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19）

钟灵毓秀之文

李克农

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李克农（1899年9月15日～1962年2月9日），出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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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

我四岁时过继给舅父做儿子，改名赵宗李

大肥肥文史

2024-11-609:06广东

作者：李力

我的家庭

1924年秋，我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

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按照家 谱排列，父亲一代属“克”字辈，我们这一代属“修”字辈，大姐李凤 修，二姐李双凤，大哥李治修，我是李潜修，弟弟李润修，两个堂弟李澄修、李溶修。

参加革命后，他们嫌笔画多，写着麻烦，先后改了名字，大姐李宁，二姐李冰，大哥李治，三弟李伦，唯独我的名字迟迟未改。“文 化大革命”期间，到处“反修防修”,我的名字便改为现在的李力。

幼年时代，安徽省省会在长江北岸的安庆，合肥只是一个县城，芜湖 却是皖南有名的商埠，江面宽阔，景色秀丽，物产丰富，既是有名的四大米市，也是繁华开放的通商口岸，条件优越，商业发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出生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恽代英曾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造访芜湖，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与博爱精神，人们印象颇深。孙先 生的留言：“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许多场合皆有张贴。

祖父李哲卿，祖母詹红贞，全家十多口人住在一起。大女儿李克顺， 早年出嫁，丈夫姓唐，她去世得早，我们没有印象。

父亲李克农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因是共产党员， 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抓捕，流落外乡，音讯全无，我们只知名字， 相貌记不清楚。

二叔李克裕在芜湖公安局做禁烟督察专员，但自己吸大烟，吃喝玩乐，收入不顾养家，而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二婶。我们厌恶二叔，同情二婶。祖父母一再责备，二叔根本不听，别人也无可奈何他。

三叔李克襄，文化水平较低，当过铁路工人，薪金不多，后来也失业 在家。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出租房屋和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勉强维持，困难时祖父四处借贷，到抗日战争开始我们离开芜湖时，举家已欠债一千多元。



九岁时的李力在安徽芜湖

家境如此困难，祖父并不气馁，从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上街时挺胸阔 步，亲友来访热情接待。家庭内部，井然有序，全家老少对祖父都很尊 敬。特别是逢年过节，即便勉强支撑，也烧香放炮仗，热热闹闹，给我的印象很深。

农历腊月二十三，全家先在厨房烧香，送灶王爷“上天言好 事，下地保平安”。除夕晚上，烧香放炮，全家团聚，关门之后还在门外放点食品，救济讨饭的穷人，从事一种慈善行为。

正月初一早晨，全家人穿着整齐，摆好祭品，点燃香烛，由祖父母率领在祖宗牌位前三跪九叩首，然后敬香放炮，欢乐聚餐。正月初五清晨，各家争先开门，迎接财神爷回家主事。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阖家团聚吃汤圆，过年活动基本结束。

平时，我们家吃饭也有规矩，餐桌摆放整齐，祖父母端坐主位，男人与小孩可以入座，媳妇们不能上桌，站在旁边端饭盛汤，照顾老小，等祖父母吃完了，媳妇们把饭桌收拾干净，将剩余饭菜端到厨房 去吃。母亲赵瑛是小学老师， 挣钱养家，平常连祖父都尊称她为“赵先生”,可每天吃饭， 她自觉地与其他婶婶一样，站在旁边服侍老小，然后到厨房站着吃饭。这种风度，使全家对母亲更加钦敬。



祖父李哲卿

祖父母在家中很少生气， 更不打骂孩子，有时祖父领着一群孙子女上街买东西，或去公园游览，一路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我们知道父亲李克农是共产党员，国民党要抓他，曾抄过我们的家，为避免孩 子们在外边乱说引起麻烦，祖父母与母亲在家里从来不提李克农的名字， 更不讲他的革命故事。但是我们心中相信李克农是好人，共产党为劳苦大众办事，完全不相信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一 派胡说。看见报纸上宣传“朱毛赤匪”“流窜”的消息，心中就知道共产 党还在，红军还在，祈望父亲李克农也能健在。



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亲切有序的友好氛围，使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一 种天伦之乐，养成尊老爱幼，手足情深的理念，懂得立足社会、为人处事，必须讲道德、守规矩，不能胡作非为。面对社会的一些不公，我们同情劳苦大众，讨厌官僚劣绅。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李克农。

1928 年春，李克农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中共 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1929年12月经中 央批准，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

外祖父赵咏芳，外祖母赵周氏 (名字不知),都是江苏无锡人。青 年时外祖父在上海学习照相技术，迁 居安徽芜湖后，在中山路繁华地段开了一家“光华照相馆”,生意甚好， 不仅买房置地，还出钱与别人合伙经营其他事业。他有不少学徒，后来有的自己也开了照相馆。

外祖母没有文化，专门料理家务，请了一位厨师帮助挑水做饭。外祖父母生育两个孩子，母亲赵瑛是姐姐，弟弟名叫赵筱芳，他结婚后没有子女，我四岁时过继给舅父做儿子，改名赵宗李。

这是我祖父起的名字，意思虽然姓赵，但祖宗还是姓李。小时候，我称呼母亲为姑妈，舅母为妈妈。过继不久，舅父去世，幸亏留了一张照片，否则连模样都说不清楚。

外祖父家在中山路的大花园门口，隔壁是“魁升斋鞋店”,守着十字路边，规模较大，店主姓刘，是天津人。另一边是“合兴成衣店”,他们 家的孩子常和我一块儿玩耍。街的对面有当铺、药店、饭馆、商店等，是芜湖市的繁华地段，大花园又是风景区，市民经常游玩。

外祖父家临街两 层楼房，前半边开“光华照相馆”,底层橱窗摆放样品与相框等物件，招徕顾客。楼上是摄影室，陈列一些戏剧服饰与流行时装，并用布隔出一块地方让客人换装打扮。

摄像室呈长方形，顶部与一边墙壁装配磨沙玻璃， 用天蓝色布帘拉来拉去，调节光线。里墙挂着天幕，有白色与天蓝色两种供选择，外边还有黑色的布帘，必要时也能拉上。室内配备了几样家具，供照相的顾客挑选摆放。

当时照相机是老式的，体积较大，镜头可换，底 下有轮子来回滚动。摄影室旁边有两个暗室，小的临时换装底片，大的冲洗底板与洗印照片。过去照相用的是玻璃底板，不是现代的胶片，外祖父擅长修版技术，使人物面相栩栩如生。顾客光临，他管照相、修版，保证 质量，其他由学徒们操办。

摄影室旁边有个阳台，家中晾晒衣物、夏天纳凉、祭祖、赏月等都在这里。遗憾的是，外祖父毕生为别人照了许多相， 竟未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我只能在记忆中追忆老人慈祥的面容。楼下有两间卧室，大些的外祖父母住，小点的舅母与我住。后门通向外边的巷 子，拐弯不远就到了镜湖。

全家只有我一个小孩，外祖父母都很喜欢，外祖母常叫我：“小潜子”、“乖乖”,格外亲热。

有一次，我与小朋友们在湖边玩耍，水中有几只船，我在船上蹦蹦跳跳，谁知船是坏的， 一下子掉进水中，我不会游泳，连续喝了几口水，幸亏岸边的大人很快把我拉上岸来，没有遭灾。

这次落水，把我吓了一跳，两位老人更怕把我的魂吓跑了，便在当天晚间请了两位大人，特意在镜湖边上为我“招魂”。一个人手提点亮的灯笼，在前面边走边喊：“小潜子，回来了!”,后面一位大人牵着我的手就应答说： “回来了!”一直走回家中。这种迷信活动，表达了老人们的爱抚之情。

当初，一般人家中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现代洁具，厨房中摆放两三口 水缸，用木板盖好，防止尘土。各家都有几个当厕所用的马桶，每日清 晨，人们在巷子里倒马桶并加洗刷，然后成排地摆在门口晾干，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现在这些老房子都拆掉了，有的已改建几次，巷子也没有了，市政设施与以前大不一样，不熟悉情况的人，连位置都难找到。

1935年，外祖父因病去世。那时医疗条件较差，一般不住医院，外祖 父是患舌癌躺在自己床上逝世的，容貌安祥。全家人忙着治丧，我作为孝孙，替外祖父洗脸入殓，家中摆设灵堂，亲戚朋友来吊唁，母亲与我就跪在棺材旁边答谢。

出殡时，前边有和尚道士念经，军乐队击鼓吹号，还有 一队童子军，后面是装有外罩的灵柩，前后16个人扛抬。我作为孝孙，全身披麻带孝，由两个大人搀扶，跟在棺材后边，遇到有人摆设路祭，就 跪下磕头答谢。到达墓地，棺木入土时，我双手捧着第一把土投入墓穴， 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墓葬结束，回到家中又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魔，我们才得休息。这种治丧的场景，以后再未见过，所以印象深刻。

外祖父病故，舅母改嫁，家中只有外祖母与我，一老一小，处境艰难，幸亏母亲关心照顾，才得维持生存。

家中老人，特别是母亲赵瑛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我们五个孩 子，两位姐姐从小上学，成绩优秀，升入当地有名的省立第二女子中学， 读到高中。哥哥、弟弟皆在小学读书。后来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哥哥 一度辍学。

年轻时的母亲赵瑛

外祖父家经济条件稍好，六岁时， 把我送到附近的一所私塾念书，离家很 近，便于照看。第一天上学，我由大人 带领，先向“天地君亲师”与孔圣人 的牌位烧香磕头，再向教书先生大礼参 拜，礼仪隆重。

私塾共有二十多个学生 (只收男孩，不收女孩),一位老师， 一间教室。从“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开始，再读“大学”、 “中 庸”、“论语”、“孟子”等古书。上课 时先生摇头晃脑地照着书本念，学生们 看书跟着背，除了认字，先生很少讲 解，学生念了许久，不懂书上讲的意思，非常枯燥乏味，而且没有其他课程，也没有其他活动，更不管教学效 果。

考试时，先生让学生背书，背不出就用板子打学生手心，调皮点的， 还要罚跪，有时面对墙壁跪了一排，先生也无所谓。学生们当面尊敬先 生，实际毫无感情，只要先生看不见，学生就在下边做小动作，互相逗着玩。先生不在场，学生率性把课堂桌椅板凳堆在一边，空出地方打打闹 闹，格外开心，也不考虑长大了如何升学就业。这种旧的教育方法，显然 不合时代要求，误人子弟。

念了两年多私塾，母亲发现弊端后，将我转到离家不远的“宁波小学” 插班三年级学习。

这是一所浙江宁波人办的学校，条件比私塾好得多，课目 内容丰富，几个教员分别讲课，还有礼堂、图书馆、操场、食堂等设施，同 学们生动活泼，兴趣大不相同。

宁波籍老师午餐时，用活虾当菜，虾还在盘 子里蹦跳，老师抓过来掐掉头尾，蘸点调料就吃，我们看着有趣，但不敢 吃。我哥哥、弟弟所在的“米益小学”,与宁波小学仅一墙之隔，互相可以 看见。

学校组织了“童子军”,制服上配有“智仁勇”的标记，还开展“新 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民族美德，不仅在校内，有 时还到街上去搞服务活动。我的学习成绩较好，曾被选为“模范儿童”,在 儿童节时(每年4月4日)学校组织我们到市内参观。

读到小学五年级，母亲又把我转 到她所在的“齐鲁小学”读书。这是 一所山东人办的学校，校长姓张，曾 在徳国留学，水平甚高，教学方法也 好。语文课不但讲解课文内容，还向 学生们传授如何写好文章的知识，给 我印象很深。

我们五年级开始学英文， 毕业时已将《英语模范读本》第二册 读完，近乎其他初级中学的水平。母 亲赵瑛在学校任教员，给我上过语文 课、美术课。1936年暑假，我小学毕 业，考入芜湖市的“萃文中学”。这 是一所教会学校，有几个外国人在此工作，每周一上午全校师生集会做“礼拜”。学生们不懂宗教，也没有这方面兴趣，虽然参加集会，但心不在 焉，不晓得祈祷些什么,只在听到主持人最后喊一声“阿门”,仪式结束， 就跑出去干自己的事了。



小学时代的李力身着童子军服



芜湖是长江下游的口岸城市，江边上不仅有中国的“招商局”码头， 还有“怡和”、“太古”等外国公司的专用码头，经常有外国货船或军舰 靠岸停泊，船员或水兵们上岸游览购物，人们习以为常。中山路开设了几 家西餐馆和卖面包、蛋糕的店铺(我们叫办馆),主要做洋人的生意。外 国船员或水兵进入市区，通常是三三两两，吃喝玩乐，停留时间长的，有 的就找妓院过夜，或者聚众赌博。日本海军有所不同，有一次我在街上看 见，整队的日本海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昂首阔步地向老百姓炫耀武 力，前边还有中国的警察帮助领路，老百姓看了非常反感。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气焰嚣张，各地抗日情绪高昂。芜 湖市文化教育界经常组织集会游行，表达爱国热忱与救亡意志。我们小学 生，也不止一次上街游行，手持标语，高喊口号，市民们投以赞许的目 光。看到有的商店里卖日本货(那时叫东洋货),我们就冲进去把它拿出 来当众销毁，围观的群众拍手称赞，店主人无奈地含笑点头。社会各界还 不时举办演讲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发表抗日救国的讲话，我曾被选为学 生代表去听过江隆基先生等的演说。

出于爱国精神的呼唤，社会各界都希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是蒋 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却强词夺理说“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反共，消极 抗日。

我们家在芜湖中山路，经常看到被捕的共产党员，由国民党军队押 赴刑场处决。他们站在卡车上，全身五花大绑，背后插入“斩共匪某某 某”的牌子，还用红笔画个大勾，表示已被批准。许多共产党员从容就 义，面不改色，有的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路边人群发自内心地表示 敬佩。

1935年5月，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 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 召，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社会各界一致赞同，而国民党政府却将他(她)们无理逮捕， 关入监狱。为此，全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成为轰动 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不顾民意，依然我行我素，又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集结兵 力，企图消灭红军。这种错误，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1936年 12月12日酿成“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成两位爱国将领再三苦劝蒋介 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遭蒋的责骂，最后不得不实行兵谏，把蒋介石 等一批官员扣留。后来经过多方调解，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赶赴西安，与蒋 介石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 1937年5月，被捕的七君子获释。

这时，全国形势改观，抗日救亡热潮高涨。我们学生经常唱“义勇军 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门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激励人民的斗志。稍后又有中国军队与日本鬼 子在长城作战，没有现代武器，就用大刀与敌人拼搏。

音乐家写出“大刀 进行曲”,人们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前边有勇敢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情绪激昂，精神振奋。抗战开始，上海沦陷 时，国民党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战士固守四行仓库，坚持与日军战 斗。他们的英勇行动，鼓舞人民爱国热情。

我们就唱：“中国不会亡，中 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通过救亡活动，不 仅加强了人们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开启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信赖， 反映出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不满。往昔民间流行的爱情歌曲，如： “桃花江上”。歌词唱：“桃花江上美人多，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不错，果然不错，我每天都在那里坐坐， ……”不但没人再唱，连听了 都让人讨厌。

著名歌星王人美唱的“渔光曲”,歌词开头是“云儿飘在天 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 世世穷， ……”歌词没有色情内容，哭诉渔民的艰难，但曲调软绵绵的， 也被年青人抛弃一边，没人再唱。通过歌声，反映了当时群众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

少年时代，我们不懂社会发展理论，总觉得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仗势 欺人，非常霸道。我们的邻国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朝鲜是日本的殖民 地，周边一些国家也多是欧美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名义上是主权国 家，但香港、澳门一直被外国占领，而且国势衰弱，十分落后，不但经 济、科技、军事方面远不如人，就连体育运动也水平低下，中国人很少参 加国际比赛，更没得到优胜名次，被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受人耻笑。

凡此种种，使我们觉得中国人似乎比外国人低了一等，心中很不服气。芜 湖有些外国单位雇用印度人或朝鲜人看门，他们手里拿着棒子，神气活 现，洋人出入时毕恭毕敬，对中国人动不动就打，老百姓很讨厌，叫他们 是“印度阿三”、“高丽棒子”。到延安学习之后，我才逐渐从理论上认识 到，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近代一再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压迫，多次割地赔款，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都有帝国主义国 家的“租界”,将部分街区划拨出去，内部事务外国人管理，中国同胞反 沦为二等公民，有的公园门口竟然公开挂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侮辱 中国人格，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

芜湖市内也有一处日本租借地，日 本居民身穿和服，脚踏木屐，在街上跑来跑去，让人非常刺眼。历史上， 满清王朝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我们从小就记得“二十一条” 是沉痛的国耻。北京东交民巷被外国霸占，设立外国兵营，他们派兵保 护，不许中国人居住。这种状态，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改变。 各地发生的丧权辱国事件，我们不可能都有亲身体会，但同样感到耻辱， 心中愤愤不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造成“九一八”惨 案，许多东北同胞四处流浪，情景凄凉。我们在家乡看到他们，非常同 情，大家齐唱“松花江上”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 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止不住热泪盈眶，边唱边哭。

1932年1月28日，蔡廷锴 将军指挥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作战，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全国同胞深 受鼓舞。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北平，操纵殷汝耕等一些汉奸，煽风 点火，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并与东北的伪满洲国联成一片，阴谋脱离中国 版图。这种卖国罪行，迅即引发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强烈抗议，北平学生率 先游行示威，发起“一二九”运动，各地纷纷响应，声势浩大，迫使敌人 的阴谋没能得逞。我在芜湖也参加过这些爱国活动。

幼年时代，虽然辛亥革命把大清皇帝推倒了，但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庞 大，他们搞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丑剧，又分什么直系、奉 系、皖系，什么湘军、粤军、淮军，大军阀如段琪瑞、吴佩孚、冯国璋、 曹锟等，派系林立，有的背后与帝国主义勾结，相互打斗争霸，社会乌烟 瘴气。详细情况，我们弄不清楚。

安徽有个军阀陈调元，干了许多坏事， 老百姓恨他、骂他，我们小孩都有印象。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 元帅等官员，更换频繁，有人统计，从1916年到1928年的13年中，就换 了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6天。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又无可奈何。

直 到1924年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军胜利前进，全国轰轰烈烈，形势令人鼓 舞。有首歌曲几乎人人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芜湖市区有几处寺庙，九华山是附近一带的佛教圣地。我们学生虽不 相信鬼神，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烧香敬佛，我们小孩也得参加。有时候几 个同学去庙里玩耍，看到许多菩萨庄重的神像，烧柱香，磕个头，也不当 回事。

在中山路，我常看见有些佛教徒非常虔诚，穿着黄色衣衫，手捧点 燃的香束，不管严寒酷暑，不顾劳累，走三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九华 山。个别信徒，甚至衣着单薄，露出手臂，用一根细的钢针穿过肉体，针 底下用线吊一碗盏，里面盛油燃香，边走边叩首，一直拜到寺庙。这种场 景，给我的印象很深，觉得宗教也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旧中国社会如同一盘散沙，政府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群众各谋生路，没有什么理想信念， 更没有什么组织观念，长期的文化传统使民间敬神拜佛习以为常。我们从 小就知道天上有“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地下有“阎王老爷”、“十八 层地狱”,一个人做善事会有好报，做了坏事早晚会下地狱遭受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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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2 投奔延安入读抗大第四期

大肥肥文史

2024-11-609:24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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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投奔延安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武 力占领北平、天津等地，继续向南侵犯，妄图消灭中国。全国人民奋起抵 抗，迅即掀起抗日战争的热浪。当年冬季，日本军队占领中国首都南京， 芜湖一带先后沦陷。侵华日军如同一群野兽，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恶 不作，老百姓纷纷逃难外出。这种血海深仇，我们终身难忘。

为了避难， 祖父母与外祖母两家人合在一起，暂时到祖父的故乡巢县炯炀河镇中李村 避难。全家老老小小，背井离乡，困难重重，孩子们相处一起，互相关 照，备感亲切。特别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父亲李克农在 武汉工作，已和母亲取得联系，大家心中比较踏实。

在巢湖故乡，农村条件简陋，我们姐弟爱国热忱不减，父亲带回家一 张半身照片，胸前挂着刻有红五星与镰刀斧头的纪念章，增加了我们对共 产党的爱戴，我们便用布做了一幅画有这些标志的旗帜，与村里的爱国青 年一起，组织农村孩子们读书识字，宣传爱国抗日，还集体操练打斗的本 领。成年人组织起来，类似民兵，白天上操，晚间巡逻，保卫全村安全。

大家遗憾的是手中没有武器，竹子削成的大刀长矛毕竟不是真枪实弹。看 到国民党军队流散的伤兵，有的孤独一人，有的三两成群，身边带有枪支，精神疲惫，处境艰难，有些伤兵向老百姓讨饭吃，有的伤兵躺倒地上 爬不起来。村里有人就想何不把他们的枪支弹药拿过来，武装我们打游 击，抵抗日本侵略者。但这些伤兵也是同胞，他们打仗负伤，四处流浪， 没有人管，已经十分可怜，如果再把武器抢走，岂非把他们置于死地，于 心何忍?便决定不能干。

战局发展，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八路军 办事处随之转移，父亲与叶剑英、廖承志、童小鹏等一行路过芜湖时，与 家人短暂见面吃了一顿饭，和母亲有了联系。

眼看巢湖一带也难保全，母 亲便安排我们姐弟三人李宁、李治、李力，先去武汉寻找父亲，有了眉 目，再安排全家去武汉谋求生路。我们出发时，对家庭十分留恋，老人们 眼见我们离别，不知何时再见，也很伤感，特别是外祖母满脸泪花，四处 找我，我不忍心见老人伤心，只好躲避着离开家门。

1938年春节过后，我们姐弟三人，还有同村的几位青年，由李配之、 李泽纯两位长辈带领，背上简单行李，先乘小船渡过巢湖，然后步行，途 经安徽、湖北的一些地区，晚间借宿在老百姓家，或者找最便宜的小旅 店，尽量少花钱，几个人挤一间房，甚至安排我与大姐李宁合盖一床被子 休息。

走到江西九江，在长江码头上买了五等舱的船票，乘船去武汉市， 路上花了十多天。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走远路，虽然劳累，幸而有大人带 领，终究顺利抵达武汉。

武汉市包含武昌、汉口、汉阳，又称武汉三镇。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所 在地，中国的临时首都。日本飞机不时侵袭骚扰，我们到的那天就遇到敌 机轰炸扫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市原日本租界的“大石洋行”楼内， 我们找到这里，很快见到了久违的父亲，心中非常高兴。

八路军办事处任务繁重，人员不少。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 叶剑英等领导均在这里工作，钱之光任处长，父亲李克农是八路军办事处 秘书长兼中国共产党长江局秘书长，工作很忙。他领我们到他办公与住宿 的小房间看了一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一把椅子，几乎没有空隙。然后父亲安排我们去邻近的招待所住下，和我们吃了一顿饭，就再没 时间照顾我们。几天后，叶剑英参谋长写介绍信，将我们和一批要去延安 的青年组织在一起，派办事处副官龙飞虎带领乘陇海路火车去西安。



1938年，在武汉会见美军陆战队成员卡尔逊时合影。

前排左起：王安 娜、卡尔逊、叶剑英、周立波，

后排左起：董必武、凯丰、李克农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位于七贤庄一号，处长伍云甫、夫人熊天荆，与父 亲认识，对我们热情接待。安置我们住在七号院的招待所，还让我们去一 号院参观了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周恩来的照片，满脸蓄着很长的胡须， 精神抖擞，使我们知道“胡公”名号由此而来，肃然起敬。住了两三天， 办事处派卡车，把我们一批人集体送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没有现代公 路，虽然不远，土路上却走了三天。

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又称肤施。1937年年初，东北军完好地将其转 让给工农红军，中共中央迁此办公，影响日益扩大，名声响播四方。延安 围有城墙，市内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自来水、电灯、电话等现代设施， 但是片片平房，处处人群，抗日气氛热烈，人际关系随和，还有山坡上的 许多窑洞，显然与国民党统治区大不相同，让人们心胸开阔，精神焕发，领悟到一种团结抗日，争取胜利的昌盛景象。

1938年4月19日我们到达延安。巧合的是，我的老伴郭芃(原名郭文蕙),与表姐吴俊伟、同学李萍等三个女青年，从四川省万县出发，翻 山越岭，边走边问，克服许多困难，走了49天，也在1938年4月19日同 一天到达延安。当时我们素不认识，1945年结婚后才知道，成为家庭的 趣事。

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 进步人士，包括许多海外华侨，对中 国共产党十分敬仰，通过多种途径， 纷纷投奔延安。各地八路军办事机构 的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延安“抗大” 与“陕北公学”,每天都有许多新学员 报到。



因为人多，条件较差，从武汉、 到西安，再到延安，我们没有睡过床 铺，都是自带被褥在地上睡觉，武汉 睡地板，西安睡砖地，延安睡的是土 地，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怕累。

到 延安后，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奢侈 华丽为耻，许多有钱人家子女或海外 华侨，一到延安，受到感染，就把带来的西装、旗袍，丢弃一边，或者撕 成布条打草鞋，带来的皮箱用不上， 干脆丢掉不要。现在看来有点幼稚，当时却表达了一种革命豪情。

到延安后，李力夫人郭芃与表姐吴俊伟的合影。左为吴俊伟，右为郭芃

我们乘卡车从南门进入延安，直奔抗大校部，报到登记之后，知道我 们属于抗大第四期，学员很多，具体编入那个队稍后再定。学校安顿我们 住在一个大房间，自己找空隙地方，把睡觉的铺盖摆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挤着睡，大家虽不认识，也无所谓。

吃饭时8到10个人围成一圈，蹲 着或坐在地上，从厨房端来用铁皮焊成的一个圆盆，里面连汤带菜，主食 是小米、玉米、荞麦等杂粮，没有公用碗筷，就用自己的漱口茶杯，带来 的勺子，或者掰个树枝当筷子，高兴地边吃边笑。

抗大校风是“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简明含蓄，内容深刻。抗大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 来担承……”

每天早晨，我们在延河边上用河水洗脸漱口，有的列队早 操，有的散步玩耍，这边唱抗大校歌：“……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 们是劳动者的先锋”,那边唱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 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那怕它山高水又深……”

有时毛泽东 也到河边散步，大家认出来了，走到面前与他握手，他面带笑容，高高兴 兴，警卫员跟在后边，也不干预。坚定热忱的抗战气氛，平等友爱的集体 生活，让我们忘记了初到延安时感觉的艰苦，黄土高坡气候的差异，同时 化解了家乡沦陷，几乎要当亡国奴的危机感。眼看巍峨的宝塔山，奔流不 停的延河水，雄伟美观的延河桥，顿开茅塞，觉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延安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家乡虽被日本侵占，延安变成了我们的第 二故乡。

延安城内有个不大的戏台，台下是广场，也是我们的大课堂。到校 后，迅即上课学习，郭化若教员讲军事，张如心教员讲哲学，毛泽东也亲 自讲课，都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特别是“论持久战”,记得更为清楚。毛 泽东分析中日国情与形势发展，指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进我退，第二是相持阶段，第三阶段反攻，最后中国胜利，同 时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还在他住的窑洞门前给我们上课，讲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内容很多，我只记住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要点。

哲学课讲辩证法，使我们记住“对立统 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定律，懂得世间万物皆有矛盾，不断发 展变化，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发展地看问题，不能僵化保守，也不能脱离实际。

社会发展史课程，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最初的原始社 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政党，肩负 着消灭剥削，消除阶级的光荣使命。

上军事课，我们不仅操练队列，使用 步枪，实弹打靶。还讲解人民军队负有打仗、做政治工作、瓦解敌军三大 任务，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还有军民团结，官兵平等等优良作风，和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凡此 种种，皆使我们处处新鲜，事事兴奋，从课堂讲解中受到教益，日常生活 中得到锻炼。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编为抗大第一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地点在瓦窑堡，距离延安一百多里。我编在第七队，同班学员中有 位作家吴伯箫，年岁较大，亲切随和，他看我年幼，行军时主动帮我扛背 包，有时还牵着我的手，令人铭记难忘。

进到瓦窑堡后，我们住在城门附 近的一个院内，几排石窑洞，全班睡在一个炕上，安顿好了，继续学习。 每天早晨，值日生整理内务，被子叠得四方整齐，还经常检查评比。没有 课堂，学员集体在院子里坐下听讲。晚间睡觉了，大家轮流站岗放哨，提 高警惕。

不久，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周子健与本队副指导员林江和我谈话， 讲了对我的考察了解，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事出突然，我缺乏做党员的知识，便随口答复“暂不加入”。

他们十分惊讶，问我为什么?

