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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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埃尔•格列柯、提香、苏巴朗、委拉斯开兹、里贝拉、鲁本斯、牟利罗、门斯、戈雅、福图尼、索罗拉..展览通过这些伟大艺术家的代表性杰作，展示了普拉多博物馆丰富而多样的馆藏。借由70幅精选画作，观众将领略自16世纪至20世纪（对应中国明清时期）这五百年间西班牙历史的重要篇章和欧洲艺术发展的关键历程。展览以时间为主要线索，始于查理五世时期，终于20世纪初。开篇设有两个展区，呈现了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部分重要肖像画，包括费利佩二世、费利佩四世、卡洛斯四世等君主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的肖像。另一展区陈列了一系列描绘庆典和娱乐活动场景的画作，观众能够由此一窥西班牙王权统治下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展览的其他部分则聚焦普拉多馆藏中的核心绘画体裁，它们不仅使普拉多有别于其他世界顶尖博物馆而独具魅力，更展现了西班牙绘画的特质，如俳优画和宗教画便是其中典范。人体画展区令人想起普拉多历史中一处独享展厅，许多此类名作曾秘藏其间数十年。静物画展区则全面呈现了该体裁在西班牙和佛兰德斯地区的演变。戈雅的8幅杰作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他的作品象征着现代艺术的开端，而本次展览的终章便以此为主题。该展区专门呈现一系列现代佳作，追溯了从浪漫主义到华金•索罗拉一普拉多馆藏中后期杰出画家一的艺术发展轨迹。 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达．芬奇工作室约1507/1508 -1513/1516年木板油画尽管与达•芬奇的原作有许多不同之处，但这幅作品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蒙娜丽莎》临摹画作。它绘制于一块完整的胡桃木上，这种材料在当时相当罕见，但却是达•芬奇及圈子中的艺术家们常选的材料。《蒙娜丽莎》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1666年，已作为费利佩四世的收藏，被列入了马德里阿尔卡萨宫的藏品目录。当时，此作被认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但仅被视为一幅女性肖像画，并没有被称为《蒙娜丽莎》。随着马德里王宫的建成，这幅画作从阿尔卡萨宫迁至新王宫，继续在王室收藏中占据重要地位。2011年，在普拉多博物馆对馆藏的《蒙娜丽莎》进行修复期间，专家发现该画作与卢浮宫所藏的原版《蒙娜丽莎》（亦称《焦孔多夫人》）实为同一时期在达•芬奇工作室内绘制而成。自此，这幅作品便跻身普拉多博物馆最受关注的珍品之列。 本次借展对普拉多博物馆而言意义非凡，特别是考虑到该作品之前仅在2012年借展卢浮宫时短暂离开过普拉多。 “列奧纳多•达•芬奇的最后杰作《圣安妮》”展览现场卢浮宫，2012年3月29日至6月25日2012年3月至6月，卢浮宫博物馆举办了名为“列奧纳多•达芬奇的最后杰作《圣安妮》”的展览。借此机会，普拉多博物馆的《蒙娜丽莎》首次被外借展出，在卢浮官与达芬奇及其工作室和追随者们的其他杰作共同展出。 平时，它被陈列在普拉多参观人数众多的52B展厅中。 一个有眉毛的蒙娜丽莎 西班牙往事 1469年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和阿拉贡的费尔南多联姻，史称天主教双王。1489年马里纳斯•凡•雷梅尔思维勒出生于尼德兰雷默斯瓦尔。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胜利结束，穆斯林统治时期终结。同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1503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开始创作《蒙娜丽莎》（藏于卢浮宫博物馆）。1513年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来到中国，自此，中国开启了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贸易往来。1516年卡洛斯一世即位（执政至1556年）。同年博斯（本名耶罗尼米斯•范阿肯）去世，他众多的追随者传承了其绘画风格。1519年卡洛斯一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世称查理五世。同年，费尔南多•麦哲伦开始首次环球航行。1520年拉斐尔•桑西在罗马去世。1521年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群岛。1530年提香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为查理五世绘制了首幅肖像画。1556年费利佩二世即位（直至1598年）。1575年西班牙人马丁•德•拉达抵达中国。1577年埃尔•格列柯定居托莱多，并为西洛斯的圣多明戈修道院作画。1580年西班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1600年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原名迭戈•德•潘托哈）抵达北京。1603年彼得•保罗•鲁本斯完成了来自卡斯蒂利亚贵族的首幅重要委托—莱尔马公爵肖像。1605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撰写的《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1607年女性画家克拉拉•佩特斯目前已知最早的作品问世。1610年卡拉瓦乔在意大利埃尔科莱港去世。1616年胡塞佩•德•里贝拉从罗马迁居那不勒斯，在那里创作直至离世。1622年委拉斯开兹首次前往马德里，之后便成为费利佩四世的宫廷画师。1621-1665年费利佩四世在位。费利佩四世的藏品是普拉多国家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1648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1682年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在塞维利亚去世，此前他已是城中首屈一指的画家。 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1700-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旁王朝的费利佩五世获胜。1723年让•朗克成为费利佩五世的重要宫廷画师。1752年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在马德里成立。1761年门斯首次前往马德里，1774年他再次到访西班牙宫廷。1759-1788 年卡洛斯三世在位。启蒙运动在西班牙兴起。1775年戈雅抵达马德里，为皇家挂毯厂设计图样。1808-1814年西班牙为抵抗法国的入侵爆发独立战争。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去世后，力争夺西班牙王位，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爆发。1842年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定居马德里，跻身西班牙最重要的肖像画家之列。1833-1868年伊莎贝尔二世在位。1844年西尼巴尔多•德•玛斯成为首位来到中国的西班牙外交官。1865年爱德华•马奈参观普拉多国家博物馆。1874年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在罗马去世，年仅36岁。1875年阿方索十二世即位后，波旁王朝复辟。1898年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海外领土。1906年华金•索罗拉在巴黎举办首场大型个展，奠定了他在国际画坛的地位。 图1580年费利佩二世帝国的世界版图 普拉多博物馆是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国家级博物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其馆藏以西班牙王室收藏为基础，后经捐赠、购藏等方式逐渐扩充，现囊括了从12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精品。普拉多博物馆简史1819普拉多国家博物馆以皇家博物馆之名对外开放，收藏并展出311幅王室收藏画作。