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舍”的进步

田宝记

　　把房屋叫做“锅舍”的地方很多。为什么要把房屋叫做“锅舍”呢？我想，大概是在传统社会时期，一般住人的屋子同时也是做饭的地方，而人以食为天，古人把解决吃饭问题当做头等大事，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房屋不叫住舍、居舍、宿舍，反而叫了锅舍。

　　在我的潜意识里，锅舍满含着辛酸。

依稀记得大约是三岁时候的第一次搬家。原来的锅舍是借住庙港村一户人家的一间小房子，没有猪圈、鸡窝、柴房等等，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个锅舍。我三岁，那四弟就是一岁，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一定是因为孩子多了，一个锅舍容不下这么多人生活，父亲才在村子外面打了三孔土窑洞。

土窑洞其实是两孔半，半孔的那间外面接了一个土坯房，兼做粮仓和杂物间。三间房里都有灶台，依然还是锅舍的样子。虽然远离村庄，但这个土院落却功能齐备，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生活在那个时代，知道砖窑洞的那种整洁和舒适，贫穷的感觉几乎是非常淡薄的。然而，我们一个个迅速长大，上学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再次搬迁回了村里。

　　仡佬里是庙港村一个养牲畜的场地，总共七个石窑洞，村里的牛羊和毛驴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父亲把靠山体可以住人的一孔石窑和塌了半截的石窑改造成了锅舍，修了一个院墙与牲畜隔离开来，就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家。即使如此，我们的房子和村里人的砖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寒酸至极。

那个时期的农村还是集体化，正逢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仅有的家具充了公，石窑洞的缝隙全部暴露在外，那才是真正的家徒四壁。父亲长期担任生产队长，差不多把村里本姓家族的人得罪遍了，仡佬里的地方不让住了。更有甚者，烟囱被塞，鸡被毒死，家里的被褥被扔在泥水里。父亲决定重回高庙山。这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懂得了一些生活的道理，这次的搬家对我刺激很大，心里深深地埋下了无房子的伤痛。

　　我们家原来就是高庙山人，但那里的庄子已经住进了别的人家，于是那个叫做石咀范的地方算是我们家在高庙山的第二个锅舍。这个锅舍远不如庙港村曾经的三个地方，半截土窑加盖了土坯房，在穷困的高庙山里也属于最烂的房子。

终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大地。父亲改弦更张决定大干一番，搬迁到了高庙山另一个叫做马家庄的山庄。据说，闲置的马家庄死过几个人肯闹鬼，没有人愿意居住。父亲相中了那里的大片土地和成百棵的核桃树，他觉得马家庄是改变贫困的最佳选择。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土坯房屋，古朴雅致，自食其力，任何饱食终日又有闲情逸趣的人一定觉得悠然之极。君不见，墙体脱落与屋顶漏雨；您怎知，风吹日晒和饥寒交迫。马家庄如父亲所愿，开启了衣食无忧的新生活。

又搬家了，这次是本乡横罗村。马家庄的积累，让父亲和大哥在这里修建了真正的青砖窑洞，是真真实实的自家锅舍。大门不算高，围墙不算美，院子里的栽满了果树，一家人都喜气洋洋，有了做人的底气。我和妹妹考上了学校，五弟在新院子里迎娶了媳妇。父亲很高兴，他实现了有了家的宏愿，也满足了一家人的心愿。

　　我在城里有了单元房，总感狭小闭闷，不像我心底的那个锅舍。无意间我不惜血本修建了一个大大的院子，它非常宽敞。它不仅满足了全家人的居住，还有几间客房和可以摆几张大桌子的餐厅，其实它更多的是抚平了我少年时因为没有房子，一家人被欺辱的那些伤痕。于是我也理解了侄儿们有钱就买房修房的原因，这可能是根植在我们一家人血液里的无法抹去的记忆。

　　锅舍之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锅舍之痛成为了历史之痛。

当我们在破败的明清古建筑徘徊时，总不免怀疑过去的地主怎么修不起坍塌的院子。地主任由豪宅破落，那像我的祖父和父亲没有住房岂不再正常不过？中国的古代住房是世界一流的，只是在清末遭受列强敲诈勒索后才一落千丈的。地主家的箱扣和门搭子都赔款了，百姓锅舍里的锅焉能留住？国家的衰败从清末开始竟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我家锅舍的一再翻新，源于改革开放的国家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