年和知青岁月，那是我经过的艰难岁月和成长历程，我需要记录下来……

一．难忘的童年

1）在岐山的日子里

我生在韩城，曾生活在延长和岐山。五十年代中期，为支援陕北建设，父亲从韩城被调往延长县工作，母亲也随之前往。母亲在生我哥和我时，每次都从延长返回韩城外婆家，随后不久又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我们返回延长，有时要骑毛驴经历一段路程，一路曲折、艰难辛苦。后来又有了我大妹，生于延长县。所以，小时候直到上一年级是在延长县度过的（参见《怀念父亲》）。

记得在我四岁左右时，父亲已从县上调往延长县郑庄公社工作，做文书。母亲起初在郑庄缝纫社做会计，后来由于我们常病也辞掉了工作。公社就在河对面，我家住在河这边的村子里，出门左边有几孔窑洞，住着两户人家；右边有个马车队，院子里有不少马，前面不远处有个生产队的饲养房。那时我没病时，无忧无虑，尽情地和镇上的小孩们玩耍。有时爬墙，有时上房揭瓦！有一次我爬到隔壁马车队院子的墙上，看到几匹马，心想别人都说马反应很快，不能拍打马屁股，否则会被马踢！我想我在高处的侧面，拍打一下它也踢不到呀？犹豫了几分钟后，我就伸手在马屁股上拍了一把掌，结果失去了平衡就从墙上向前滑了下去，马果然后腿一扬，幸好没有踢到我，因我掉在马肚子下了，好在马也没有再动。吓得我一身冷汗，心想以后再不敢拍马屁股了！

还有一次小孩们在饲养房里烤火玩，引起了大火，差点烧了饲养房。我哥也是闯过大祸，和一个小孩模仿大人用铡刀给牲口铡草，结果差点铡掉了那小孩的手指头，流血不止，小孩被赶紧送往公社卫生所救治，还好手指未断，给缝合上了。吓得他半天不敢回家！那时人们很朴实心善，也没有要求赔偿。

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家家粮不够吃。为了减轻政府负担，国家动员家属回农村，父亲报了名。母亲也早先因我们常病和岀事辞掉了工作。不久，父亲送我们回到父亲的老家岐山县青化公社付家村生活，他一人留在延长继续工作。那是一九六四年，我上完一年级。第二年家里又添了小妹。从二年级到初中毕业，我就随农村的孩子一起玩耍长大。

刚回到老家，一切都不适应，水土不服，老师讲话也不全懂。有时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老师就让我们蹲在教室门外的地上，排成一排，每人把每个生字用树枝在地上写十几遍，直到会为止。那时的小学老师一人要教几门课程。仍然记得那个大个子帅气的乔老师，经常带个鸭舌帽，讲话铿锵有力，学生们怕他，但很受家长们的尊敬。小学就在村东头，离家不到200米。我那时上学也很用功，早上上完两节课后回家吃饭时嫌饭太烫，就又跑回学校继续做作业，结果就忘了吃饭，母亲又来叫，这样的事常有。这次还专门到北阳村看望了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李全生好友，因听说他们常念叨我呢。据他说，小学时我家的饭菜在什么地方放着呢他都知道，因我母亲常来喊我吃饭，笑喷了我！很快我的学习突飞猛进，特别是算术，不久就当了课代表，管算术作业本的收发。也就是学生做完作业后把作业本都放在我的桌上，由我最后全部交给老师。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不会一道算术题，想看作业，我开玩笑的说：把你家的馍拿来换。看来那时太饿了，实在没吃的，竟然知道搞利益交换，可人家也没干。小学升初中时，全公社统考，我算术得了满分，全公社第一。小时我的语文一般，不太爱写作文。记得有一次在小麦地里给猪挑草，一边挑草一边在为一道作文题发愁，不知怎么开始。已不记得作文是关于什么的，但记得开头是：我的耳边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内容和死肯定没有关系，但那时动不动就应用这句话。好像是小学快毕业那年，我还做为学生代表参加县上在益店公社召开的教师大会，晚上我和他们一起住在教室里铺着麦芥草的地上。晚上老师们说着各种笑话，逗得我笑个不停，但又不敢出声，只有用被子捂住头笑，好在灯都关了没有人看见。有老师还提醒，这里有小孩，注意说话，有的老师说我可能睡着了，我就装着睡着了，一点都不敢动！从那时我才知道，老师看起来严肃，但也有不正经的时候！

还有一次，好像是初中第一年，那时中苏关系紧张，让我和一些学生假期去培训几天俄语，回来后好教别的同学。我们主要学习的是战争用语，比如：“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等等！这次回老家，村里当时的同班同学还提起这件事。我在初中时也喜欢数理化，特别是数学，一直都是很棒的，仍然当数学课代表。教数学的唐老师也喜欢我，公社教师来听他公开课时，他常叫我到黑板上演算数学题，每次都能做对。

唐老师一直是我敬佩的好老师，讲课思路清晰，干脆利索。我多年后一直打问他的下落，但得知他并没有参加大学考试，一直在几个地方当教师直到退休，因家庭需要他那份工作养家糊口，感到很遗憾。我尊敬的另一位化学苟老师考进了西工大，上大学时还专程看望过他。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付朝辉，是我们的班主任，人很好，画也画得好，在黑板上两笔就能画出个人头像来！大学期间回岐山老家看望亲戚时，还专门抽空去他村看望了他，他还硬留着我吃了臊子面。

小学就在村东头，距家就几百米。上初中时，由于学校的教室不够用，我们好多同学先在焦六大队的几个教室里上课，在村西边，距家有三里路。记得班上有个漂亮的女生，父亲是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官，只上了一学期就跟上父亲去北京了，估计后来随家去了阿尔巴尼亚。

一学期后，初中又搬到了青化公社的东街，距家有五里路。那时一早起来就背上书包和干粮（一个碗、两个馍、一小瓶含盐的红辣椒）去上学。两节课后开始吃早餐，学校也就只是提供热水，自己把馍泡进热水里，再加点辣椒水就吃，或者就是馍蘸辣椒吃。那时都很穷，菜很少，很少听说谁带菜去上学，有时有人带个咸菜就让人羡慕死了。上午的饭都是应付，随便吃点东西。有时母亲会做些油饼让我带上，偶尔午饭没有什么可带的，母亲就给我一毛钱，让在镇上买一碗臊子面吃，但只能吃个多半饱，这也只是上初中时才有的待遇。

记得我哥上初中时，母亲常把烙好的油饼放在一个竹篮子里，挂在炕上面天花板的勾子上，以防我和妹妹偷吃，因专为我哥上学准备的。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他可以吃好吃的我就不能呢？有一天我让大妹抱着我的双腿，将我稍微扶高，我将蓝子取下来，两人偷吃了两片油饼，母亲始终未发现。这样的事情未敢多干。直到我上初中时，母亲用同样方法把给我准备的油饼也放在篮子里挂起来，专供我上学吃，妹妹们吃不到，我才心里一下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时班上男女同学分开坐，而且从不说话，若有谁和女同学说话，别的男同学会哄堂大笑（太封建了）。男同学捣蛋的不少，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同桌，还是好友，嘴很能说，数学学的很好，竟然把我带的馍从桌子的抽屉里偷偷拿岀来掰开，把蓝墨水挤到馍里，让我无法吃，气得我干瞪眼！后来他参了军，成了师部的文书，听说转业后也当了不小的官。上初中时，桌子是水泥板，而且是我们学生到河里拉沙子和小石头砌岀来的，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个时候冬天没有暖气，教室里时常很冷，同学们早读课时一边读书一边跺脚取暖，教室里跺脚声和孩子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美妙的音乐。每节课后，无论老师或学生都会立马冲出教室，冲向室外水泥板制成的乒乓球台打乒乓球。所以那时人人都会打乒乓球，乒乓球运动轰轰烈烈，全国一片高潮！