1837特立尼达博物馆成立，其馆藏来自马德里及附近省份的修道院和宗教机构。1865伊莎贝尔二世将博物馆藏品归为王室所有，馆中藏品不再是她的私人财产，自此开启了博物馆的国有化进程。1872特立尼达博物馆和皇家博物馆合并为国家绘画与雕塑博物馆。1898馆内的现代艺术作品被移至1896年创建的现代艺术博物馆。1920国家绘画与雕塑博物馆更名为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并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扩建。1936 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年），为保护藏品，许多藏品被迁出普拉多国家博物馆。1971 普拉多博物馆从原先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回了一批现代绘画作品。1980 普拉多博物馆之友基金会成立，以便为博物馆提供各类支持。曾梵志是基金会的国际成员之一。1981 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运抵西班牙，并在普拉多博物馆的碗池宫大厅展出。普拉多当时将原丽池宫的宫殿厅用于展览19世纪的绘画作品。2007 普拉多博物馆完成了最新一次大规模扩建。同年，普拉多首次在中国举办展览。 西班牙领士上的贵族、资产阶级和王室 16世纪，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领土遍布各大洲。在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统治时期，西班牙达到了版图扩张的高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系列的军事征服。胡利安•罗梅罗的肖像画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缩影，他被视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军士之一。国王的形象通常与战争紧密相连，如鲁本斯笔下《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所示。在委拉斯开兹的作品中，这一主题则往往通过狩猎来象征，因为猎场与战场所需的气魄和智慧不谋而合。王室肖像画还可能采用其他象征物，比如在《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费利佩二世肖像》中所见的立柱。还展现了西班牙领土上的社会多样性，其中尼德兰地区资产阶级的兴起尤为显著，从马里纳斯的作品中便可一窥究竟。时尚成了联结各处领土的共通语言，黑色服饰和白蕾丝领饰成为流行趋势。这些时尚元素不仅体现在贵族的服饰中，也见于资产阶级的着装，正如埃尔•格列柯和雅各布•乔登斯的肖像画作展示的那样。 《画家一家》雅各布•乔登斯约1621-1622 年，布面油画这幅画作是普拉多博物馆17世纪佛兰德斯画派藏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肖像画之一，其创作者雅各布•乔登斯与鲁本斯、凡•戴克及老扬•勃鲁盖尔齐名。这是博物馆佛兰德斯绘画中为数不多的一幅群像，忠实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风貌。画家将自己描绘成手持鲁特琴而非手屋画笔的形象，展现了其社会地位。他和妻子身着华服，身边还有一位女佣，这彰显了他们优渥的经济条件。尽管画中融入了众多与家庭有关的象征，但乔登斯并未像其他佛兰德斯画家那样采用常见的理想化风格。面容和肤色展现出画家在创作人物时对色彩强度和极致真实的追求。 《税吏与他的妻子》（又名《兑币商和妻子》）马里纳斯•凡•雷梅尔思维勒1539年，木板油画这位尼德兰画家常以讽刺和道德批判的视角，描绘上层商业资产阶级。他的画作深刻批评了当时金融世界的贪婪和欲望一尤其指向了兑币商和税吏。他卓越的绘画技艺让作品的众多细节生动逼真，如这幅画中细腻描绘的称重钱币的场景。画家的签名在后面的一张白纸上 《年轻绅士肖像》埃尔•格列柯约1600-1605年，布面油画通过在平民肖像画领域的成就，埃尔·格列柯跻身所处时代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列。他巧妙地将在威尼斯习得的肖像画模式与西班牙社会的内敛情感相融合，为委拉斯开兹等后世艺术家提供了灵感。格列柯主要采用这种半身肖像画的形式，画面通常不展现双手，配以简洁的背景，以此凸显人物的头部特征。他的观察力使其能够思实地描绘16世纪未至17世纪初一些典型的人物和社会特征，如人文主义者、医生或贵族。 关键词希腊文签名、拉夫领 《胡利安•罗梅罗和他的守护神》埃尔 •格列柯(本名多米尼克•提托克波洛斯）的追随者约1612-1618年，布面油画胡利安•罗梅罗（约1518-1578年）是一位西班牙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军人，其辉煌的战功被包括洛佩·德·维加在内的众多作家记录下来。此幅画作中的人物描绘方式，在西班牙艺术中颇为常见；罗梅罗以跪姿出现，其守护神立于身侧。罗梅罗隶属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军事团体之一，而他所穿的圣地亚哥骑士团披风彰显了他的身份。 《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費利佩二世肖像》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1561-1565年，布面油画费利佩二世的宫廷吸引了一批欧洲最重要的肖像画家。而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尤其特殊，因为当时，女性投身绘画领域非常罕见。事实上，她以费利佩二世的第三位妻子一伊丽莎白•德•瓦卢瓦（1546-1568年）王后女官的身份来到马德里。在宫廷中，安圭索拉创作了大量肖像画，不仅展示了她的卓越才华，也体现了她对一些同时代画家创作的王室肖像画的理解，并在此作中承续了这种传统。她的笔触细腻，能精确表现华美服饰的富丽，与当时男性更为朴素的风尚形成鲜明对比。 《穿猎裝的费利佩四世》（《宫娥》在普拉多博物馆的邻居）迭戈•委拉斯开兹约1632-1634年委拉斯开兹的代表作，在这里他展示了使用有限色彩范围的高超技艺，虽然画面以赭色为主，但他巧妙地突出了背景中的人物，并用浅色调突显最具表现力的部分脸部、手套和狗。狩猎不仅是贵族教育的一部分，强身健体，更是锻炼耐心、狡黠和审慎等权利行使所需美德的方式，同时也与战争息息相关，因此，西班牙国王常被描绘为猎人的形象，这件作品更是开启了此类画作的先河。 《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彼得 •保罗•鲁本斯约1630-1640年，布面油画这幅肖像是在画中人去世后创作的。在西方艺术中，这种类型的画像相当普遍，画家通常会复刻另一幅现存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本作便是如此。画中的人物和马的形象复刻了“征服突尼斯”系列挂毯中《拉达行军》上的查理五世肖像。魯本斯可能是在1620至1629年间到访西班牙宫廷时见过这一著名挂毯系列，或是通过其他复制品或版画对其有所了解。画作中骑马的君主，通常被描绘成身着盔甲，这一经典形象在查理五世时期便已流行，他也常以这种方式入画。此后，该形象在西班牙王室成为一种典范，专用于表现国王及其亲信。 关键词：胜利女神、提香绘制的国王肖像、盔甲仍保存在马德里皇宫 奇特的人物：俳优 俳优的职责是供国王和贵族取乐，他们通常带有某些身心缺陷。在现代历史早期，俳优是西班牙宫廷的显著特色之一。正因如此，普拉多博物馆珍藏有大量此类人物的肖像。委拉斯开兹对这一题材进行过深入探索。相较于其他肖像画作，委拉斯开兹在创作俳优画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如《俳优卡拉巴西亚斯》所示。此类肖像的成功之作，为后来的马德里画家提供了参照，从《侏儒和狗》便可得见此前杰作的影子。巴洛克艺术时期，对长相奇特人物的刻画不仅限于俳优，在其他绘画门类中亦十分常见。作品《佩尼亚兰达长胡子的女人》体现了当时的西班牙人对“胡须女”这一奇特现象的浓厚兴趣，这不仅源自人们的猎奇心理，还包含了道德教化和警世劝诫的深层意义。《巨型头像》亦承载看相似的教化意图，如今它被认定为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的作品。与前述作品一样，《巨型头像》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形象。不过，其灵感并非来自现实，而可能源于某个神话或传说。研究表明，这帽画作原本置于王宫内，与俳优画相邻，初衷也是为了加强对人物奇特外貌的叙述。 《佩尼亚兰达长胡子的女人》胡安•桑切斯•科坦，1590年有猎奇性质的作品，画中人是一个真实的人，她长了满脸胡须，甚至被写进了《堂吉诃德》。 《侏儒和狗》迭戈•委拉斯开兹的追随者约1640年，布面油画这幅肖像画彰显了委拉斯开兹对马德里画家们的深远影响。