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五十年之房子

止于至善

老百姓的五十年之房子

（一）爷爷的房子

爷爷家的房子是1967年建的，两间土房，那一年我老姑出生。三年后我也出生在这座房子里。

爷爷是1926年生人，八岁丧母，长大之后爷爷就去长春（当时的伪满洲国都城新京）讨生活，在造纸厂，药店等地方打工，也饱受日本人的压迫。土改开始爷爷也回到老屯，加入农会，入了党，又和我奶奶结婚，1950年我父亲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抗美援朝开始了，爷爷毅然告别襁褓中的孩子和新婚的妻子，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伊通担架队。由于爷爷读过几年书，有一定的文化，回国后被安排在当时的乡政府做事务员，后来又去供销社做经理。但是奶奶和父亲他们一直都在老屯，没有房子住，只能租住别人家偏厦子里。当时全家都是供应户，只有爷爷一个人微薄的工资，要领全家七八口人的口粮，着实捉襟见肘，吃饭都是难题，更遑论盖房子了。而据爷爷说，他从朝鲜回来路过安东，吃了路边小店里的炒米沙子肉（痘猪肉），以后就经常犯脑囊虫病，常常几天都上不了班，头疼欲裂。所以在六十年大中期，国家号召城市人口向农村分流，爷爷毅然辞去了正式工作，把全家户口都变成农业户，爷爷也回到屯里做起了农民。1967年，终于东挪西借的建起来了属于自己的两间土坯房。

两间土坯房的格局，我现在还大致有些印象。狭小的空间里，南北两铺火炕，在外屋地也搭了一个“道闸子”，1970年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共有10口人。南炕是爷爷奶奶二叔大姑二姑老姑六口人，北炕是我爸爸妈妈和我三口人，八十多岁的太爷住在道闸子里。真的难以想象，这样局促的空间，可能大家只能在贫嘴张大民的电视剧里才能看过吧。房子是土坯的，房子上苫的是稻草，窗户只有下面几块是玻璃，其他的都是窗户纸，整个屋子黑洞洞的。这样的日子，直到1972年我太爷去世，我父母也搬离出去租房子，才算告一段落。后来随着叔叔和姑姑们陆续结婚搬离，曾经拥挤不堪也热闹非凡的小房子，只剩下爷爷奶奶在那里落寞的坚守。

话说回村后的爷爷，在生产队里做保管员，后来又做护林员，虽然生活仍然清贫，但身体却逐渐的好了起来，抽风头疼病很少发作了。爷爷天性开朗乐观，乐于助人，会剃头，屯邻有啥困难都热心帮忙，因此人缘很好，最大的享受就是躺在小房子的火炕上，让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孩子们，给他挠脑袋，这可能是缓解脑囊虫病最好的方式吧。奶奶从小就有气喘病，做不了生产劳动，也很少下地活动，常年靠在炕梢的柜上默默的抽烟。两位老人虽然都有病，但却都获得了高寿，直到2006、2007年，奶奶和爷爷才相继在两间土坯房里离开人世。爷爷奶奶去世后不久，叔叔家的堂弟把爷爷的两间土坯房了做了翻建，那个曾经养育了四辈子十口，不到四十平，承载了许多乡愁的老房子，也彻底的告别了。但在我们脑海的深处，却永远也抹不掉这永远的家，永远的记忆。

（二）父亲的房子

1971年，我不满一岁，大妹妹又要降生了，这个时候，父母搬离了那拥挤不堪的爷爷奶奶家，出来租房子住了。先后辗转了几处后，终于在1974年，决定自己盖房子，拥有一个自己真正的舒适的家。

那时候父亲在大队卫生所做赤脚医生，父亲能做上这个工作，一个主要原因是读过中学，爷爷又是老党员，贫农家庭，根红苗正。在参加过吉林省医院和长春郊区医院两段短期培训之后，1969年，才19周岁的父亲，就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也在这一年，父母结婚了。赤脚医生虽然本质上还是农民，但工分核算，却可以按照全大队上三队的平均值勾钱，比屯子里其他的社员收入高些，出去办事认识的人也比较广泛，在姥姥家的资助下，新房子终于建好了。

这是一座小三间的土坯房，门脸上用一些红砖做装饰，正面看，像是砖房。屋顶上覆盖的，是时髦的红瓦片，窗子全都是玻璃窗，屋子里特别的亮堂。窗框上刷着蓝盈盈的油漆，在一众草房中，显得特别的洋气和具有现代感。

母亲也特别爱干净，把屋子里收拾的一尘不染，每一处都认真的擦拭和打扫。后来陆陆续续的置办了水曲柳木的板柜，高低柜，写字台，饭桌和炕桌。（因为二姨夫是木匠，帮了很多忙），屋子里的家具黄澄澄金灿灿的，谁来家里做客都要夸赞一番，尤其是炕琴上的被褥，母亲总是洗的白生生的，屋子里处处透着女主人的勤劳和持家有方。