别人对我的印象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应该算是，场上晒麦子时我一边帮助看麦子，一边读书，但基本上都是看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那个时候读的。有一次看的入迷，晚上母亲把灯关了要睡觉，我就打开手电筒看，她以为我在读书，拧不过我，就把灯打开不管了，那知我是在看小说！

最有趣的是童年生活，有苦也有乐。小孩放学后，一般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基本上都在学校完成了。放学后，小伙伴们结伴岀去给猪挑草，周末时背个背篓去山沟拾柴火（捡树枝），背回来后放到院子晒干做饭用。拾麦穗，捉蝎子卖钱都干过。我那时放学后有时还喜欢读一阵子报纸，好像是父亲带回来的旧报纸，还有《参考消息》。过年时大人给小孩压岁钱，就两、三毛钱，或过庙会时给两毛钱。我省下的钱只干两件事，一是买小人书，也叫连环画（后来渐渐地买起了小说，比如《敌后武工队》《高玉宝》）；二是存起来过年时买鞭炮放。父亲回来时也给我带一、两本连环画。慢慢的，我积累了一小箱子连环画，大约有三、四十本，经常还借给村里的小孩看。由于常看连环画，故事就多，村里好几个小孩常愿意和我岀去一块挑草或拾柴火，因每次开始前都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这次回老家，有一位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说，我有时要求他们给我拾草，把筐子虚虚装满，我才同意给他们讲故事，但我不记得有这种事，我只记得每次都是无私的在给他们讲故事！有时我们还钻进赵家村的一个小窑洞里打一阵子扑克牌，然后才去挑草。

从陕北回来后的前几年，我们是和六叔一起过，吃在一起。家里有一头猪，我放学后就和小孩们一起挑草喂猪。六叔为了奖励我，就说挑满每一筐草，就给五分钱，我就很快地挑满一筐草，但不是装的实实的，而是虚虚地架起来，一上午就送回四筐草，领取了二毛钱的奖励。六叔一看这太快了，不干了，后面再不给我付钱了。我用挣来的钱换杏或黄瓜吃！后来我们和六叔分了家，我想养羊，母亲不买，六叔就把亲戚家里的羊借过来让我养，我认认真真地割草喂羊，几个月后六叔拉走羊，又还给了亲戚，亲戚把羊卖了。我才意识到我做了无用功，白喂了几个月羊，也没见一分奖励！

我们星期天常去附近的小山沟边拾柴火，有时捡到野鸭蛋或是鸽子蛋，就在家里用大勺子烧点油一煎，放点盐吃，真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拾柴火时，我在一个悬崖边上的洞里看到一个刚孵化的鸽子，我就把它带了回来，然后一口水一口饭地喂它，直到它长大，鸽子和我也有了感情，我只要一叫就会飞到我肩膀上。这鸽子由于是人喂大的，所以不怕人，它和别的鸽子在一起经常在晒麦场上吃麦子，大人赶不走，所以有一天被人当做野鸽子用土枪打死了，太可惜了！我后来还养过兔子。那时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菜很少，孩子们主要挖些野菜，生产队有时分些苜蓿菜，后来队上有了菜地，每次也只买一点点。一年也吃不到几斤肉和油。生产队每年也就杀两次猪，一次在五一前，一次在过年时。五一时杀两头猪，过年时杀四头猪，分给全村近百户人家。生产队不是没有猪，而是要交给国家，供给吃商品粮的人吃，是任务！小孩们很盼望杀猪的这一天，因为生产队把好肉分完后，会把猪头、猪耳朵、猪蹄、猪肠子等等下水洗净后放在一个大锅里加调料煮，煮熟后切成碎片又分给各家，小孩们最喜欢代表家长来领，在回家的路上可以边走边吃！我还喜欢替家里买豆腐，等回到家，我已把豆腐吃掉一个角，但不敢多吃，怕挨骂！

我的童年趣事和知青岁月（二）

文/付长林

付家村东边有一个涝池，就紧挨东头第一家，涝池周围柳树成荫。往北一里左右还有一个水库，过去叫赵家水库，现在叫官务水库，抽水灌溉用。夏天时我们常在涝池和水库里玩耍，都是光屁股玩（八、九岁前），也不在乎大人们经过，有妇女经过时我们赶紧跳进水里，但也有捣蛋的孩子根本不在乎，还把小屁股对着人家扭一扭才跳到水里！孩子们互相向对方扔稀泥，有一次不知谁向我扔来一把稀泥，正好灌在左耳里，整得我左耳嗡嗡直响！夏天或假期，天热时，我们会跑到水库那里跳水，甚至游到水库对面，大约有一百多米宽，都是自学的狗爬式或仰游，现在肯定游不过去了。

这次重返故乡，还专门到那里看了看，水库变得比原来更漂亮更结实了，周围也被铁丝网全封闭了，因成了当地人的饮用水源！村里捣蛋的人也不少，常搞恶做剧。有一次中午吃过饭后，我就躺在隔壁一个大树下的长石头上睡觉，睡着睡着感觉有人给我嘴里放了东西，睁眼一看，是一个大人把干了的鸡屎放在我嘴里，气得我没办法，只有不睡了！

小时候最喜欢下雨，不用外出给猪挑草或拾柴火，小孩们可在一起打扑克或玩耍。雨后满街都是泥，我们把泥做成泥巴，在地上摔，看谁的泥巴声音大，中间会破裂，声音大的算赢。还有把纸折叠成纸面包，在地上扔，看谁能把谁的纸面包掀起来，掀起来就归你。还有弹弹子（弹玻璃球），钻地洞捉迷藏，冬天时打毛猴，玩得很开心！

我最怕冬天，因那时没有棉手套，手上只戴棉筒袖，十指裸露，手指常被冻烂！有一次我们往桑树上面仍土块、木棍打桑葚吃，结果木棍弹回来打到一孩子头上，头破血流！有时用弹弓打鸟玩或自制木制手枪，把火药装上打枪玩。最喜欢的是晩上一块去看电影，只要附近的村庄放露天电影，我们小孩和好多大人们都一起去看，那怕是看过的电影。《地道战》，《地下游击队》不知看了有几十遍！有时公社镇上放新电影，一次才三分钱。有次电影完后下暴雨，我们冒着大雨一路跑回村（五里路）。