他的追随者能娴熟地模仿其技法来创造空间深度，尤其是通过对阴影的巧妙运用，正如这幅画作所示。作品中狗的体型与画中人的矮小身材形成对比，反映出大多数宫廷俳优都存在某种身体缺陷。此外，他的华丽服饰，在西班牙巴洛克绘画的男性服装中显得尤为独特。（费利佩四世时期） 《俳优卡拉巴西亚斯》迭戈 •委拉斯开兹约1638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是迭戈•委拉斯开兹最著名的俳优画之一。俳优是专门取悦国王和贵族的人物，常常带有一些身体缺陷。普拉多博物馆的收藏是展现17世纪对此类人物浓厚兴趣的绝佳例证，因为这些人物给了画家更多自由描绘的空间。这可以从俳优的微笑和不同寻常的姿势中看出，而在贵族和王室肖像画中，这样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因为可能被视为有失体面。委拉斯开兹在这幅画中运用了他最为娴熟的肖像绘画技巧，如对空间的模糊处理和对头部的轻微虚化。这幅画也是毕加索1895年首次造访普拉多博物馆时临摹的作品之一。 《巨型头像》弗朗西斯科•德• 苏巴朗（传）约1635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因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图像学特征在普拉多博物馆中独具特色，在其他收藏中也难得一见。这可能是在描绘一个巨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这类神话中的生物通常被描绘成粗暴的形象，令人恐惧。因此，这件作品的尺幅比例远超真人大小，人物的面部表情也体现出他的巨大力量。光线的强烈对比、脸部特征的着重刻画以及颜料的厚重质感，都属于苏巴朗的绘画风格。他是一位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画家，曾在1634年前后为费利佩四世效力。 西班牙宫廷庆典 本空间的画作以丰富多彩的娱乐与庆典活动为主题，勾勒出西班牙多元领土上跨越四个世纪的历史风貌。通过描绘人物类型的多样性，这些作品展现了社会习俗与服饰风尚的演变。小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描绘了17世纪一项名为“科尔夫球”的体育活动。与此同时，王室成员也时常与社会各阶层一同参与民间的节庆活动，正如《森林圣母节》所展现的场景。该作描绘的朝圣活动，是一场典型的西班牙式庆典。这类活动通常在城郊的宗教圣地举行—在那里，人们共享佳肴，尽情游乐，欢度一天。《阿兰胡埃斯的孟格菲气球升空》同样呈现了社会的多样性，但区别于与前述作品，这幅画作不再渲染节日的气氛，而是展示了在启蒙运动时期，为观摩科学新发现而举办的集会。《费尔南多六世和芭芭拉•德•布拉干萨在阿兰胡埃斯花园》与《阿兰胡埃斯岛园的特里同喷泉》这两幅作品，着重展现了与宫廷紧密相关的群体，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古斯曼的《哈巴涅拉舞》则描绘了广大平民阶层的生活场景。 《森林圣母节》（西方的清明上河图）丹尼斯·范·阿尔斯洛特1616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描绘了布鲁塞尔郊外一场盛大的民间庆典。尼德兰总督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克拉拉•欧亭妮亚女大公共同主持了这一活动。二人位于画面右侧的观礼亭中。此举展现了大公夫妇与臣民间的密切联系。1616年，他们与民众多次共庆民间盛事。艺术家丹尼斯•范•阿尔斯洛特是两位总督的宫廷画师，尤其擅长风景和建筑题材的绘画。 《阿兰胡埃斯的孟格菲气球升空》安东尼奥•卡尼塞洛•曼斯奥1784年1784年西班牙首次见证了热气球的飞行。一年前，埃蒂安•孟格菲和约瑟夫•孟格菲发明了这种飞行器，但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改进版。热气球从阿兰胡埃斯王宫的花园升空，指挥者是法国人让•皮埃尔•布希。地面上卡洛斯三世与他的儿子、大臣们一起在观看。卡尼塞洛由于挂毯设计而与王室密切相关，他也因此得以研究各种人物类型。他描绘了大量来自西班牙不同省份的众多人物形象，这从画中人名具特色的服饰可见一斑。作品包含贵族、资产阶级，及宗教团体，使这幅画成了展示启蒙运动时期西班牙社会多样性的范例，也映射了科学进步在各个领域引发的变革。 《哈巴涅拉舞》，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古斯曼1864年哈巴涅拉舞起源于一种古巴的音乐，画中的人物穿着色彩鲜艳的特色服装，背景中的房屋是一家客栈。 《雪、滑雪者和抽鸟器》小彼得•勃鲁盖尔约1601年布面油画这位艺术家常致力于临摹其父一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原作。他的作品因极致的细节处理和精湛的做工而著称，这得益于其选用的绘画基底，通带是木板或铜板。师承其父，小彼得• 鲁盖尔继续描绘着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在这幅画中他特别着眼于佛兰德斯的严冬景象。这幅作品描绘了一群滑冰和打“科尔夫球”的人物。“科尔夫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游戏，并在19世纪发展为高尔夫球。滑冰者的形象常被现为人类脆弱的象征。这一道德寓意在右侧的捕鸟陷阱中得到了加强，象征着人类脆弱和永恒的诱惑。 《阿兰胡埃斯岛园的特里同喷泉》迭戈•委拉斯开兹工作室 1657年后，布面油画这幅画作属于迭戈·委拉斯开兹和他的工作室为费利佩四世绘制的系列王室宫殿景观，这些景观大多位于马德里附近。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宫廷的日常生活，以及花园和其他王室建筑的细节。本作中的特里同喷泉于 1657年落成，如其底部的铭文所示，它是阿兰胡埃斯花园改建后安装的首批喷泉。与老师一样，委拉斯开兹的学徒们摒弃了过于繁琐的细节描绘，追求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呈现现实之美。特里同是半人半神的生物。 《费尔南多六世和芭芭拉•德•布拉干萨在阿兰胡埃斯花园》弗朗切斯科•巴塔格里奥利1756年，布面油画在国王费尔南多六世的圣名日，著名歌唱家法里内利（本名卡洛尔•布罗斯基）为阿兰胡埃斯花园设计了一场临时的灯光秀。国王与随行人员以及王后芭芭拉•德•布拉干萨一同现身，其中王后乘坐一辆小车而来。画家通过作品展现了他对意大利风景画的深厚情结及其在舞台领域的丰富经验。 日常生活中的神圣图像 17世纪的西班牙绘画尤其注重宗教和神话题材的日常化，这一趋势受到了意大利自然主义风潮的影响。因此，画家们通常选择普通人作为模特，摒弃了对人物特征的理想化处理，并以当时流行的服饰替代了神话或宗教故事中设定的古代装扮。同时，这些形象常被置于朴素的家庭背景之中，周围摆放着日常生活用品。上述艺术特点在此处展示的三幅画作中均有体现，它们分别出自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和巴托洛梅• 埃斯特万 •牟利罗——两位巴洛克时期欧洲绘画大师之手。虽然风格、形式和构图各异，他们在描绘神圣形象时却体现了一致的视觉追求。苏巴朗通过对家具器物和服饰的细致描绘，成功营造出一种真实感—这使观者相信，《圣佩德罗•诺拉斯科的异象》中所描绘的超凡事件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发生，或是《葡萄牙或阿拉贡的圣伊莎贝尔》中的人物形象正在观者面前缓缓走过。而在牟利罗的作品中，唯有环绕圣母和基督头部的光晕，使其神圣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母子区别开来。 《圣佩德罗•诺拉斯科的异象》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1629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描绘的是13世纪圣佩德罗•诺拉斯科的房间内部。画中的圣佩德罗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天使向他展示了天上的城邦，即画作的背景。尽管场景带有丰富的意涵，却似乎只是圣佩德罗日常生活中的瞬间，17世纪风格的家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果。画家巧妙地运用明暗对比，精细地描绘了衣物的褶皱。他还生动地传达了当时的人物情绪，尤其是对天使含蓄表情的处理。这幅作品曾是一家修道院装饰的组成部分，苏巴朗因经常接受此类委托，被誉为西班牙修道院生活画家中的佼佼者。 《圣母子》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约1655-1660年，布面油面这是牟利罗最常描绘的主题之一，他在艺术生涯中创作了众多版本。在这些作品中，圣母总是坐在石凳之上，怀里抱着几乎赤裸的婴孩。人物仿佛从深邃的背景中逐渐浮现，强烈的光影对比更是突出了人物的存在感，吸引着观者的目光。牟利罗是西班牙巴洛克大师，这次有其三幅作品。