我说怕耽误学习。

他们觉得好笑，便解释说加入党，不会影响学习，反会 更好地进步。我就立即表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们二位作为我的 入党介绍人，在1938年6月24日办好入党手续。

当时在抗大校内，共产 党的活动尚未公开，我的入党宣誓仪式是林江悄悄通知我，某日晚饭后到 城外一处树林集合，与同时入党的同志们秘密举行。面对鲜红的党旗，我 们高举右手，由老同志带领大声朗读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又告诉我们分 散行动，各自回队，不要暴露党员身份。

7月7日，大队全体集合，与市民们在城内广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 胡耀邦政委发表演讲，内容丰富，声音宏亮，大家听了热烈鼓掌。接着请 国民政府的县长讲话，同志们十分奇怪，怎么瓦窑堡还有国民党的县长? 这位县太爷水平低，讲了一会，我们没听懂他说了些什么。散会之后才知 道，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延安、瓦窑堡都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与 县党部，他们没干什么好事，主要是对共产党秘密监视，有时捣乱破坏。

抗大学习，民主风气浓厚，有时讨论问题意见不同，同学们互相争 论，各自引经据典，越说越离谱，我听不懂，更说不出意见。

队领导多属 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大家敬重他们，学习讨论中遇到难题，他们说 不清楚，同学们也不埋怨。各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程度高低不一，习惯 也有不同，大家团结互助，生活愉悦。

我们班有位山西同学，爱睡懒觉， 内务不大整齐，这些生活小节，同志们不便认真，随手帮助了事。我年幼 无知，同睡一个炕，就不客气地批评他作风懒散，影响全班荣誉。他很不 高兴，反过来批评我，表示别人的批评他都接受，就是我的批评他不接 受，两个人争吵，非常气愤，别的同志从中化解结束。

也是巧合，那天晚 上轮到我站岗放哨，睡得很香，别人怎么也叫不醒，只好叫下一轮同学起 来站岗。偏偏在这个时段，有个坏分子偷袭摸哨，哨兵发现并开了枪。次 日早起，同学们纷纷议论开枪的事，问我听见没有?我竟毫无所知。

这件 事，同志们没有责备我，但自己心中不安，觉得犯了错误，既不懂与人为 善，批评要注意方式，更不该误了站岗放哨。

几个月后，第一阶段学习结业，我们从瓦窑堡回到延安，重办学习手 续。抗大全名是“抗日军政大学”,适应形势发展，下一步主要开办“军 事队”与“政治队”,培养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干部，送往前方，加强部 队建设。

我们年幼，不适合培养军政干部，就另行安排。虽然我内心也想 学军事，到前方打仗光荣。但领导决策正确，我们刚学习过服从命令听指 挥，就不好再提意见了。

那时，延安有两个专业技术学校比较活跃，一个是卫生学校，一个是通信学校，名声没有“抗大”、“陕公”响亮，但也历史悠久，规模不小， 许多老革命都了解它们的重要地位。

我与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军委通信学校 第十三期学习。抗大第四期学员人数最多，通信学校第十三期也学员最 多。这与抗日战争年代，大批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有关。后来国民党政府 加紧反共，调派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周边设了一些集中营，人员进出受 到许多限制，有的还被抓捕暗害，投奔到延安的人数随之减少。

军委通信学校设在陕西富县督河村，离延安较远，邻近国民党统治 区，比较富饶，村庄甚大。我们徒步行军到达后，与校部老师们同住一 村。

校长吴泽光是广东人，性格开朗，活跃，抗大有校歌，他自己编了一 首通信学校的校歌，同学们唱了几天，觉得不好听，便没有再唱。

学员们 是知识青年，教员中不少大学生，如陆亘一(陆定一的哥哥),周剑南 (周小川的父亲),孙俊人、王林、张立中等，他们年青活跃，平常给我们 上课，休息时和同学们打球比赛，双方抢球，又喊又叫，玩得开心。

我们 主要学习报务技术，从背电码开始，整天敲电键、抄电码，嘀嘀嗒嗒地练 习，没有电键，就用手指头在身上敲，老师同学都很认真。

学习还未结 束，我们接到命令，通信学校从富县转移到陕北保安县(又名志丹)。我 们是学生，不认识路，也不知远近，反正打好背包，跟着队伍走，翻山过 河，走了好几天，到达保安县郊外半山上的一个农村。这里人口稀少，山 地缺水、土窑洞、村子小，物质条件不如富县。

学员年青生活简单、不怕困难，收拾好行李，继续专业学习。因为十 三期学员多，分为四个队，住在不同的村庄。我的老伴郭芃也在通信学校 十三期学习，曾和我编在一个队，互相知道名字，但没有交往。

学员们先 后报到，先后开课，先后毕业。我与李兆吉、杜智远等七位同学是第一 批，1939年5月最先毕业，号称“七君子”。毕业分配时，学校把我与李 兆吉两人留下当报务教员。因为只有15岁，很多同学笑着称呼我是“小 教员”。我曾给老伴郭芃所在的学员队上过课，练习收发电报的技术。

保安没待多久，我们又接通知，通信学校搬迁到延安地区的川口镇。

听说回延安，大家非常开心，很快准备就绪开始行军，队伍里有男有女， 人数也多，一路兴高采烈，没几天就走到了目的地。

川口是延安西郊大路上的一个小镇，虽比农村繁华，但也十分简陋， 并不整齐，街上一两个小店铺，卖些零星用品，连牙膏牙刷也没有，一个 摊贩在街边烤烧饼，供应过往行客。我们抵达后，小镇很快热闹起来，大 家对逛街感到失望，没什么好买，只是对吃烧饼比较喜欢。



延安川江河对岸的窑洞

川口镇东头的一个院子是校部，教员们住在院内几间石窑洞，往里走 几步，有两排门对门的石窑洞是学生宿舍，再里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还有一个空着的大房间。

我们找来几块长木板，用石块与砖头架起 来，高的一排当桌子，低的一排当凳子，作为收发电报的教室。门口大树好遮荫，便是讲政治课与电工学的好教室，大家坐着站着皆可上课。过了几个月，十三期的学生陆续毕业分配，新生还未报到，学校人员减少许多，教学工作比较清闲。

军委三局是通信学校的领导机关，局长王诤不但熟悉业务，而且勤于 钻研，成就突出，群众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他也很 信任。

局部住在阎店子村，离川口镇几里路，王诤局长有时也到学校来给 我们上课，作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们见到他也很随便，不感拘谨。

他见我学过报务，当过教员，但还没有在电台正式工作过，便把我调到电台五分队去当报务员，弥补这个缺陷。我也觉得到电台工作既必要，也新 鲜，就高兴地去了。





3

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3 特务对七贤庄地区突然拉闸停电查证我电台

大肥肥文史

2024-11-611:33广东

作者：李力

西安“八办”

1940年春，我在延安军委三局电台五分队任报务员。

台长李敖鱼是老红军，四个报务员，一个摇机班(用手摇发电机供电发报，每班两个人摇),两个通信员取送电报，还有司务长领着炊事员管理伙食，两位饲养员看管一匹马一匹骡子，全台十几个人。

我是报务员，只管上班时收发电 报，其他不用操心。大家努力工作，认真完成任务，平时团结互助，显得 和谐安静。电台设在名叫“草疙台”的小山村，人口很少，距离三局局部 阎店子村五六里路。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与别的电台相距较远，路也不 熟，很少互相串门，文化活动稀缺，显得单调枯燥。只要听说城里某个地 方放电影、演话剧，即便来回要走六七十里路，还要爬山过河，同志们情 绪极高，不怕疲劳，依然集成一伙跑去看戏，有的看戏回来下半夜接着值 班，也不觉劳累。

4月下旬，有一天，王诤局长亲自到电台来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工作，并说还有几位同志一块去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组成一个电台班，让我在路上担任班长。

“五一”劳动节过后，我们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集合。班内几 位女同志如李冠华、杨莉萍等都是通信学校13期同学，还有一位临时加进来的男同志是老红军。

这次从延安出发的人员甚多，乘坐五辆大卡车，并由党中央周恩来副 主席亲自领队，同行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领导干部，以及知名的音乐家洗 星海、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等。

我们坐在第二辆车上，都是十几岁青年，一 路上看风景，说说笑笑，打盹睡觉，都是高高兴兴。车队经过洛川县城 时，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拦住，情景如临大敌一般，几十名士兵端着 上了刺刀的步枪把车队包围起来。我们车上的警卫战士毫不含糊，立即手 持武器跳下汽车，在国民党士兵的后面把他们也围了起来。

这时，当地国 民党驻军的最高长官，不知是军长还是师长，带着一批随从，走到车队面 前。本来威风凛凛，可一见到周副主席，认出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老上级，马上立正敬礼，毕恭毕敬地站着，周副主席随意与他谈话，没说 “稍息”,几位当官的动也不动。

围观的老百姓与当兵的都很惊讶，不知道 车里坐的是多大的官，连他们的长官都如此恭恭敬敬，紧张气氛随即化 解。停了不大一会，我们车队放行，一路顺利到达西安。这点小事，让我 欣赏到周副主席的斗争艺术，印象颇深。

那时候，抗日战争进行了四个年头，国民党政府退到四川重庆，对外称 作“陪都”。国民党另一领导成员汪精卫干脆投降日本当汉奸，跑到南京成 立傀儡政府。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坚 持抗战，力量日渐壮大，地位不断提高。日本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后方不 稳，进攻势头有所削弱，一面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一面在占领地区 对八路军、新四军残酷扫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未破裂，但国共两党的磨 擦事件不断加剧。1939年6月12日发生在湖南的“平江惨案”,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被杀害，激起人民公愤，毛泽东在延 安群众追悼会上发表讲话，对蒋介石反动派猛烈抨击。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国民党却在1939年1月 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地建立特务组织，

严密监视社会进步人士，又在西安等地建立“集中营”,关押共产党员与 进步青年。这些情况我们在延安就有了解，所以对调配到西安、重庆等地 做电台工作，感觉这是党组织的信任，也有一种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进行战 斗的兴奋心态。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以来，蒋介石 嫡系胡宗南所属的十几万部队，装备精良，从来不到前线抗击日本侵略， 却一直包围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武力消灭共产党。

进入1940年，西 安市抗日气氛日渐淡薄，反共限共的举措不断加剧，整个社会显得压抑沉 闷。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作出一点民主姿态，欺骗人民。 可是在西安大街上，我就看到写在墙壁上的大字标语，公开宣扬“一个国 家，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赤裸裸地 暴露了蒋介石追随德国希特勒奉行法西斯独裁的野心。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位于七贤庄地区，其中一号院为办事处领导与办公用； 三、四号院是兵站，主要筹办军需物资供应延安；七号院是招待所，接待来往人员。处长伍云甫、副处长李华，还有一位负责人唐彬主管党的工作。董必武是中共和谈代表，又是国民参政员，也常在西安办事处活动。

到西安后，车队短暂停留，大部分人 员准备继续去重庆。路上这几天电台班的人员彼此熟悉了，想到过两天，他们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心中不是滋 味，便想最好我也能一块去重庆。这个念 头，周恩来的副官钟韻知道后向领导作了 汇报。

有一天，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谈话， 问我为什么要去重庆?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

周副主席就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答说：是。

周副主席又说， 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这个道理你懂吗!

我说：懂。

他接着说：西安这里工作需要，组织决定你留在西安工作，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

周副主席说：好，那就这样决 定，留在西安好好工作。

前后不到五分钟，谈话结束，问题解决。几天后，周副主席一行继续乘车去重庆，我留在西安。同行的两位艺术家洗星海、袁牧之也留在西安，住在七贤庄一号院后边的房子，离我们电台很近。



西安市七贤庄一号。1937年 红军联络处在此成立，后此处更 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办事处

西安是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门户，八路军办事处任务很重，对外 联系广泛，人员来往不断，物资转运频繁，规模大，活动多，政治上很有 影响。

我们电台24小时值班，保持与延安、重庆、太行前线等方面的通 信联络，还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服务，业务量大，忙碌不停。

那时延安没 有广播电台，不但中央的内部文件指示通过密码电报发往全国各地党组 织，就是延安新华社公开发表的宣传报道、重要文章等，也要通过电台抄 收，再在当地翻印传送。所以电台与译电部门工作紧张，有时候抄收一份 长的电报，从上午直到晚间，连续工作不得休息。

办事处领导关心机要部 门，给予不少照顾，也提出许多严格要求，特别是安全保密问题一点不能 大意。针对西安市的复杂情况，为防不测，领导也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气 节方面的教育。

电台设在一号院的后边，无关人员一般进不来，就是内部人员没有 工作必要的， 一般也不随便串门。我们这间平房，半边供机要科办公、 译电员住宿；半边是电台与报务员宿舍，收发报机摆在里面的小房间， 交接班非常方便。

因为两个部门业务相关、联系密切，生活打成一片，而 且大家都很年青，玩得热闹，所以这里也被戏称为“鸡鸭行”。我在抗大 学习时的入党介绍人周子健，这时也在西安办事处任秘书科长，他的夫人 王平性格爽朗，常和我们一块打篮球，周子健爱开玩笑，给我起了个外号 “烧鸡”。

电台共有4名报务人员，台长林英才是老红军，挂牌是上尉军衔；报务员赵永清，也是老红军，挂牌是中尉；另一报务员邱正才，年纪不大，参加革命比我早，是少尉；我那时16岁，职称是见习报务员，挂的是准尉军衔，肩章上只有一条杠，没有星。

电台发报机功率100瓦，使用交流 电，收信机是4个电子管组装，用干电池供电。另外还有一套小功率的电 台，以备市内停电时用手摇发电机供电发报。平时我们的工作关系很简 单，除了机要科、办事处领导外，有业务往来的就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小陶 同志。他经常来取送电报，过年过节时还送点吃的东西，代表地下党组织 慰劳我们。

一般情况，我们不能上街，最远只在附近的“革命公园”几个人一块 去玩，不准单独外出。但是电台用的一些易损器件，如干电池寿命有限、 手摇发电机的炭刷磨损了要换新的，收发信机用的电子管需要备份等，这 些采购的事情，不懂行的同志无法代替，所以我们电台人员有时也得上街 亲自采购。

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说明事由，报请领导批准，并要两三个人 同行，路上不能并排行走，一定有前有后，相互关照，警惕出事时有人跑 回来报信，不被一网打尽。环境养成了这种习惯，大家自觉遵守，也没什 么问题。

我们机要人员在办事处院内可以自由活动，晚饭后大家到门外的球场 上打球也没什么限制，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可是社会上政治气氛紧张时， 我们不但不能出大门，就连办事处门口与前院也不让去，只能闷闷地待在 后边院子里。这是为了机要部门的安全，我们也能理解。

作为电台报务员，工作接触面小，对办事处的整体情况知道不多。但 办事处作风朴实高效，同志间团结友爱，内部文化生活较为活跃等，却有 许多感受。对于我们党在西安的隐蔽斗争，也有一种钦佩之情。特别是西 安市国民党的特务之多，活动之凶，面貌之丑，更是印象深刻，亲身经历 的一些实事，难以忘怀。

八路军办事处名声响亮，目标显著,工作比较活跃，自然成为国民党 特务机关的重要目标。除了正式的警察宪兵外，办事处门口的小货摊、停 放待客的人力车夫，来回溜达的闲散人员等，几乎都是国民党特务假扮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监视到办事处来的是些什么人，办事处人员出去都到 哪些地方，与哪些人接触?或者从我们人员的闲谈中听到一点内部消息， 回去报告。对他们的监视行为，我们进行教育，提高警惕。时间久了，我 们几乎认出他们谁是特务，有时也故意逗逗他们。

例如，到“革命公园” 游玩时，他们盯梢跟踪，寸步不离，我们快他们快，我们慢他们慢，我们 拐弯他们拐弯，回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特务。我们假装不知道，有时故意 绕圈子，把“尾巴”丢掉；有时快步走上一段，却突然停下，把他们闪到 前边去。一等回到办事处附近的安全地带，我们站在门口，回身指着他们 骂“狗特务”。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溜之大吉。

又如，对假扮人力车夫的 特务，他们外边穿件破衣服，可里边衬衫的白领子还露在外边，皮肤细 嫩，脸面发白，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假的。我们兵站工作的同志们经常外 出，市内情况熟悉，身上有枪，胆大心细，有时就故意坐特务拉的人力 车，先说到火车站，到站不下车，再要拉到汽车站，还要他跑快点，否则 就骂他踢他，到站后仍不下车，再要他拉到东大街、西大街，故意跑来跑 去，把特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只好借口上厕所偷偷跑开，连人力车 都不要了。

个别时候，我们失去警惕也犯错误。一次我与邱正才到七贤庄 2号门口的小货摊买东西，付钱之后，他突然问我：“这个月的党费交了没有?”

我立刻向他瞪眼，怎么在这种场合问这个话，他也知道错了，脸色 发红，没再吭气。小货摊的主人是国民党特务，他看到我们比较尴尬，脸上露出得意的阴笑。

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机构，按照规定，工作人员穿制服，配戴军衔， 花名册报给国民党政府登记备案。我们的电台也向国民党政府注册，他们 的无线电管理部门还有权来检查核对。

有一两次，他们打招呼要来检查电 台，弄得我们紧张准备，为防特务破坏，在地下室临时设置了一部小功率 电台，结果他们未来。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我们电台进行侦听，这是斗争常 识，我们心中有数。除了使用密码外，电台联络用的频率、呼号等经常变 换，让他们不易掌握。

特务机关有时分不清哪个信号是我们的电台，便对七贤庄地区突然拉闸停电，我们正在拍发的信号随即中断，电路通了，信号又重新出现，他们就能认准这是办事处的电台。次数多了，我们摸清这 是特务们的诡计，就采取对策，停电之后改用手摇发电机发报，故意不用 市电，让他们无法控制。



八路军办事处使用的电台



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等内容在花名册上都写得清楚，但没有 附上照片，所以国民党特务分不清楚具体的人是谁，见了面也不知道谁干什么工作。

为了针对性地掌握我方人员，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对照名册，认清我们的面孔。每天晚饭后，我们在球场上打球，他们就派一群特务在四 周当观众，趁运动员传球时互相联络，不经意呼叫球友的名字，现场记下来，认出是谁，再查名册，了解他的工作职务，有什么价值。

因为他们经常来，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目的，便加以警惕，打球时尽量不喊名字，但有 时防不胜防，玩得高兴了也会偶尔叫出姓名。好在球场靠近办事处门口， 我们人多势众，特务成群，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次，我们打球时看到周围的特务也年青好玩，对他们既熟悉又讨厌，球队队长(一位副官)便笑着问他们敢不敢和我们来场比赛。他们也是有组织的，身份心照不宣，便马上答应，脱去外衣，和我们热热闹闹地赛了一场篮球。事后，虽然我们赢了，办事处领导还是把领头比赛的副官，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责备他违反组织纪律。

抗日战争年代，日本飞机时常对我方城市进行轰炸，防空成为人们的 生活常识。附近的防空洞设在西安城墙的下边，一有防空警报，我们除留少数人员值班外，大家迅速从后门出去到防空洞暂避。

办事处防空洞是单独的一间，有两个出入口，可是防空洞的左邻右舍都是国民党政府故意安排的特殊部门。

防空警报分三种信号：普通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 听到警报声，我们进入防空洞，紧急警报响了，只在洞内不能出来，直到解除警报响了，大家出洞回家。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国民党特务部门利用防空的机会也在对我们进行监视，从中摸清我们的人员情况。好几次，防空的时间特别长，日本飞机也没来，洞内待久了，空气不好，不免 出洞活动休息一下。

这时我们两边防空洞的人员也都出来，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我们的人员观察监视，窃听谈话，看看有哪些新面孔，讲些什么话， 企图弄清这些人的姓名与身份，甚至还向我们这边拍照。我们认清对方的阴谋诡计，便提高警惕，积极防范，大家在洞外休息时不谈工作，尽量背 对着他们。

后来经验多了，看到对方向这边照相，我们也准备了照相机， 立即对准他们拍照。特务最怕被人照相，赶快躲开跑掉，狼狈的样子，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一次，西安的电影院上映进步电影《太行山上》,办事处的同志们 很高兴，组织大家去看。董必武与洗星海、袁牧之等坐小汽车在前边走， 我们二三十人集体步行去电影院。特务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立刻也成群结队地跟在我们后边，显得相当紧张。

直等进了电影院，他们才知道我 们是来看电影。我们坐下后，他们也进来坐在两侧进行监视。电影《太行山上》的作曲者洗星海，也坐在下边看电影，特务们也不认识。我们看这种电影感到亲切，有些特务看得也很有兴趣，无意间也受到了抗日精神的教育。

当时的政治气氛，办事处内外宛若两个世界。

外边是国民党统治，气 氛森严，老百姓不敢随便讲话，物价不断上涨，人们挣钱养家，维持生活 不易，街面上死气沉沉。办事处内部，虽然分工不同，但党员们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官兵平等，作风民主，个人没有什么钱财，但是吃穿不愁， 心情舒畅，显得朝气蓬勃。

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经常在山西太行前线指挥对日作战，有几次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研究工作，路过西安就住在办事处。他喜爱体育运动，晚饭后与我们一同在门外的球场上打篮球，周围站 着许多国民党特务，我们习以为常，总司令也不在乎。

朱老总是我们的长辈，年纪已五十多岁，跑动不如年青人灵活，我们只顾玩得高兴，多赢对方，很少传球给他，老总跑来跑去，照样高高兴兴，满脸笑容，从未生气 埋怨。

一次，我们去得晚了，篮球场已有别人在玩，总司令便和我们到旁 边去打排球，我在前排中间传球，朱老总在前排边上扣球，成功了大家鼓掌助兴。起初特务们不知道这位老人是谁，后来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德总司令，竟然如此朴素，和蔼可亲，与他们长官的气派完全两样，不由 暗暗惊叹，心中敬仰。

和在延安一样，办事处内部也有俱乐部，经常组织大家唱歌、演节 目、出墙报等文化活动。

洗星海、袁牧之两位艺术家，到西安后一直住在办事处，等待机会去苏联。他们合住一间房子，平时事情不多，也不能随便上街。因为离得很近，彼此认识，我有时去他们那里玩，他们也高兴。