男孩的天性，捣蛋和“坏事“也干过。有次我们几个出去在刘家沟拾柴火，经过生产队里一片西瓜地，那是一个大斜坡，最下边就是一条深沟。我们打算“借“一个西瓜吃，一个人在半坡上假装路过，用脚把西瓜蔓踢断，然后让西瓜沿山坡滚下去，下面一个人在接，结果下面那个人没接住，西瓜就滚到深沟里去了，摔成稀烂，没吃成！也不敢干第二次，怕照看西瓜的人看见。还有一次几个人从小麦地里钻到另一边的豆角地里偷吃豆角，照看豆角的人好像发现了什么动静，就大声喊：看见你们了，快岀来！我们以为他真看见了，就老老实实地出来走到人家跟前，其实他根本没看见！人家拧住我们的耳朵，说要告诉我们的父母！结果晚上就被母亲揍了一顿！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和一个孩子打架，他抓住我的头发，我把他摔倒在地，狠揍一顿，打得他大声哭喊，结果人家父亲跑到家里来告状。那时父亲正在家探亲，吓的我躲了起来了，可是那天我并没有挨打，也没有挨骂，心里还有点庆幸！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说他爷爷过去也欺负过我爷爷，算扯平了！那时好多人抽烟，以为很时髦，当时最便宜的烟叫“经济烟“，一盒才八分钱，我们也不愿意买，就把红薯叶子磨成粉末，卷成烟抽，结果试了半枝，熏得我天昏地暗，睡了一下午，以后就放弃抽烟，再没有正儿八经抽过烟。由于我学习好，在村里的同龄孩子里，也算个娃娃头，常有小孩和我玩！干过最蠢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暴风雨后，村里的电线杆倒了，四根电线拖在了地上，但电工把电线杆上的电闸拉下来了，按理应该是没电了。然后几个小孩一块打赌，有的说上面还有电，有的说没有，我也说没有，因我亲眼看到电工把电线杆上的电闸拉下来了。后来有人说，没有电，你拿手试试？我说试试就试试，就一把用手抓住电线（应该用手背试才对），没想到电打的我哇哇大叫，赶紧摔手，才挣脱开来，差点要了命！上初中学物理时才知道，电线上仍有余电。太吓人了，我们村一个小孩就是玩电时被打死了，我算命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小，记得大一些的孩子和年青人，戴着红卫兵袖章，来到我家院子，用竹杆把我家房檐瓦片上的牛马猪狗的装饰构件全部敲掉，说是牛鬼蛇神。那时村村搞批斗，墙上到处都是红色标语和毛主席像，村中间建造了刘少奇跪着的一个稻草人，涂着大红鼻子，供村里人批斗。村里成分不好的地主也常遭到批斗。记得有一次去青化公社镇上，大人们把一个人捆在一个木板上，进行游街，我们小孩跑前跑后跟上看，听说那人是焦六大队的一个“反革命“，估计后来命运不幸！起初我们小孩子也被组织起来，站在路口封路，要让路过的人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后来常听到大孩子们讲那一派和那一派打起来了，而且还有机枪，手榴弹，吓得我们也不敢乱跑了。那时候，大人们上工前后还要到生产队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母亲也如此，有次她要去汇报带开会，回来晚，就让我们先睡，但中间我大妹要喝水，我哥让她自己去倒水，结果她拿放在桌子上的水瓶时没拿好，水瓶倒了，吓得她哇哇大哭，我哥只喊着让她把水瓶扶起来，她不敢，继续哭，我们笨蛋也不知上前看看是否烫着了她或帮着把水瓶扶起来。那时社会疯狂到了极点，现在想怎么全国那么多人脑子都进水了？！

六九年左右中苏关系紧张，全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村也开始大挖地洞，地道。晚饭后随着大人推着架子车去东边的水渠挖地洞。地洞和地道后来成了我们小孩捉迷藏的地方。有次玩时我在地道里钻来钻去迷失了方向，费了好大的劲才岀来！那时经常帮大人干的一件事，就是推着架子车拉土，挣工分。生产队有马、骡子和牛，用土把它们的粪便压住，几个月后把粪土运往地里，用做肥料。自家后院也是，用土压住人和猪的粪便，几个月后再运往自留地当肥料使用。有次大妹带着小妹去拉土，小妹坐在架子车里，下坡时没拉住，车挣脱手向坡下滑去，架子车翻了个过儿，将小妹扣在车下面，幸运的是小妹没有受伤。最让我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那时人们为了防止小麦出虫，竟然把六六六粉掺在小麦里，吃时再用水冲洗几遍，凉干磨成面粉，不知我们吃了多少残留农药啊？！还好，目前还一切正常！

付家村生活的几年里，母亲最苦，一边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一边还要参加劳动。父亲最多是每年回家探亲两次看看，每月寄点钱回来供家用。有次我哥病重，六叔和母亲连夜用架子车把我哥拉到扶风县医院治病，并住了院，一住就是几个礼拜。那时我和俩个妹子就只能由六妈和奶奶代管，记得小妹还小，还吃着奶，不记得整天是怎么度过的！母亲下地干活中间休息时，赶紧赶回家准备晚饭所需的材料，比如合面，准备菜。我们经常挖荠荠菜吃。有次好不容易分来二斤肉，休息中间做臊子肉，时间肯定不够，就让我大妹看着火，叮咛她要不停地加点小火，她继续去上工。没想到我妹加柴太多，火太大，把肉几乎烧干，吃起来硬硬的。这硬肉吃了好久，可惜了我们的两斤肉！

那时每家都有几分自留地，各家各自选择种什么。我家一般种的小麦和玉米。小麦、玉米收回来后，先放在场上凉晒，我们有时照看，防鸟来吃。我小妹那时小，还没上小学，中午吃饭时间经常替换大人，老老实实地坐在场上一边看玉米，一边剥玉米棒子，而且还要给亲戚家照看。粮食都是二伯或三伯帮着扬场、装收，送回家。多数玉米棒子收回来后，要把玉米一粒一粒的剥下来。记得有一天晩上，母亲让我们睡前帮着在床前的地上剥玉米，我剥着剥着实在太困了说要睡觉，母亲让我们去睡，我半夜醒来发现母亲一人仍然在剥玉米。

我母亲从小在县城长大，受过教育有些文化，队上还让她当务棉组长，经常带领十几个妇女背着喷雾器给棉花打药，打尖，有时累的腰疼。有次她腰疼的动不了，躺在床上呻吟，无法做饭。我们回来后，让我们随便吃点东西。母亲在村里几个妇女好朋友的帮助下，也学会了纺线，织布，给我们纳鞋底，做棉袄。依然记得母亲一边纺线一边给我们唱歌的情景(她小时候还会打快板)。

母亲和村里人关系很好，由于早期在郑庄缝纫社工作时学会了裁衣服，村里妇女常找她裁衣服。有时她和别人换工，她帮别人裁衣服，别人帮她纳鞋底。那时，好像村里就只有几家人有床单，村里有人过事时，比如订婚，人家专门向我家借床单，铺在他们的床上请客吃饭体面些。归还床单时上面有了好多被臊子面油污染的一坨一坨的油迹，母亲也没有埋怨过。母亲有时也厉害，我们做错事时会打我们，但一般我们会拔腿就跑。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母亲提起扫炕的笤帚就来打我，我就是不跑，心想你打就打，没想到她越打越气，打的更凶。后来长大后才告诉我，打我时，我应该跑才对，否则就越来越生气！