笔触很细腻，衣服的质感画得非常好。 《葡萄牙或阿拉贡的圣伊莎贝尔》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约1635年，布面油画苏巴朗是17世纪上半叶塞维利亚最杰出的画家之一，当时塞维利亚已成为西班牙版图中最为国际化的城市。在苏巴朗最优秀的作品中，对这类圣女形象的描绘尤为成功，而这幅画作属其中的上乘：画中的圣女以全身立像的形式出现，在微暗的背景中被强烈的光线照亮。她身着华丽的衣物，佩戴奢华的珠宝，双眼凝视着观者，仿佛正踏步向前。从她逼真的五官来看，画家很可能有一位真人模特。因此，这幅画还被解读为“神圣肖像”—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位17世纪贵妇以圣人形象出现的画像，特别以花朵作为她的象征。 苏巴朗擅长在描绘布料和服饰时展现层次质感并运用光影效果。膝上的花朵是阿拉贡或葡萄牙的圣伊莎贝尔的象征。王冠也暗指圣伊莎贝尔的王后身份。 波旁王朝与新政权 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君主卡洛斯二世去世后，费利佩五世继承了王位，从而开启了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这一时期，得益于数代君主引入的众多画家，见证了绘画风格与视觉表达方面的创新浪潮。例如，让•朗克绘制的《费利佩五世一家》开创了王室家庭肖像的新风，在此之前，西班牙鲜少见到此类家庭画像。安东•拉斐尔•门斯在担任卡洛斯三世的宫廷画师期间，为西班牙艺术的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戈雅不仅为卡洛斯三世绘制肖像，描绘卡洛斯四世和费尔南多七世的画作也令他名声大噪。在这些作品中，戈雅摒弃了过往王室肖像画中惯用的理想化、静态化处理手法，赋予了画中人物真实感和亲和力，并与观者建立联系。这一点在他为卡洛斯三世的侄子《红衣主教路易斯•玛丽亚•德•波旁-瓦拉布里加》绘制的肖像中得到体现。在此，戈雅承袭了门斯创作《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时的技巧，通过打开的书本这一元素，为画作营造出瞬时感。本空间展示的肖像作品还反映了该时期军功勋章与非军事勋章在王室成员中，尤其是男性中的普及。通过这些画作，观众还能观察到18世纪红色服饰在王室的广泛使用。同时，这些作品保留了帷幔和立柱等与王室密切相关的视觉符号，延续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王室肖像画传统。 《费利佩五世一家》让•朗克约1723年，布面油画随着波旁王朝的入主，法国画家也来到西班牙，让·朗克就是其中最早的一批。新的风格和图像语言得以融入西班牙绘画，例如家族肖像。在此之前，这一体裁在西班牙并不常见。此作虽为一幅大尺幅画作的草图或预备作品，但画家已精心设计了人物布局、色彩和光影的搭配。画中的费利佩五世和埃丽莎贝塔·法内塞王后坐姿端庄，孩子们围绕在两人周围，以此向新臣民昭示王位继承权的归属。 《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何塞•德尔•卡斯蒂略安东•拉斐尔•门斯约1761年，布面油画门斯是欧洲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在18世纪的西班牙画坛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在西班牙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从1761年抵达后，他就成了艺术革新的源泉，其典范影响了数十年。在肖像画领域，他追求明晰的空间和素雅的装饰，尤其注重捕捉人物的个性。在为卡洛斯三世服务期间，他为王室成员创作了众多肖像，这幅对国王妻子的描绘便是其早期作品。玛丽亚•阿玛莉亚(1724-1760年)是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之女，于1738年嫁给了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但她在抵达西班牙不久后就去世了，因此这幅肖像画是在她逝世后创作的。 《卡洛斯四世》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卢西恩特斯约1789年，布面油画卡洛斯四世（1748-1819年）是卡洛斯三世和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之子。即位后，他委托戈雅为其绘制了首批官方肖像画，其中就包括这幅。戈雅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肖像画范式一以半身像呈现，风格朴素，背景仅以帷幔和王袍上的王冠作为装饰。戈雅将绘画焦点集中在国王的面部，旨在呈现一个更亲民的形象，这也符合卡洛斯四世希望与人民拉近距离的愿望。国王的目光透露出他一贯追随的审慎与和善。这幅画成为了戈雅助手们临摹和再创作的范本，戈雅也因此一举成为宫廷画师。 《紅衣主教路易斯•玛丽亚•德•波旁•瓦拉布里加》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約1802年布面油画画中人是王子路易斯•安东尼奥•德•波旁（1727-1785年）之子，生于1777年（妈妈就是东一美术馆最后贵族展中的骑马女人）。路易斯·安东尼奥是卡洛斯三世的弟弟。遵循西班牙王室数世纪以来的传统，一些王室成员投身教会并担任要职。1800年，路易斯·玛丽亚被封为红农主教和托莱多大主教一西班牙教会最显赫的职务。他在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年）期间发探了关键作用，推动了若干改革，并在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前暂时摄政。戈雅绘制这幅肖像时已身为宫廷画师。他继承了委拉斯开兹在王室肖像中推广的模式，并在其他作品中多次实践：人物从暗色的背景中央显出来，周遭既无空间参照、亦无装饰物。 神话秘室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体画在欧洲绘画中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众多佳作更是成为艺术史中的经典。在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中，人体画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这些作品往往以希腊和罗马神话为灵感，其故事原型主要源自奥维德的《变形记》。普拉多博物馆珍藏了大量人体画作，它们大多由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画派的艺术家创作，展现了这两个地区在人体艺术方面的深厚底蕴与成熟发展；相比之下，西班牙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在王室收藏中，此类画作的展出受到严格受限；而在普拉多博物馆，它们曾在一个被称为“秘室”的空间内展示。本次展览致力于集中呈现原藏于“秘室”的数幅标志性作品，以回溯这段普拉多往事。许多著名画作，包括鲁本斯及其工作室创作的四幅杰作，最初都陈列在马德里近郊的帕拉达塔行宫。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巨匠提香，追求理想之美；而鲁本斯，则以作品展现了巴洛克艺术的繁荣。鲁本斯在创作中深入表现人类的激情，其画中人物的丰腴美态和构图的动态感，在《劫夺希波达墨娅》中尤为凸显。即便是描绘单一人物，他的作品亦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动感。 《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提香约1555年，布面油画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提香的杰作，他在这幅画作中展示了描绘人体的精湛技艺。通过床单和帷幔的深红色调，人体之美得以彰显。维纳斯（爱神、美神和生育女神）与丘比特一同出现，被解读为一种寓言。根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视觉和听觉（后者在此由一名音乐家象征）被视为认知美与和谐的桥梁，因此这两种感官被认为优于其他感官。画中的其他物品也反映了对爱的思考：狗象征着幸福，驴子暗指永恒的爱，而孔雀则象征生育。 《墨丘利》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1636-1638年，布面油画墨丘利是商业和旅行之神。在这幅画中，他左手握着双蛇杖，帽子与凉鞋均饰有羽翼，象征着他的敏捷。他的姿势让人联想到古典雕像，体现了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鲁本斯对视觉元素的融合和应用。