当时《黄河大合唱》非常出名，人们热情很高，便请洗星海教大家唱歌。 洗是广东人，作风简朴，工作认真，艺术水平很高，却没有一点艺术家的架子。他把我们八个人(其中两个女同志),分成四个声部，合唱“怒吼 吧!黄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把我们教会。

开晚会时，他又亲自担任合 唱队指挥。我与一位女同志(文化教员)合演歌舞节目，反映抗战年代送 郎参军的故事。袁牧之担任导演，亲自帮我们化装。以前我们在延安演节目，脸面化装很简单，自己涂抹点油彩就完了。

袁牧之是艺术家，水平高、要求严，即便在灯光下化装，他还点了几支蜡烛，在演员面前摆过来摆过去，这边看看那边瞧瞧，直到满意才歇手，让我懂得脸面化装还有这么多学问。演出时，袁牧之现场指导，洗星海吹笛子为我们伴奏。

几十年过去了，两位人民艺术家的神采，依然记在心头，令人敬仰。全国解放后，袁牧之在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中继续奉献力量，而洗星海却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无法返回祖国，最后病逝苏联，令人痛惜。

西安古城有不少风景名胜，什么阿房宫、大雁塔等等，我们从来没有 去过。办事处只组织过一次，让我们到临潼华清池洗温泉，同时参观1936 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旧址，增加一点历史知识。

这是我第一次洗温泉，听说古代杨贵妃也在这里洗过，温泉比较出名，感觉新鲜好奇，其实与在别处洗澡没多大不同，倒是参观“西安事变”旧址时有不少感想。

蒋介石住过的房间保存很好，他当时躲藏的山洞旁边，专门修建了一个漂亮的亭子，周边立了许多石碑，地面摆不开了，就将山上的石坡，甚至把悬崖绝壁削平，刻上许多国民党要员的亲笔题词，有的白底红字，做得非常醒目，周围刻得满满当当，工程规模不小。题词内容全是吹嘘蒋介石如何“处变不惊”,表现出“浩然正气”的“英雄”形象，十分肉麻。

我们原先就知道西安事变的大体情况，事变过程中，蒋介石不仅政治上被动， 也不是那么沉着勇敢，偷跑到一个小山洞里躲藏，最后被人抓了出来。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将军亲自送他飞回南京，他只顾个人尊严，不惜背信弃义，把张学良交军法审判，终身监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憾事。

这些真实的历史情景，他们一点不提。我们看后，对于国民党官场上这些阿谀奉承的丑陋表演，心中觉得可笑。

全国解放后，原来的这些石碑全被清除， 亭子重修后改名为“捉蒋亭”,但一般游客并不了解，此地曾经有过这样 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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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4 外出买电台干电池竟迷路回不到办事处

大肥肥文史

2024-11-707:11广东

作者：李力



西安市的道路，特别是几条大街，并不复杂。我们平常很少出去，偶 尔上街也是集体行动，跟随别人往返，不留意道路情况。

1940年夏季之 后，社会上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国民党警察宪兵活动增多，特务抓人时有传闻。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上街办事，路过西安市“集中营”的门口，看到 高墙上架着铁丝网，上面亮着灯泡，显示白天还通着电，大门紧闭，持枪 的卫兵虎视眈眈，给过往行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面对如此形势，我们 尽量避免外出。

有天也是凑巧，电台用的大号干电池没电了，领导便安排我与赵永清 上街采购。我们下午两点多出发，心想个把钟头就能回来，不会有什么困 难。上街走了一阵，我以为他认识路，他以为我认识路，结果两个人都不 认识路，跑来跑去，连方向都摸不清楚。只知道办事处在七贤庄，可是在 哪条街?怎么走?弄不明白。

马路中间有警察站岗，我们怕暴露身份，不 敢去向他问路。那时西安没有公共汽车，坐人力车回来身上没钱，向人力 车夫问路，他赚不到钱乱指一下，弄得我们更加糊涂。这样在街上东转西 转，好长时间回不了家。

偏偏这段时间，街上宪兵查得很紧，十字路口的 四个角上各站一个宪兵，监视过往人员。沿着马路两侧还各有一队宪兵并 排搜索前进，看看有无可疑分子。

焦急之中，我们互相检查一下服装，结 果出来时大意了。我穿着整齐的军装，胸章上单位、姓名、职务、军衔都 很清楚。他穿的是便衣，八路军办事处的证章别在里面的裤腰上，外边看 不见，更未想到他脚上还穿了自己编织的布草鞋，出门时也没换。如果让 国民党宪兵碰上，一定惹人注目，制造麻烦。

无奈之下，我们看到宪兵们 迎面走来，便赶紧拐进路边的商店里，背对街道，假装买东西，指这指 那，胡乱砍价，偷看宪兵走过去了，我们再出来继续找路回家。

直到天快 黑的时候，在几个老百姓的指点下，我们找到“革命公园”附近，才认出 了回办事处的道路。这时办事处同志也很紧张，门口停放着十几辆自行 车，警卫班战士与一些干部正准备骑车上街寻找我们，见到我俩平安回 来，大家才松了口气。

我们回来汇报了情况，领导看到我们疲惫不堪，回 来了也心中高兴，没有再严厉批评。但从个人来说，这次粗心大意造成的 迷路事件，教训深刻难忘。



父亲李克农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办公室

西安市国民党的特务虽多，但本事不大，许多人混饭为生，并非死心踏地。相比之下，我们党在西安的隐蔽斗争，却表现突出，仅就我看到的 一点表面现象，就印象很深，心中敬佩。

例如，我们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 吴德峰，那时在西安市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当官”,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 可他神态安逸，身后还跟着一位穿便衣的警卫。

罗青长那时也在西安国民 党三青团担任要职，有次看到他来办事处商谈工作。平时到办事处来往的 客人很多，身份不同，有的公开，有的保密，他们进出时都警惕“尾巴” 跟踪，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所以门口监视的特务，也弄不清楚客人们的真 实身份。

办事处有一辆小汽车，车库在一号院门边，个别特殊的客人来办 事处，就由司机开车到约定地点接头，拉上汽车窗帘，从外边直接开进办 事处车库，关好外边大门，客人再从车库的小门进来，门外特务根本看不 见人。

经常来办事处的地下交通员小陶，机智勇敢，一次他在街上看到警 察欺侮人力车夫，跑过去打抱不平，与警察争吵，引得群众围观，许多人 鼓掌称赞他的勇气，警察狼狈不堪。事后他到办事处讲起此事，又兴奋、 又生气，我们赞扬他的精神，也很高兴，可是办事处领导得知此事却批评 他犯了错误，自己身上揣着机要电报，万一出事，泄露党的机密，岂非因小失大。

另一件事也记忆犹新。

有天下午四五点钟，办事处门口突然跑进来 一位年青人，后边有个中年人紧追着进来抓他，被办事处的门卫挡住 了。追的人又吵又闹，不肯罢休。

原来他是国民党集中营的看守，跑进 来的是他管押的犯人。由于看守财迷心窍，听犯人说在西安有位亲戚， 非常有钱，只要能找到，就可以取得许多钱，并分给他一半。

为了减少 看守的顾虑，犯人主动提出由看守陪他一块去找，以防自己跑掉。看守 想要发财，便帮助犯人请假外出，并与他一同上街。这位“犯人”在西 安工作过，情况比较熟悉，领着看守绕了一些地方，最后来到七贤庄， 眼见八路军办事处就在前面，突然甩开看守，自己冲进办事处。

我们门 卫也有斗争经验，一面放前边跑的人进来，交给其他干部接待处理。一 面挡住追来的看守，假说刚才并没看见有人跑进办事处。双方吵吵嚷 嚷，办事处了解情况后，又出来一批人，帮着门卫说话，都说没看到有 人跑进办事处。

看守自己理亏，又没有合法手续，无权进来搜查，最后 蹲在地上边哭边喊，说自己无法交代，回去死路一条。天黑以后，见无人理睬，他才勉强走开。

我们看到跑回来的这位同志，脸色苍白，身上 浮肿，可以想象他在集中营里受到的迫害与虐待，都为他的机智逃脱感 到庆幸。为了避免国民党寻找借口、制造麻烦，办事处领导很快将这位 同志转移到其他地方，进一步妥善安置。办事处内没有这个人了，即使 国民党派兵搜查，我们也不怕。

转眼到了1941年，长期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发展停滞，通 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不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通过精心策划，又一次掀起新的反共高潮。

1月 中旬，他们组织大批军队，武力围歼正在转移中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 队，战斗中叶挺军长等多人被俘，上千名指战员死伤，成为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同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公开宣布英勇抗日的新四军为 “叛军”,撤销其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立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延安召开大会，愤怒谴责国民党蒋介 石的反动罪行，要求严惩肇事罪犯，并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任命陈 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抗日，坚持斗争。

一时间 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乌云密布，政治气氛非常严峻，西安市的反共气焰 更加猖獗。国民党政府通知八路军办事处，限定保留少量人员，多余部 分必须撤退，否则人身安全不予保证。我们内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为了避免损失，各地办事机构，根据情况，决定有的撤回，有的减员。

这时候，新的元旦刚过，春节将临，可是大家没有欢乐心情，而是镇 定自若、紧张有序地进行应变活动。同志们纷纷表态：完全拥护党中央的 决定，在严酷形势面前，个人服从组织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去哪 里就去哪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斗争，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 节。

那些天，只见许多同志手里拿着早就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的证件与证 章，换上符合证件上身份的衣服，有的是中山装、有的是长袍礼帽，有的 像学生，有的像职员，有的像家庭妇女，等到夜深人静，先由别人到门外 去引开特务，探明情况，然后化好装的同志迅速离去，或者就近转入地 下，或者转移去外地继续革命。

短短几天，办事处人员减少许多，显得有 点空旷。疏散的人员陆续离开后，剩下的同志一部分留守坚持工作，大部 分随办事处领导撤回延安。我们电台按照上级规定，确定林英才、赵永清 两位老红军留办事处工作，邱正才与我两个人，随办事处领导与大队人员 撤回延安。

我们离开西安时，正是严冬季节。两台卡车，几十个人，由办事处李 华副处长与唐彬领队，对外名义是护送国民参政员董必武的夫人与孩子回 延安。

出发前，公家有些国民党区域发行的纸币(当时称为法币),数量 不少，怕被国民党检查没收，就让我们每个人分一小捆，装在身上，外边 是厚厚的棉衣棉裤，比较隐蔽。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带孩子坐在驾驶舱内， 我们坐在卡车上边，大家挤成一团，倒也不冷。

一路上，开始比较顺利，车队到达中部县城(今为黄陵),却遇到了麻烦。

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围住，先让大家下车，在街上由当兵的把每个人 身上搜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武器。没有发现问题，却硬不让走。我们责 问扣留的道理，他们无法解释，就说这是执行上边的命令。然后把我们领 到一个院子里住下，前后门派了哨兵站岗，街上也布置了许多士兵进行监 视。

第二天经过交涉，他们还是不放，我们也没办法。为了预防万一，这 天下午办事处领导唐彬，在过道里摆了一张桌子，他坐在后边，桌前放一 方凳，装扮成审问犯人的模样，分别叫办事处的人员去谈话。

邱正才谈话 后立即告诉我，唐彬问了他的姓名、职务、年龄，还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员?他答复当然是党员，而且感觉奇怪，大家相处这么久，领导明明知道 自己是党员，为什么还要问!

我听了他的介绍，意识到这是领导结合眼前 情况对我们的应变能力进行考验，所以轮到“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 时，我就假说不是，唐彬点头微笑，表示满意。

第三天早晨，我们刚起床，国民党军队的管理人员突然通知马上放 行，并要我们立即出发。这个消息让我们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但是 放行了，终究高兴。大家赶快收拾好东西，互相帮助，登车上路。

途中我 们才听说，原来我们被扣留的事，延安、重庆很快知道了，周恩来副主席 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马上放行，并表示他将亲自乘车赶到现 场进行调查，揭露真相。国民党当局本来没有理由，害怕事态扩大，陷于 被动，就赶紧通知下边把我们放了。知道后，同志们对党中央与周副主席 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那时候，西安至延安只是简单的土路，晴天汽车走过去扬起一片黄 土，雨天泥泞更加难行，还要翻越几座山，一般三天才能到达。我们车队 放行后，避免路上再有麻烦，便抓紧时间争取一直开到延安。

天色黑了， 车队进入邻近陕甘宁边区的洛川县，在边境地带只见国民党军队三步一 岗、五步一哨，口令声几乎不断，三五成群的士兵站在路边上，还架着机 关枪，摆开打仗的架式。我们车队业已获准放行，他们没有理由再找新的 麻烦，除了走走停停，耽搁时间外，通行尚属顺当。

不一会，进入陕甘宁边区地界，周围黑呼呼的，比较安静，偶尔听到一声战士发出的口令，却 看不到人影，说明战士们注意隐蔽，对比之下，让人感到八路军战士的素 质比国民党军队要高，由衷地觉得高兴。

又走了不久，到达边防部队的一 个单位，指战员们见到我们平安归来，热烈欢迎，我们见到自己的同志， 像回家遇见亲人一样，心情激动，止不住欢蹦乱跳。在这里我们把身上分 藏的法币掏出来交给组织，每人一捆，不知多少，反正没人贪财，也无须 点数。安心休息了一晚，第二天胜利回到期盼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没过多久，父母亲与二姐李冰、三弟李伦也从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撤回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热情接待，安排他们住在 招待所。我与李宁、李治赶去看望，全家人欢欢喜喜。这是父母亲1917 年结婚以来我们家的第一次聚合，机会难得，便用父亲的照相机拍了一张 全家福作为纪念。

因为父亲李克农一向从事情报工作，国民党特务机关对 他高度警觉，路过四川重庆时，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重庆，老对手相 逢，冤家路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担心父亲的安全，现在见他顺利 抵达延安，便请父母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吃饭表示欢迎。我与大姐、大哥已 在延安工作，电话联系不便，住地相距几十里，事前没接通知，所以未能 参加。

吃饭时，毛泽东笑着告诉二姐与三弟：“你爸爸是个大特务!”,把 他们吓了一跳。

接着毛泽东又说：“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姐弟俩高兴得笑 了。

随后一个星期天中午，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在市内一个小饭馆，提前约 会请我们全家吃饭，我们都去了。他们两位老战友边吃边谈，十分高兴， 有些内容我们听不大懂，看到这种热情亲切的场景，也受到了一次革命传 统的教育。

再过些时光，国民党地区越来越难生存，祖父母、外祖母等陆 续到达延安，大家庭欢聚一堂，又增加了许多喜悦的气氛。

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间将近一年，日常接触面小，体会并 不深刻。但社会是大课堂，实践也是学习，亲身体验中也增多了一些知识 与印象。

首先，西安的社会环境与办事处的工作实践，使我对统一战线的方针

政策与斗争策略，增加了感性认识。抗日战争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又联 合又斗争，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提出许多正确主张，做到有 理、有利、有节，不但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也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 响，取得爱国民主人士与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各地办事处宛如在国民党 统治区矗立起一座座闪亮的灯塔，展示着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宣传党的 政策主张，使人们在迷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其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至理名言。抗日战争年代，国民 党许多方面比共产党占优势，它主持国民政府，握有外交大权，军队多， 地域广，经济富，控制着文化宣传工具。中国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战前夕 国民党政府认可的陕甘宁边区外，经过艰苦斗争，又在敌人后方分散建立 了一些抗日根据地，无论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人口、经济条件，都 无法和国民党地区相提并论。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优 良的革命作风，又有毛泽东这样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军民团结，官兵一 致，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发展壮大，逐渐显露出中流砥柱的重要作 用。即便国民党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大肆反共，也无法阻挡时代潮流的 胜利前进。

再次，适应复杂的斗争情况，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并取 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公开的斗争，也注意隐蔽的斗争。国民党组 织特务对我们监控破坏，我们党也有不少无名英雄，深入敌人内部取得情 报，进行工作，做到知己知彼，赢得主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西安工 作出色，甚至胡宗南的身边都有共产党员在秘密活动。解放战争年代，业 绩更为突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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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5 裴庄集中台让延安开始有了电灯

大肥肥文史

2024-11-707:25广东

作者：李力

重回延安

1941年春，重回延安，1947年春，我再离开延安，六年时光，形势 发展，国家变化很大，延安经历不少事情，变化更大。实践让我受到教育，似乎变得成熟一些。

大的方面，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共产国际解散，国共两党磨擦加剧，新的内战难以遏制。业务方面，如军事通 信建设、延安广播电台成立。

社会生活方面如，军民大生产、民主建设。 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教益甚多，影响深远。就个人来说，这几年从单身到结婚，当上了父亲，跨越了人生的新阶段。因为事情较多，时间交错， 分别叙述，也许清楚一些。

军委三局

从西安回延安，像回到自己的家，感觉非常亲切。我先被分配到枣园 后沟中央社会部的电台工作，大家习惯性地称作“党台”。主要联络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有的是隐蔽在敌人内部的情报战士，环境恶劣，设备也差，无线电通信比较困难。台长荆振昌是红军干部，十几个报务员，都能克服困难，积极完成任务。

不久，我们组成一部电台，从枣园后沟搬到附近的莫家湾村，这里靠近大路，较为开阔，电台功率大，配备了汽油发电机。台长麻福方是老红军，后来换为邓国军也是老红军，报务员除我之外，还有林泽敏(女),徐珠(广东人)。

枣园机关托儿所也在莫家湾，与我们互为邻居。那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饭菜用的油少，吃着不香，电台的汽油发电机没有润滑油，便用猪油代替， 我们有时嘴巴馋了，到机房偷偷抹点猪油吃，也觉开心。

形势发展很快，延安的通信任务日 益增加，军委直属电台从几部扩充到十几部，仍然不敷需要。我们没有自己的营房，都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子， 一个村庄摆两部电台，互相干扰，只能隔开距离，每村一部，延安西郊的杏子川，沿 河几十里路，几乎各个村庄都设了一部电台，每个电台一个分队，从一分队排 到二十几分队。

各个分队皆是独立单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业务人员、保 障人员，缺一不可，通常十几个人。遇 到刮风下雨，山洪暴发，通信员没法徒步送电报，负责译电的机要局住在城里，我们就用电话与译电员口传电报，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

每部电台配一 个小闹钟，如果停摆或走时不准，个人没有手表，就习惯性地打电话问王诤局长：“王头，几点钟了?”

王局长不怕麻烦，耐心告诉时间，报务员赶 快校正闹钟。形势迅速发展，这种工作方式显然难以适应。



延安时期的李力

电台不是一般商品，买卖受到严格管制，所以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党 中央都努力自己制造电台，保障必要的通信联络，成为优良传统。

延安年 代，军委三局的材料厂集中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规模扩大，又利用统一战 线的大环境，通过多种关系，从国民党地区购进一些自己无法制造的元器件与电子管，不但成批生产普通电台，供应党政军各部门、各地区，而且 也能研究制造一些功率较大、性能较好的收发信设备。

延安地区没有市 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点蜡烛或煤油灯照明办公，我们是基层单位，晚间 值班，宿舍照明，找不到蜡烛，也没有煤油灯，就用个破碗，放些菜油或 杂油，搓根棉花捻子点燃照明，第二天早晨鼻孔里尽是黑灰。

经过努力，军委三局搞到了几台汽油发电机。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 长和几位技术干部研究后，决定在裴庄设立集中台，把十几部电台的收信 机集中一起，架了几付天线，叫收信台。

又在阎店子村口盖了一座房子， 里面摆放功率不同的多部发信机，利用周边空地架设发射天线，叫发信 台。两台之间架设几排电线，叫遥控线。

报务员在收信台值班，通过遥控 线操纵发信台的机器拍发信号，通信联络情况大为改善。

为了适应形势， 集中台内部分工，军委三局还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台，抄收各地的新闻信 息，也用明码向国内外发送延安的新闻电稿。局领导亲自动手，与战士们 一起抬电杆，拉电线，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完成任务。



军委三局在延安时的北礼堂旧址

集中台正式成立，改变了旧的工作方法，迎来了新的局面，后来统称为通信总台。

不久，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军委三局与新华社等共同努力，王诤、王子纲、李强、汪名震等亲自动手，利用500瓦发信机，又在好坪沟村建成了“延安广播电台”,呼号为 “XNCR” 。

X 是国际电联规定的 中国广播电台的第一代码，NCR是 “NEWCHINARADIO”,新中国无线电台的简称。

延安第一次用口语对外宣传报道，各地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进一 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这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党中央高度重视， 群众非常兴奋，杨尚昆、廖承志、李克农等领导曾专程到广播电台参观，并与王诤局长在电台的窑洞门前合影留念。

根据当时情况，延安广播电台编为 军委三局所属电台的第九分队，台长付英豪是工程技术人员，政委周皖白是老红军。除了播音员选调、新闻内容等事项由党中央宣传部门与新华社主管外，其他工作均归军委三局直接领导。我们与工作人员熟识，去看看玩玩也没什么限制。

裴庄集中台开始有了电灯，离我们住宿的窑洞距离很近，也沾光用上了电灯，这在延安地区可是第一家，给同志们带来喜悦。枣园离裴庄五六里路，我们点电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点油灯，王诤局长非常热心， 又利用条件，帮助枣园机关也装上了电灯。

因为事业发展，影响扩大，集体活动增多，军委三局自己动手，在阎 店子村后沟修建了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局机关有位同志李荫仓曾在大学读过建筑专业，外号“马克思”,他负责设计，指导施工，其他部门有的找材料，有的挖土方，有的学木工，材料厂也发挥作用，化了半年多时间，礼堂顺利建成。此后，开大会、听报告、演节目、搞比赛等活动，不怕刮风下雨，皆有固定场所。

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从国民党地区回延安，经常利用他们的公开身份，避开国民党军警盘查，在汽车上悄悄带些电信器材送到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乘机会请他们给同志们讲话，他们就在礼堂给我们作报告。看到这种成果，大家更觉得延安精神光彩照人。

1941年初春，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及李冰、李伦等从广西桂林撤回 延安，李宁、李治、李力等前往看望，全家人第一次欢聚合影

1941年夏初，中央社会部在枣园的电台合并到军委三局集中台，人员 也聚集裴庄开始新的生活。过去电台分散，浪费很多人力，效能低下，报务员们虽是同学，互相认识，却无法见面，现在大家住在一起，人多热闹，生活互帮互助，学习也有进步，条件改善许多，成天欢声笑语，显得朝气蓬勃。郭芃比我先到集中台，她是领班职务，我是报务员，工作中一 度受她指导。

日子过了不久，领导又派我到通信学校学习。学校位于川口镇，不但 培养报务人员，还适应形式发展，准备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校名改为“电讯工程专门学校”。校舍不足，便在川口镇的河对岸挖了一片窑洞，修建了食堂与试验室，校容焕然一新。

全校日常工作由教务长程明陛主持，刘洪涛任政治委员。我先到二队学习，培养目标是工程技术人员，也叫机务人员，学员全是高中文化程度。我只读过初中，除了英语凑合外，数学、 物理、化学等感到生疏，自己也不感兴趣。领导发觉后，便把我从二队调到教务处当教员，继续老本行教收发电报。

教务处长孟贵民是知识分子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邮电学院院 长，为人挺好。教员有十几位，除我与一位老红军外，多是大专水平。教员们每人一孔窑洞，挨得很近，早晚碰面，团结合作，和谐友好。

陕北老百姓住的窑洞通常有个大炕，全家人皆在炕上休息，炕的一头是灶，另一头连接烟筒，烧火做饭时烟火流通，就把土炕也烧暖和了，冬暖夏凉，设计挺好。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既没有炕，也烧不起，睡的是用木板与树丫、木棍支架的床，冬天取暖在地面挖个坑，里面烧木炭。因此，每年入 冬之前，我们都要带上斧头、锯子到深山里去砍伐树木，背回来粗大的烧木炭，零星树枝留给伙房当柴草。

由于年年伐树，附近的树木砍光了，就越走越远，扛着几十甚至上百斤的木头，来回一次几十里，早出晚归，一路说说笑笑，流汗不少，习以为常，也不觉苦。

其实，延安地区油气、煤 炭资源不缺，延长县有些地面漂浮着油花，人们知道地下有油，但没有开 采的技术与设备，使用不上。由于大片开荒种地，供应军民粮食，连年砍树挖草，给自然环境造成不少破坏。

不久，学校办了一个抗属班，全是女学员，有些是红军领导干部的家 属，有的本人就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因为文化程度低，希望学点技术好做工作。

课堂在一个山坡上，每次上课爬上爬下，花费不少时间。她们年纪比我大，见面叫我“小教员”,课堂教学时都很认真，下课了她们把我当小朋友逗着玩，我也喜欢玩，一路打打闹闹都觉开心，有时她们还给我点东西吃。

战局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判断，抗战初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捷，国民党军队也在台儿庄大胜。后来八路军转战敌后，夜袭阳明堡炸毁日军十多架飞机，中国人高兴，日本人震惊。随之，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更加活跃，破铁路，炸碉堡，拔据点，杀敌人，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声势越来越大。虽然敌后游击战也有不少困难，但是战士们高唱：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斗志昂扬，信心十足。

日本帝国主义兵力不足，局势被动，便将有些被俘或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编成伪军，充当帮凶。八路军做瓦解工作，又使不少伪军起义，回归抗日阵线。