这个房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小了。因为当时后建房的邻居们，建的都是大三间，比我们家宽敞的许多。虽然很多还是土坯草房，可日子好过一些后，也都陆续的覆盖上红红的瓦片，我家的房子，已经不再是屯子里令人羡慕的存在了。

1983年，吉林省才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也分了地，父亲也离开了工作十四年的卫生所，回归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但由于多年来脱离劳动生产，我们家种田的收入和副业收入，逐渐落在屯子里的后面。眼看屯子里其他人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有的盖上了真正砖瓦结构的四间砖房，在一簇红彤彤的映衬下，我家的房子愈发显得促狭。1986年，我考上了中师，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是母亲看到日渐长大的我，再看看这促狭的小房子，愁云逐渐写在母亲的脸上。1987年，父母下狠力，转包了别人的两垧多地，加上自家承包的责任田，一共四垧多土地，家里还没有拖拉机，全靠父母的双手，这四垧多的土地，收获的粮食卖了四千多元，日子一下子宽裕了起来，母亲就总想着盖一所大房子，为我将来娶媳妇做准备。可是事与愿违，一直拖到1989年，房子也没盖起来。这一年父亲在他的省医院学习的老师鼓励下，重操旧业，去村所在地（那里交通比较便利）开了一间诊所，又做起了乡村医生，日子逐渐好起来。第二年，我毕业后分配到了镇里的初中做教师，在当地建房再也不是刚需。直到1992年，一座九十多平的砖瓦结构住房，在父亲行医的屯子建了起来，父母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2015年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母亲在这里开了一间路边小超市，直到现在。

（三）我的房子

那院子是我刚结婚1993年春天买的，岳父和父亲各给我们拿了一半的钱，当时房价接近两万。院子不是很大，但住起来很是舒服。那是四间红砖的房子，虽然有些老旧，但是经过粉刷，也还显得明亮和整洁，尤其是我把原来的木窗换成铝合金床之后，采光更加的好。地面铺了红白相间的地革，一下子就洋气了许多。北面过道全都铺了红砖，即使雨天也不沾泥，一口水泥的小洋井，两棵杏树静静的长在井边。南面是一个不大的小菜园，原来载满了葡萄树，还有一株海棠，一株苹果梨。后来我嫌葡萄太多吃不完，伺候起来也很麻烦，就只留下三颗不需要特殊照顾的山葡萄，其他的都挖掉了，改成菜园。每年的5月初，两株杏花就会准时的怒放。一株粉色，一株红色。那时候水井里也会落满一层层的花瓣。打满一桶水，上面飘着片片粉红，井水仿佛也变得格外的甘甜清冽。杏花仿佛是春天的使者，接着就是如雪的梨花，锦簇的海棠。每到春天，我的小院都弥漫在芳香中。

在这个小院里，我们生活了10年，养大了儿子，苍老了母亲。（岳母来帮我们带孩子）。我在镇上的中学教书，妻子在镇政府工作，孩子在镇上的幼儿园，距离妻子的单位咫尺之遥。每天早上，我背着朝晖匆匆的踏入校园。傍晚又踏着被夕阳染成金黄的小路悠闲的回家。卸去满身的疲惫，抱起儿子坐在井边的小椅上看杏花。这样的日子，从93年到04年，是我一生中最悠闲幸福的时光了。

（三）我的房子

话说从爷爷的茅草房，到父亲的砖瓦房，已经是在当时阶段，农村人认知里的终极理想了。当我拥有了在镇上自己的砖瓦住房，有了在乡镇教书的稳定工作，在农村人看来，已经是实现了阶级的跨越，是祖坟冒青烟，几辈子修来的福分。那还敢再有别的奢望呢，比如说能住上楼房，成为城里人。

然而，命运的齿轮，总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水，一刻不停的向前运转着。1995年，老郊区解体了，我们的乡镇被划到主城区南关区，身边很多人工作的进步空间拓展到城里，镇上很多头脑活络，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也陆陆续续的去城里买房。不安分的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躁动起来。先是从镇zf，然后到各站所，然后是学校.…，终于，在2004年，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们也买了自己第一套楼房，在一个名叫钻石城的小区。

说是楼房，其实就是个阁楼，因为是顶楼，所以每个卧室的顶棚都是倾斜的，矮的地方只有一米高，满满的压迫感。房子也不大，只有六十多平，好在后来在平台上拓展出了近二十平的面积，才不显得那么拥挤了。十二万八的房价，也是当时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虽然房子很小，虽然每天要爬七层楼梯，虽然房间有压迫感的斜面，但，这终归是楼房啊，这是在省城啊，每到华灯初上，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终于有一盏灯火是为我而亮，想一想都是美美的事情。更不用说，冬天不用再烟熏火燎的升炉子，不用在寒风里跑去旱厕冻屁股，也不用每年准备烧柴，不用去井里担水，不用担心过年回妈家暖气水会冻.....，每每趴在窗边，俯瞰这熙熙攘攘的城市，那种心中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