鲁本斯及其工作室为帕拉达塔创作了一系列装饰性画作，这幅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狩猎女神戴安娜》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工作室约1620年描绘了戴安娜头戴新月冠，在众仙女的簇拥之下准备狩猎，前面还有个仙女吹响号角，脚边则画了六条猎犬。女神们都丰满白皙，女主角戴安娜也身披亮眼的红袍。在罗马神话中，戴安娜是一位神圣的月亮、狩猎和分娩、动物、植物女神，并具有控制动物说话的权力，她和手工与记忆女神弥涅尔瓦一样终身保持着贞洁。此作与上面那件的对角线刚好是反过来的，主要由戴安娜和一条猎犬组成。其中的猎犬可能是由动物画家保罗•德•沃斯绘制。 《劫夺希波达墨娅》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1636-1637年，布面油画鲁本斯的绘画以运动感和群像描绘著称。在这幅画中他选择了奥维德《变形记》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在希波达墨娅和庇里托俄斯的婚宴上，半人马们喝醉了酒，试图劫持年轻的新娘希波达墨娅。画中人物的肌肉塑造和形体表达都反映出鲁本斯对米开朗基罗作品的深刻理解。这幅画是帕拉达塔中最大尺幅的画作之一，帕拉达塔是专为国王们设立的狩猎行宫。与鲁本斯的其他画作一样，此作反思了人类的处境，以及半人马的兽性与人类的理性之间的斗争。 《福尔图娜》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1636-1638年，布面油画在古代神话中，命运女神福尔图娜被描述为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因此，在这幅画作中，她手持象征大海波涛汹涌、变幻无常的船帆，立于象征不稳定的球体之上。通过女神身体的刻画，鲁本斯展示了他对女性形象的感性和丰腴之美的独特演绎。 思想与精神 本空间的作品向观众展开了多重视角，旨在深入探索16至17世纪意大利、西班牙及佛兰德斯绘画艺术中，精神性表达的丰富维度和层次。《圣安东尼修士的诱惑》展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现代虔诚派”思潮对艺术的影响。埃尔•格列柯，作普拉多博物馆珍藏中的杰出画家，其面作巧妙地融合了神秘主义元素。这种思潮在16世纪未期的西班牙极具影响力，亚维拉的德兰便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通过作品，反映了特伦托大公会议后天主教会对宗教议题的重新思考。这场思想的革新，促使艺术家更加频繁地选择圣徒作为绘画题材。赫罗尼莫•哈辛托•埃斯皮诺萨和胡塞佩•德•里贝拉的画作，生动描绘了身处同一时代的真实人物，并对其品质进行重点塑造。与此同时，教会也经常委托画家描绘《旧约》相关题材，尤其是与耶稣生平息息相关的情节。胡安•德•华内斯、委罗内塞和弗朗西斯科•克朗特斯的画作，均体现了这类主题。 《以撒的献祭》保罗•委罗内塞约1585-1588年，布面油画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画面定格在亚伯拉罕准备杀死儿子以撒献祭，被现身的天使及时制止。在这类画作中，威尼斯画家往往着力强调情感的深度，并尽可能将场景中的人物简化至仅保留关键几位。因此，在这幅作品中，委罗内塞精心描绘了以撒之父亚伯拉罕的面部表情一天使降临时，他的面庞被阴影笼罩。此外，这幅画还反映出委罗内塞晚年对描绘风景的浓厚兴趣。 《抱十字架的基督》，埃尔·格列柯约1600-1605年布面油画这幅画简洁的画面没有其他杂物分散注意力，象征耶稣受难接近最终的时刻，画中耶稣双手抱十字架，头微微上扬，罩看长菱形的光环，脸向左倾斜，神态坚定而平静。耶稣的手是那麽地优美，格列柯描绘人物手部的语汇令人赞赏，每个关节弯折细部，肌肉、骨头指甲和表皮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画面中十字架并没有沉重的感觉，耶稣利用上坡的机会仰望上天，是获救得永生希望的隐喻，而十字架成了救世主战胜死亡的象征。 《传道者圣约翰》埃尔•格列柯及其工作室约1605年，布面油画传道者圣约翰是以弗所教会的主教，罗马皇帝多米提克令其喝下致命毒药的时候，毒药以毒龙的形态从酒杯中爬出。1577年从意大利抵达西班牙后，埃尔•格列柯在马德里短暂停留，随后定居托莱多，成为了城中最重要的画家。他为教堂和私人客户创作了大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中不乏对基督使徒的描绘。这些画通常有固定的构图：人物为半身像，手持象征身份的物品一这幅画中的物品就是一只着龙的圣杯。虽然格列柯的众多作品以深色为背景，但在此作中，背景似乎是开放的风景。 《撒冷王麦基洗德》胡安 •德•华内斯约1545-1550年，木板油画麦基洗德在多种宗教中备受尊崇，他既是头戴王冠的国王，又是手持面包和酒的祭司。这幅画与描绘亚伦的画作相邻，两者相得益彰。（面包代表身体，酒代表血液）画作的金色背景，源于在红色粘土上层叠贴附的细小金箔，其中一些金箔在画板上部留有痕迹。《大祭司亚伦》胡安 •德•华内斯約1545-1550年，木板油画可以看到佛兰德斯绘画中的精湛技巧在此得以体现，尤其是在人物面部和物体（特别是罐子）的细节描绘上。同时，作品丰富艳丽的色影和人物姿态的表现，显露出意大利绘画的影响，尤其是拉斐尔绘画风格。大祭司亚伦是摩西的兄长，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因此戴着象征教会高层的大祭司高顶帽。两幅画均来自教堂。 《圣安东尼修士的诱惑》博斯的追随者1550-1560年，木板油画博斯是佛兰德斯画派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深受费利佩二世的赏识。他生前声名显赫，这得益于他独特的绘画风格、精湛的技法和作品主题的普适性。其画作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发人深省。他去世后，许多追随者继续复刻他的作品，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模仿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博斯作品中的许多元素都在这些复刻画作中有所体现。裸露的女性象征邪恶和罪孽，战斗场面描绘了圣安东尼修士内心的挣扎，火海中的城市则象征着若他无法战胜内心的诱惑，将面临的惩罚。所有这些元素都围绕着中央的圣安东尼展开。他注视着观众，似乎在寻求共鸣。 《以西结的异象:肉身复活》弗朗西斯科•克朗特斯1630年，布面油画在这幅画作中，克朗特斯展现了他在风景和建筑画这一专长领域的非凡才能。画作下半部分所描绘的人物，是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其中融入了对古典时代的借鉴。这幅作品一直备受专家的赞赏，它于1811年被带到法国，拿破仑希望于巴黎建立的博物馆中展出。 《圣塞巴斯蒂安》胡塞佩·德·里贝拉1636年，布面油画圣塞巴斯蒂安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圣人之一，人们祈求这位圣人祛除最致命的传染病，尤其是瘟疫。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帝国的一名士兵，他被判以箭刑处死。因此，在这幅画中，他被描绘为身体被多支箭矢贯穿的形象。这正是呈现圣塞巴斯蒂安最常见的方式。里贝拉更注重对人物情感和情绪，尤其是面部表情的塑造，而非刑罚的严酷。他对人体的精细刻画，逼真至极，这明显受到了卡拉瓦乔的影响。在里贝拉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对厚涂技法的大胆使用，这不仅赋予了肉体触手可及的真实感，也为各种纹理的呈现提供了可能。 《圣被得的殉道》赫罗尼莫•哈辛托•埃斯皮诺萨约1650年，布面油画这幅画是巴伦西亚巴洛克艺术大师埃斯皮诺萨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画作中紧凑的构图强化了瞬间的紧张感。画家巧妙地运用光线，特别照亮了主角，同时让其余一切都处于暗影之中，体现了卡拉瓦乔主义的美学风格。圣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为基督教早期领袖，公元65年受到罗马皇帝尼禄的迫害，被倒钉上了十字架而殉道。 《基督和圣母之间的圣奥古斯丁》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约1665年，布面油画牟利罗被誉为西班牙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在创作大型宗教画作时，善于融入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一点可见于他对画作下方书籍的描绘以及对服饰绘制的处理。尽管画中的主人公生活在公元4世纪，但画家却选择为他披上了17世纪的服装。牟利罗有些画喜欢画非常多的小天使。圣奥古斯丁曾是一名摩尼教徒，皈依基督教后，成为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其思想影响了西方基督教教会和西方哲学的发展。 