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统治，在占 领区建立伪政权，八路军就组织群众与之对抗，或者把它变为“两面政权”,表面为敌人做事，实际为我军服务，弄得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

1940年以后，敌后战场越发活跃，效果显赫，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松正面战场的进攻，集聚兵力巩固后方，在敌占区开展大扫荡。日本鬼子实行 “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一度给根据地的群众造成巨大伤害。 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群策群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不但一次次粉碎敌人扫荡，而且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壮大。

通过亲身体会，我们懂得，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一直有两个战场，共产 党领导的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战场，两者的指导思想、战略战术、管理方法、作战效果鲜明不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已经成为抵抗日军的主要力量，形势越来越好，日益巩固，不断扩大，一定会迎来更大的胜利。

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打着抗日旗号，调派各地杂牌军队抵挡日军侵略，让他们两败俱伤，自己保存实力，从中得 利。

抗战开始不久，我在安徽芜湖中山路，亲眼看到从远处调来参战的四川军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躺在马路边上休息，没人关心，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特殊的是每人有两杆枪，肩上一支步枪，腰间插一支烟枪， 躺在马路边上就掏出烟枪吸鸦片。这种状态，怎能抵挡凶恶残暴的日本侵略军?老百姓看到这种状况非常担忧。

抗战过程中，起初国民党政府按照 规定还给八路军一些经费物资补助，我门在抗大学习每人发套制服，每月一元津贴，虽然很少，大家聚到小饭馆吃顿肉食也不错。后来国民党撕毁协定，坚持反共，不但停止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补助，还实行严密封锁， 禁止物资进入边区，想把共产党困死。

国民党政府封锁给我们造成不少困难，加重了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个 别农村妇女不了解情况，因生活困难，甚至引起对共产党与毛主席的不满。毛泽东与党中央冷静分析形势，陕甘宁边区共计十几个县，一百多万人口，而且土地贫瘠，物产不多，老百姓生活比较困难，而我们驻在这里吃公粮的大约十多万人，主要是机关院校，老百姓负担过重，应该研究新的办法，既要粉碎敌人封锁保障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负担，于是决定延安地区带头，接着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发动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毛泽东为首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努力完成规定的生产任 务。一时间热气腾腾，大家上山开荒种地，由于缺水，只能种小米、高粱、荞麦，少许平地种些麦子，解决吃饭问题。

王震将军率领359旅到南 泥湾地区开荒生产，成就显赫，使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除了上山开荒，大家又在门前挖地种菜，大白菜、萝卜、西红柿等种类不少，不 但供应夏天，还挖地窖做好菜蔬的冬藏。

为了解决穿衣问题，我们又种棉 花，收获后，学会纺线，每人一架纺线车，完成规定的任务。连周恩来、 邓颖超夫妇在重庆做统一战线工作，回到延安，也学习开荒种地，手摇车子纺线。大家线纺好了，组织简单的手工织布，又使边区军民穿衣有了着落。

359旅在南泥湾大批养羊，学会用羊毛纺成绒线，因数量有限，少数 干部还穿上了呢料军装。除了单位组织的养猪、养鸡外，小单位与个人也在门前养鸡养兔，改善生活。

有的同志兴趣很高，自己找个旧枪或做个小炸药包，去山沟里打野鸡，炸狼，炸狐狸，打到了野鸡大家吃，狼皮做褥子，狐皮做衣服或围脖。这些事，我也去干过，虽没收获，也是锻炼，照样开心。

经过生产运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封锁带来的许多困难，改善了边区军民的生活条件，使延安的各项经济建设与文化活动朝气洋溢，团结 更加紧密。由于大生产搞得好，我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国民党统治区与日 伪占领区还好一些。

延安市举办过一次生产成果展览会，各单位都送东西去参加展览，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后感到高兴，满脸笑容，我们跑几十里路去参观，见到展品中有自己的生产成果也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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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6 我们异想天开想从川口镇滑冰到延安去

大肥肥文史

2024-11-707:46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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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听过

作者：李力

新婚

1941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1941年12月7日，日 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引发了德意日法西斯为一方，美英苏法中为另一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性质发生变化，受到各国重视。中国政府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 五个重要国家之一，地位提高。

新形势下，延安作为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好评，交往日趋活跃，中央专门设立了交际处，办理这项业 务。军委三局曾接待英国朋友林迈可等专业人员。不久，美国军方为了共 同对敌的需要，突破蒋介石反动派的阻挠，决定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 直接与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进行联系，组长是包瑞德上校。

两军交往离不开通信联络，除了上层联系外，军委三局担当了许多工 作。包瑞德上校与观察组的人员不止一次到阎店子村访问，并与王诤局长 等研究工作。美军观察组向我们提供了不少通信装备，阎店子的几个房间 堆满了，同时开办训练班，帮助我们熟悉与使用这些机器。

我也去听过 课，觉得美军技术水平确实比我们高，无线电台不但收发电报而且能通电 话，机型种类也比我们多，功率大的上千瓦，小的无线电台叫步谈机，可 供步兵班与战士使用，我军还没有。电路设计与机器结构也复杂坚固，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

接触次数多了，人们相互认识，但语言不通，叫不出姓 名，只能点头笑笑。有次我从阎店子回川口镇，遇见一个开吉普车的美国 兵，正在路边休息。他向我含笑招手，示意让我坐车一块走。我也向他笑 笑致谢，继续走路，没敢坐他的车。因为我们内部有规定，与美军交往只 办公事，没有私人关系，而且美军援华以来，在国民党地区纪律松弛，曾 发生强奸中国妇女的恶性案件，名声不佳，我们更要谨慎。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展，美军观察组越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奋斗，成就显赫，深受人民群众 的爱戴与拥护。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一败再败，退到西南地带，根本看不到 反攻得胜的希望。尽管美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援蒋反共，但接触战场实际 却很难贯彻执行。

那时，美国空军要与日军飞机作战，主要战场在华北、 东北、华中地带的上空。空军作战离不开地面气象保障，这些地方没有国 民党军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游击队。为此，通过协商，由 美军提供通信装备，我们抽调人员，在延安市内办了一期气象通信训练 班，培训二十多名报务员，军委三局的张乃召学过气象专业，便去组织这 项训练。学员结业后携带电台深入敌后，配合美国空军对敌作战，提供地面气象保障，受到好评。

新中国成立时，张乃召曾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 美军提供的军事通信装备数量较多，不但帮助我军克服了眼前困难，直到 解放战争年代都起了积极作用。

延安物质条件虽差，但人们吃穿不愁，作风民主，心情愉快，随着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各项事业蓬蓬勃勃，群众生活日益改善，文化活 动越发活跃。我们扭秧歌，踩高跷，逢年过节互相拜年。

有次春节，我们 电台组成秧歌队，踩着一米多高的高跷，走了好几里路，还上坡下坡，到 枣园向领导机关拜年。在父亲办公院内，我们边扭边唱：“正月里来是新 春，家家户户挂红灯，扭着秧歌来拜年，抗战胜利齐欢欣”,我是领队， 化装为女的，领唱一句，大家齐唱一句，父亲李克农和正在房内谈话的林 彪站在门口看了我们的表演。

继鲁迅艺术学院演出“兄妹开荒”,“夫妻识 字”等秧歌剧之后，我们也学会了表演，还自己编创一些小节目在附近单 位巡回演出。中央社会部办了“枣园文工团”,集中一批文艺人才，编演 秧歌剧“动员起来”,宣传农业合作生产，思想性强，演艺高超，群众看 了普遍欢迎，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当场表示让他们“到处演”。

后来枣园 文工团，克服许多困难，又在延安率先演出苏联创作的多幕话剧“前线”, 通过几位典型人物，启迪我们现代战争复杂多变，军事指挥员必须头脑清 醒，虚心学习，适应形势变化，才能掌握主动，赢得胜利。

剧中的军队司 令戈尔洛夫将军是老干部，有作战经验，但文化水平低，自高自大，摆老 资格，不爱学习，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常打败仗。下属有位军长欧格 涅夫，勤于钻研，有勇有谋，指挥科学，常打胜仗。

两人相比，本来是非 分明，可是统帅机关有些人唯上是从，不讲是非，特别是有位新闻记者名 叫客里空，更加歪门邪道，为讨得司令欢喜，不惜弄虚作假，胡吹乱捧， 大家看了印象深刻。

最后，通过实践考验，上级把司令撤换，改由军长统 一指挥，局势改观，赢来新的胜利。我们走几十里路去看“前线”话剧， 接受教育，看一场戏等于上了一堂课，回来后议论纷纷，常常开玩笑，说 “你像是戈尔洛夫!”,“他是客里空!”,警觉自己要虚怀若谷，努力学习，千万不要去当那样的反面教员。

延安的革命精神教育人，生活环境感染人，勤劳朴实，催人奋进，不 但我们觉得愉快，祖父到延安生活一段时间，也有许多好感。

老人给安徽芜湖亲戚管云鹏写信，介绍了我们家中人员在延安的情况，说起日寇侵害，炮火轰炸，国破家亡，思之痛心!同时表示：“在延安的人粗衣足食， 自食其力，优游生活。平等自由”。一旦日寇驱逐出去，中国和平团结统 一，他与家人回芜湖的时间，当在不远。

祖父写信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 道，几十年过去，改革开放之后，管云鹏表兄把这些珍藏多年的原信，转送给我保存，阅读之后，我对祖父的思想境界由衷敬佩。

1944年，祖父李哲卿与孙女李宁(右)、李冰(左)及孙子李力，在延 安枣园李克农居住的窑洞门前合影(李克农拍摄)

父母亲回延安后，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思想教育与严格要求。父亲常 说：我们是父子，也是同志，党组织就是我们的家，你们要听党的话，遇 事向组织报告，不要指靠家庭，而且言传身教，给我们写信都以同志称 呼。

母亲赵瑛在延安，有次对我们说：大家常讲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 民翻身得解放，其实我们家如果没有共产党，不到延安来，全家老小还在 芜湖，家乡被日本占领，大人失业，没有经济来源，如何养活?依靠借 贷，又能维持多久，最后只能流落街头。这些肺腑之言，让我牢记在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们一家现在幸福的 生活。

军委三局机关有时在裴庄，有时在阎店子，村里老百姓较多，山坡狭 窄，难以展开体育活动。我们通信学校便在川口对岸找块空地，自己动手 修建了一个简单的篮球场，大家打球的劲头很足，有的比赛，有的助兴。

杏子川的小河水浅，夏日无法游泳，冬天河水结冰，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 的体育活动，就是滑冰。没有冰鞋自己做，找块木板，锯成鞋底，下边装 一根磨光的铁片，四边用绳子绑在腿上。开始在附近的冰面上学习滑，跌 倒爬起，再跌再爬，后来不但会滑，有的还会表演一些有难度的动作。

川口镇离市区约三十里，杏子川小河与延河相连，我们异想天开，何不穿着 冰鞋，滑冰到延安去，既快又省力。几个人穿好冰鞋，从川口镇出发，开 始河道宽敞平坦，大家滑得高兴，很快就遇见麻烦，不仅拐弯多，有的地 段冰层很薄，甚至流水在淌，没法滑冰，只好脱了冰鞋走过去穿鞋再滑， 一次次又穿又脱，耽搁很多时间，还未滑到枣园附近，大家又累又烦，气 得把冰鞋扔在河边，徒步走进城里。尽管如此，大家照样开心。

此后，学校人少，搬到阎店子村，三局机关迁往裴庄，通信总台搬到 川口镇，我也回到总台工作，住在川口。报务员们都很年青，有的刚结 婚，多数是单身，住的窑洞一间挨一间，平常凑在一块，说笑打闹，都很 高兴。

我们窑洞顶上有一片枣树林，是附近老百姓的，大家自觉遵守纪 律，从不到树上摘枣子吃，即便掉在地上也不随便拣。等到收获季节，我们向老百姓买枣，开初论斤计量，后来与老百姓商量，干脆买树，有的买 一棵，有的买两棵，付钱后，自己去树上打枣，打多少算多少，既享受丰 收的快乐，收回来晒干够吃一个冬天。

我们的简易厕所设在窑洞顶上，每次去都要爬几米高的陡坡，而且没 有台阶，白天好办，晚间上下比较困难，遇到野狼就更麻烦。有些同志图 省事，反正夜间大家都在睡觉，就在院子里方便一下。

次数多了，这也成 为同志们生活中的一个笑料，早晨起床，大家在院子里洗漱，男同志说你 们女同志胆小，夜间随地小便；女同志不服气，说你们男同志偷懒，夜里 不去厕所，在院子里到处尿尿!越说越来劲，男方说你们女同志小便，蹲 在地上，尿的声音是哗哗的。女方不示弱，说你们男同志站着尿声音更 大，我们都听见了。些许小事，逗得哄堂大笑，反映了集体生活的乐趣。

那时候，延安男同志多、女同志少，结婚找对象比较困难，同时也没 有进行晚婚晚育的教育，男女年满十八岁，双方同意，共同打报告，所在 单位领导批准就可结婚，不用到民政部门登记，也没有结婚证书。

按照旧的观念，祖父母、外祖母都希望我们早些结婚，实现四代同堂，享受天伦 之乐。1944年大姐李宁与李启明结婚，接着大哥李治与马锦帆，按照从小 在芜湖时两家订好的婚约，也办了结婚大事。外祖母多年前就亲自动手为 我做了一对绣花枕套，准备我18岁时结婚，一直带在身边，更希望我早 日成家。

延安集体生活中，同志之间自然产生友好情谊，看见有的同志结 为终身伴侣，生活幸福，我也想找个好的女同志结婚成家。起初，我在莫家湾电台工作，遇见枣园托儿所的一位姓陈的文化教员，年纪比我大，但体弱多病，很少出门，我同情地去看她，次数多了，产生感情，但对她的 家庭情况与个人历史并不了解，也未谈起婚姻大事。

据传说，还有好几位 男同志在追求她，情况不了解。这件事父母亲知道后坚决反对，父亲把我臭骂一顿，表示如果我同她好，就与我脱离父子关系。局面僵硬，她知道后就劝我减少来往，我弄不清楚原委，只好控制自己。没过多久，我们电台搬到裴庄，听说这位文化教员病故了。

军委三局女同志较多，郭芃长相漂亮，聪明能干，追求她的人不少， 都被拒绝。我们认识已久，相互有些了解，开始我信心不足，怕碰钉子， 后来抱着试探心态，到裴庄去找她，谈了几次之后，双方情投意合，于是 1945年元旦，报经领导批准，两人结为终身伴侣。父亲通过组织了解，对 她也很满意。

我们是三对新婚夫妻在阎店子村一间平房同时举办的集体婚 礼，除我们外，另外两对是邓国军(老红军)与林影，徐明德(老红军) 与杨瑞芝，参加婚礼的人二三十个，除了花生瓜子招待，没有请客送礼， 但是热热闹闹。

我们的新房设在川口村校部门口一个石头砌的小房间，狭 窄简陋，里面只能摆一张临时搭的双人床，没有其他家具。次日我们回枣 园家中看望长辈，父母亲招待我们吃饭，还将宿舍隔壁的办公桌子挪动一 下，支起床铺，留我们住了一晚。

祖父母、外租母、三叔三婶及兄弟姐妹 也给我们送了结婚礼品，弟弟送了一块力士香皂，三叔三婶送了两千元边币(相当法币的两角),大姐送了一幅画，母亲想得周到，把她与父亲结婚时的被面转送我们作纪念，还特意给我们一些茶叶，招待客人。

结婚第二天李力与夫人郭芃到枣园看望公婆，由公 公李克农用电影胶片照的结婚照

新婚夫妻其乐融 融，这年11 月11 日，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延 安中央医院出生，祖父 起名叫李默芳。母女出 院时，因产后体弱，婴 儿怕风，几十里路不好 步行，当时条件，没有 汽车、也没有马车，单 位就用担架去接，前面 是毛驴，后面是骡子， 架着从医院走回家，路 上有饲养员和我前后照 顾。

起初尚属顺当，但一次过河，毛驴矮小，骡子高大，配合不好，突然将担架脱离，一头掉进 河里，我赶快跑进水中将担架托起，饲养员将毛驴牵回来重新把担架弄 好，继续回家，闹了一场险情。

回到川口，我在窑洞门口搭了一个炉灶，买了几只鸡给郭芃烧汤补养 身体，那时我不会做这些事，笨手笨脚，一撒手，鸡乱飞乱跳，抓不住， 更不敢杀，还是同志们帮助才办理了。

我学着做菜，老做不好，郭芃看见 着急，自己起床动手把菜烧好。那时房间没有自来水，孩子的尿布、衣 服，都要下坡到百余米外的河里去洗，冬季天冷，河水结冰，我便砸开冰 块，在河水中清洗，虽然手冻得厉害，心中却热呼呼的。

总台的孩子们多 了，领导很关心，办了托儿所，做了一批儿童用的小推车，减轻父母亲的 负担，再加同志们互帮互助，我们报务员照常上班，没有因孩子拖累使工 作受到影响。

在延安，有天下午我骑马从城里回阎店子，马熟识回家的路，越走越快，过了裴庄，更是四蹄飞扬， 狂欢奔跑，我怎么使劲也勒不 住。路边有根电线杆，旁边有两根拉线，保持稳定。天色晚 了，马被拉线拌倒，我也从马背上摔下来，幸亏是土路，脸面擦破了，但未受伤。马一直跑回阎店子的马棚，我爬起来自己走路回家。到家后先问饲养班，马已安全回来，我才回房休息。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再骑马，我就懂了一些规律。

多年后，我重访延安，遇见川口村一位老人，他竟还记得我从马上摔倒的往事，令人感怀。



幼时的李默芳(摄于枣园)

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5 裴庄集中台让延安开始有了电灯

大肥肥文史

2024-11-707:25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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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听过

作者：李力

重回延安

1941年春，重回延安，1947年春，我再离开延安，六年时光，形势 发展，国家变化很大，延安经历不少事情，变化更大。实践让我受到教 育，似乎变得成熟一些。

大的方面，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共产 国际解散，国共两党磨擦加剧，新的内战难以遏制。业务方面，如军事通 信建设、延安广播电台成立。

社会生活方面如，军民大生产、民主建设。 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教益甚多，影响深远。就个人来说，这几年从单身 到结婚，当上了父亲，跨越了人生的新阶段。因为事情较多，时间交错， 分别叙述，也许清楚一些。

军委三局

从西安回延安，像回到自己的家，感觉非常亲切。我先被分配到枣园 后沟中央社会部的电台工作，大家习惯性地称作“党台”。主要联络国民 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有的是隐蔽在敌人内部的情 报战士，环境恶劣，设备也差，无线电通信比较困难。台长荆振昌是红军 干部，十几个报务员，都能克服困难，积极完成任务。

不久，我们组成一部电台，从枣园后沟搬到附近的莫家湾村，这里靠近大路，较为开阔，电 台功率大，配备了汽油发电机。台长麻福方是老红军，后来换为邓国军也 是老红军，报务员除我之外，还有林泽敏(女),徐珠(广东人)。

枣园 机关托儿所也在莫家湾，与我们互为邻居。那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饭 菜用的油少，吃着不香，电台的汽油发电机没有润滑油，便用猪油代替， 我们有时嘴巴馋了，到机房偷偷抹点猪油吃，也觉开心。

形势发展很快，延安的通信任务日 益增加，军委直属电台从几部扩充到十 几部，仍然不敷需要。我们没有自己的 营房，都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子， 一个村 庄摆两部电台，互相干扰，只能隔开距 离，每村一部，延安西郊的杏子川，沿 河几十里路，几乎各个村庄都设了一部 电台，每个电台一个分队，从一分队排 到二十几分队。

各个分队皆是独立单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业务人员、保 障人员，缺一不可，通常十几个人。遇 到刮风下雨，山洪暴发，通信员没法徒 步送电报，负责译电的机要局住在城里，我们就用电话与译电员口传电报，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

每部电台配一 个小闹钟，如果停摆或走时不准，个人没有手表，就习惯性地打电话问王诤局长：“王头，几点钟了?”

王局长不怕麻烦，耐心告诉时间，报务员赶快校正闹钟。形势迅速发展，这种工作方式显然难以适应。



延安时期的李力



电台不是一般商品，买卖受到严格管制，所以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党 中央都努力自己制造电台，保障必要的通信联络，成为优良传统。

延安年 代，军委三局的材料厂集中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规模扩大，又利用统一战 线的大环境，通过多种关系，从国民党地区购进一些自己无法制造的元器件与电子管，不但成批生产普通电台，供应党政军各部门、各地区，而且 也能研究制造一些功率较大、性能较好的收发信设备。

延安地区没有市 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点蜡烛或煤油灯照明办公，我们是基层单位，晚间 值班，宿舍照明，找不到蜡烛，也没有煤油灯，就用个破碗，放些菜油或 杂油，搓根棉花捻子点燃照明，第二天早晨鼻孔里尽是黑灰。

经过努力，军委三局搞到了几台汽油发电机。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 长和几位技术干部研究后，决定在裴庄设立集中台，把十几部电台的收信 机集中一起，架了几付天线，叫收信台。

又在阎店子村口盖了一座房子， 里面摆放功率不同的多部发信机，利用周边空地架设发射天线，叫发信 台。两台之间架设几排电线，叫遥控线。

报务员在收信台值班，通过遥控 线操纵发信台的机器拍发信号，通信联络情况大为改善。

为了适应形势， 集中台内部分工，军委三局还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台，抄收各地的新闻信息，也用明码向国内外发送延安的新闻电稿。局领导亲自动手，与战士们 一起抬电杆，拉电线，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完成任务。

军委三局在延安时的北礼堂旧址

集中台正式成立，改变了旧的工作方法，迎来了新的局面，后来统称为 通信总台。

不久，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军委三局与新华社等共同 努力，王诤、王子纲、李强、汪名震等亲自动手，利用500瓦发信机，又在 好坪沟村建成了“延安广播电台”,呼号为 “XNCR” 。

X 是国际电联规定的 中国广播电台的第一代码，NCR是 “NEWCHINARADIO”,新中国无线电台 的简称。

延安第一次用口语对外宣传报道，各地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进一 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这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党中央高度重视， 群众非常兴奋，杨尚昆、廖承志、李克农等领导曾专程到广播电台参观，并 与王诤局长在电台的窑洞门前合影留念。

根据当时情况，延安广播电台编为 军委三局所属电台的第九分队，台长付英豪是工程技术人员，政委周皖白是 老红军。除了播音员选调、新闻内容等事项由党中央宣传部门与新华社主管 外，其他工作均归军委三局直接领导。我们与工作人员熟识，去看看玩玩也 没什么限制。

裴庄集中台开始有了电灯，离我们住宿的窑洞距离很近，也沾 光用上了电灯，这在延安地区可是第一家，给同志们带来喜悦。枣园离裴庄 五六里路，我们点电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点油灯，王诤局长非常热心， 又利用条件，帮助枣园机关也装上了电灯。

因为事业发展，影响扩大，集体活动增多，军委三局自己动手，在阎 店子村后沟修建了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局机关有位同志李荫仓曾 在大学读过建筑专业，外号“马克思”,他负责设计，指导施工，其他部 门有的找材料，有的挖土方，有的学木工，材料厂也发挥作用，化了半年 多时间，礼堂顺利建成。此后，开大会、听报告、演节目、搞比赛等活 动，不怕刮风下雨，皆有固定场所。

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从国民党地区 回延安，经常利用他们的公开身份，避开国民党军警盘查，在汽车上悄悄 带些电信器材送到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乘机会请他们给同志们讲话，他们 就在礼堂给我们作报告。看到这种成果，大家更觉得延安精神光彩照人。军委三局在延安时的北礼堂旧址

集中台正式成立，改变了旧的工作方法，迎来了新的局面，后来统称为 通信总台。

不久，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军委三局与新华社等共同 努力，王诤、王子纲、李强、汪名震等亲自动手，利用500瓦发信机，又在 好坪沟村建成了“延安广播电台”,呼号为 “XNCR” 。

X 是国际电联规定的 中国广播电台的第一代码，NCR是 “NEWCHINARADIO”,新中国无线电台 的简称。

延安第一次用口语对外宣传报道，各地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进一 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这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党中央高度重视， 群众非常兴奋，杨尚昆、廖承志、李克农等领导曾专程到广播电台参观，并 与王诤局长在电台的窑洞门前合影留念。

根据当时情况，延安广播电台编为 军委三局所属电台的第九分队，台长付英豪是工程技术人员，政委周皖白是 老红军。除了播音员选调、新闻内容等事项由党中央宣传部门与新华社主管 外，其他工作均归军委三局直接领导。我们与工作人员熟识，去看看玩玩也 没什么限制。

裴庄集中台开始有了电灯，离我们住宿的窑洞距离很近，也沾 光用上了电灯，这在延安地区可是第一家，给同志们带来喜悦。枣园离裴庄 五六里路，我们点电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点油灯，王诤局长非常热心， 又利用条件，帮助枣园机关也装上了电灯。

因为事业发展，影响扩大，集体活动增多，军委三局自己动手，在阎 店子村后沟修建了一座能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局机关有位同志李荫仓曾在大学读过建筑专业，外号“马克思”,他负责设计，指导施工，其他部门有的找材料，有的挖土方，有的学木工，材料厂也发挥作用，化了半年多时间，礼堂顺利建成。此后，开大会、听报告、演节目、搞比赛等活动，不怕刮风下雨，皆有固定场所。

