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遵义

王旭东PPT美篇版

摄影、制作：王旭东

音乐：红军想念毛泽东

2024年11月6日

遵义站到了，我们的红色之旅正式开始。第一站当然是遵义会议会址。

先住进了预定的公寓，条件不错，就像住进家里一样，十分方便。

仰望遵义的高楼，想的却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在这里所经历的生死存亡，惊心动魄的那一幕！

已经看见遵义会议会址的指示牌

所谓的时空穿越，随着我们越来越走近遵义会议会址，教科书，电影，电视中所呈现的场景也越来越清晰。

走入当年红军走过的巷子。才是我们重走红军路的真正出发！

遵义会议会址简介

遵义会议会址，原是国民党第25军（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私邸。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总司令部驻于此。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这里的二楼会议室召开。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了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

彭德怀、杨尚昆住室

彭雪枫住室

参谋人员住室

总司令部厨房

朱德、周恩来、陈云住在二楼，但二楼不开放参观。其他与会者分别居住在遵义城各处。

古大珍稀树——百年刺槐

就在这百年刺槐旁，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三天来到了！

1935年1月15日 甲戌年腊月十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总司令部驻地（原为黔军一O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

博古根本没有认识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仍为自己犯的错误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较为客观地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存在的问题，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个人在军事指挥中应负的责任。

待周恩来讲完，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讨的意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激烈地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做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直指要害的分析和批判，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朱德在王稼祥之后发言，同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要求严厉追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陈云、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也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凯丰（何克全）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博古虽然在领导军事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我建议不要撤他的职。”

1935年1月16日 甲戌年腊月十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

敌湘军刘建绪抵玉屏；国民党增派徐源泉、上官云相入川“围剿”红军；敌黔军六个团袭击乌江北岸刀靶水、螺蛳堰、老君关等地的红军。

正在参加会议的彭德怀、杨尚昆不得不中途抽身，疾速赶赴红三军团司令部指挥作战。

1935年 1月17日 甲戌年腊月十三

凌晨，黔军柏辉章部三个团分头向红三军团据守的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最终击溃敌军，追敌于百里之外，完全控制了乌江以北地区，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安全召开。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

一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红军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调整中央军事领导权，会议取消了“三人团”的指挥权，但还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代表政治局指挥军事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些问题，中央红军不得不在行军途中再举行会议来解决。

遵义会议改变黎平会议所确定的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原定意见，中革军委部署各军团向北转移，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创建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迎面而来的是参加遵义会议的二十位红军领导人的塑像。

杨尚昆

1933年到瑞金，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4年1月，接任红三军团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

1935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彭德怀

彭德怀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聂荣臻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领导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4团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6月中旬，聂荣臻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林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

李富春

1934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负伤未愈，党中央调李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同志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同志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在长征路上，李富春同志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李富春同志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务，直至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张闻天

1933年初，由于形势变化，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张闻天跟随党中央、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周恩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朱德

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另立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何克全（又名凯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凯丰同志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

刘少奇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邓小平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6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刘伯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

秦邦宪（博古）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935年长征途中举行为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以及贯彻遵义会议的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邓发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红军军委2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35年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9月任陕甘支队3纵队政委。11月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陈云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李卓然

曾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是红军重要的政治工作者。

李德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仍实施错误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此后，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

李德1935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9年8月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1974年8月15日在东德逝世。

伍修全

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的讲话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 张闻天 王稼祥住址。

这幢楼房原为川南边防军旅长易少荃私邸。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和候补委员王稼祥住在这里。毛泽东、张闻天住在楼上，王稼祥住在楼下。

长征中，这几位重要领导人常走在一起，住在一起，交流运筹，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3年10月，文化部文物局确定这里为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现作复原陈列。

毛泽东住室

通过堂屋，沿着窄窄的楼梯上楼，顺着走廊往右走，便到了毛泽东的住室兼办公室。住室位置和陈设，是根据长征途中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多次回忆复原陈列的。

室内置放着铜架床、木靠背椅、茶几、军用电话机、铁皮公文箱，南壁窗下是一张红漆九抽桌，桌上放着马灯、军用地图、方形铜墨盒、楠竹笔筒里插着毛笔和红蓝铅笔，及一叠信笺纸，还有一个三磅热水瓶及白搪瓷茶缸等物。

张闻天住室

与毛泽东同住在二楼的是张闻天。张闻天的住室兼办公室室内陈设一如当年，历历在目：一张老式大木床，铺着白粗布床单，一条灰色被子和一个用包袱布包着衣服做成的枕头，墙角放着一对公文箱，窗边是一张漆面已经剥落的九抽桌和一把木椅。整个房间陈设简单、朴实。反映了张闻天历来俭朴的生活习惯和认真严肃的工作作风。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在行军途中，针对党和红军面临的急待解决的战略行动方针，常与秦邦宪争论。

1934年12月下旬一天，王稼祥忧心忡忡地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天晚上将张的意见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很快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一传开来，大家都赞成要开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遵义会议上，针对秦邦宪作的《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全面、系统地批判了秦邦宪、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一系列错误，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并受会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会议还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由于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暂时没有作出决定。直到2月初，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任。

王稼祥住室

从大门进去，右侧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住室兼办公室。室内陈设着一张老式木架床。窗前是一张九抽桌，桌前放着一把木圈椅，墙角还有一对铁皮公文箱。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和毛泽东的担架走在一起，王稼祥在一篇遗作中深情地写道：“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他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在发言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秦邦宪、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明确提出应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周恩来

据说，把毛、张、王和其他与会者分开住是周恩来安排的。避免毛和博古（秦邦宪）、李德的矛盾激化，可见周的用心良苦。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驻地。

如今，我也站在了伟人们进出的地方。

建国后，毛泽东曾对他的爱女李敏谈起过遵义会议的故事，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态。毛泽东讲道，那时，你妈妈（贺子珍）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定她就问会议开得怎样。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次会议，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了，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对我们认识和理解遵义会议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