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弗洛伊德假设"修通"过程是精神分析程序的一个核心部分。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使病人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以及在与病人现在及过去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和情境的关系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他的情绪、焦虑和过去的情境。然而，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正常个体的发展中。随着对外部现实的适应增加，婴儿对他周围的世界形成了一种较少幻想的图景。母亲离开又回到他身边，这种重复出现的经验，使得母亲的缺席变得较不那么令人害怕：因此他对她离开的疑虑降低了。以这种方式，他逐渐修通了其早期的恐惧，并且跟他冲突的冲动与情绪达成了妥协。在此阶段，抑郁焦虑居于主导，迫害焦虑有所减少。我认为，在小孩子身上可以观察到很多明显的怪异表现、无法解释的恐惧症以及特殊的癖好，它们既是修通抑郁位置的指标，也是修通抑郁位置的方式。如果孩子心中升起的罪恶感觉不是太过度，那么进行修复的冲动和属于成长一部分的其他过程便会带来缓解。不过，抑郁焦虑和迫害焦虑从未完全被克服，在内部或外部的压力下，它们便可能会暂时地重新出现，但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可以应对这种暂时出现的焦虑，并重新获得平衡；然而，如果紧张度过大，就会妨碍一个强大且平衡良好的人格的发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处理过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以及它们的内涵之后﹣﹣尽管我担心这种处理是以一种过度简化的方式﹣﹣我想要考虑一下我曾描述过的这些过程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已经讲了对外部世界的内摄，也已经指出这个过程会持续终生。每当我们欣赏、爱慕什么人或者憎恨、鄙视什么人时，我们也会把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纳入我们自己之中；而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态度就是由这类经验形成的。在一种情况下，这丰富了我们，成为我们珍贵记忆的基础；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有时会感到外部世界受到毁坏，内部世界也因此而贫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此，我只能触及那些有利和不利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婴儿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这些经验，首先是通过父母，后来是通过他人；终其一生，外部经验都有着至高的重要性。然而，大多外部经验都取决于孩子解释并吸收这些外部影响的方式，甚至在婴儿身上也是如此，这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冲动、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运作有多强烈。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成人的经验也受到自己的基本态度的影响。这些态度要么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幸；要么是当我们过多地受到怀疑和自怜所支配时，这些态度甚至会将轻微的失望转变成灾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弗洛伊德有关童年期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教养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些发现却经常受到误解。虽然纪律过于严明的教养的确会增强孩子的压抑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对孩子而言，过度的纵容与太多的约束几乎都可能是伤害性的。所谓"充分的自我表达"，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可能有很大的不利。在过去，孩子往往是父母纪律严明态度的受害者，而现在父母则可能变成其子女的受害者。有一个老笑话，说是有个人从来没尝过鸡脯肉，因为当他是孩子时，他的父母自己吃却不给他吃；而当他长大后，他又把鸡脯肉给孩子们吃，而自己不吃。当应对我们的孩子时，必须要在太多纪律和太少纪律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对某些较小的不端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但是，如果这些不端行为逐渐变成了孩子做事持续缺乏考虑，那么就有必要对孩子表示不赞成并提出要求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还有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父母的过度纵容：当孩子可以利用其父母的态度时，他同样也会体验到一种剥削父母的罪恶感，而且觉得需要一些能带给他安全感的约束。这一点也会让他能够感受到对其父母的尊重，而这对于跟父母形成良好的关系，以及发展出对他人的尊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父母过度容许孩子无拘无束地自我表达，那么不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试图屈服于孩子的要求，都必定会感到某种愤恨。这种愤恨会进入他们对孩子的态度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