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从国民党地区回延安，经常利用他们的公开身份，避开国民党军警盘查，在汽车上悄悄带些电信器材送到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乘机会请他们给同志们讲话，他们就在礼堂给我们作报告。看到这种成果，大家更觉得延安精神光彩照人。



1941年初春，父亲李克农、母亲赵瑛及李冰、李伦等从广西桂林撤回 延安，李宁、李治、李力等前往看望，全家人第一次欢聚合影

1941年夏初，中央社会部在枣园的电台合并到军委三局集中台，人员 也聚集裴庄开始新的生活。过去电台分散，浪费很多人力，效能低下，报 务员们虽是同学，互相认识，却无法见面，现在大家住在一起，人多热 闹，生活互帮互助，学习也有进步，条件改善许多，成天欢声笑语，显得朝气蓬勃。郭芃比我先到集中台，她是领班职务，我是报务员，工作中一 度受她指导。

日子过了不久，领导又派我到通信学校学习。学校位于川口镇，不但 培养报务人员，还适应形式发展，准备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校名改为“电 讯工程专门学校”。校舍不足，便在川口镇的河对岸挖了一片窑洞，修建 了食堂与试验室，校容焕然一新。

全校日常工作由教务长程明陛主持，刘 洪涛任政治委员。我先到二队学习，培养目标是工程技术人员，也叫机务 人员，学员全是高中文化程度。我只读过初中，除了英语凑合外，数学、 物理、化学等感到生疏，自己也不感兴趣。领导发觉后，便把我从二队调 到教务处当教员，继续老本行教收发电报。

教务处长孟贵民是知识分子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邮电学院院 长，为人挺好。教员有十几位，除我与一位老红军外，多是大专水平。教 员们每人一孔窑洞，挨得很近，早晚碰面，团结合作，和谐友好。

陕北老 百姓住的窑洞通常有个大炕，全家人皆在炕上休息，炕的一头是灶，另一 头连接烟筒，烧火做饭时烟火流通，就把土炕也烧暖和了，冬暖夏凉，设 计挺好。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既没有炕，也烧不起，睡的是用木板与树 丫、木棍支架的床，冬天取暖在地面挖个坑，里面烧木炭。因此，每年入 冬之前，我们都要带上斧头、锯子到深山里去砍伐树木，背回来粗大的烧 木炭，零星树枝留给伙房当柴草。

由于年年伐树，附近的树木砍光了，就 越走越远，扛着几十甚至上百斤的木头，来回一次几十里，早出晚归，一 路说说笑笑，流汗不少，习以为常，也不觉苦。

其实，延安地区油气、煤 炭资源不缺，延长县有些地面漂浮着油花，人们知道地下有油，但没有开 采的技术与设备，使用不上。由于大片开荒种地，供应军民粮食，连年砍 树挖草，给自然环境造成不少破坏。

不久，学校办了一个抗属班，全是女学员，有些是红军领导干部的家 属，有的本人就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因为文化程度低，希望 学点技术好做工作。

课堂在一个山坡上，每次上课爬上爬下，花费不少时间。她们年纪比我大，见面叫我“小教员”,课堂教学时都很认真，下课 了她们把我当小朋友逗着玩，我也喜欢玩，一路打打闹闹都觉开心，有时 她们还给我点东西吃。

战局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判断，抗战初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 关大捷，国民党军队也在台儿庄大胜。后来八路军转战敌后，夜袭阳明堡 炸毁日军十多架飞机，中国人高兴，日本人震惊。随之，八路军在敌人后 方更加活跃，破铁路，炸碉堡，拔据点，杀敌人，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 据地，声势越来越大。虽然敌后游击战也有不少困难，但是战士们高唱：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 造， ……”斗志昂扬，信心十足。

日本帝国主义兵力不足，局势被动，便 将有些被俘或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编成伪军，充当帮凶。八路军做瓦解工 作，又使不少伪军起义，回归抗日阵线。

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统治，在占 领区建立伪政权，八路军就组织群众与之对抗，或者把它变为“两面政 权”,表面为敌人做事，实际为我军服务，弄得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

1940年以后，敌后战场越发活跃，效果显赫，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松正面 战场的进攻，集聚兵力巩固后方，在敌占区开展大扫荡。日本鬼子实行 “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一度给根据地的群众造成巨大伤害。 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群策群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不但一次次粉碎敌人扫荡，而且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壮大。

通过亲身体会，我们懂得，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一直有两个战场，共产 党领导的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战场，两者的指导思想、战略战术、管理方 法、作战效果鲜明不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已经 成为抵抗日军的主要力量，形势越来越好，日益巩固，不断扩大，一定会 迎来更大的胜利。

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打着抗日旗号，调派 各地杂牌军队抵挡日军侵略，让他们两败俱伤，自己保存实力，从中得 利。

抗战开始不久，我在安徽芜湖中山路，亲眼看到从远处调来参战的四川军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躺在马路边上休息，没人关心，他们的武 器装备很差，特殊的是每人有两杆枪，肩上一支步枪，腰间插一支烟枪， 躺在马路边上就掏出烟枪吸鸦片。这种状态，怎能抵挡凶恶残暴的日本侵 略军?老百姓看到这种状况非常担忧。

抗战过程中，起初国民党政府按照 规定还给八路军一些经费物资补助，我门在抗大学习每人发套制服，每月 一元津贴，虽然很少，大家聚到小饭馆吃顿肉食也不错。后来国民党撕毁 协定，坚持反共，不但停止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补助，还实行严密封锁， 禁止物资进入边区，想把共产党困死。

国民党政府封锁给我们造成不少困难，加重了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个 别农村妇女不了解情况，因生活困难，甚至引起对共产党与毛主席的不 满。毛泽东与党中央冷静分析形势，陕甘宁边区共计十几个县，一百多万 人口，而且土地贫瘠，物产不多，老百姓生活比较困难，而我们驻在这里 吃公粮的大约十多万人，主要是机关院校，老百姓负担过重，应该研究新 的办法，既要粉碎敌人封锁保障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负担，于是决定 延安地区带头，接着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发动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毛泽东为首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努力完成规定的生产任 务。一时间热气腾腾，大家上山开荒种地，由于缺水，只能种小米、高 粱、荞麦，少许平地种些麦子，解决吃饭问题。

王震将军率领359旅到南 泥湾地区开荒生产，成就显赫，使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除了上 山开荒，大家又在门前挖地种菜，大白菜、萝卜、西红柿等种类不少，不 但供应夏天，还挖地窖做好菜蔬的冬藏。

为了解决穿衣问题，我们又种棉 花，收获后，学会纺线，每人一架纺线车，完成规定的任务。连周恩来、 邓颖超夫妇在重庆做统一战线工作，回到延安，也学习开荒种地，手摇车 子纺线。大家线纺好了，组织简单的手工织布，又使边区军民穿衣有了着 落。

359旅在南泥湾大批养羊，学会用羊毛纺成绒线，因数量有限，少数 干部还穿上了呢料军装。除了单位组织的养猪、养鸡外，小单位与个人也在门前养鸡养兔，改善生活。

有的同志兴趣很高，自己找个旧枪或做个小炸药包，去山沟里打野鸡，炸狼，炸狐狸，打到了野鸡大家吃，狼皮做褥子，狐皮做衣服或围脖。这些事，我也去干过，虽没收获，也是锻炼，照 样开心。

经过生产运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封锁带来的许多困难，改善了 边区军民的生活条件，使延安的各项经济建设与文化活动朝气洋溢，团结 更加紧密。由于大生产搞得好，我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国民党统治区与日 伪占领区还好一些。

延安市举办过一次生产成果展览会，各单位都送东西 去参加展览，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后感到高兴，满脸笑容，我们跑几十里路 去参观，见到展品中有自己的生产成果也觉光彩。



1944年摄于延安枣园后沟。

后排右一为李克农，右三为李治，右四 为李宁，右五为虞季，右六为李克襄。

左起：李冰、李伦、赵瑛，

坐者 左起：外祖母、祖父、祖母，

第二排右一李敏、右四李慧，前右李溶

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延安越来越引起国内外 进步人士的关注。国民党顽固不化，想方设法限共溶共。毛泽东领导中国 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影响扩大，越发引起国内外的同情与支持。不少民主人士与外国朋友到延安参观访问，反映良好。

重庆开国 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实际上是玩弄手段， 欺骗舆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提倡“三三制”, 共产党员在政府部门的成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

李鼎 铭先生出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不是共产党员，针对当时情况，他提出各部 门要“精兵简政”,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同，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 的政策》一文，认真组织实施，迅速取得效果。

延安的社会民主日趋活 跃，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人们心情舒畅。农村中选举干部，许多农民不 识字，便将各候选人情况介绍之后，请他(她)们坐成一排，每人背后放 个空碗，按要选的人数发给群众几个豆子代替选票，投到希望当选人的碗 里，最后确定谁被选中。

社会风尚提倡发展生产，劳动致富，农业战线出 了劳动英雄吴满有，工业战线出了劳动英雄赵占魁，宣传报道，广为人 知。各级干部则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待遇不 高，级差很小。

有一次，我们集中台人员围在地上吃午饭，饭菜与平常一 样，王诤局长等和大家一起，临时端个酒碗为辛勤工作的炊事员刘老汉祝 贺五十大寿，酒碗只有一个，我们就轮流端碗去敬，刘老汉红光满面，十 分高兴，仪式简单，气氛亲切。仅此一次，从来没有为领导干部举办过祝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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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7

长征途中父亲拍的相片，在贵阳办事处被国民党搜走

大肥肥文史

2024-10-2207:40广东

作者：李力

走上漫漫长征路

1931年“九 ·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唤醒全国人民的爱国热 忱。蒋介石不顾国家大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长年反共内战，弄得怨声载 道，有些地方势力对蒋也很不满。

1934年9月，号称“南天王”的广东领导人陈 济棠给周恩来写信，并派密使化装成商人进入苏区。红军保卫局长李克农接待 密使后，立即引他去见周恩来。陈济棠信中表示，赞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为了协调双方关系，建议各派代表，进行秘密会谈。周恩来指示父亲妥善接待 客人，严格保守秘密，并立即与朱德研究，一同向李德顾问报告，哪知李德听后 哈哈大笑，认为红军与军阀合作，这简直是天方奇谈，不容商量，一口拒绝。

周 恩来与朱德看到这位顾问主观蛮横，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便又去找秦邦宪商 谈。开始时，秦也表示反对，认为广东陈济棠是军阀，不能对他抱有幻想。周恩 来、朱德耐心地向他解说，指明利害，最后秦才决定此事交给周恩来、朱德全权 办理，自己不再干预。

周、朱研究后，很快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为红军代表，化装 成“老板”去广东军队驻地，与对方代表进行了三天谈判，最终达成五项协议，主 要是：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并约定红军有行动 时，他们提供便利，撤离四十华里，让红军通过，但是红军不得进入广东内地。 会谈成功后，陈济棠还派了一个骑兵连，将何、潘二人护送到苏区边境。

周恩 来、朱德听取汇报后，十分高兴，赞扬这次谈判成功，将对红军的突围转移起到 重大作用。

地下党送来绝密情报， 促使红军下决心突破重围

正在这时，党的地下组织也派人送来一份十分重要的绝密情报，促使红军 下决心尽快突破敌军重围。原来1934年9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秘密军 事会议，制定了“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 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封锁，组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又配备1000辆 卡车，快速调遣部队，及时拦截突围的红军，这一部署相当周密。

但是共产党的 地下组织神通广大，有位国民党的老同盟会员、军委会少将参议莫雄先生，早在 中央特科时期就与共产党保持联系。这时他担任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行政区 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亲自参加了庐山会议，当得到这份军事计划，感到万分紧 急，便冒着生命危险，连忙将这个计划文件交给他的部下、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参 谋项与年(中共地下党员，又名梁明德，1925年入党，中央特科成员),并由项与 年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连夜送往瑞金。

看到这份 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敌军将合围成功，红军很 难脱身。中央于10月10日发布行动命令，10月12日晚，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 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全国胜利之后，父亲不忘旧情，1956 年国庆节，专门派人去福建、广东，把项与年、莫雄同志接到北京，请他们登上天 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并设宴款待他们，感谢他们的历史功绩。

长征开始，红军有意选择广东军队防线作为突破口，遵照双方协定，守军将 领余汉谋得到陈济棠的授意，装作打仗的样子，稍稍抵抗，便让出通道，使红军 主力部队不到一个月，就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军事封锁线，既没有重大伤亡， 又赢得了可贵的行动时间。

等到蒋介石发现红军已走远了，他感到莫名其妙， 气得七窍冒烟，发电报对陈济棠严厉训斥。同时调集40万军队，利用湘江天险 堵截红军。红军背水一战，虽然渡过湘江，但是损失惨重，出发时86000多人， 经此一役只剩下30000多人。反思历史，如果没有与广东方面的友好协定，红 军长征一开始就会遭遇更大困难，后果难以想象。

长征开始，身为红军工作部长的父亲，率领侦察分队随军委先头部队行动， 沿路调查敌情，他还兼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保护党中央安全。征 途中每到一地就收集阅读书报杂志，从中了解情况，增加知识。后来他发现毛 泽东主席很重视分析研究报刊、杂志，从中获取情报信息，就更加注意收集书报 杂志，并交代打前站的同志帮助收集，及时送给领导参阅。

长征途中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脱离危险地带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 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秦邦宪主持会议， 周恩来进行自我批评，也指出秦邦宪、李德的错误。接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 祥等人发言，对错误路线提出尖锐批评，在多数人同意下，撤消了秦邦宪、李德的领导权，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然后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同时成立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小组，负责指 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从此，通过斗争实践，在全党全军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期间，父亲住在会场附近，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相当忙碌。毛泽东 赴会时正在思考问题，与他打了个招呼，没来得及说话。会后，父亲得知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感到顺理成章，心中高兴。1月19日，红军部队从遵义 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领导下，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机动，捕 捉战机，在四川、贵州边界四渡赤水，连打胜仗，红军指战员大受鼓舞。

这时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行进，父亲被编在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 承，陈赓是干部团长。4月下旬，他们到达金沙江南岸的皎平渡，急需渡过江去， 摆脱国民党大军的追堵。但是渡江必需有船，如何搞到船，成为眼前难题。

刘 伯承主持会议，组织大家讨论。他说：“抢占渡口首要是夺取渡口两岸的船只。 有了船，部队才能渡江。所以，抢船是渡江战役首先的、关键性的行动，现在就 是研究如何抢船”。讨论中，有的人主张多派部队去抢；有的主张多向船工宣传 教育，动员他们支援红军；有的建议多给些钱雇用船工，意见纷纷。

父亲思考后 提出一个新方案，他认为抢船不同于打仗，用大部队不行；正面去抢，会把船工 吓跑。他建议组成精干的侦察小组，化装成国民党的兵，突然到地方乡公所强 令征船。这样做，不会暴露我军的身份与意图，乡公所害怕国民党军队，事也容 易办成。

这个设想得到刘伯承司令员与大伙的赞同，便决定由第三军团保卫局 侦察科长张明远组织实施，他派人化装成国民党兵，从乡公所那里弄到了船只。 5月9日，红军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堵，取得战略转移 中的重要胜利。随后，五月底，中央红军又强渡天险大渡河，谱写出革命斗争历 史的英雄篇章。

6月上旬，红军部队突破敌军防线，开始了爬雪山的艰难征程。父亲身体单 薄，眼睛不好，加上缺衣少食，环境恶劣，行进中非常困难。但是凭着坚强的革 命意志，与战友们团结友爱，互相搀扶，一步一喘，最终胜利地挺了过来。翻越 雪山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进一步打破了敌人“围剿”的图谋，局 势更加有利。

8月4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决 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准备先取甘肃南部，再在川陕与川甘边界创建革命 根据地。为此，中央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路军与右路 军，同时并进，预定8月底在班佑、巴西地区会合，然后北上。

父亲被派到右路 军做政治保卫工作，从8月18日起，他们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茫茫的松潘草地， 开始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行程。大草地一望无际，没有人烟，天气变幻无常， 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飞雪冰雹，里面河流不少，还有许多沼泽，行人稍不当 心，踩进泥坑，就会愈挣扎愈下陷，最后被沼泽吞噬。红军指战员饥寒交加，没 有盐吃，体力贫弱。父亲眼睛不好，比常人困难更多，有时他拄根棍子探路，跌倒了再爬起来，有时与战友们搀扶行进，互相勉励，经过六天六夜，他们凭着乐 观的革命精神与顽强的革命意志，胜利地走出了松潘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一边筹措物资补充，一边等待左路军到此会 合。谁知等了十多天，仍旧不见左路军踪影。原来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在搞分 裂活动，他依仗兵多势众，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安全。他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反要 右路军听他指挥，全部南下。后来更背着党中央，密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原四 方面军政委)率领所属红军、至少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随之南下。

这个电报被 叶剑英(右路军参谋长)获得，他立即赶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中央领导研 究后，认为事态严重。为了避免内部冲突，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率领部分红军与 军委纵队组成北上先遣队，连夜出发。

这时，父亲已被调回军委纵队，负责保卫 党中央的安全。他协助叶剑英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进行斗争，故意拖延时间， 粉碎了次日清晨张国焘带兵追踪、阻挠党中央北上的阴谋活动，保障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顺利脱离了危险地带。

9月18日，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占领了哈达铺，通过报纸了解到陕西北部已 有一片苏区及相当数量的红军。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肃省通渭 县榜罗镇开会，决定红军分成三路前往陕北。沿途边战斗边行进，最后在11月 初，中央红军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父亲也完成了在长征路上侦察敌情、 保卫中央安全的历史重任。

长征胜利了，令人兴奋。但是父 亲也有痛心的怀念。活跃在上海的 “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在担任军委 情报侦察工作期间，于1935年3月29 日，一次随前锋部队行动时，在贵州省 息烽县遭到敌军偷袭不幸牺牲。担任 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领导的胡底， 因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竟被诬陷为 国民党特务，被张国焘无端杀害。三 杰中只剩下父亲一人走完了长征路， 到达了陕北。



红军长征 到达陕北， 李克农与 邓颖超等 合影

另一件让父亲遗憾的事，就是他从上海进入苏区时带了一台照相机，相机在那时非常稀少。长征路上困难重重，他也选择镜头，千方百计地照了不少相片，一直妥善保管。

抗日战争时期， 他在广西桂林办事处工作，为防备国民党突然袭击，把这些相片委托夏之栩、曾 宪植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设法保存。她们路经贵阳市时，正值“皖南事变”, 情况复杂，为了轻装前进，将照片暂时寄存在八路军贵阳办事处。

未料，贵阳办 事处很快被国民党军警查封，人员被捕，照片也被搜走，从此下落不明。全国解放后，父亲多方设法寻找这些照片，最后也没找到，丢失了一批十分珍贵的革命 史料。

8

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8 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毛泽东思想”

大肥肥文史

2024-11-807:29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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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延安整风运动，含有审查干部的内容。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 动派，都曾千方百计地派遣特务人员混进延安，从事收集情报与破坏活 动。抗战初期，各地到延安的青年成千上万，其中良莠不齐，混进极少数坏人，也并不奇怪。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我们学校就有一位老师被政法部 门带去审查，以后再未回来。

审查干部，是一件重要、严肃的工作，领导部门很重视也很谨慎。党中央由社会部主管，康生是部长、李克农是副部长，边区政府有保安处主管，处长周兴，军队系统有军法处主管，吴慨之是处长。

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单靠保卫部门很难完成任务，所以各单位一面抽调人员参加审查工作，看档案，作调查，发现问题，组织研究。一面开大会，领导讲话，分析形势，交代政策，号召有问题的人员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军委三局是业务技术部门，抗战初期从各地来的知识分子较多，家庭 成分不一，大多数人年青，社会经历简单，抱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克服困难，到延安参加革命，沿路有的顺利，有的遇到国民党、三青团途中阻挠，引出一些麻烦。

有些同志经历复杂一点，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 等反动组织，还有的年龄稍大，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工作。还有一些富家子女与海外华侨，本来生活挺好，但是抛弃温暖家庭，不远千里，来到艰苦的延安，究竟是何动机?凡此种种，都要审查清楚。

每个人把自己的经历交代后，同志们提出疑问，个人解释说明，有些问题说不清楚，就被动员坦白交代，反复交代还说不清楚的，同志就让他站起来，几批人轮番动员 劝他坦白，叫做“车轮战”,弄得他疲惫不堪，只好“坦白交代”。这是 起步阶段的逼供信错误，主要发生在基层。

1943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文章，鼓吹反共反 人民，6月份，又乘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机会，通过特务组织，煽风点火，游行示威，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同时调集兵力，包围延安，掀起新的反共高潮。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当即布置反击，一方面组织延安军民积极备战，保卫延安，一方面发表《质问国民党》等重要文章，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各民主党派与爱国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皆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打退了反共高潮。

未曾料想，在这种形势面前，康生未向毛泽东请示，也未经中央讨论，独出心裁地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延安进入军事状态，号召有问题的人员抓紧时间，赶快坦白交代，否则就可能军法处置。要求各单位立即采取措施，互相检举揭发，对有问题的人员进行抢救。

在这种气氛下，作为头等大事， 各单位积极行动，大会动员，小会审查，纷纷扬扬，审查的问题越来越 多，方式变得简单粗暴，一时间弄得“特务如麻”。

各单位不但清查“特务”、“反革命”,还出现了“红旗党”的新名词。据传这是河南省某地党组织被敌人破获，领导叛变，但仍用共产党的名义继续活动，实际是为敌人工作，欺骗性很大，称为“红旗党”,这样一来，原先的地下党员，本 来先进可靠，这时也受到怀疑是不是“红旗党”?

军委三局是业务技术部 门，下属单位多，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自然成为整风审干的重点。因为各人情况不同，大多数审查对象在本单位组织群众审查，个别问题严重的被送到边区政府保安处关押审查，还有一些问题比较复杂，本单位不好审查的，则送到枣园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边学习边审查。

军委三局 如此，延安地区的党政军机关院校也没有例外，就连中央党校也很紧张，学员中许多原本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也被怀疑，受到各种莫须有的审查。

延安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是党中央的新闻机构，共有一百几十名工作人员，起初没有查出什么“特务”、“反革命”,受到康生严厉批评，采用他指导的“逼供信”办法，很快被逼承认的“特务”分子， 就达到全社人员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看到这种情况大为震惊，认为完全无此可能，他亲自为一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又向毛主席提出意见，中央才决定停止“抢救运动”,组织甄别平反。

当时“抢救运动”的方式，通常是单位开大会，领导讲话交代政策， 号召有问题的人员尽早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台下的积极分子便面对面地 劝说审查对象上台交代问题，有些审查对象被逼无奈，上台后，领导问他交代什么问题，他说没有，领导说既然没问题，你上台干什么?下去吧!

他从台上下来了，积极分子又围着他反复劝说，边推边劝地把他再送上台去交代，有的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好几次，最后也没有抓出几个真正的反革命。

这种大会军委三局开过几次。我是一名积极分子，会场上劝说审查 对象上台坦白，他不上台，我几乎含着眼泪苦苦哀求地劝说，他坚持不上我也没有办法。

有位教员是东北人，平常爱开玩笑，运动期间有次他摆弄收信机，听到一个信号就对别人说：“这不是我们的那个特务电台吗?”,

审查中，大家追问他参加的是哪个特务组织?现在怎么联系?他说是开玩笑，大家不相信，审查许久，最后也没弄清楚。

抢救运动的影响很大，各单位被审查的人员很多，我所在的电讯工程 专门学校教务处，除我与一位老教员外，几乎全是审查对象。

原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学员二队，因审查对象过多，只好停学。有位华侨女学员哭着到校部找我诉说冤屈，我劝慰几句，也没有办法。

我的老伴郭芃这时也被审查，几次被人动员上台坦白，她一直坚持不干，最后证明没事。

许多同志感到非常委屈，情绪消沉，本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受了不少苦，做了许多工作，未想到反被怀疑成反革命，落得如此结果，自己遭罪不说，还会影响亲朋好友，越想越难受，但又无处申诉。单位领导与周围同志对他 们内心同情，也无法改变局面。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西北公学就在毛泽 东住的枣园后沟，审查对象集中，气氛同样紧张。

几个月后，毛泽东察觉情况不对，便避开康生，约请几位在第一线主 持审查工作的同志小范围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有的同志害怕康生打击报复，不好直说，但也流露出一些对运动感到不安的情绪。

毛泽东边 听边插话，谈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使人明白原来他并不了解康生的一套错误做法。不久，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彭真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同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认真地谈了对抢救运动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很快写出中央文件，明确方针政策，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反对搞逼供信，错了的要甄别平反。

各单位获得中央指示，觉得松了一口气，迅即组织甄别工作。我从教 务处调到校部担任秘书，住在政治委员隔壁的窑洞，又把几个学员队的政治指导员一齐调来，开始对所有审查对象进行逐个甄别。

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我们几个办事人员头脑比较清醒，对每一位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重 新阅读，联系运动中审查的问题，逐一研究分析，同时结合本人参加革命以来的表现，确定有无可疑之处。

通过工作，发现许许多多的所谓“问题”,完全是主观臆测，根本没有审查的根据。有些不清楚的问题，就组织调查了解，延安本地的亲自去调查，外地的通过组织系统发函调查。

为 了一位教员的问题，我曾到鲁迅艺术学院向音乐家吕骥了解情况，此外还跑过不少单位。经过内查外调，事情基本清楚，再经集体研究，取得共同认识，写成甄别结论，该平反的平反，没有政治问题，但有某些缺点错误 的也指出来，吸取教训。个别人问题复杂一时查不清楚，则将问题写出 来，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查，但不影响组织的信任与使用。每份甄别结 论，领导审阅，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取得同意，才算了结。

1943年下半年，抢救运动搞了几个月，弄出许多“反革命”分子。1944年，我们忙 忙碌碌地甄别平反，最后结果，我们学校没有反革命性质的案件，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几个人有些历史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暂时挂起来，照常工作。

尽管如此，抢救运动的消极影响还是存在，许多受审查者的内心并不舒畅，同志之间仍能感到有些隔膜。

1945年春节，军委三局组织全体人员到枣园向毛主席拜年，去了好几 百人，王诤局长亲自带队，学校的队伍人数最多，我做具体组织工作。

到枣园后，大家席地而座，毛主席走出来向大家亲切招手，几句祝贺新年的话之后，毛泽东说，这次整风抢救运动，就像一次夜间演习，晚上天黑看不清，错以为是敌人，向你打了石灰包，第二天早晨一看，不对，打错了，于是赶快到你身边，把打的石灰印迹帮助擦掉，并向你说对不起，举起手向你敬个礼表示道歉。

这时毛主席真的举手向大家敬礼，起初我们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又笑着说：我向你们敬礼了，你们没有反应，我这敬礼的手怎么放下来呀!