小时候，我哥和我也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发生争吵、干架！有一次我们把手心放在胳肢窝上，然后甩胳膊可产生响声（像放p的声音），看谁产生的声音大。结果我说我的声音大，他说他的声音大，意见不一致就争吵了起来，并相互扔起了东西打对方。最后母亲拉开了我们，各打五十大板（把每个人骂了一顿）！长大后，再没有吵过架，我们兄妹感情很深。每次回来探亲，大家都跑前跑后，围着我转，让我吃遍所有好吃的，每次都增肥几斤，回去后又拼着命减肥！

过年时我最盼望的两件事就是穿新棉袄和放鞭炮。为了省点钱买鞭炮，我把钱包在纸里，藏在麦麸子里或别的什么地方。有一次藏在房梁柱子的缝隙里，结果打扫卫生时被站在梯子上的我哥发现，他好惊讶，取下来交给了母亲，还好母亲还给了我。那时母亲基本不管我们，除了上学做事，饭后的时间都由自已玩，什么时候回家也不管，就是现在的“放羊“！

七一年冬天，奶奶去世。父亲回来参加奶奶的葬礼，哭的死去活来！七二年春季，父亲去省上开会，返回延长时顺便把我哥带走，给他在南河沟公社找了份事干。七二年底我初中快毕业时，父亲又被批准可以带家属了。他过年前回来接我们，我们一同经延安、南泥湾去了延长县南河沟公社（见《怀念父亲》）。去南河沟的路上一路曲折，到延安后遇上大雪，停留了几天，然后乘坐一辆大卡车启程。卡车上还拉了几个犯人，我紧挨着犯人，犯人坐着。大冬天虽穿着绵袄，仍冻得我有时发抖。我戴着棉筒袖的手抓住卡车上方的拱形铁杆，随着车的颠簸一路摇摇晃晃，有时站不稳时就不由自主地坐在了犯人的肩上，旁边拿枪的战士还叮嘱我站稳点，由得了我吗？！我不记得比我小的两个妹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对我来说就是受罪！大约天黑前，我们经过南泥湾到达了宜川和延长交界处的山下的一个镇上（好像叫云岩镇）。两天后，我们等到了一辆雷赤公社供销合作社的拉货车，然后坐在拉货车上，身上盖着大皮袄或被子，慢慢地翻过大雪覆盖的大山，到达雷赤公社（父亲原先工作的地方）。第二天又乘坐着这辆货车到达南河沟公社。

我的童年趣事和知青岁月（三）

文/付长林

2）重返延长

到了南河沟公社后，我家就住在公社斜对面半山坡上的窑洞里，真的比不上付家村的房子，但冬暖夏凉。中间有条小河，水是从山缝间流出来的，大家做饭就吃那河水，我们每天也是从那小河里挑水。河这边有公社，商店，供销社，营业所（银行储蓄所），医院，广播站，电影队，最东边还有一个中学。河那边还有一个粮站。一条小道沿着我家住的山坡下一直通向山里，然后顺着大山盘绕着通向山顶后面的村庄。

春节过后，我要参加升高中考试。县上只有两个考区，一个在县城，另一个在张家滩公社。县城东边和南边好几个公社的学生都要在张家滩中学的考场考试。南河沟中学的老师带着我们步行几十里，在途径路过的赵家河公社的中学住了一夜，睡前还在操场上热火朝天地打了一阵子篮球，一点也没有感到紧张，第二天赶往张家滩中学考试。记得考试很顺利，我是第一个交的数学卷子。出了教室后不久，一个老师来说，教育局打来电话，说一个数学题出题有问题。那我们有好几个人已经交卷了，也没办法，难道我们能把有问题的题做对？估计那道题后来不计算分数吧！我本应该分在张家滩中学上高中，但因父亲常去县上开会，就安排我到延长县中学上学，那里也有更好的的师资队伍。走时，公社的张叔叔拉着毛驴，驮着我的被褥和其它东西。我跟在后面走，那时我才十几岁，翻山越岭七十里，一直走到张家滩。当晚住了一夜，晚上小腿疼的睡不着。第二天又走到延长县城（又是五十里），张叔叔把我送到学校，然后就忙自己的事了，记得他离开县城回公社时又来看了看我。

在延长中学度过了两年的住校生活。高七四级有四个班，每班大约有四十几个人。我在高七四级一班。听说开始还给我分了个小组长，但我报到晚了，组长由别人代理了。后来又给分了个别的小官，我也没干什么事，主要集中精力学习了。我们住的是石窑洞，十几个男生住一个窑洞。窑洞里的泥贴墙面做的不好，常常往下掉土渣渣，一觉醒来被子上会有一层薄薄的土渣渣。一个学期后调整位置，我就选了窑洞的最里面，给自己用报纸搭了个棚子，土渣渣就落不到我的被子上，而是落在头顶上的报纸上面。高中期间，我最喜欢的还是数理化，应该是班上最好的之一。数学党老师，化学李巨老师，物理戴锦德老师都是大学高才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记得化学李老师讲氮肥的工业制造，需要高压高温，而且提到了生物固氮，说人们都在研究它，说谁能让非豆科作物通过细菌固氮，谁就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想，哇，这太吸引人了，我好想研究它，若能得个诺贝尔奖该多好啊！做博士后时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一个读博士的美国学生，他惊讶的说：哇，他们高中时竟想着追女孩了，我竟然想着要去做研究，想得诺贝尔奖！后来很快就意识到，诺贝尔奖不是谁想得就能得的！化学李老师很欣赏我，冬天考试前复习时还让我在他办公室里复习，因办公室里有火炉子。数学党老师是陕北人，讲话口音较重，但条理非常清晰，为人老实，受到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后来听说当了县人大副主任。物理戴老师帅气，说话铿锵有力，条理清晰，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放收麦假时，带我们留在学校里的学生下乡去割麦子。我们也喜欢去，因为可吃到新馒头。有一次几乎全校高中生帮河对岸的村庄收麦子，中午吃饭时人家送来一筐一筐的大白馍，每人都吃了好几个，听说有同学一口气吃了十个，我估计那次生产队赔了，收割的麦子可能不够我们吃！还有一次我们帮助农民收小麦回来，某老师屁股上的裤子撑破了，他不好意思，用草帽遮住屁股回到了学校，成为我们学生和老师谈论的佳话。还有教俄语的李忠莲老师和教政治的李永康老师，都是心直善良的好老师，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有趣的是，学俄语时，我摸索了一套快速记忆俄语的方法，告诉了李老师，她认为很好，竟然拿我作典型。一次大型表演时，让我用俄语说一段话，但我一紧张，有几个字没说对，搞砸了！但老师没说什么，可能不让我难堪；学生也没说什么，估计没几个人能听懂！李老师后来改学英语了，大学时回延长探亲还见过她一面，非要留我吃饭，听说后来也调回到关中。