《阿兰胡埃斯的圣灵感孕》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约1675-1680年，布面油画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的文学家、雕塑家、画家及金银匠的创作都围绕着圣母的形象展开。牟利罗被认为是最能通过画作精准捕捉并表现这一主题的画家。他着重描绘圣母向上飞升的姿态，蓝色披风的飘动也有助于这一表现。画中的圣母脚踏新月，可能原本是放在教堂里的，让信徒可以仰望。普拉多博物馆收藏了五幅牟利罗创作的此类作品，这是最成熟且最具特色的其中之一，充分展现了牟利罗的绘画风格：笔法自如、轮廓线柔和、人物形象令观者倍感亲切。 日常物品之美：静物 本空间展示了16至19世纪西班牙和佛兰德斯地区静物画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静物画摒弃了朴素精确的风格，转而追求形式和色彩的丰富表达。这些作品的主题多样性同样引人注目。老扬•勃鲁盖尔作为佛兰德斯静物画的主要奠基人，擅长绘制生动逼真的花果装饰画和花卉画。这一传统由其子小扬•勃鲁盖尔继承并发扬。相较老扬•勃鲁盖尔作品的华美绚烂，克拉拉•佩特斯的风格显得更为简约和克制。此类静物画常被赋予道德寓意，如保罗•德•沃斯的作品所示。胡安•范•德•哈曼是西班牙静物画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作品展现出克制和简约的风格，这种特点亦反映在被认为是“农人”胡安•费尔南德斯创作的《四串挂着的葡萄》中。胡安•德•阿雷利亚诺不仅吸收了佛兰德斯的影响，还融汇了意大利等其他绘画传统的精髓，从而使花卉画声名鹊起。随后，法国的绘画传统亦融入其中，这在米格尔•帕拉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帕拉的画作与马里亚诺•福图尼的《蜀葵》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蜀葵》的构图灵感源自中国传统花乌画的巧思。 《蜀葵》马里亚诺•福图尼 -马萨尔约1872-1873年，布面油画蜀葵是15世纪从中国南方传入欧洲的花卉品种。福图尼对这种花卉情有独钟，曾多次深入大自然亲身研究，并绘制素描和水彩。这幅画是他以最大尺寸呈现这一花卉的代表作。福图尼着意描绘叶片上的光线反射效果，并选择了垂直的构图形式，没有提供任何空间参照一画中既未描绘花卉生长的土地，也没有任何背景。这两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在当时的花卉画领域颇为新颖，展现了他对亚洲艺术的深刻理解。实际上，福图尼收藏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绘画和版画，这些藏品显然对他创作这幅画作产生了影响。 《花篮和巴伦西亚王家宫殿景观》米格尔•帕拉•阿布里尔1844年，布面油画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巴伦西亚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花卉绘画的艺术家。他们同时也参与丝绸纺织品的生产，设计基于花卉主题的装饰图案。米格尔•帕拉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画作融入了其他静物画派的元素，展现出非凡的复杂度：如帷幔、垂直构图和视错觉。后者是制造“视觉欺骗”的一种作画技巧。在此作中，它让观众误以为背景中的画是一扇窗户。这种技法也被称为“画中画”，画家在处理画框上垂纱所呈现的层叠透光效果以及描绘花绘的丰富色彩方面，展现了高超的技艺。 《鲜花、水果和天使的花环》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老扬•勃鲁盖尔弗兰斯•斯奈德斯约1620年，布面油画在17世纪的佛兰德斯绘画中，这类被称作“花果装饰画”的作品格外流行。这些画作采用窄长的垂直构图，绘有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花卉，主要用于家庭室内装饰。本作中还加入了人物，从而更加突显了该画派特有的艺术家协作精神；画家们各司其职，负责擅长的细分领域，在此类作品中彼此协作。因此，斯奈德斯以出色的技法绘制了水果，老扬•勃鲁盖尔用精细的笔触绘制了花卉，而人物的形象则在鲁本斯工作室完成。 《花碗》老扬•勃鲁盖尔1615年，木板油画老扬•勃鲁盖尔经常创作此类作品：一个深底陶制花碗盛放着各个季节的不同花朵，所有花卉都经由他的深入研究。通过将这些花卉聚集一处，他创造了一个色彩丰富且充满生机的理想画面。如桌上零星散落的花朵，仿佛刚从碗中掉落，这一细节巧妙地映射出自然的丰饶。 《花环与景观》胡安•德•阿雷利亚诺1652年，布面油画阿雷利亚诺是17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花卉画家，深受尼德兰顶尖花卉大师的影响。他经常创作一些构思精妙的作品，比如这一幅：花环和雕刻框架将背景中的景观勾勒包裹其中。精心绘制的各式昆虫栖息于花朵之上，与精细描绘的花卉共同营造出一种视错觉。 《储藏室里打架的猫》保罗•德•沃斯1630-1640年，布面油画保罗•德•沃斯是当时备受推崇的艺术家。他曾师从静物画家弗兰斯•斯奈德斯，并常与鲁本斯合作。德•沃斯尤其擅长描绘动物羽毛和皮毛的触感。其笔下的动物通常取材于古希腊智者伊索的寓言，并巧妙地将动物与人的行为相映射。在这幅画中，这场猫的争斗源于有人未紧闭窗户，让猫闯入了储藏室。这场混战不仅破坏了部分餐具，还造成了食物的浪费。因此，这幅画作蕴含道德启示：引导人们反思疏忽大意可能带来的后果。 《甜品和玻璃容器静物》胡安•范•德•哈曼-莱昂1622年，布面油画胡安•范•德•哈曼-莱昂是西班牙静物画萌芽期的标志性人物，这幅画是他最著名的佳作之一。作品采用了17世纪上半叶典型的构图风格，画面中不同的加工食物和与餐饮有关的物品被精心摆放在一张桌子或木板上。所有这些都并然有序地排列在简洁朴素的构图中，深色背景和巧妙的光影处理加强了物品的立体感，映射出玻璃器皿的光泽。 《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克拉拉•佩特斯约1611年，木板油画克拉拉•佩特斯是现代早期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家，在普拉多馆藏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普拉多博物馆拥有她的四幅杰作，均被视为其艺术生涯的精华。尽管她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在佛兰德斯静物画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佩特斯的静物画深受佛兰德斯社会精英的喜爱，画中常常展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奢侈品和佳肴，多为海外珍品。作品中展现的朴素与和谐，以及对物品和食物细节的精准捕捉和细腻描绘，使她的画风在佛兰德斯独树一帜。她的画作因被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广受追捧。 《四串挂着的葡萄》胡安•费尔南德斯，又称“农人”（传）约1636年，布面油画这位画家的生平虽鲜为人知，但他的画作在英国和西班牙宫廷备受赞誉。因此，他被视为最著名的静物画大师之一，因描绘葡萄而著称。其作品中的葡萄串通常置于深色背景前，通过光影交错营造一种错视效果。展示了他在捕捉葡萄成熟阶段中微妙变化的才能。 戈雅与现代性的开端 戈雅被誉为将现代性引入西班牙绘画的关键人物，他深入探索了现代美学和文化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其艺术风格从《托比亚斯和天使》中展现的古典主义，逐渐转向更具个性化的表达，这一转变在他为挂毯设计的系列画稿中尤为突出。在这些作品中，戈雅尽情施展自己的创造力，展现出在捕捉现实和揭示人性多样面貌上的才能。《庆典当天的圣伊西德罗小教堂》和《阳伞》展示了贵族们模仿平民阶级行为的场景，预示着数十年后的社会变革。在《摘水果的男孩》等挂毯画稿中，戈雅对人性进行了反思，这是他作品的一贯主题。与西班牙重要思想家们的深厚友谊，使他的创作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这在《斗牛爱好者》中有明显体现。与之后浪漫主义倡导的理念相呼应，戈雅的创作力图捕捉人的主观感受和表现力，在肖像画中尤为突出。因此，他被视为委拉斯开兹之后，西班牙艺术界最杰出的肖像画家。戈雅留下的作品数量众多，不仅为西班牙本土画家提供了灵感，也激发了国际舞台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创造力。欧享尼奥•卢卡斯便是受戈雅主题影响显著的画家之一。他不仅汲取了戈雅的题材，还在作品中融入了独特的个性化表达。 《托比亚斯和天使》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約1787年，布面油画在戈雅的宗教题材作品中，既有为教堂设计的大型画作，也涵盖了如这件作品般，专为祈祷而绘制的小幅画作。