大家猛然警醒，立即热烈鼓掌，向毛主席表达感谢 与敬意。

接着毛泽东讲了整风运动的意义与出现的偏差，希望同志们正确对待，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加强团结。毛主席态度亲切，讲话朴实，打动人心，效果显著,去的路上大家比较沉闷，回来的路上，同志们情绪振奋，一片欢声笑语。

过了不久，甄别工作接近收尾，军委三局又在阎店子礼堂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王诤局长讲话，对整风运动期间的审干工作，特别是抢救运动出现的许多错误，诚心诚意地作了自我批评，一再向被审查 的同志们赔礼道歉。

会后还在礼堂门口安排聚餐，几百人自发组合，八或十个人围成一堆，席地而坐，四个菜，又准备了自己生产的白酒，王诤局长到被审查的同志们面前敬酒，表示歉意。大家边吃边说，情绪兴奋，喝醉了的躺在地上，有的唱歌，有的发牢骚消气，事后，大家情绪很快恢复正常，同志关系一如既往，各项工作照常进行，觉得抢救运动只是一场闹剧，它从反面教育我们懂得了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1945年4月23 日到6月11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在延安 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作了重要讲 话。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时间较长，会风民主，代表们来自四面八方，畅所欲言，讨论充分，不仅对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及胜利后的社会发展方 向、党的政策等统一了认识，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 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并写进了党章。

据介绍，那 时人们习惯性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革命理论”,所以建议写成“毛泽东理论”或“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态度谦虚，认为自己不能与马恩列斯这几位伟人并列，最后定为“毛泽东思想”,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

七大会议结束后，又 举办了“延安各界及中共七大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主持并发表讲话，代表们悼念之后，我们也轮流去参加追悼活动，缅怀先烈， 继续奋斗。

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对延安年代还有着深厚的感情。那时 候，毛泽东风华正茂，思维敏捷，作风民主，联系群众，整风运动中的许多讲话既使我们受到理论教育，也受到优良的传统教育，印象十分深刻， 可谓终身受益，即便现在来看，依然有指导意义。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不可能迅速发展、取得胜利。整风运动提高了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望，人们由衷地认定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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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9 抗日战争胜利了和平建设还是内战再起?

大肥肥文史

2024-11-907:01广东

作者：李力

黎明前的撤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很大，波及几大洲，国家与地区几十个，全球百分 之八十的人口。我们在延安，不但关心祖国的抗日战争，也关心亚欧各地的 战局动向。

例如，苏联军民坚决抵挡德国军队的进攻，保卫莫斯科，敌军兵 临城下，斯大林仍在红场阅兵，沉着稳定，气度非凡，随之在斯大林格勒举 行反攻，不断传来胜利的喜讯。英美军队先在西西里岛登陆，又在法国诺曼 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捷报频传。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首先投降。 1945年5月2日，苏联军队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6日和 9日，美国空军在日本的长崎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 宣战，日本关东军迅即被歼，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奈，也宣布无 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 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洗刷了近百年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 史，真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

我们欣喜若狂，不但在单位热烈祝贺，还走到延安市区上街游行。有些卖西瓜水果的摊贩，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高 兴地把瓜果倒在地上，大声叫喊：“快来吃西瓜呀，日本投降了!吃吧，不 要钱了”。热烈庆贺了几天，人们情绪才逐渐平静。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向何处去?和平建设还是内战再起?

经历了十 多年战争的磨难，全国人民希望休养生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建设和 平、民主、富强、幸福的新中国。起初，我们在三局礼堂听领导作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说是国共团结合作，中国将会组成联合政府，我 们有些共产党员也要到政府做官，希望大家作好准备，同时保持革命本 色，不能忘本。

我们年幼对当官没有兴趣，这种事反正轮不到自己，如同 吹耳边风，没当回事。很快上级又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批判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说法，教育大家认清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指 出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战表现就完全不同。

毛泽 东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年代，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 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来抢夺抗战 胜利的果实。

八年来，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 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国土，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因此，国民 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现在日本投降了，蒋介石绝 不感谢人民，反要重走1927年的老路，发动内战，屠杀人民。

尽管我们 不赞成内战，但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果实应该归人 民。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 作战。蒋介石对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就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同时指明，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蒋介石要发动新内 战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 复杂的局面。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规定，日本军队应该就地缴出武器，由中 国军队受降。国民党军队主要集结在大后方，与日本军队相距很远，无法直接受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称18集团军)、新四军，都是抗 战初期国民政府统一编排的番号，属于国家军队，八年来一直与日伪军对 峙作战，赢得许多胜利，参加受降，理所当然。

这种实际情况，使蒋介石 十分尴尬，更不甘心，便不顾国际影响，公开命令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应 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能参加受降，并且强调“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 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同时命令日伪军队，继续“负责维持地 方治安”,不要向就近的抗日军队缴械投降。这种做法，非常荒谬，舆论 哗然。

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在延安发表了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 毛泽东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文章，揭穿蒋介石“是在当着国内外 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 转入内战”。

文章还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 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 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 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双方剑拔弩张，国内局势紧张。

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抗日战争年代一直坚持对敌斗 争，克服艰难困苦，抗击了日军百分之六十九、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成为 抗击日寇的主力军。

1945年日本投降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已有 一百多万的正规部队，二百多万民兵，从东北到海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也叫边区),面积约占全部国土的四分之一。

即便在 敌占区，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对敌斗争。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政府，一向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以九十四万的兵力包围和进攻共产党地 区，几次掀起全国性的反共高潮，使中国抗日武装与根据地人民受到两面 夹击之苦，造成巨大困难。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武装力量还是发 展壮大，不断赢得胜利。

日本刚投降，围绕受降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展开了公开的辩论与斗 争。另一方面，为了抢占东北地区，国共双方也各自努力，调兵遣将，开 始激烈的竞争。

东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本来有些工业基础，日本占据多年，又搞了一些现代建设，而且背靠苏联，无论从政治或经济等方面考 虑，都很重要。苏联红军当仁不让，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接管了东北地 区，中国方面没有军队参加接管，所以把有些技术装备运往苏联，国内舆 论不满，也无可奈何。

国民党依靠美国帮助，运用飞机、军舰，抢着向东 北运兵，数量有限，当地又无群众基础，效果不大显著。

中国共产党在东 北地区早有武装力量，坚持抗日斗争，但数量很小，难以适应形势，所 以，党中央决定从延安各部门迅速抽调约万名干部，其他根据地也抽调大 批人员，日夜兼程，快速前进，争取在国民党之前赶到东北。

军委三局的 电讯工程专门学校立即停办，大部人员再加其他单位抽调的同志，很快从 延安出发。结果，还是共产党方面取得优胜，配合苏军接管了一批城市与 地区。

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且与苏联建立有外 交关系。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指示，我们在东北退出大道，占领两厢。

虽然大家对退出哈尔滨这些大城市感到可惜，但事态发展很快证实党中央 决策非常正确，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群众基础深厚，没过多久，苏军 撤出东北，共产党力量日渐强盛，为解放战争先在东北，随后在全国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抗战胜利后，不仅国内各方面人士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不赞同蒋介石 的内战方针。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动用飞机、军舰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到东 北、华北地区抢占地盘，一方面也不希望中国立即发生全面内战。

蒋介石迫 于形势，不得不玩弄两面手法，军事上布置对共产党地区的全面进攻，表面 上又做些和平姿态，1945年8月，九天内给延安发了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 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见延安没有表态，又故作姿态，派遣张治中，后来连 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自乘飞机到延安，欢迎毛泽东去重庆。

长期实践，我们都了解蒋介石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反动派，长期反共， 手段残酷，两面三刀，毫无信义，所以对他的邀请，延安从上到下几乎没 人相信，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党内都不赞成毛主席去重庆，最多派 周恩来代表去谈就可以了。

延安没有明确接受邀请，国民党蒋介石越发大造声势，显现和谈“诚意”,只要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他们就可以把 挑起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放心地大打内战。

为此，国民党代表张 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再到延安，同时表示他们负责迎送，保证毛泽东的 安全，使共产党方面不好推却。

这时，父亲李克农通过隐蔽战线，从国民党派住延安的联络参谋那 里，得知蒋介石虽然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实际上并没有做和谈的具体准备，完全是一种欺骗性的对外宣传。他立即报告毛主席，毛泽东高 兴地笑着说，蒋委员长这一套早看透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来个假戏真 做，接受邀请到重庆去谈。

于是迅即表态接受邀请，并于1945年8月28 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组团去重庆谈判。尽管美国与国民 党方面做了许多保证，父亲还是关心毛泽东等的安全，加强了保卫工作， 毛泽东从延安登机，父亲前往送行，握手道别时，禁不住流了眼泪。毛泽 东逗笑说：“克农啊，你怎么用咸豆豆送我呀!”,父亲赶快改为笑容。

毛泽东等代表飞到重庆，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重庆山城气氛活 跃。为了显现共产党对和谈的诚意，共产党不但在谈判桌上提出方案建 议，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要迁回南京，还主动地将散布在苏 南、皖南、皖中、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八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完全撤出，好让国民党政府放心。

我们提出国家要“和平、民主、团结”, 国民党加上一个“统一”。国民党强调“军队国家化”,要共产党交出军 权，逼迫我们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方则提出“政治民主化”,建议 改组国民党的独裁政府，成立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 府，涉及军队、外交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参加政府的各方面共同研究，多 数同意才能决定。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争枪杆子，我们就建议双方军队缩 编，主张国民党军队编为263个师，共产党军队编48个师或43个师，只 占他们的六分之一。

国民党说他们的军缩编到120个师，我方便表示共产 党军缩编为24个师，甚至20个师。关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合法地 位问题，几经努力仍未协商一致，便留下周恩来等继续会谈。

最后，毛泽东在重庆停留48天，不但取得了谈判的成果，而且写诗会友， 增加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了解，增进了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扩大 了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受到群众 的热诚欢迎。我们对谈判取得结果虽说高兴，但毛泽东平安归来，更是大 事，让人们的担心松了下来，感到欣慰。

重庆谈判取得的书面成果，远不能满足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如意心 愿。他一面假意和谈，一面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向共产党领导的地区 展开军事进攻。毛泽东对此早有准备，态度明确，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 命的两手，一面主张和平，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一面针锋相对 地积极备战，发动群众，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一时间，战火遍布 全国，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与地区，共产党则歼灭了国民党 的许多部队，还策动了一些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如高树勋等，取得初战 的胜利。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再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在要求和 平民主的压力下，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出席，激烈争辩之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 民主的决议，并在1月10日发布了停战令。

在此前后，美国政府又派马歇 尔上将作为特使到中国进行停战调处，还到延安与毛泽东商谈，决定组成 由美国为首、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参加组成的三方停战小组，美国代 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负责监督双方执行停 战的有关事项。

因为任务繁重，情况复杂，接着决定在北平组成三方参加 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并由美方代表担任主任委员，共同处 理停战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美方委员是罗伯逊中将，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 中将，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对外也称中将。

父亲李克农作为共产党代表 团的成员，到北平军调部担任秘书长，挂少将军衔，协助叶剑英工作。三 方工作人员均穿统一供应的美式军装，比较显眼。

有一次父亲从北平临时飞回延安，在枣园家中，我看见军装漂亮，便乘父亲换衣服时，穿上神气 一下，父亲看着好玩，给我照了一张相。

军调部的内部斗争尖锐复杂，国民党委员郑介民是老牌特务，他了解父 亲的工作性质，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想整垮共产党的人员，通过新闻媒体 出共产党的洋相。执行部的办公地点设在协和医院的一栋楼内，美方与国民 党方面办公在北京饭店，共产党办公安排在翠明庄。

父亲一到北平，就在人 员管理教育方面下工夫，严要求，同时在翠明庄住地仔细检查，破获了国民 党特务事先埋设的窃听器与秘密电台，揭露了国民党安排的特务人员，对国 民党组织的一些反动言行，巧妙地进行斗争，既揭露敌人，让他们在新闻媒 体面前当众出丑，又教育了自己同志严守纪律，提高警惕。

几个月过去了， 国民党特务头子郑介民的期望完全落空，共产党扩大了社会影响，他自己的 手下反而出了许多洋相。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内战难以平息，美国特使马 歇尔将军自认调处失败，很快回国，军事调处执行部自动结束。

延安时期，李力身着父亲李克农从北平军调部带回的大衣

蒋介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依 然在许多地方向共产党军队进攻。1946 年6月，蒋介石依仗他的庞大兵力与美 国军援，错误判断形势，估计在三到 六个月内可以全部消灭共产党军队。

于是，从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继而 在苏皖、山东、晋冀鲁豫及东北解放 区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同时加派 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所用兵力达193 个旅，约160万人，占其总兵力的百分 之八十。

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总兵 力约120万人，分为东北、华北、晋察 冀、晋冀鲁豫、晋绥、中原解放区等，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下，组织英勇抗争，半年时光，消灭大量敌军，打破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军队损伤严重，蒋介石便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主要指向 山东解放区与陕甘宁解放区，特别是延安地区，这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 如果能被国民党占领，无疑会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洞察 时局，指挥若定，立即布署，迎接挑战。张家口解放时，我军缴获敌人一 部大型电台，不但收发电报，还可以通无线电话。

毛泽东感到新鲜，便与 朱德等中央领导从枣园骑马到裴庄军委三局，亲自与张家口驻军的领导成 员试验通话，感觉效果不错，十分高兴。王诤局长一直陪同，便临时邀请 毛主席给我们讲话，毛主席说：“好呀，讲讲也行”。王局长立即招呼房里 的人除了值班的都出来听毛主席讲话。

我们赶快到院子集合，有的端个小 凳子、有的拿个马扎子，有的找个树根当凳子，总共二十来人，坐得不大 整齐。院子中间摆张小桌子，放上水杯，朱老总坐在一边，毛主席不愿 坐，就站着给我们讲话。

他说：刚才与张家口通了无线电话，你们有了新 的技术，让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断进步，把工作做得更好。现 在我们正在打仗，大家都很关心形势。国民党吹牛说他们胜利了，占领我 们许多地方。其实我们的作战方针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集中兵力 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叫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毛主席谈笑自若， 这时伸出双手，边数指头边笑着说，蒋介石国民党和我们打了半年多，开 始时气势汹汹，向我们全面进攻，结果被我们歼灭了72个旅，如果再打 半年，我们再消灭它72个旅，一年消灭它144个旅。再打一年，再消灭它 100多个旅，这样下去，到第三年、第四年，他的兵力不足，想打也打不 成了。

现在蒋介石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想要侵占延安，我们就让他 占，把他抓住，歼灭他的有生力量，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中，最后胜利一 定属于我们。毛主席短短的即席讲话，给我们很大启迪，记忆犹新。

没有多久，国民党胡宗南的十几万军队，会合西北地区马鸿奎、马步 芳、马步青的军队，从几个方面进犯陕甘宁解放区。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 地，解放军主要在前方打仗，本地虽有“联防司令部”的名义，肖劲光任司令员，其实兵力很少，没有什么战斗部队。在此期间，一面紧急调派部 队，准备应战。同时抓紧组织党政军机关有计划地疏散转移，并且实行坚 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

中央机关大部分转移到山西兴县地区继 续工作，一部分组成后委，在黄河对岸保持联系，还有一部分成立中央前 指，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战斗。延安地区一下变得 人烟稀少，显得空旷。

我们全家大部分由母亲带领，随枣园机关疏散到山 西兴县，父亲料理社会部的疏散工作，同时考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转 战陕北的需要，选派罗青长、汪东兴在中央前指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

因 为毛泽东尚未离开延安，他也继续留在枣园。军委三局负责全军通信指 挥，工作一天不能间断。这时分为几摊，大部分人员转移到山西兴县地区 接替通信联络，少部分留在延安继续工作。

我与郭芃也分别安排，她去山 西，我留陕北。为了行动方便，她用延安生产的土布，缝制了一个口袋， 染成黑色，让我使用。战争年代我一直背着它，作用不小，现在存放在延 安裴庄纪念馆。

军委三局转移途中，人员不少，男男女女，家属小孩，即便行军也要 保持通信联络。男同志好办，女同志有孩子，困难多些，大家就互相帮 助，女同志值班时男同志帮助照顾孩子，行军途中，孩子们装在筐子里， 用毛驴驮着，一边一个，不好走的地段，大人们就抱着、背着孩子走过 去。战争年代，这种革命友爱，团结互助的作风，留下的印象难以忘怀。

行军转移对年青人好办，老年妇女缠过小脚，平常走路就不方便，长 途跋涉更加困难。1946年12月11日，我的祖母詹红贞在山西转移途中， 从驴背上摔下来受伤，救治不及，病逝于山西兴县。

因为父亲李克农这时 留在延安，当地领导部门帮助办理丧事，开了追悼会，还在报上发了消 息。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未能孝敬父母，对此深感悲痛。但他重任在身， 不能离开延安，便与军委三局王诤局长联系，让我代表全家到山西吊唁， 帮助料理后事。

经王局长同意，我到枣园见到父亲，整个院落只有他一个 人，非常孤单，看了心中难受，他向我交代任务，同时请中央警卫团派了一位战士，准备了两匹马，让我们快去快回。

我们次日出发，很快赶到山 西兴县，见到了祖父与母亲等家人，第二天祖父带领我到祖母坟前，献了 花圈，然后我三跪九叩首，拜祭祖母在天之灵，又向祖父转达了父亲的哀 思。祖父感到宽慰，把保存的当地追悼活动的报纸让我带给父亲阅读。

办 完此事，我即赶回延安，正巧这段时间，形势比较和缓，母亲担心父亲的 身体健康，决定一同回延安看望，中央警卫部队的领导同志也要回延安， 于是大家同行，顺利返回。父亲得知祖母丧事办得顺利，祖父身体健康， 感到欣慰，但看见报纸发表的治丧信息，觉得不该如此隆重，便打电话给 当地领导说了自己的意见。

1947年年初，我在通信总台工作，王诤局长通知我，为了保卫延安， 决定我与几位同志组成电台到野战军工作。台长任道先是老红军，我是报 务主任，还有李映光、李树珍两位报务员。电台设备与其他人员很快配 齐，其中一位饲养员是老红军，我们叫他王老五，后来才知道他原名王兴 发。这样，我开始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第一次接触前方的战斗生涯，既感兴奋。也觉新奇。心想打仗离不开 行军，红军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解放战争我们要走多少里?便找了一个 很小的本子，想记录一下每天走路爬山的数量。临出发前，我还在窑洞顶 上找到一个土堆，挖开后把住房里的几块床板，还有零星用品，全部埋藏在土坑里，实行坚壁清野，想着打完战回来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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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0 虽然吃鸡给了钱，但没有取得主人同意

大肥肥文史

2024-11-907:43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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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转战陕北

1947年3月12日，我们新组成的电台从川口到肖庄集结待命，14日 黄昏，由肖庄行军到延安市区的王家坪向领导报到。这时，延安地区的机 关、院校等都已疏散转移，显得空旷，市区群众正在紧急疏散，老人、妇 女、小孩很多，有的挑，有的背，还有一些毛驴或小车帮助运输，情绪安 定，秩序井然，延安顿然成了一座空城。

我们住在王家坪东边半山坡的窑洞里，架设好天线就开始通信联络。 战场越来越近，延安已能听到枪炮声，野战军司令部还未成立，彭德怀已 到前方指挥作战。

王家坪人少空旷，枪炮声越来越近，还可看见火光，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几位领导还在院内谈天说地，镇定自 若，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听不清楚，有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我们在窑洞门 前却听得非常悦耳。

因为毛主席坚持不走，王诤、王子纲两位局领导，在 做好坚壁清野之后，也到王家坪等候毛主席撤离，他们就在我们电台的窑 洞里，吃住一起，没事时和我们打扑克玩，有时还戴上耳机在电台值班， 到3月17日，毛主席还不肯走，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实在等不及，只好 离开延安先去瓦窑堡了。

3月18日，战况愈演愈烈，火线推进到延安南郊，我们在窑洞门前不仅枪炮声越来越大，火光照红天空，还能听见弹片飞啸的声音。大家都希 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早点安全转移，负责警卫的十几名战士牵着马匹，还 有一辆为领导准备的中吉普汽车，等在王家坪大院门口，待命行动。可是 毛主席非常沉着，谈天说地，依然不走，我们只好耐心等待。直到黄昏时 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撤出延安，过了飞机场附近，道路很差，就把汽车 扔掉，换乘骑马前进。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走了，大家感到轻松，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出 发。这时延安变得空空荡荡，我们突然想到王家坪原先是军委机关所在 地，厨房里是否还有吃的东西没有带走?便让炊事员去检查一下，他们发 现一小桶食用油，我们就带上了。

当夜12点，即3月19日零点，我们撤 离延安，临走前又把所有桌椅板凳，连同窑洞的门窗都点火燃烧，尽量不 给敌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撤出的路上，我们不时回头看望延安火红的 上空，虽然这是暂时的离别，毕竟是培育我们成长的革命圣地，还是有一 种难舍的心态。

几小时之后，3月19日上午，国民党军队进占延安，大肆鼓吹，以为 是了不起的胜利，其实被占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他们招待记者参观，说 是抓了许多“俘虏”,其实他们不但没有抓到多少俘虏，连解放军撤到那 里去了都不知道，迫不得已，临时让自己的士兵假装“俘虏”,被记者识 破，出了洋相。胡宗南以司令长官身份到延安视察，自感得意，而他身边 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和中央领导撤退的路线不同，我们没有走出王家坪大院，就从村后向 北翻山走了五十多里，小路崎岖，三座大山，凌晨到达冯庄，稍事休息， 又行军三十里，翻两座山，到达梁庄。

大家坐在路边上准备出发，参谋长张文舟向同志们宣布，现在成立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他们都在前方指挥战斗。几句话说完，司令部成立，我 们接着行军。

我军通信工作一向要求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战争状态下，要求更加严格，每次行军到达目的地，我们首先架设天线，安装电台，与所 属部队及中央军委沟通联络，保障指挥。有时情况紧急，行军途中也会临 时停顿，架设电台与有关部队进行联络，有一天，从早到晚，走走停停， 我们架线工作九次，大家习以为常，没人叫苦怕累。

通信部队的电话兵比 我们更辛苦，每次行军，他们必须等待司令机关离开驻地，才能撤电话 线，然后赶快跑路，抢在司令机关到达新驻地之前把电话线架好开通，司 令部人员一到立刻就可以与所属单位打通电话。

当时设备落后，收放电话 线全凭自己用木头做的“线拐子”,手工操持，费时费力，特别是翻山越 岭，跨越河流，悬崖绝壁，更是惊险。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吃苦耐劳 与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令人敬佩。

西北野战军总部分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几个职能部门。司令 部下设作战科、情报科、通信科、总务科，机构精干，人也不多。

通信科 长刘克东，是红军干部，一两位参谋，下设单位有两部电台(后来增为三 部),一个电话队。每次战役，司令部机关分成两摊，少部分随司令员、 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等去前方指挥所，其他同志留在原地继续工作。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态度和蔼，爱开玩笑，休整时常见他与彭德怀下棋， 印象较深，其他领导干部，日常接触不多，记忆淡薄，司令部参谋长开始 是张文舟，后来是阎揆要，有位副参谋长王政柱，原是军委一局的老同 志，对地图业务特别熟悉，颇受领导器重，组织前方指挥所时他大都在 场，对电台比较熟识，交往也多。

3月23日早晨，接到命令，我们电台随前方指挥所准备战斗，这是我 第一次亲临前线，非常兴奋，也有点紧张。

当即行军十里到瓜地沟村，24 日再行军十里，翻山一座，到卧牛湾村。这里是彭德怀司令员的前方指挥 所，他与几位同志在山坡上观察指挥，我们电台设在山坡背后的村子里， 距离很近，房主人已离去，但大门敞开，室内东西布置未动，院子里还养 着一群鸡，表明边区人民对解放军十分信任。我们电台很快开始工作，通 信顺畅。由于主人不在家，我们的司务长在院子里抓了一只鸡，在桌上放了几块钱，杀后煮了一锅鸡汤，给大家改善生活。

青化砭是一条山沟，我军埋伏在四周的山坡上，就等敌人钻进包围 圈，将它歼灭。敌军越走越近，参谋人员怕耽搁时间，便站在山坡上高声 告诉译电员，敌军还有多少距离，赶快发电报告知在沟底备战的部队。

这 时参谋长张文舟感到口渴，到我们电台来找水喝，我们送给一碗鸡汤，他 边喝边说“好香啊!”,随之就问我们鸡是哪里来的?违犯群众纪律没有? 我们如实汇报，主人不在家，我们把买鸡的钱放在桌上了。

参谋长回去把 喝鸡汤的事告诉彭老总，了解情况后，彭总皱着眉头说：虽然吃鸡给了钱，但主人不在家，没有取得同意，总是不大好嘛!