上学期间，伙食很不好，吃饭要用饭票和菜票购买，有五分钱和一毛钱的菜。五分钱的没肉，就是白菜、白萝卜和土豆片的菜汤；一毛钱的会有两、三片肉，运气好时也许会有四片，运气不好时可能是零片！多数人还是吃五分钱的，偶尔吃一下一毛钱的！主食是馍或玉米馒头，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决定。农村的孩子一般把家里的白面或玉米面拿来交给学校食堂，根据交的多少交的什么领取粗细粮饭票。高中老班长来自农村，他说他初中和高中四年一共才交过四斤八两白面，也就是说他四年里基本上吃的全是玉米面窝窝头，所以常常胃不好。我是给学校交粮票，然后领饭票，记得粗细粮有搭配，能好些。放假时我一般回家，返校时还能带一些母亲饹的含有花椒叶的白面饼，补充补充。有一个假期没有回家，和好友谭同学回到他的家乡，住了两天，回来时买了一大包梨，吃了好久。过节时，偶尔会去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刘伯伯家去吃饭，有红烧肉、八宝饭，特香！但好像不好意思放开吃，每次吃个八成饱！父亲来县开会时，也会带我到县食堂改善一下。偶尔我用省下的粮票托同学换些鸡蛋吃！在高中，被子要自已拆洗，缝被子是个挑战，但也学会了做针线活。有一次父亲来县上开会，我说我的一条裤子膝盖破了，需要补补。他在县上找了个认识的裁缝，给我把裤子补了。父亲来学校送裤子时我一看就不高兴，说颜色一点都不好看，不配，因为旧裤子的膝盖上补的是书本一样大的深色新布，颜色一点都不搭配。父亲站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显得很为难。我事后也一直后悔这件事！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求我把所有的花费都记账，假期回去后他要检查。我每月的生活费就根据这个账单来预算。我有时也把买的东西写贵点，从中省几个钱买小说！十几本《十万个为什么》也是这个时候买的，但没看几本！

过年或暑假时，一般回家。我哥在时，和我哥我大妹一起到山里拾柴火（捡树枝），做饭用。有次我们三人捆绑好了树枝，一人一捆准备背着回家。我背起我的一捆柴火在前面往回走，我哥起身过猛，翻了个过，从坡上滚下去了，辛亏我妹在后面看到了，帮他扶了起来。有趣的是，我哥有时拾的柴火没我的多，他要背我的回家，让我背他的，他好看些，哈哈，对不起大哥，我没同意！有时我看看书，数学速乘法就是那个时候学的。但多数时候，我找公社的大人们玩，下象棋，吃饭时我小妹就站在二百米远的山坡上，大喊：岁哥，吃饭了；岁哥，吃饭了！岁哥是小哥的意思。她每次都要喊好几遍，几乎全公社的人都能听见！吃完饭后又去下棋，几乎和公社的，粮站的，广播站的，医院的大人都下过，有时还不回家，在玩的单位过夜，家里也不管。有段时间下疯了，晚上都梦见在下棋！父亲有时还让我做一些学雷锋的事。有一次父亲让我从南河沟公社对面的水沟里担水冲刷公社的男厕所，我非常不愿意，因厕所又脏又臭，而且还有蛆乱爬。但没办法，父亲的话就像命令一样不敢反抗，我挑了两担水照做了。后来公社的干部都赞扬我做了一件好事，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是自愿的！

有时公社的干部把我带到他们的乡村转转，给别人介绍我时说：这是付书记的孩子。那人说，是二把手？介绍人又说，是付书记的孩子！那人又说，是二把手呀？介绍人急了，说：人家姓付，是一把手！有趣的是公社有个副书记姓郑，他们常开玩笑说：咱们的书记是郑书记不正，付书记不副！

返校时有时走着去县上，会找个要去县上办事的大人一块儿去。有时坐公社的拖拉机到县上，有次迎着大太阳晒了一天。也没有戴草帽，太阳晒得我好瞌睡，司机不停回头看，提醒我别睡着，以防掉下去。到学校后的几天，脸上脱了一层皮！那时候根本没有防晒霜，家里人也不知道提醒我戴个草帽呢？我怀疑我的脸黑一直和那次晒有关？！

陕北的农民很朴实，善良，经常有农民来看父亲时给我们带一把菜，一些土豆或南瓜，有的甚至背一捆树枝。特别是过年时，有的还送些年糕、米酒，甚至一块肉。总记得，那个年糕真软真香，米酒是酸酸的甜，能醉死个人！有次临近过年时，腊月二十三，人们都要祭灶爷。母亲把馍、枣等好吃的摆了一桌子，我乘她不在时一口气把一半碗枣吃了，她知道后竟然笑笑没生气！

高中各班都有漂亮的女生，但没听说过谁追谁，可能大家都小，不成熟，高中那阵子好像也不允许谈恋爱！听说有人底下暗恋，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反正我没有胡思乱想过，一心一意认真学习！

高中最后一学期，不知什么原因，好像又是受什么政治运动影响，学校又不认真上课了。学校强调工农相结合。数学课堂教的全是制图，我画了一大堆螺丝钉，全贴在我家里的窑洞里。物理分了好多组，我参加了电工组，后来下乡时用上了这段技能。那时大家毕业都已回家，我还呆在学校里等待下乡的安排，并用那段时间在教室里自学了拼音，因我拼音一直不好。毕业后，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到父亲的公社找个事干或找个生产队插队，因那里没有知青点；另一个是和县城里干部的孩子们一起插队。我当然选择了后者，因我想凭自己的努力闯出陕北！

我的童年趣事和知青岁月（四）

文/付长林

二、知青岁月

高中毕业后不久（大慨是七五年元月初），我和城里干部子弟及吃商品粮的子弟带着大红花，坐着大卡车被送往各个知青点。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来到了七里村公社白家川生产队，加入了原来已有七人的知青点。共五男五女（有的高中毕业，有的初中毕业），男女各住一孔窑洞。半年和一年后又从外地各转来一位知青。

白家川紧挨延河边，距县城仅仅十公里路。有两条公路村中过，一条公路村前过，再经下游张家滩，然后再达罗子山（延长县东部最边远的另一公社；原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的家乡）。另一条公路从白家川村头分岔穿过半山腰，上山通往山那边的交口公社。

刚加入知青小组，由于新人要有代表，我被选为副组长。人多问题多，小组需要改革。半年后小组在县知青办的参与下进行改选，我被选为组长。刚开始我们住的窑洞是土窑洞，女生住的窑洞左上方有一个大裂缝，由于担心塌陷，几个月后在县知青办的催促下，我们搬到了紧挨生产队磨房的两孔石窑洞里。磨房的机器声几乎整夜轰轰隆隆声不断，让人难以入睡。最糟糕的是我们的隔壁就是牛圈（被一堵墙隔开），苍蝇到处乱飞，根本打不完。有一次我们在窑洞里打敌敌畏（农药）太多，吃饭人人呕吐。在我们的多次要求下，我们再一次搬家，搬到第二条公路下面的学校旁边，上山公路就从窑洞上面十几米处经过，学校前面不远处就是大队部和小卖部，再前面就是沿河而下的第一条公路和延河。

陕北到处是山，插队生活很苦没说的！队长号召大家下地干活时，就是站在一个半山坡上大声高喊：受苦了，受苦了！大家才拿着工具出来跟上队长或组长下地干活。生产队的大男人一般干一天可得十分，因为他们可以扛起装有四斗麦子的粮食袋子（大约一百二十斤）。我们知青里，只有两个男的是十分，别的都是八分，我也八分。女的好像多数都是七分。每年都是根据你挣的工分多少来分粮食和钱。知青不论工分挣了多少，分的粮食都放在一起吃，但年底分红时得的现金归个人。刚插队的第一年，由县知青办拨粮，就是发粮票，然后用粮票到县粮站去买粮。由于是年轻人，吃得多，一个人好像每月给发45斤粮食。第二年起就跟上生产队按挣的工分多少分粮。

