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心中永恒的丰碑</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18px;"><i>——在《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i></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18px;"><i>宣传推介会上的讲话</i></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袁振威</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喜闻《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一书出版,我迫不及待的给钟期光同志的儿子小宝打电话催他速将书寄给我,以便先睹为快。这不仅因为听说这本书是一部真实生动反映新四军光辉业绩的英雄史诗,而且书中的三位主人公,凌奔、王于肼和张茜都是我的亲人。他们三家和我们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首先,钟期光叔叔、凌奔阿姨和我们家有着四代的情谊。远在湘鄂赣革命时期,钟期光和我的外祖父邱紫霞、舅舅邱炳、父亲袁国平、母亲邱一涵就是同事和战友。我舅舅和钟叔叔还是同班同学。后来叔叔阿姨又和我父母亲一起在新四军并肩战斗。全国解放后,母亲又有缘和他们一起同在南京工作。1956年我母亲去世后,他们一家就把对我父母亲的感情全部都倾注在我身上。在母亲的灵堂上,凌奔阿姨就把我搂在怀里,眼含热泪悲痛的对我说:“浣郎,别担心,妈妈走了还有我们,弟弟妹妹都喜欢你,以后就住我们家。”当时就要把我带回去;虽然后来因为江苏省委对我另有安排,但他们夫妇对我倍加关爱,视如己出。我的生活、学习、工作、婚姻无不得到他们的关心。叔叔、阿姨甚至于连我的儿子都照顾到了,俨然负起了做爷爷奶奶的责任,以致当年我不满五岁的儿子雪雪(袁兴涵)对凌奔阿姨说:“凌奶奶,你是我的亲奶奶!”在“文革”中,凌奔阿姨听说我和她的二儿子毛骡假借某造反派的名义,以提审的方式去看望被造反派隔离的李又兰阿姨(张爱萍夫人)时,她在为我们的情义之举感到欣慰的同时又关切的对我说,“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战争年代,这场战争更残酷,那些王八蛋比国民党还狠,你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要的是最后胜利!”她自己处在危难之中,还一刻没有忘记关心我,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见解和她那铁军女兵的战斗姿态令我敬佩。</p> <p class="ql-block"><b>1943年,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在江苏宝应</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每次去北京凌奔阿姨都要跟我畅谈到深夜,家事、国事无话不谈,就是很少谈自己。她那侠肠义胆的性格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使她早就成为我心中的女英雄。而《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却让我看到了她两次被抓,勇斗顽军,智胜敌伪的英雄事迹;看到了她面对来势凶狠的日本鬼子,为了抢救战友被子弹穿过后背,昏死在血泊中,后又被从死人堆里侥幸救出的动人故事。这样的英雄事迹,阿姨不仅对外密而不宣,就是家里人也是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身体受到摧残,生活不能自理,才被小女儿娓娓帮她擦澡时发现。而她的“甲级革命残废军人证书”是在她辞世后的2010年,为筹备她九十诞辰纪念时才被家人知晓。看到这些我想就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我为有这样的阿姨而骄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和叶飞叔叔也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渭清、江华、叶飞等一批省委第一书记被“保护”在北京某中直招待所,行动没有自由。我常去看望他们,告诉一些外面的情况,传递一些串家走户得来的“消息”。一次我在和叶叔叔交谈中流露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诸多不理解,特别是看到今天这个叔叔被抓,明天那个阿姨被斗,非常难过,不知何日才能出头!?我抑制不住心中的郁闷。叶飞叔叔却安慰我说:“小袁,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且关切的对我说,“外面很复杂,讲话要当心。”他处在囹圄之中,却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想和信念。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我去他家看望,叶叔叔告诉我他要来我们海军工作,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正当我们兴致勃勃的在谈论海军的时候,王于畊阿姨走了进来,她兴奋地对我说:“浣郎来了!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爸了。”“你爸爸可真是有才,能写会说,大家都喜欢听他作报告,特别是知识分子。他讲话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生怕漏掉哪一句,听他演讲真是一种享受。”接着又说,“1940年1月,袁主任主持了关于话剧《繁昌之战》的讨论,并发表了《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一文,对戏剧创作的方向、剧作家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内容和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相似,精神和主席所强调的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完全一致。“听后,我感到诧异,吃惊的说,那不是比毛主席还早吗?叶飞叔叔说:“这不奇怪,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嘛!”王于畊阿姨作为三幕大剧《繁昌之战》的主要创作人员参加了话剧《繁昌之战》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叶飞叔叔说,袁主任夸她为我们新四军的才女。</p> <p class="ql-block"><b>叶飞叔叔与王于畊阿姨</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陈毅伯伯很早就是我父亲袁国平的战友,他们曾共同战斗在南昌城下、井岗山上和大江南北,他俩和李一氓同被誉为新四军的三大才子,都酷爱文学艺术,一起参加了气势磅礴的新四军军歌的集体创作。李一氓叔叔曾告诉我:“他们还相互赠过诗。”在皖南军部时期,我母亲邱一涵在教导总队任组织科长、宣传科长,被誉为军中大姐。张茜阿姨非常敬重她,阿姨也深得我妈妈的喜爱。我小时候听过许多关于张茜阿姨的故事。其中就有我父母亲如何促成陈伯伯与张阿姨相识、相爱到成婚的轶事。</p> <p class="ql-block"><b>陈毅伯伯与张茜阿姨</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次我父亲袁国平陪陈毅在军部陈家大祠堂看话剧《一年间》时,发现陈伯伯总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剧中的一个身着红装的新娘子,那个演员正是张茜。袁国平似乎一眼就看穿了陈毅的心思。就说,“这姑娘不错。“陈毅则说,“哪个晓得人家有没有对象?!袁国平会心地笑,“这个事就由我来办吧,你请我吃酒就是了!”陈毅讲“要得!”后来我母亲和张茜交谈后,父亲又亲自与服务团朱克靖团长商量,妥善处理好有关事宜后,告诉陈毅,“你可以出击了!”同时报告了项英。项英兴奋地对袁国平说:“这个红娘本来我要当的,现在被你抢先了。陈毅、张茜、才子佳人,名符其实。袁主任,你做成了一件美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张茜阿姨曾对我说,“我一到皖南就听说你妈妈是斯诺笔下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觉得很了不起,从心里佩服她、崇敬她。她常来服务团看我,把我当作小妹妹,有时给我带些小零食,还帮我洗衣服,洗袜子。她对谁都好,我们都喊她大姐。”“她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真不容易,她心里是很苦的。”她又对我说“这些年我们没有好好的管你,以后你有话就对我说,到北京就来我们家。”我一直保留着一张张茜阿姨拍摄的陈伯伯教我游泳的照片,可惜文革中丢失了;但它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怀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中,作者以细腻而深厚的感情,翔实而生动的史料,严谨而务实的文风把我带回到了三个阿姨的身边,带回到那难忘的幸福时光。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们的谆谆教诲萦绕耳边,那母亲般的慈爱又在温暖着我的心。作者还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文笔把我带进了三个阿姨的心灵世界,我透过他们的英雄业绩看到了新四军女兵的光彩人生,更深刻的领会到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理想、信念,什么是铁军精神。她们是精神境界最高峰的女神。是我们心中永恒的丰碑!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