我们听说后，很受教 育，在遵守群众纪律方面又上了一课。

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早有准备，以胡宗南的第1、第29两个军、15个 旅，14万多人为主，加上其他部队共约34个旅，25万人，兵力比我们多 约十倍，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所以信心十足，满以为胜利在望。谁知占 领延安之后，找不到我军去向，便派各旅分头寻找，他们在大路上行动， 我们隐蔽在附近的山沟里，有时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的队伍。

3月25日上 午，国民党的31旅旅部及92团，进入青化砭的包围圈，我军集结优势兵 力，加上地形优势，立即拦头掐尾，两边夹击，激战两个小时，就把敌军 近3000人全部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这是我们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 仗，大家非常高兴。

当日下午五时，我们从前方指挥所撤回瓜地沟村，原 来见不到的老百姓，这时成群地站在路边热烈欢迎，敲锣打鼓，有的给我们 送馒头，有的送窝窝头，还有的给我们送鸡蛋，十分热情，让我体会到陕北 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军民团结，亲如一家，任何反动势力都不可怕。

战争年代，我们也养成一种习惯，无论走到那里，不论什么情况，都 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关心群众利益，注意政治影响，尽可能帮助群众做些 好事，借东西要还，损坏的要赔，离开时搞好清洁卫生，向主人道谢，并 检查有无违反规定的行为。到达新解放区，更加重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所以军民关系一向良好。这种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

3月27日拂晓，行军五里至郭家石拌。

30日黄昏，行军四十里，路 经蟠龙镇，在宋家沟宿营。

4月2日，夜行军二十余里到全岔河村，6日 夜3时又行军返回宋家沟，下午开始新的战斗。原来计划歼敌3个旅，因 配合不够默契，未达目的，夜间撤回原地。

这时，敌军集结了11个旅的 兵力，也在寻找我军决战，我军便有计划地调配兵力，一面牵制胡宗南主 力，诱导他们向蟠龙镇西北地区进攻，一面集中兵力在羊马河地区布置埋 伏。

8日夜间4时，行军十里到永山寺村，又搬到相隔一里许的王家渠村 待命。

13日下午4时半，行军约40里。连翻4座大山到孙李家沟宿营， 14日上午9时，再行军30里，翻两座山，到张家四湾，开始迎来瓦窑堡 附近的羊马河战斗。

从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将敌军135旅4700余人全 部歼灭，代旅长麦宗禹被俘，西北战场迎来了第二次大胜。

3月15日拂晓，我们行军15里到郑常庄，初次见到我们战斗部队占 领山头，牵制敌军大部兵力的场地，下午又行军15里到安定县以西的高 家坪宿营，敌人飞机曾在此扫射两次。

17日中午行军20里到价家沟，因 情况紧急，下午7时，又行军返回高家坪原地。

4月18日下午出发，翻两座山，行军40余里至李家川村布置战斗。 国民党军队到过此村，撤退时东西满地乱丢，污秽难闻。

19日晨，我们行 军约20里，翻两座山，在蟠龙、永坪之间，路经羊马河地区，因时间短 促，战场还未打扫干净，枪械弹药随处可见，有些敌军的尸体尚未收殓， 臭气熏天，只能掩鼻而过，国民党军队洗劫后的村庄，情景凄凉。此地距 前线很近，途中我们架线工作一次，很快又转移，行军约6里至老沟村宿 营。

路上遥望部队作战，遇到受伤的战士，还有流弹从上空飞过，夜间3时 子弹走火，引起一场虚惊。

20日中午，战事不大顺利，我们与部队一并转 移，翻四座大山，行军40余里，到瓦窑堡附近的新庄住宿。这里也曾被国 民党军队侵占过，破坏很大，还有被强奸的妇女，全村居民仅剩一二人。

27 日下午7时，行军8里，翻山一座，坡陡难行，到王家庄休息。

29、30日， 连续行军，共60余里，第一天翻山一座，在永坪四沟休息，这里也被国民党军队住过，一股臭味，荒无人烟。

次日，行军途中遭到雨淋，牲口的驮架 摔坏，晚间睡觉是热炕头盖湿被子，又冷又热，感受特别。

经过青化砭、羊马河两次失败，国民党军队吸取教训，不再各旅分散 行动，而是几个旅集结一起，以防被我军各个歼灭。

彭德怀司令员也调整 战术，指派一个部队向绥德、米脂方向行动，边走边抛弃一些东西，假扮 成作战失利，准备渡过黄河的样子。这个部署，正合胡宗南的心愿，他想 最好把共军就地消灭，或者赶过黄河，他好吹嘘在陕北取得全胜，稳固后 方。

于是便调集大批军队向绥德、米脂追寻我军进行决战。哪知我军主力 仍在延安附近地区，趁此机会，在5月2日夜，发起了攻占蟠龙的战役。

我们电台随前方指挥所在薛家沟工作。次日我们登山观战。蟠龙是个集 镇，也是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基地，修了防御工事，埋设了许多地雷，指派 胡宗南的四大名将之一李昆岗将军率部坚守。敌军防御能力虽强，但抵不 过我军的英勇善战，几天激烈拼搏，到5月5日，战斗胜利结束。当天下 雨，李昆岗被打死，我军俘获很多。

蟠龙补给基地，武器弹药、粮食面粉、服装被褥等堆积很多，难以数 计。战斗结束后，各单位都去选择搬运，最先进去的人员由于缺少经验， 有的被敌军埋设的地雷炸死炸伤，我的一个亲戚，伯父李配之的儿子，小名叫福寿子，年青刚参军，我们还未见面，他随后勤人员到蟠龙抢运物 资，不小心被地雷炸死了。

因为胜利果实很多，我们电台除了值班人员 外，也趁热闹冒雨到蟠龙镇去游玩，镇口歪倒着一架打坏了的美式战斗 机，进入镇内满地皆是军用物资，许多面粉四处抛洒，把路都变白了，周 边老百姓高兴地赶着毛驴来运粮食。

武器弹药遍地皆是，我们对机关枪、 迫击炮没操作过，步枪打靶不觉新鲜，便每人抱了一堆手榴弹，爬到一个 山坡上，见下边沟渠没有人住，比较安全，我们坐在坡上，向下边投弹， 我连投了八颗，听见轰轰隆隆的响声也觉开心。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连打三个胜仗，军民斗志昂扬，为了庆祝胜 利，1947年5月14日傍晚，在安塞县真武洞举办了上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

当天下午我们电台的几个人曾去会场参观，为防敌机空袭，周边山上 架设了机关枪。开会时间选在傍晚，主席台上挂着两盏汽灯照明。

大会开 始后，除野战军领导讲话外，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赶来参加会议并发 表讲话。他告诉大家毛主席没有离开陕北，也留在西北战场与大家共同战 斗。他的讲话给同志们很大鼓舞，响起一片热烈掌声。会议过程中，敌军 飞机曾来骚扰，但未造成破坏。

祝捷大会之后，我军开始新的作战部署。

5月20日到8月6日，我们 连续行军，先向南经过甘泉县，再向西经过合水县，再向北经过曲子、环 县、定边等地，然后向东经过盐池、安边、横山等地，直到陕北重镇榆林 附近组成前方指挥所。两个多月，行军数千里，有丛林、有高原、有沙 漠、有山谷，沿路很多见闻，令人难忘。

可笑的是，我们掌握主动，身上 换了夏装，比较凉爽，武器装备也较轻便，路上高高兴兴；而国民党军 队，数量多，装备重，因蟠龙战役失败，许多部队没有换装，穿着棉衣， 被我们牵着鼻子长途行军，非常劳累，而且吸取教训，他们不敢走山沟，尽 量选择高坡山顶，以防被我军埋伏歼灭。当官的虽然也累，但有士兵伺候， 甚至让士兵抬着走，而广大士兵疲惫不堪，还要受欺压，弄得怨声载道。

5月23日，我们宿营于甘泉县的花豹岔村，开始进入丛林地带，树枝 密集，在里面行军，感觉不到太阳光的强烈曝晒，比较凉爽，敌人飞机看 不清我们的队伍，有时用机枪盲目扫射，个别树枝被打落，掉在我们身 上，毫无损伤，反给大家逗笑。我们跨越洛河川，途经合水县。

5月26 日，进入甘肃省东华池村宿营。这里有座古塔，山林中颇具南方风光，溪 水里可以捉到螃蟹，早年抗大七分校设在这里，建筑比较整齐。因为我的 右脚皮肤破损，行动困难，只好骑马代步。

这里水源缺乏，人烟稀少，每村多只五六户人家，有的什么也没有，部队吃饭喝水都感困难。这时战斗 正在进行，我们可以听到枪炮声，看见战火的硝烟。因为山区小路，大部 队行军拥挤堵塞，只好走走停停。

进入曲子县，宿营于韩家源，只有一户 人家。这里原属国民党统治区，还有保甲制度，老百姓不会使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的纸币，对解放军也不了解。这时环县战斗已经开始，我们宿 营于周家下塬，离敌军约10里。

6月17日，拂晓行军10里到三里湾村， 环县战斗胜利结束。下午我们进入县城，途中遭到敌军两架飞机扫射，没 有损伤。环县城里只有七户人家，土墙围着麦地，几处破土窑洞，稀稀拉 拉，使人觉得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城市。

6月24日下午出发，开始新的作战计划。行军四十多里，进入山区， 宿营在高山顶上的任家塬村。此后连着几天，皆是高山峻岭，纵横相连， 人烟稀少，村庄破落，加上行军劳累，让我感到世界上似乎全无平地，另 有一派风光。

这里人口稀少，山路狭窄，特别是拐弯的地方，一边是悬 崖，一边是绝壁，骡马驮着东西，体积较宽，通过非常危险，弄不好就会 摔到百米多深的山沟，全部毁坏。

为了安全，我们先把牲畜背上的驮架抬 下来，把骡马牵过去，饲养员王老五四十多岁，比我们年长，自告奋勇地 把驮架扛在肩上，横着行走，手扶峭壁，一步步地走过拐弯的险境，到了 稍宽的地段，大家动手，再把驮架抬到牲畜的背上，继续前进。

王老五同 志是红军战士，文化程度低，说话不多，但工作非常负责，克勤克俭，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克服困难，这种精神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也是一种革命 传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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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1 为什么西北野战军电台遭到精准的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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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6月26日，我们进入定边县境，山不很高，数量不少，走得相当辛 苦，宿营的村庄叫甜溪湾，可水却苦得不能喝，光秃一片，村子里男人全 走光了，只有少许妇女看家。

6月28日拂晓出发，跨过一座大山，名叫九 十里梁，行军八十多里，整天就在山上。这里水比粮食还要珍贵，大家没有水喝，非常难受。我们电台人少，行动方便，为了解渴，宁肯多绕十几里 路，跑到山下的小沟里喝水，再跑回来赶上大部队。好不容易，下了九十里 梁的大山，又上了另一个小山，宿营于三盛城村。

我军没有军用水壶的装 备，为了应对喝水的需要，大家便向当地老百姓学习，用种植的葫芦，把头 部锯掉，里面挖空晒干，装水后用东西塞住，外边绳子捆扎，背在身上当水 壶使用。这样解决了不少难题，但有时连水源都找不到，空有葫芦也没用。

6月30日，清晨开始行军，在定边县内走了八十多里，初次见到三边 地带广阔平坦的高原风景，而且沿着古代的土长城走了好几十里，机遇难 得。

沙漠缺水，土也很少，所以这里的长城不像北京附近的八达岭、山海 关那样巍峨雄壮，只有一人来高，两三米厚，没有砖瓦石块，全是沙土堆 积而成，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已经破损。如此长城，能有防御作用吗?看 到这里地势平坦，眼界开阔，古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想象当年的作战情 景，也能感到这种长城的防御能力。

定边、安边、靖边统称“三边”,属于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位于 延安西北，距离较远。我们在延安生活多年，只知道三边分区盛产食盐， 但从未去过。这次行军打仗，我们在三边地区行军转移一个多月，不但把 几个县都走到了，县城也去了，还在7月7日，路过盐湖，见到盐堆，并 在盐城堡驻了一夜，大体了解了盐业生产情况，也算开了眼界。

连续多日在沙漠地带行军，沙地松软，前走一步，滑退半步，比较费 力。7月22日下午4时，急行军60里。夜里1时到达贵沟村，只有一户 人家，我们架好天线电台工作，然后和衣露宿野外，在沙漠里找个地方歪 躺着睡觉。

3小时后，23日拂晓4时，接着行军，仍然是沙漠，而且路途 很长，说是30里，实际上够50里，翻山两座，途中日晒口渴，又困又乏， 下午1时，在连家沟休息，7时又行军60多里，途中一座大山，名叫十八 腰硷，上上下下50多里，实际上80里不止。

大家疲惫不堪，没有水喝， 有的同志歪倒路边，张嘴喘息，别的同志也无法相助。没水喝比没饭吃更 难受，据说个别战士劳累过度，硬是给渴死了。

次日黎明，我们到横山县石湾附近的寨子湾休息。下午6时继续前 进，行军70多里，途中遇雨，次日凌晨4时进入子洲县境，在许家湾休 息。

这天晚上，夜深人静，天色漆黑，不但看不见远处，就是行军队伍中 前后的人也看不见，为了避免走散，只能一个个互相拽着衣服行军，偶尔 前面的同志停步了，后面的人还在走，就撞上了，好在这是沙漠地带，两 个人碰撞一下也没关系。

民间有句传言“伸手不见五指”,我试了一下，举手在自己眼前晃荡几下，果然什么也没有看到。这种夜行军比较罕见， 印象颇深。

休息10个小时，雨后继续行军60里，终于走出沙漠与山区， 路过中共西北局后方的驻地，至三皇峁马蹄沟村宿营。上边正筹划新的战 役，我们在路上意外地遇见了陈赓将军。

7月30日中午，我们行军途中遭遇敌军6架飞机轰炸扫射，这里地势 开阔，沙漠地带边缘，隐蔽条件很差，敌机飞得很低，我们只好趴在地 面，听天由命。奇怪得很，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两圈后飞走了，却在我们 前边不远的国民党军队那里投弹扫射，给他们造成了伤亡。

连日行军，跨过无定河，路经镇川堡，每天几十里，翻越几座山。

8 月6日下午4时，我们奉命参加组成前方指挥所，立即出发，赶赴榆林城 郊。行程三十多里，沙山两座，途中风云变幻，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天 黑之后，路途生疏，加之沙尘蔽目，旷野中看不清道路，为了避免失散， 大家手牵手，稳步前进，虽然有时跌倒碰撞，倒也紧张有趣。

直到天快黎 明，方到魏家楼村宿营。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害怕军队，而且生 活困苦，吃糠咽菜，房子很少，我们虽说休息，因为人多，只有立锥之 地，借以躲避风雨。

老百姓吃糠，我们没什么好吃，也跟着吃了几顿糠。 我们看到这里贫富悬殊，大多数农民生活凄凉困苦，个别地主家却显得富 裕，就想何不学习红军年代的办法，打土豪、分田地，把个别富豪家的东 西拿出来救济穷困户。

领导知道后立即告诫我们不能这样干，因为榆林尚 未解放，我军在这里不会久留，如果现在“打土豪分田地”,一旦我军离 开，地主豪绅反攻倒算，加倍报复，贫困户就要更加遭殃。如果想做好 事，只能从自己的食品中挤出一点救济穷人。

通过这件事，使我懂得办事情要懂政策，讲实效，注意时间、地点、情况，不能单凭感情出发，把好事办成坏事。我们把口粮救济了贫困的农民，看见富豪家的粮食屯中存了 许多陈旧的包谷，就取来煮着吃，当时把肚子填饱了，哪知道没法消化， 第二天大便拉出来还是原样的包谷粒。

榆林是陕北地区有名的城市，由邓宝珊将军率部坚守。城墙厚实坚固，他知道我们没有重炮，更没有飞机，害怕我军夜间爬城攻击，便在城墙上每 隔几米远燃起一盏灯火，把城的四周照明，并派士兵在城墙上进行监察，严 防我军偷袭。

我军没有重炮，最大的山炮火力有限，攻城不行，便采用地道 战术，从敌人看不见的远处向榆林城墙挖地道，准备埋设炸药，把城墙炸 开，步兵再冲击进城。

未曾料到，8月份雨水多，榆林城外许多沙地，大雨 之后地面湿润，底下空了，挖坑道的地表塌陷下沉，城墙上守军把我军挖的 地道看得一清二楚，攻城的意图完全暴露。加上在此期间，为了配合榆林坚 守防御，国民党调派大批部队分路向榆林行进，企图南北夹击，把解放军消 灭在榆林城下。鉴于这种情况，我军便主动撤出榆林，另寻战机。第一次攻 克榆林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也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千多人。

撤出榆林，我们连续行军，这一片地区敌军、我军，还有毛泽东率领 的中央前指，军队密集，情况复杂，我们对敌情比较清楚，敌军却不了解 我军情况，更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核心也离他们很近。

8 月17日，我们清晨出发，行军四十多里，翻山一座，宿营于第二座山顶 上的刘泉塔村，因为夜间大雨，河水暴涨，一路涉渡多次，泥泞不堪，走 动费力。

8月18日，组成前方指挥所，行军二十多里，翻山一座，在双庙 巷村宿营，开始新的战斗。

19日夜，仍然大雨不停，我们挨冻，上午后撤 10里至柏树墙村宿营，战斗激烈展开。

此时，这个地区双方的军队比较集中，都想寻找战机消灭对方。彭老 总巧施妙计，将我军主力隐蔽在榆林东南的沙家店一带，同时用部分兵力 伪装成主力，并装作掩护后方机关要在葭县(今佳县)附近东渡黄河的态 势，国民党胡宗南便派大军有的在绥德守备，有的向葭县快速前进，有的 自榆林南下，企图从几个方向合围夹击解放军。

其中，国民党军队的36 师师部与部分军队，由师长钟松率领向沙家店以东地区前进，彭德怀司令 员抓住敌人孤军冒进的有利机遇，当机立断，迅捷组织西北野战军将其分 割包围，激战至8月20日黄昏，我军获得大胜，歼敌六千余人，师长钟松 在战斗中逃跑。沙家店战役大胜，我们斗志昂扬，非常高兴。

8月22日，我们转移到前东园村宿营，趁短暂休息的机会，我走到20里外的中央前 指玩了一次，没有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但看望了电台工作的 老战友，也备感兴奋。

8月23日，下午6时出发，刚刚走了十几里，我们架设天线准备工作， 又折回到桃梁沟(又名蔡家沟)宿营。全村只有两户人家，两间住房，加之 刮风下雨，天气不好，我们电台夜间收发电报必须点灯照明，室外无法工 作，偏偏这时户主家中刚有病人不治逝世，遗体躺在炕上没有收殓。经过与 老百姓协商，他同意我们电台进入室内工作，不触动炕上的遗体，找个偏僻 角落，点个小灯，架设好天线，在特殊环境中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解放战争局面改观，全国已从战略防御转入 战略反攻。西北战场经过沙家店战役也扭转了局面。

8月27日上午开会， 野战军领导宣布：从现在开始，西北战场转为反攻，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 区。下午我们就向南行军追击敌人，走了四十多里，翻山两座，宿营于敌人 刚撤退的柴家畔村，既脏又乱，还有死人的臭气。

此后多日，我们连续向南 进军，风雨无阻，爬山涉水，平均每天六七十里，从延安北边的榆林地区， 经过米脂、绥德、延川、延长等地。

9月18日，拂晓出发，行军40多里， 翻山4座，横跨雁门关山顶，至安家渠村宿营，离延安约100里。

9月20 日，司令部开大会进行向大关中地区出击的动员，原定22日出发，因天下 大雨被耽搁了。

9月29日，正遇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晚上安排我们看 戏，大家高兴。这天也是我老伴郭芃的生日，想到她与孩子，很是思念。

部队南进的过程中，在新开发的黄龙地区，有一天，我们野战军司令 部与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同在一条川地，驻地很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 相互可以看见。这里比较富饶，村庄也大，本想好好休息一下。电台人员 互相认识，感到高兴，联络中曾告诉对方，明天我们的台长将去看望他 们。

未曾料到，次日黎明，我们刚刚起床，就来了十几架敌军飞机，先是 战斗机，后是轰炸机，与平常情况不同，没有盘旋侦察，也无机枪扫射， 飞到我们村庄上空就投弹轰炸，完全是事先了解情况，有备而来，而且投弹完毕就飞走了。

我们电台的天线被炸坏了，门口院子里落了一颗炸弹， 弹片飞进报房，幸亏有块木板挡住，收发报机没被炸坏。

彭德怀司令员住 的院子也落了一颗炸弹，把老百姓的一盆酱从地面炸飞到窑洞顶上，正在 室内烧水的工作人员被灶堂里喷出的柴灰弄得满脸黑色，人也吓得够呛! 幸好当时彭老总外出散步没有遇险。

敌机飞走后，我们出来检查现场，发 现电台窑洞顶上还有一颗炸弹，扎进窑顶被土卡住了没有爆炸，否则我们 电台就完了，院子门口也还有未爆的炸弹，十分惊险。事后检查，这次空 袭，破坏了一些建筑，人员损伤不大。

这件事，周恩来副主席很快知道。经过调查了解，原来这是抗日战争 胜利后，美国援助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中，有一种无线电测向的技术设 备，我们对它还不熟悉。

一部测向机接收对方电台的信号，可以判定电台 所在的方向，几部测向机同时接收，交叉测控，就可准确判定对方电台的 具体位置。

西北野战军遭到空袭，我党在北平的地下电台也因被敌人测向 受到破坏，造成很大损失。所以周恩来副主席发出指示，今后部署作战要 加强隐蔽，战斗发起前尽量不用或少用大功率电台进行通信联络。

10月1日午夜2时出发，攻打延川、延长，行军三十多里，翻山一 座，至郝家河村架线工作，我虽然头痛发热，也顾不上休息。黄昏时再向 延川前进，途经禹居、文安驿等地，至马家店子宿营。

10月4日，雨天行 军45里，到清涧县三十里铺村，老百姓全跑光了，村里什么也没有。次 日接着行军，走了约10里地到大路边上的雷家湾休息，这里需要过一条 河，水有半人多深，深秋天气，如果穿着衣服过河，到达对岸衣服湿，凉 风吹，会更难受。反正附近没有妇女，于是大家干脆把衣服全部脱掉，光 着身子过河，到岸后穿上干衣服，继续前进。

10月8日拂晓，继续向清涧 前进，沿途枪炮声不断。我们到十里铺村成立前方指挥所，旋又翻山一 座，撤回十里至韩家源村开始工作。

有天晚上，电台突发故障，发不出电 报，手摇马达声音异常，只好赶快停下检修，大家都很焦急。我判断可能 是手摇发电机有问题，把它打开检查，发现有个炭刷因长时间工作被磨短了，造成接触不良。这时战斗正在进行，时间紧急，到通信科去领新的炭 刷，往返几个小时，耽误不起。

于是我就请大家赶紧在附近寻找小的铜 片。大家动手，东翻西找，从工具包中很快找出一快小铜片，我用钳子与 锉刀，把它折叠变小，正好装进炭刷弹簧后边的小盒子，用它顶着弹簧， 代替了被磨损的炭刷的体积，与手摇发电机的转子接触正常，电台恢复工 作，前后化了不到十分钟。

我们转移途中，可以看到清涧县城的全景，特别是城墙西部的笔架 山，地势险要，俯瞰全城，占领了它清涧就无法防守。

10日，指挥所回到 十里铺村，野战部队占领了笔架山，次日发起总攻，大获全胜，歼敌8000 余人，第76师中将师长廖昂被俘。

清涧战役中，我们遵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部队调动中尽量减少无 线电通信，清涧守军发现我军攻城，便向西安的胡宗南司令报告，请求派 兵增援，胡宗南复电却说，西安无线电测向设备并未发现清涧周边有大批 共军集结，你们不要乱报军情。等到战斗打响，廖昂被俘，守军被歼，胡 宗南慌作一团，赶快派兵增援已无济于事。

清涧战役，我军缴获的战利品 中，意外地发现有一部美国造的无线电测向机，大家非常高兴，领导部门也 很重视。因为体积较大，骡马无法驮运，只好派四个战士抬着行军，很快中 央社会部与军委三局派人把它运回后方，开始筹办我军的无线电测向业务。