从这幅画中，可以窥见他对古典雕塑的深入理解一尤其是天使的姿态和鞋履，令人联想到古罗马的雕塑。场景中的光影处理尤为出色，阳光洒满整个画面，与这位神圣人物的人性化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托比亚斯是一个以色列人托比特的儿子，上帝派天使拉斐尔陪托比亚斯一起寻找治愈父亲眼疾的药物。提着鱼是托比亚斯的标志。 《庆典当天的圣伊西德罗小教堂》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88年，布面油画这件作品是挂毯画稿的初步草图，意在最终画稿制作之前呈现给国王以获批准。因此，绘制手法较为简略。尽管如此，戈雅依然精妙地营造出作品的层次感，人物轮廓分明，足以辨识出其各自的社会阶层和表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光线的处理，夕阳的余晖将小教堂的部分区域映入阴影之中。这座教堂位于当时马德里的郊外，每年5月15日都会举行纪念圣伊西德罗的活动。人们聚集于此，享用“奇迹之水”，并在周边度过一天。 《画家弗朗西斯科·巴耶乌》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95年，布面油画在这幅作品中，戈雅描绘了内兄--弗朗西斯科•巴耶乌，手持画笔的姿势暗示了其画家身份。两人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治，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戈雅通过冷色调和巴耶乌的面部表情来凸显人物性格。在此，戈雅展示了他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在描绘细腻光泽效果和透明质感上的精湛技巧，特别是在外套的绘制上尤为显著。 《斗牛爱好者》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79-1780年，布面油画该作品的标题指的是，由业余爱好者在传统斗牛场之外举办的斗牛节。年轻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这项娱乐活动，所展现出的近乎英勇的气概，引发了戈雅对人类激情的反思。简陋的围栏与背景中坚固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象征性地暗示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念。 《摘水果的男孩》弗朗西斯科 •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78年，布面油画戈雅通过描绘孩子们的装束和破旧鞋履，精准捕捉了他们的质朴天性。他巧妙地呈现了孩子们脸上的各种情绪，一边是爬树者洋溢的喜悦，一边是等待用帽子接住果实者的忧心。作品描绘的画面，不仅反映了对命运深意的思考，也探讨了在追求超越身体极限时必须面对的风险。挂毯画稿 《阳伞》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77年，布面油画来自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这幅作品被视为戈雅的杰作之一，其精湛的光影处理和丰富的色彩运用，展示了戈雅为创作王室挂毯“画稿”所倾注的巨大热情。这些画稿作为预备设计，将用于织成同等尺寸的挂毯。每幅画稿都拥有特定的视角和规格，均为王宫中的特定位置量身定制，像这幅画便被设计悬挂于某个窗户的上方。在启蒙运动时期，贵族开始寻求新的公共空间以享受闲暇时光，如林荫道和花园，并对平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兴趣。因此，画中这对青年男女置身于大自然中，虽然佩有一些贵族专享的配饰，但身着典型的平民服装。男子也许是为了吸引女子的注意，试图为她遮挡阳光，而女子似乎对观者更感兴趣。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欧亨尼奧•卢卡斯•委拉斯开兹约1860年，布面油画作为戈雅的主要追随者，卢卡斯对戈雅笔下的若干主题进行了重新演绎，其中就包括这幅画作。然而，当卢卡斯创作时，负责审判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已不复存在。因此，卢卡斯的作品摒弃了批判性色彩，并将被定罪者骑在驴背上的形象与其他平易近人的人物进行并置，譬如作品前景中的马德里平民男子，这是戈雅时常描绘的对象。 《玛哈》欧亨尼奥•卢卡斯•委拉斯开兹，约1855-1860年布面油画卢卡斯是戈雅的主要追随者，对大师的主题和风格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摒弃了原作中的批判和否定视角，将戈雅自由流畅的笔触转化得更为厚重而紧凑。在这幅作品中，女士们正在主持一场斗牛庆典，她们身着传统头纱、手持扇子，一位肩披紫红色斗篷的斗牛士陪伴在侧。 发现新的观看之道：肖像画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肖像画艺术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众多画家纷纷投身肖像画的创作，其中不乏专精于此的大师。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便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曾在罗马和巴黎学习绘画，并与安格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德拉索的肖像画被视为西班牙浪漫主义时期的典范，譬如他为华盛顿•欧文的好友绘制的肖像《萨宾娜•瑟芬姆•斯波尔丁》。华金•索罗拉是另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他的作品在20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极受推崇。马德拉索和索罗拉是西班牙肖像画传统的现代继承者，他们使戈雅和委拉斯开兹开创的绘画技巧重获新生。在这一时期，风俗画同样展现出对描绘人物个性特征的浓厚兴趣。费德里科•马德拉索之子雷蒙多•德•马德拉索在创作《吉卜赛女郎》时，几乎完全采用了肖像画对细节和真实性的追求。比森特•帕玛洛里的画作则展示了西班牙画家对亚洲等其他文化的探索和兴趣。卡斯特利亚诺创作的《斗牛前的斗牛场马厩院》作为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一幅杰出肖像画，其独特之处在于呈现了普拉多收藏画作中人物形象最为众多的场景之一。 《蒙特洛侯爵夫人玛丽亚•多洛莉丝•阿尔达玛》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1855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是当时最知名的西班牙肖像画大师马德拉索的杰作。画家通常采用四分之三身长的构图来描绘资产阶级人士。他的许多肖像画都透露出一种朴素而不失高雅的氛围。因此，画中人物保持着内敛的表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饰和珠宝的华美璀璨。这位女士是一名业余作家。 《萨宾娜．瑟芬姆，斯波尔丁》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 -昆茨1846年，布面油画肖像画往往揭示了画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并可能承载其他意义。红色天鹅绒的奢华和黑漆盒的精美突出了萨宾娜的经济地位—一位有名望的银行家之妻。书籍则暗示了她对文学的热爱，尤其是她与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友谊。而花卉，特别是大丽花，象征永恒不变的爱情，紫杉树则意指长寿。 《画家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华金•索罗拉-巴斯蒂达1902年，布面油画这幅肖像画被誉为索罗拉的代表作，展示了这位20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的不凡才华。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1845-1912年）不仅是索罗拉的挚友，亦是一位擅长绘制风景的画家。和其他作品一样，索罗拉在此处力图捕捉一个瞬间的形象，摒弃了同时代画家采用的刻板、静态的姿势。画中的贝鲁埃特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生动的姿态：手持帽子，外套未脱，头部转向观众，仿佛他刚进入室内，还来不及脱下外套和帽子。索罗拉的这种表现手法与自然主义绘画颇为接近，而其技巧则明显受到了委拉斯开茲的影响，他宽阔的笔触和对灰黑色调的精妙掌握都反映出这一点。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的作品《昆卡市花园景观》在下一个展厅。 