组里有一个人专门做饭，算岀勤，给计算工分。还有一个女知青当老师，在村里教小学，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别的都和村民们一起干活。星期天，知青们不用下地干活，休息一天，有时政治学习或干知青自留地里的活，或洗洗衣服，或去县城转转。多数时候和农民一样，什么活都得干。有时是锄草，有时是开荒，冬天时修梯田，平整土地。春天或秋天耕种时，早上七、八点多几十个农民分成三人一组上山播种，一人赶着牛在前面犁地，第二人一脚一步的播着种子，最后一个在种子上撒一把干土牛粪做肥料，我一般是那个撒牛粪的！大约九点多钟，由两、三个农民挑着扁担送早饭来，一般是咸萝卜丝加两块玉米粑粑和一碗汤或水。那时已不在乎脏不脏了，舍不得用水洗手，只是直接拍拍手，或在麻袋上擦一擦，就拿起玉米粑粑吃开了。到第二年时，小组的麦面往往是提前吃完或不够吃，每天尽量安排吃一顿白面面条，两顿玉米面窝窝头。所以，早、晚饭我都不好好吃，只等中午收工后饱饱吃一顿面条。从小时候到下乡插队我都不爱吃菜，除了黄瓜和西红柿，特别讨厌葱，甚至有了些白头发。直到上大学时才慢慢吃菜，白头发也慢慢消失。从小学到插队一直吃的太差，这是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长高的原因。下午干活时，中间有几十分钟的休息，我们就躺在地上睡一会儿。冬天平整土地休息时，我们青年人有时玩摔跤，暖和身体。别看我小，一人一次可对付两个！生产队对知青很好，较轻松的活会派给知青干，比如生产队卖菜时让一个知青去帮助记账收钱，我就几次帮着卖菜收钱。家在县城的知青常请假回家，队上从不阻拦。

最苦的农活应该是开荒，一䦆头一䦆头的开荒挖地，土掉的满头都是，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腿痛！还有播种的季节，要把几十斤的种子或化肥背到五十多度的山坡顶上。夏天收麦夜战时，有时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大家要从山顶上把白天收割的麦子担回来。山坡太陡，驴都无法走，大家只有一担一担地往回挑（一担是两捆，一捆大约三、四十斤左右），若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坡或悬崖。我最怕的是掏羊粪，因跳蚤太多！陕北冬天很冷，冬天时可到零下二十多度，晚上睡觉是一大挑战。睡前穿着衣服坐在被窝里，等上十几分钟后感觉被窝暖和了才入睡。有一次我看我哥有一个很好的长棉大衣，我就写信问他要（当时他在富县一工厂工作），我哥就寄给了我。探亲回家时被父亲骂了一顿，说我哥比我更需要，因他常需要加夜班，我回到知青后又赶紧寄给我哥。小组做饭，经常用柴火，后来也用煤，煤矿位于郑庄公社的深山处。我就跟着拖拉机去拉煤，回来的路上，由于是上坡，拖拉机爬坡很出力，有一段小坡几乎上不去，我就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帮助推车，没想到推得过程中腿一滑，左手滑到后车轮下，看着车轮从手指上碾过去了，我想这下完了，我的手肯定完蛋了！没想到，我拿起手，还好好的，原来是轮子的边缘从大拇指的边缘碾过，没伤到骨头，让我虚惊一场！谢天谢地，我没有失去手指！由于知青的窑洞就位于第二条公路的下面。不仅汽车从窑洞上面十几米处经过，牛、羊时常也从上面经过，因牛圈就在窑洞上面的不远处。牛有时就会在上面排泄，由于牛粪，日久天长屎克螂就会打个洞。有一次下大雨，雨水顺着洞流到窑洞里的锅台上，差点流到锅里面。

刚插队一年时，白家川虽有动力线（供磨面用的高压线），但仍然没有家用照明线。我告诉队长，我可想办法找关系早日给白家川各家通上电。我花了两天时间跑县供电局，说服他们给我们早点架起电线杆。后来县供电局派了三人来我们村，花了两周时间架起更多电线杆和照明线。他们走后，我和生产队的另一个小伙，花了几周时间爬电杆，架电线，给生产队的各家各户架起了照明线。记得当时灯泡不好买，我探亲时从父亲工作的南河沟公社供销合作社专门买了两箱电灯泡，基本够生产队公用。后来放电影时拉电线，谁家灯泡坏了需要检查都成了我的事。

常有知青请假回家，我们把一部分粮食换成粮票和钱，知青回家的几天可用粮票和钱补贴。但多数时候知青也不在乎，后来回家探亲时很少要过补贴。十几个人（多数时候是七、八个人）在一起生活，一个锅里吃饭，免不了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事后也不放在心上。也从没有什么大矛盾，而且有时互相帮助。担水时基本是男的担。记得有一次我肚子疼，翻来翻去睡不着，组里的两个男知青翻山越岭到另一个村里给我找赤脚医生，半夜两点多时赤脚医生才赶到，但我的肚子又不疼了。组里的事我尽力以身做则，多干事。有时中午午休时，别人在休息，我一人拿着锄头去知青小组的自留地里去锄草。最惊险的一次是生产队架起水泵从延河抽水灌溉川道的农田，让我去照看抽水泵，由于太阳太晒，我用两根棍子和塑料布在三米高的路基边搭起了个帐篷，用两块石头压住帐篷的两个角，自己躺在帐篷下面睡觉休息。没想到下午一阵大风把帐篷一角刮起，压帐蓬的一块石头掉下来，砸到我右脚的脚踝骨上，砸破我的脚踝骨，疼的我大叫。幸好另一块石头没有掉下来，否则就会砸在我的头上，估计我不完蛋也是脑震荡！我疼的一拐一拐走回知青组，拿纱布止住血包好脚，然后又返回抽水站照看水泵。这样一拐一拐地坚持了几个礼拜才恢复。

小学教师的窑洞紧挨着我们。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共五个班，都是来自白家川大队的学生。白家川大队有三个生产队，除白家川生产队外（人最多），有一个生产队在河对面，还有一个生产队在几里外的山上面。不管刮风下雨，学生们都坚持来学校上课。学校好像一共有三个老师，一人要带两、三个班，两、三门课。知青组的赵女士是老师，教的很好，有时很忙时，找别的知青帮她批改作业。校长就是本村人，胖胖的，和气善良，常常面带笑容，一说一笑。有一次学校搞副业，养了几十只兔子，下了好多小兔崽。我要了两只带回南河沟养，不久也下了小兔崽。可惜我把土窝里的土翻动了一下，兔妈妈就不再理小兔了。后来才知道兔妈妈生完小兔后，用土埋着，人不能动它。最终大兔由于吃了带露水的草也死掉了。

大队有一个赤脚医生，家在另一个生产队的山上，时常来大队部给大家看病，后来好像还兼任大队副书记。为人善良和气，据说他由于生病，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在住院期间自学成才，成为赤脚医生。一般小病都找他看。针灸是他的特长，我有时得偏头痛时就找他扎针。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需要抽血，针头在我的手臂上扎了有七、八次，就是扎不进血管里，最终放弃了。后来我的手臂上留一大块瘀血青斑，好长时间才消去。

我们和村民的关系特别好。开始时我们也帮有困难的家庭妇女挑过水。下雨天，村民们最喜欢来我们知青组玩，特别是男的。要不是下象棋，就是打扑克。我们知青组有一把推子，有好多男的来找我们理发。开始时我手艺不行，我就硬给他们理光头学手艺，有时头里土太多，推子都无法推动，慢慢的我学会了一手好手艺，上大学后偶尔也给同学理过发，后来给我的孩子们理发直到他们长大。有一次过年我和另一知青没回家，留家看门，年夜晚知青组整夜通明，村民们和我们打扑克玩拱猪到天亮。

我怀念村里的李书记、张队长和李彦斌会计（后来也当了书记），还有两位年轻的回乡青年高副书记，李副队长（小名叫来娃）。他们都对我们很好，从不为难我们，尽量安排我们干轻松的活。好多青年人和我们成了好朋友，一有时间就到我们这里玩，记得有小德，满满，耶娃，世园，来娃等。虽然我不记得所有人名字了，但他们那时的面容依然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位民兵队长诚实憨厚，我们好像常叫他“角儿”，他家和我们知青组不远，吃完饭后就来玩。我们的队是县武装部的点，所以我们村的民兵常搞训练，必须做到枪声一响，几分钟内全体民兵赶到学校前面集合。有一次，我们两个知青搞了个恶作剧，一天晚上晚饭后，我俩把炸石头的雷管绑在一起点燃，整个夜空震天响，大家以为是紧急集合，急急忙忙的跑来学校站队集合，人人问民兵队长是怎么回事，民兵队长也很纳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才说是放了个雷管，气得民兵队长直瞪眼，说以后不能再乱干了。好多人听说有的知青常偷鸡摸狗，但我们没有干过这种事。唯独一次不该干的事是，我们两个知青跑到生产队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砍伐了两棵中等大小的树，拉回来让生产队的木匠给我们做了两副扁担，因为我们担水、担柴、担麦子都要用。生产队规定不让乱砍树木，但我们偷偷的干了。村里的苹果树、梨树、枣树都很多，但从来都没有偷吃过。我们知青组第一年还被评为县先进知青小组之一，参加了县先进知青小组代表大会。我没有和村民们发生过大的矛盾，只是有一次分南瓜时按人口分，根据每家人口多少给村民们分南瓜，一般每家可分好几个或十几个。称南瓜时可能会多会少，不可能刚刚好，若称多了就调换一个小南瓜，若称少了就调换个大南瓜。有一村民称多了，队长让我从称上取下一个大的换一个小的，结果那村民不高兴，和我发生了激烈争吵，让人很不愉快。

白家川不算穷，年终有时有分红。每年可分些苹果、梨、枣，有时还有花生，我离开的那年还分了一百多元。

几年前我返回延安和延长，和几十位老同学和老朋友相聚，在几位当年知青好友的陪同下重游故地。那里一切都变化得很大，成了县上的工业开发区。人们都搬进了一排排新建的石窑洞里，我根本无法找到当年据有标志性的地方，也未有机会和时间寻找我熟悉的好多乡亲们，但衷心祝愿那里的人民过得越来越好！

知青里有没有爱情故事？有！但山沟沟里的爱是别人的故事，还是留给别人去写！

我的童年趣事和知青岁月（五）

文/付长林

知青有时被轮番抽调到外地去，参加公社组织的一些大型项目，比如修水坝或修梯田。有时知青办会把公社的知青组织在一起进行一些交流活动，政治学习，并考试。有一年十一月左右，公社在一个村庄组织大会战，抽调了好多生产队的基干民兵和知青，组织成十二个突击排（每排三十人左右），帮一个生产队修梯田，修好后准备种苹果树，树立典型。我也被抽调去，并任一突击排长。那时早上天刚刚亮就起来（大约六点左右），赶紧排队去吃早饭，就是那玉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萝卜汤，吃完后就去上山修梯田。中午时有人把饭送过来，记得还是窝窝头和菜汤。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回去晚饭基本上还是玉米面窝窝头和菜汤，偶尔会是白面馒头或菜汤里有几片肉。不知是由于太累还是油水太少，个个都特能吃，七两半的窝窝头每顿一人能吃两个！辛辛苦苦奋战了两个多星期，终于把整个山头都修成了梯田。庆祝收工大会的前天晚上，公社大会战组织者让我代表知青发言，我那天晚上几乎没睡觉，写讲稿一直写到天快亮。第二天开庆祝大会时，我高昂激扬地发言震撼了全场，记得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巴啦巴啦讲了有十来分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成为后期我被公社调用的重要原因。

七六年底，公社又抽调我到宣传队，准备排练节目，巡回表演，还准备迎接县上的三代会召开。我又任宣传队的副队长之一，队长是一个会拉二胡的中年人。我们在公社院子和呼家川大队部里排演了好久，扭秧歌、唱歌、说快板样样都干，记得一首歌就是：咱们的领袖华主席，那时四人帮刚打倒。有一次巡回演出，去访问修水坝的农民，结果演出时两个节目都出现笑场，搞砸了。迎接县三代会时，是在容纳近千人的大剧院表演坐无虚席，热闹非凡。演出结束后，各回各村。

几个月后我刚又轮派到一大坝上修水坝（又是一个大会战，知青轮留参加），刚干了一天，那天晩上大会战的喇叭里大喊我的名字，让我到县宣传部去报到，是公社派我去学习通信报道。第二天我又卷補盖回知青组，准备去县宣传部学习。到县宣传部学习的共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父亲所在的南河沟公社派来的古风，年轻帅气！他当时已是公社的正式通讯员了，我还是一个知青，只是派我去学习。在县宣传部，我俩同住一个房间，经常随县宣传部副部长、县委书记，副县长下乡，写通讯报道。有时我俩随领导一起下乡，有时分开，各随一个领导。由于古风已是通讯员了，文科强，有经验，写报道很快（他现是扬州大学著名教授）。记得有一次县上在黑家堡公社开现场大会，县委李忠发书记是老书记了（后来当了延安地区副专员；后又调到西北林业大学任副校长），哲学讲得一套又一套，真像个大学教授一样。晚上，宣传部长让我们写一首诗，第二天登出去。古风好友很快就完成了，但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凑合了一首，县委办公室主任竟然说不错！我们有时跟着宣传部的李黑老师（人是有些黑，据说是县上第一笔）去学赶大队下乡，一块写报道。有一次我跟着县委李书记去刘家河公社，回来时下雨，山路崎岖路滑，吉普车差点滑到深沟里，多亏司机老练，才避免了一场灾难。跟领导下乡时吃的不错，特别是常能吃到那个羊肉饸饹，但𣎴是白吃，也留粮票和钱给人家。在县上时，平时就在县政府饭堂吃饭，最喜欢的就是炸酱面！有一次武装部驻学赶大队的干事还让我帮他写稿子，写完后请我到县武装部食堂吃中午饭，我没去。我后来后悔没去吃，也许能吃到一碗免费的红烧肉！不下乡时，还常和宣传部人下象棋和军棋，常逗得他们哈哈大笑！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段经历使我后来对写作产生了兴趣，也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对我后来考大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几个月的培训结束后，又回到了白家川知青组。一边劳动一边思考以后的出路。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但那时只有推荐上大学，机会很少很少。招工的机会不多，但比上大学的机会多些，但也有大量的知青在等待招工的机会（只要插队两年以上就符合条件），虽然去的单位多数也不理想。我心想如果上𣎴了大学，那就争取当工人，同时搞写作当作家。我曾给郑州大学中文系写过信，告诉了自己的愿望，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人家还专门给我寄来一本怎样写作的书。慢慢地我就琢磨上这件事。这期间，我还被调去学习宣讲文件，回大队向全村社员传达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文件（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等）。