《斗牛前的斗牛场马厩院》曼努埃尔•卡斯特利亚诺1853年，布面油画集体肖像—一这一汇集了特定社会或职业群体成员的肖像画形式，在西班牙并不常见。在这幅作品中，通过人物的服装和帽饰风格，便可区分出斗牛士、他们的助手和骑马斗牛士，后者还可通过其坐骑进行识别。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斗牛士的经纪人和斗牛爱好者们，大家共同期盼这场深植于大众文化的盛事拉开帷幕。 《吉卜赛女郎》雷蒙多•德 •马德拉索-加雷特1872年，布面油画雷蒙多•德•马德拉索来自19世纪西班牙最负盛名的艺术世家之一，其职业生涯主要在巴黎度过，并在那里成为一位备受推崇的画家。作为著名肖像画大师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之子，雷蒙多擅长肖像画和风俗画的创作，前者令其名扬法国和美国。这幅独特的风俗画也尤为引人注目，是画家在塞维利亚之行期间创作的。从肤色和衣着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一位吉卜赛女郎。不同于其他吉卜赛主题的作品，这幅画作避免了典型的刻板形象，内省的目光、沉浸式的姿态及人物的呈现方式，都表明这幅作品更贴近于肖像画而非一般的风俗再现。值得一提的是，画家用极少的色彩创造出强烈的真实感，并捕捉到细微之处的精妙。 《工作室内》比森特•帕玛洛里-冈萨雷斯1880年，布面油画19世纪的后三十年，细致入微的小幅画作在欧洲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小尺寸的作品通常绘于木板之上，其精致细腻的绘制手法、明亮丰富的色彩及繁多的细节处理，使得观赏者的视觉体验超越了作品主题本身，而这些主题往往并非重点。马里亚诺•福图尼推动了这一画种的发展，其成就激励了众多西班牙及国际艺术家，帕玛洛里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幅画中，他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画家的工作室场景：一位模特正在静候画家的到来，同时欣赏着他的作品。工作室内装饰的大部分物品来自亚洲（尤其是日本），体现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文化对欧洲的深远影响。 发现新的观看之道：风俗画与风景画 19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绘画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发展浪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如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和华金•索罗拉的推动。风俗画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福图尼在这一创作领域的成就尤为卓越。他以小画幅作品闻名，并对捕捉光影效果颇有研究。伊格纳西奥•皮纳佐同样重视画作中的光线处理，擅长通过光影营造画面的动态感。与福图尼关系密切的风景画家马丁•里科，在美国享有盛誉。他将福图尼的绘画风格引入风景画的创作，形成了极为细腻精准的画风。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对风景的描绘方式与里科截然不同，贝鲁埃特在部分作品中展现了对印象派风格的独特表达。罗莎•博纳尔是当时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她在动物绘画领域的杰出贡献彰显了这一时代的显著进步。通过对玛丽亚•格雷罗的描绘，华金•索罗拉向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崇高传统致敬。作为本次展览的尾声之作，这幅画意在激发观众深入思考普拉多博物馆在不断提供新视角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昆卡市花园景观》奧雷利亚诺•德•贝魯埃特-莫雷特1910年，布面油画奥雷利亚诺•德·贝魯埃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班牙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一。他的艺术风格从最初研习的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甚至与印象主义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尽管他对这一艺术运动有着独到的演绎。和其他城市景观作品相同，贝鲁埃特偏爱描绘城市的外围或郊区，而非城市内部。他尤其着力捕捉城市建筑的独特性，画中的楼宇建造在一片狭窄而巨大的岩层之中，这片巨石分隔了韦卡尔河和胡卡尔河。因此，贝鲁埃特选择了一个低视角。通过展现城市的简朴风貌、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贝魯埃特捕捉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他相信，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西班牙精神的核心。 《比达索阿河河口》马丁•里科-奥尔特加1872年，布面油画这幅画是享誉国际的西班牙风景画家马丁•里科的精品之作，创作地点位于吉普斯夸省的丰特拉维亚。画家巧妙地通过儿童、小船和其他元素的平行排列，营造出画面的空间深度。从左向右移动的云朵等细节，更是体现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力。 《波尔蒂奇海滩上的男孩》马里亚诺•福图尼 —马萨尔1874年，木板油画这幅画是艺术家的晚期杰作，创作地点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波尔蒂奇。艺术家在这一夏日户外的创作中首次尝试了海景画。该作品将对解剖学的深入探究和对光影效果的精妙捕捉完美结合，展现了对光线下人体的精准描绘以及特定身体部位色彩的巧妙运用。 《农牧神》伊格纳西奧•皮納佐•卡马伦奇1888年，木板油画皮纳佐是西班牙自然主义画派的重要人物。这件作品展示了他对鲜艳夺目的色彩及光影效果的着迷。这两个要素，加之对儿童形象的钟爱，对皮纳佐的艺术创作至关重要。画中的孩子手持乐器，暗指古典神话中的农牧神，而头上的花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古典文化的联想。 《狮子》罗莎•博纳尔1879年，布面油画罗莎，博纳尔以动物画著称，是19世纪最杰出的女性艺术家之一。自1870年起，她对老虎和狮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本作中描绘的阿特拉斯狮（北非稀有物种，少数存活在动物园，没有生活在野外）。这头狮子的面部刻画之精细，几乎达到了人像画的水准，令人联想到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熙德。因而，该作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熙德》。 《女演员玛丽亚•格雷罗扮演的“傻姑娘”》华金•索罗拉 -巴斯蒂达（1863，巴伦西亚-1923，马德里塞尔塞迪利亚）1906年，布面油画索罗拉是一位在欧洲和美国都享有盛誉的肖像画家。在描绘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物时，他会倾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就像这幅画一样。玛丽亚•格雷罗不仅是索罗拉的邻居，更是西班牙戏剧史上著名的女演员，她致力于推动黄金时代戏剧作品的复兴，包括洛佩•德•维加的《傻姑娘》。因此，画中的她身着剧中女主角菲内娅的服装。这幅画也是对委拉斯开兹及其描绘的公主肖像的致敬一公主们常身着类似的银色和胭脂红相间的西班牙式宫廷裙，右手拿着手绢。委拉斯开兹对索罗拉可谓影响深远：索罗拉现代而简练的绘画风格，尤其是在描绘服装的笔触和色彩运用上，都让人想起委拉斯开兹。虽然这幅肖像画最初于1897年绘制，但索罗拉在1906年决定将其扩展，在上下两端均增添了画布。 通过对玛丽亚•格雷罗的描绘，华金•索罗拉向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崇高传统致敬。作为本次展览的尾声之作，这幅画意在激发观众深入思考普拉多博物馆在不断提供新视角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光辉时代 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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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