七七年夏天，延河上游下了一场最大的暴雨，延河上游的好几座水坝塌陷，整个延河暴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洪水，延河边的县城、桥梁、工厂，公社、村镇都被洪水淹没或半淹没。刚开始，我们还在山上干活，一听洪水从上游下来了，我们丢下工具，急忙赶回家，拿起打捞木柴的网杆去河边准备打捞木柴，因为大家都用柴火烧饭。可是捞着捞着水位上涨越来越高，我们赶忙退到最高处，看到洪水越来越汹猛，上面漂浮着牛、羊、电线杆、储油罐、还有车辆。学校前面的大队部差点也被淹没。有好多人正在过河，也被洪水冲走！更惊险的是那个晚上，上面传来鸡毛信，说延河上游的另几个坝还有垮的可能，几十小时内还可能有更大的洪水，上面要求我们搬家，因我们窑洞和学校连在一起，位置也低。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部分知青当时在外地或回家探亲，只有三个人（两男一女）还在组里，期中包括我。那时天已很黑，我们在生产队李彦斌会计的帮助下，打着手电筒一架子车一架子车的把小组的东西往半山坡上的李会计家拉。李会计家很大，并给我们腾出一个窑洞让我们男生住。李会计是村里最有文化、最诚实的人之一，由于成分不好，一直没有被重用，但我们离开村后，听说当了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对他的热心帮助永远难忘！我们搬完了知青的被子、箱子和锅碗瓢盆，接着搬小组的粮食。粮食就堆在窑洞最里面用席卷成的桶子里，搬动席桶子时，老鼠吓得满地跑。直忙到半夜一点多，我们才把主要的东西搬完。累得我们精疲力尽！幸运的是，后来几天，大洪水一直没有发生！

由于洪水，沿河通往各村镇的电线杆被冲断冲走，梯田庄稼被冲坏，好多处水坝被冲毁！洪水过后的几个月内，整个陕西省各地区派支援队来延安灾区帮助恢复生产，架电线，修桥粱。七里村公社呼家川大队（位于县城和白家川队之间）的延河旁边要建一座小坝，需要先把上游的河水堵住。公社又抽调了附近几个大队的民兵搞会战，封堵延河水。这次公社让我做为观察员认真参与和釆访了整个过程。会战结束后，我写了一篇《延河堵水记》，稿子还在县广播站广播过。几个月后恢复高考，恰巧陕西省的语文作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我就写了《延河堵水记》作为难忘的一天，因所发生的事情才过去几个月，一切都是历历在目，对我来说顺理成章，一气呵成！这篇文章使我得到高分。

七七年是中国教育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秋季的某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要恢复高考，立马决定要请假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可惜我的数学课本被高中一同学借走了，始终没有还给我。我就到安沟公社另一个知青点找到高七四级四班的一位同学，借来数学课本（因她不打算高考）。我一边劳动，一边复习，一个礼拜就复习完了数学课本，感觉很容易。我还是决定请假回家复习。随后的一天，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经过我处，在我们知青组停留，因县公安局局长的孩子也在我组，他们停下来看看。开摩托车的其中一人原是七里村公社的团委书记，我也认识。我让他把我送到张家滩公社（距我们有四十里），因县委正在那里开扩大会议，我父亲也在那里开会。我到那里给父亲说了一下，父亲又给我插队的七里村公社陈书记打了个招呼。然后我停留一夜，第二天就爬山越岭回到家。回家后我就住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复习功课，吃饭时才回家，晚上复习到十一点左右。父亲为了不打扰我，白天尽量在别的办公室工作，晚上回家时还从窗户看看我是否在认真复习，我的确是在认真复习！我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记忆力特别好，两个礼拜后，复习完了所有的数、理、化课本，决定返县城复习，主要是想找机会参加县上提供的一些培训课程或取得额外的复习资料。当时就住在我哥未来的老丈人王伯伯的办公室里复习。他当时是县教育局长，提供给我一套县教育局印发的政治复习材料，这套复习资料帮了我大忙，因里面包含了好多高考时所问到的问题，我当时背的滚瓜烂熟，做起来很容易。这也使我的高考时政治取得了高分（语文也由于写作取得了高分），而我最喜欢的数学考的并不理想，因最后一道题在卷子的背面，我根本没注意到，没做！但总成绩还不错，也过了当年北大的录取线，可那时谁敢乱报学校？基本都是报考在本省的学校，先跳出农门为上策！

考完试后不久，招工来临，我们也符合招工条件了，为了不失去任何机会，我报名参加招工。不久，我被录取，并分配到永坪油矿。开始一个礼拜就在延长油矿学习，然后送往永坪油矿学习，工作，而且是钻井。离开生产队的那几天，家长们派小孩大早就站在我们窑洞外，叫我们几个要离开的人去他们家吃饭，我们一人去一个家里。当天走时，队上用拖拉机送我们去县城，老书记端着一簸箕红枣硬让我们拿些，当时很感动！当时也没有告诉父亲我要离开插队的地方去当工人了，因那时联系也不方便，他后来找不到我也很生气，直到他年底调到县上后才知道。就在油矿工作的期间，下班后别人都在打牌玩，但我依然看浩然作家的书，琢磨着如何写作，想着上不了大学的话就争取当个作家。大约在油矿工作三个多月后，家里打来电话，说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王伯伯直接送到家里来的）。我报考的是数学专业，结果是数学没考好，被分到了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我立即在县委一司机开车跑前跑后的帮助下，办理了辞职手续，准备回家上大学！新年过后，快要离开时，因为买一件东西的事我对父亲发了点小脾气，他非常生气，对我大发雷霆，说什么“你有本事考北大呀？！“。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带着委屈离开了延长。当时外爷和小姨也在延长县，来参加我哥的婚礼，正好一同离开。我们一路乘坐汽车到延安，再乘汽车到铜川，到铜川后他们乘火车回韩城，我乘火车去西安。在西安火车站找到西大接新生的公共汽车，然后去西大报到，开始了我新的人生，心想一定要闯岀一片天地来！这也是最后一次父亲教训我，自那以后父亲可能觉得我翅膀硬了，再也没有教训过我。

2024年10月20日初稿于陕西岐山县

2024年11月2日修改于美国圣路易斯

作者简介

付长林，博士，首席科学家（Principal Scientist)。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学士），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农业大学（杨凌）任教。1984年公派赴加拿大美吉尔大学留学，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1989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博士后，1991年在同一实验室做副研究员。1995年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做研究助理教授。2000年起在美国孟山都（现拜耳）公司工作，曾任资深研究员，首席科学家， 拜耳科学院士（Bayer Science Fellow) ，2024年8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