由于国民党大批援军赶到清涧。11日下午，我们转移到梁家岔，次日 拂晓翻山一座，行军至史家塬村。15日，我们利用机会还去清涧城内参观 战场遗迹，开开眼界。

10月17日，天雨初晴，我们开始向北行动，每天行军几十里，翻几 座山。

19日，路过绥德城关，翻越一步岩山，宿营于清水沟村。

21 日， 为了庆祝收复延川、延长、清涧的胜利，野战军就地召开了祝捷大会。

10 月24日之后，接连行军爬山，途经米脂县的张家沟、镇川堡、方家渠、 崖窑畔、石山寺等村落，27日，我们听到围攻榆林的枪炮声。29日，我 们随前方指挥所到韩家畔村宿营，这里距离榆林县城约10里，电台紧张工作，我们曾遥望敌军飞机向榆林城内空投物资。

经过几天战斗，榆林城 外的据点皆被我军占领，但是城墙坚固，我们没有重炮，攻击仍然困难。

11月8日晚，我们去城边观看爆破攻城的情况，只见火光闪烁，浓烟缭 绕，一条长长的火龙摇晃着城墙。这是我军从地下挖掘的坑道，逼近城 墙，炸药爆炸后，可能计算不够准确，只把城墙靠外边的一大半炸开了， 靠城里半边的城墙未能炸开。

攻城的步兵冲击爬城，非常艰难，守卫的国 民党军队居高临下，疯狂扫射，造成我军战士伤亡，最后城未打开，我军 撤出战斗。第二次攻击榆林就此结束。

12

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2 我们电台不是战斗部队也能抓到俘虏

大肥肥文史

2024-11-908:13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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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分钟

12人听过

作者：李力

11月11日，夜行军40多里，绕至榆林城北15里的固城滩宿营。此 后几天，我们又在沙漠地带行动，有时与古长城相邻，行进中还与西北地 区的马家军作战。

夏天行军打仗，我们为了轻装大都把棉被换成了夹被， 此刻已到初冬，沙漠中寒风刺骨，村落稀少，没有房子，有时夜间只好在 露天睡觉。

11月16日，我们向南行军30里，在土地海子村宿营。没有房 子，在一个老百姓家存放杂物的草棚里睡觉。地上铺些杂草，大家挤成一 团，仍然寒冷不堪，无法入睡，便先躺下盖好夹被，未睡的同志从老百姓 院子里找到一些成捆的麻杆，抱过来一排排地压在同志们的身上当被子 盖，两捆麻杆中间有缝隙，风钻进来很刺骨，就在两捆之间从上面再压一 捆麻杆把风挡住，勉勉强强地休息。这种睡眠方法，特殊有趣，仅此一 夜，记忆犹新。

此后几天，我们继续行军，11月18日路过响水堡，在史 家砭村宿营，休整了几天。

12月3日后，又走了二百多里，于12月5日， 路经米脂新苗城至十里铺附近的吕家沟住宿，开始进行西北野战军长达两 个多月的冬季整训，也叫三查三整。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到当年12月集中整训，形势发展越来越好， 我们越打越有信心。西北野战军不断扩充壮大，装备改善，战斗力增强， 收复了许多被敌军占领的地方，还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新解 放区。

陕甘宁边区原本人口不多，物资贫乏，野战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 晋绥边区军民的远道支援。部队扩充的兵源大都来自被俘的国民党士兵，每次胜利俘获的几千人，绝大部分补充了解放军部队，我们称为“解放战 士”。

到1948年年初，解放战士在军队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这 些士兵大都来自农村的贫苦人家，受尽剥削压迫，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 兵后，又受军官欺压，所以情绪消沉，斗志薄弱。

战场上被我军俘获后， 亲身体会到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纪律严明，斗志 昂扬。所以许多士兵被俘之后，尽管我们放他回家，却不愿回，一是顾虑 重重，害怕路程不明，到不了家，二是害怕回去后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 仍然受罪，所以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

许多解放战士表现优良，作战勇 敢，与在国民党军队时大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多军服供应，有的被俘士 兵提出和我们战士换换军服，就高兴地当上了解放军。

我们电台不是战斗部队，又是机要单位，本来与俘虏工作无关。有次战后，我们去战场游 览，看到山上有不少空洞，便开玩笑地喊叫：“国民党的士兵们，战斗结 束了，解放军优待俘获，你们不要害怕，赶快出来投降吧!”。

未曾想到， 从山洞里果真跑出一个国民党士兵，举着双手，向我们投降。他是四川 人，姓刘，个头不高。电台也能抓到俘虏，简直成了奇闻。我们向上级请 示报告，就把他留在电台当炊事员。他穿着国民党军装，希望能给他换套 解放军的衣服，我们的军衣不多，没法解决，他又提出即便换个军帽戴着 也行，我们一个战士与他换了帽子，他非常高兴，自己成了解放军。工作 一段时间，表现甚佳，又把他调换成电台的通信员。

由于连续作战，来不及认真细致地进行管理教育，加上部队成员变 化，大量的“解放战士”对我军性质、传统、作风等缺乏了解，所以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纪律松弛，有的思想不稳，个别人甚至贪生怕死， 企图逃跑，众多解放战士中，难免混进个别隐瞒身份的国民党军官或别有 用心的坏人。

即便原来的子弟兵或是干部，有的也存在骄傲自满、自由散 漫，作战中自以为是，不听从统一指挥，以致影响战斗效果。这些问题和 它的消极影响，自然引起领导高度重视，认真处理。

为了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整顿纪律，端正作风，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野战军领导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结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在全军进行一次冬季整训。

首先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思甜活动，战士们多是 贫苦农民出身，几乎家家户户皆受地主富农剥削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 榨，政治上毫无权利，生活上贫困交加，有的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又遭挨 打受骂，痛苦不堪。会场上，大家倒苦水，控诉旧社会，经常是一人诉 苦，引得全场痛哭，场景感人。

接着再发动群众挖苦根，算细账，懂得地 主富农是依靠剥削劳动人民才发家致富的，使战士们朴实的痛苦感受提升 为自觉的阶级觉悟，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剥削阶级是贫困农民的穷根 子，蒋介石国民党则是剥削阶级的总代表。

彭德怀司令员视察部队时说： “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 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在国民党军队 里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

这种群众性的教 育运动，内容真实，语言朴素，情节感人，印象深刻，领导干部讲话不 多，更没有人照写好的稿子念，效果十分显著。它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 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 力，同时迅速有效地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对我军 的巩固扩大与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三查”活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有的部队联系实际，还进行查工作、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查支部、查党员的作用等活动。上上下下，党内党外，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以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标准，照镜子，做检查，互相帮助，团 结进步。对个别坏人及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则进行群众批判，适当处置。

这次整训意义非凡，同志们提高觉悟，加强团结，组织纯洁，斗志旺 盛，各方面都出现新的景象。加之中共中央1947年12月8日至28日，在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 重要讲话。

他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 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这个事变一经发 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拥 有数亿人口的中国，不能不引起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对于正在斗 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父亲李克农从山西过 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请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告诉我他住在杨家沟。有天 午饭后，我从吕家沟翻山越岭赶到杨家沟去看望父亲，两村相距约30里。

我到达时，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正在房内与父亲谈话，见我来了，他便 回自己房间去了。父子见面当然高兴，他向我讲了家中老人们平安，让我 放心，同时要求我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形势越来越好，要为 夺取全国胜利作出贡献。父亲考虑到是来开会的，吃饭统一安排，与往日 回家不同，留我吃饭可能不大方便，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便告别赶回吕家 沟了。

在此期间，我们电台发生一起事件。

有个摇机员没有请假外出，几天不见人影，大家判断是开小差了。数日后，他自己归队，我们组织全台人 员批判他的严重错误。

他边哭边解释，原来他家中只有父母亲与一位祖父，体弱多病，无人照顾，生活艰难，山沟里村子小，人不多，各家各户住得分散，并不富余，也难给予帮助。

这次转移，电台离他家很近，怕请假不准，便自己偷着回家看看，帮助家中做点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跪 在地上，请求组织处分。

这个同志平常老老实实，勤俭节约，表现不错， 听到他的哭诉，同志们被他的孝心打动，觉得家中困难重重，应该适当照 顾，便一面批评他的错误，一面提出建议，根据具体情况，是否可以让他 退役回家照顾老人，解决实际困难。他一个人走了，摇机员们互相帮助， 不会影响工作，以后有机会再找一个也不难办。听见同志们的劝说，他更 加感激，坚决表示不能离开部队。

最后，我们大家解囊相助，尽力而为， 趁休整的机会，让他回家照看几天，安排好老人生活再回部队。一场风波，终究解决。

这次整训时间较长，我们电台是小单位，人不多，没用多久就完成任务 了，比较空闲。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在山西地区，渡过黄河不远就可到达。 趁此机会，我向领导请假回军委机关看看家属。

获批准后，12月17日清晨， 我一个人出发，当天走了60里，翻三座山，到绥德县的狮子楼村住宿，次 日再行60里，跨过黄河到螅蜊峪住宿，第三天走了50里，就到了山西临县 孙家沟村军委三局的所在地。

见到了许多熟人，特别是郭芃与女儿默 芳，亲切之情，溢于言表。连着几天，我又到刘王沟看望父母亲、祖父、外 祖母、叔婶等长辈及堂弟妹等，见面后问长问短，都很高兴。

时届年终，我 便留在家中过了一个欢快的1948年的元旦。元月7日，我由孙家沟启程， 行走60里到索达干村住宿，第二天走了45里，跨过黄河到沙坪村，1月9 日，再走75里，翻三座山，回到吕家沟驻地，结束了假期。

1947年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刘王沟， 李哲卿(李克农的父亲)、李宁 (李克农的长女)、李孟文(李宁的长女) 合影

这次探亲假期，一个人来回， 特别是两次跨过黄河，感受甚多。 黄河水流湍急，深浅不一，只有几 处渡口，全凭人力划船过河。我经 过的螅蜊峪与碛口两处渡口，沿着 河边各有两个码头，上游的码头登 船，下游的码头上岸。

船夫们沿着 河边水浅的地方，像长江上船夫拉 纤一样费力地把空船拉到上游码头， 下次过渡，把载客的船流放下来。

过渡中，船夫们先把船撑向河的中 间，那里水流很急，船夫们一边齐 声喊叫，“划呀!划呀!”一边用力 划船，趁着水势把船划到对岸水浅 的地方慢慢靠岸停泊。

这种场景，让我联想起洗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曲”,唱词里就有 “划呀，冲向前!划呀，冲向前!”,气势磅礴，慷慨激昂，说明劳动人民 的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

半年多的战斗生涯，使我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与锻炼，觉得写点日记， 很有意思。离开延安时，我带的记事本很小，宽6公分，长9公分，厚不 到1公分，只能记述每日行军里程，爬几座山，村名等内容，而且快写完 了。

这次回后方休息，我找了一些有光纸，用两块硬纸片做封面，装订成 一个较大且厚的记事本，准备继续写战斗日记。这个本子我一直带在身 边，每天记事，有时候没有灯光照明，我就蹲在烧饭的锅灶旁边，利用烧 柴的火光写日记，十分有趣。待我调回后方时，一大本快记满了。

因为是 私人日记，有感而发，随便乱写，没有想过要被检查的事。遗憾的是，文 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住在七机部宿舍区，造反派相当活跃，我老伴又是研 究所的领导成员，虽然人际关系较好，又是女同志，批斗比较客气，也曾 被当作“走资派”举着牌子游街，我们住的三室一厅的房子，曾被通知让 出一间给别人住，我们只能照办，领导干部被抄家的情况很普遍，我们家 也难避免。

如果把这本日记抄家拿走，发现里面有不少赞扬彭德怀的内 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已被定性为反党分子，把我们定做反党同 谋，易如反掌。

日记中还有我思念亲人们，特别是老婆孩子的内容，按照 “左”的论调，批判成意志薄弱，立场不坚，至少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情调， 上纲上线，也能把我们批倒批臭。

老伴十分焦虑，主张赶快把这本日记烧 掉，家中还有一个“麻姑上寿”的银雕，也怕抄家拿出来，说我们搞封建 迷信活动，都要赶快砸毁，免得惹火烧身。

起初我不同意，觉得没有那么 严重。后来形势演变，复杂严峻，老伴态度更加坚决，我也只好同意，两 个人在家中悄悄地把铜雕砸毁，又把日记本带到城里一位亲戚家中投入锅 炉中烧毁，免得被人发现我们在偷烧罪证。

事过多年，后悔不及，但已无 法挽回。现在人老了，忆性不好，以后的往事，没有日记参考，无法详 谈，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印象较深的记述一点，时间地点也难准确。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度，全国各地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形 势发展越来越好。西北野战军整训结束后，开始战略反攻，战场转向国民 党统治区。

2月初，我们从吕家沟出发，一直向南行军，绕过延安地区， 集中兵力，组织宜川战役。

24日，我军将宜川县城包围，先后占领了许多 外围据点，把敌人压缩于城内。守城的敌军24旅旅长张汉初紧急向西安 电报求援，胡宗南一面电令张汉初坚守，一面急令主力兵团第29军军长 刘戡，率领几个旅由黄龙、洛川等地出发，赶紧增援。

西北野战军领导研 究分析敌军的几条增援路线，最大可能是沿洛川至宜川的公路，经过瓦子 街增援宜川，便在这里布置埋伏，准备歼敌。

瓦子街地区山沟较深，且有梢林，距离宜川最近。我军继续围攻宜 川，同时集中兵力在瓦子街等待敌人援军。

2月28日，天降大雪，行动比 较困难，野战军各部仍按预定计划，隐蔽接近敌军。

3日1日上午，敌军 进入包围圈，依照总攻命令，我军从几个方向发起猛攻，战士们居高临 下，奋勇杀敌，国民党军队慌忙应战，乱成一团，而且地形不利，没法反 击。胡宗南从西安急派几架飞机助战，无济于事，转了几圈就回去了。

激 战到下午5时许，敌军被歼，我军大获全胜。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在3 月2日对被围困的宜川县城发起猛攻，3日8时获得胜利，也歼敌五千多 人，整个宜川战役胜利结束。

宜川战役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五个整编旅，两万九千多人，缴获了许 多物资，是西北野战军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但改变了西北战局，对 全国解放战争也有积极影响。

我们欢欣鼓舞，从实战中体会到“围城打 援”的指挥艺术，对胜利更有信心。国民党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眼看 败局已定，自杀身亡，整编76师中将师长严明被击毙，其他少将师长、 旅长被俘或被击毙的还有好几位。

战役结束后，我军将刘戡、严明两位中 将的遗体，装入临时制作的棺材，并通过地方人士向西安当局传递信息， 请他们派人来把这两具遗体运回去交给家属妥善安葬，体现了一种人道主 义精神。

13

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3 用彭老总专用的马匹 把两位伤员送回部队

大肥肥文史

2024-11-908:30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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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5分钟

18人听过

作者：李力

这次打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设在瓦子街邻近的山顶上，我们电台设 在一个饲养牲畜的驴圈里，没有门窗，迎面放草料的土槽，就做了摆放电 台的桌子，牲口驮架做凳子，条件简陋，照样完成了保障指挥的任务。

战 斗结束的第二天早晨，四周非常安静，我到山顶上的打麦场散步，呼吸新 鲜空气，这时飞来一架敌人的战斗机，盘旋侦察，飞得很低，我几乎看见 了飞行员的面孔，他当然也看到了我。遗憾的是当时我手中没有武器，否 则我一定开枪，即使打不下来，也给它穿几个洞。

打麦场上有两个高高的 草垛，飞机盘旋，我围着草垛绕圈子，故意逗逗飞行员。飞机转了两圈， 发现再无其他目标，便用机枪向我打了一梭子弹，我很快到草垛子后边藏 身，毫无损伤。

飞机打完走了，我出来一看，右脚边上竟然还打来一个子 弹头，因为刚下过雪，草垛潮湿，没有爆炸也未燃烧。我觉得有趣，便用 手把弹头取来，那知道刚打下来的弹头，非常烫手，如同烙铁一样，把我 两个指头烫了一条黑的疤痕。

这个弹头，我一直保存作为纪念，家里人也 知道此事，后来几次搬家，不知道放到哪里，再也没有找到，留存一点 遗憾。

第二天，我们继续行军南进，转移途中经过瓦子街战场，这时国民党 军队的伤亡人员正在清理，瓦子街十多里的一条山沟，躺着许多敌军的尸 体，还有不少伤残人员在哭叫，死伤的骡马与武器弹药、汽车残骸，随处 可见，小河里流水带着血红色，还有腥味。

我到一个池塘里洗脸，向下一 看，水里躺着一具尸体，就赶紧换个地方去洗。刚打完仗，如此场景也可 理解，我们便趁休息的机会，在池塘边上找块干净地方，取水煮饭，吃饱 了继续行军。

战局变化，我们已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打击敌人，从宜川出发，几乎每 天都会攻克敌人占据的几处县城，部队分别进占黄陵、宜君、白水、韩 城、旬邑、麟游等县城，并向宝鸡市逼近。

国民党后方空虚，我们没有遇 到强力的抵抗。每到一处，都有很多缴获，俘虏一些国民党官员。因为是 新区，我们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侵犯群众利益。

这里老百姓受国民党长期宣传的影响，起初对我党我军不了解，顾忌较多，后 来看见我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与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完全不同，便也和 我们接触交谈，军民之间关系逐渐友好，遇事协商，给我们减少许多困 难。

由于缴获的物资很多，受运输条件限制，我们带不走，有的便就地分 发给群众。在一个县政府的机关，我们缴获了许多纸张及印刷设备，拿不 走，扔掉可惜，我捡了几张纸，切割后装订成本子，又用油印设备自己刻 蜡版，画了月亮，用英文写了老伴的生日“中秋”,带回后方送给郭芃作 纪念。

4月下旬我军部署就绪，25日夜开始向宝鸡市发动进攻。几路突击， 强大有力，激战至26日晚间宝鸡市全部解放。敌军师长徐保企图乘铁甲 列车外逃，也被我军炸毁，徐保受伤被俘，次日不治身亡。

宝鸡距离西安不远，是陕西的名城，也是国民党军队经营多年的重要 补给基地，它被解放军迅速占领，西安受到威胁，震动很大。国民党军队 不得不从延安、洛川等地自动撤退，我军后方更加巩固，新解放区日益扩 大。

因为缴获物资甚多，给我们电台人员每人发了一匹布，添制服装与被 褥。本来我们还想到宝鸡市内去游览一下，但军事形势急剧变化，我军很 快撤出宝鸡，只好作罢。

原来这段时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乘胜前进，散布较广，部队比较 分散，又是新解放区，情况不很熟悉，加之连续作战，相当疲劳。

国民党 方面因为宝鸡失败，十分震惊，蒋介石指示胡宗南调派兵力，趁解放军长 途远征，情况生疏，处境不利的条件，抓紧时机，组织围攻，不给解放军 喘息的机会，争取完全歼灭。同时，又命令青海、宁夏马继援的地方军 队，积极配合，对解放军围追堵截。蒋介石还严格命令所属部队，“勿因 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务将匪军完全歼灭”。于是胡、马两军积极行动， 从几个方向对解放军组织夹击。

彭德怀司令员发现后，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让部队稍事休息， 寻找机会再歼敌军。为了实现这个意图，他派一个纵队在扶风至凤翔地带抗击敌军，争取消耗敌人，拖延时间，同时通过电台通信，指挥部队转移 待命。我们电台一直随彭老总身边紧张工作，顺利完成任务，但也有个别 电台联络不畅，影响了指挥效果。

在这紧急时刻，突然发生一个意外情况，担任阻击敌军的那个纵队， 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整体观念，看见敌军来势凶猛，司令员没有向上级请 示，便把部队绕到敌人后边打游击去了。

这一下，门户大开，敌军迅速前 进，不但打乱了我军的作战计划，而且很快威胁到野战军司令部的安全， 幸而附近有新四旅、教导旅等部队，对敌军顽强抵抗，尽管实力悬殊，伤 亡较大，也坚持防御决不后退。

情况紧急，彭德怀司令员沉着应对，通过电台指挥部署。我们电台完 成任务后，在室外集结待命，作战科的几位参谋，每人手持一支步枪，随 时准备战斗。

另一部电台正在联络，彭德怀司令员坐在电台旁边，桌子上 摆着一把手枪，非等电台联络完毕才肯离开。没有多久，电台联络完毕， 指挥所立即出发。

为了突破敌人的围剿，这次行军非同往常，不分昼夜， 爬山不说，过河时连衣服鞋子都不脱，途中小休息，大家躺下就睡。而且 边走边打，有一次我军部队把敌军抵挡住，我们从正在打仗的炮阵地上迅 速穿过，没有停步。这样走了约一个多星期，终于回到陕甘宁边区的关中 地带，转危为安，大家松了口气，这时已到5月中旬。

从2月份起，部队连续作战，成绩斐然，也有一些挫折，造成暂时困 难。大家跟随彭德怀司令员行军打战，亲眼看见他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作 风，打心眼里敬佩与信服，眼看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必败无疑，我们完全信任野战军的正确领导，从来没有人发牢骚、讲怪 话，流露消极不满情绪。

野战军领导部门战后及时召开会议，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司令部通信科长刘克东参加会议，会后听他介绍，彭老总在讲话 中首先自我批评，认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犯了过急、轻敌的错误；工作中 对敌侦察不够，情况不明，有时通信不畅，影响指挥效能。

然后，对个别 纵队领导缺乏整体观念，没有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利害关系，擅自放弃防御阵地，让敌军长驱直进，致使我军主力陷入被动局面，提出了严肃批 评。

另外，对教导旅、新四旅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优良作风给予表扬， 还派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刘绍文去部队帮助安抚整编。

接着，野战军部队根据全军新式整军的经验，广泛开展“评斗志、评智 慧、评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训，和结合实战经验，练战术、练技术为 主要内容的军事整训，使全军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水平提高，战斗力增 强，为下一步发动新的攻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雄厚基础。

会议过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西北野战军也开始新的作 战部署，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反攻。大约7月下旬，领导突然告诉我，上 级通知决定调我回军委三局工作，让我准备行动。事出意外，我也高兴也 不安，回总部机关人员熟悉，业务面宽，家庭团聚，当然是好事。可是西 北战场大进军，胜利在望，自己却离开了，未免有点遗憾。组织决定了， 个人服从分配，无话可说，只能交代工作，准备出发。

这时党中央与军委 机关已从山西兴县地区迁至河北省平山县(又称建屏县)西柏坡村一带，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指，在胡宗南部队撤出延安后，也离开陕北到河北平 山与中央后委会合。虽然距离很远，几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路程中不会 有大的问题。

临出发前，司令部领导给我一项任务，把一封信送到党中央毛主席办公 室。事关重大，我表示坚决完成。领导考虑周到，刘克东科长送给我一支手 枪，还有两颗手榴弹随身备用，又安排老红军王兴发同志与我一同回军委三 局，并给我们一匹马在路上驮运行李，王是饲养员就由他照管马匹。

大约8月初，我们由陕西省的驻地出发，轻装行军，每天几十里，不 觉劳累。那时候，生活简单，身上没有钱，沿路也没有旅馆酒店，我们带 了一张野战军司令部开的路条，请沿途地方政府提供食宿方便。

每到黄 昏，我们走到一个村子准备休息，找到村长给他看看路条，村长立即热忱 接待，安排我们两人带牲畜住到一个村民家中，有时候给我们单独一间卧 室，有时候就与老百姓一个炕上睡觉，老乡家中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夜间还帮助给马喂草料，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收拾好东西，吃完早饭，把住 的地方打扫干净，向房主表达谢意，不用算账付费，就牵着马匹继续上 路，办事顺当，关系挺好。

我们从陕西省南部渡过黄河，进入比较富庶的 晋东南地区，路经运城、侯马、临汾等城市，看到这里经济条件较好，特 别在临汾城里休息时，户主有点文化，优待我们吃了一顿肉丝面，态度友 好，印象甚佳。

次日，我们继续向北前进，路过洪洞、霍州、介休、太谷 等县城，这里是新解放区，社会管理还待完善。

有天早晨，我们走到一个 山下准备爬山，只见路边聚集着一批老百姓，看见我们便说，这个山上有 股土匪，专门抢掠过往行人的财物，弄不好还会造成伤害，建议我们聚集 一起，凑集许多人一块过山，土匪见到我们人多势众，不敢随意乱动，大 家比较安全。

我觉得他们讲得有理，便坐在路边休息等待，同时告诉饲养 员王兴发我的挎包里有封信非常重要，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其他东西不 顾，这封信也必须保管好。为了防备意外，我把手枪插在腰上，手榴弹放 在王兴发的衣服口袋里，大家提高警惕。过山时，我们成群结队，说说笑 笑，同时也作了应对准备，所以顺利越山，没有遇到麻烦。

这时山西省会太原市尚未解放，徐向前司令正在组织围攻，我们便从 榆次县的边上绕道而行，经过阳曲、寿阳，走到阳泉市。这里工业比较发 达，原来有火车直达石家庄，虽然处于战时状态，各方面不很正规，但是 军民团结，干劲冲天，经过抢修，通往石家庄市的火车正在试车，我们赶 上机会，便拿着路条去车站找负责人联系，经过同意，我们连人带马一块 上车，无须买票，也不检票。

当时只有闷罐货车，没有座位，总共十几个 人，其中一位女同志，大家东倒西歪，有的靠边躺下，有的坐在包袱上， 因为互不认识，无从交谈，便抓紧时间休息。

第二天清早，火车到达石家 庄车站，大家下车各奔前程。我们打听去平山县的路径，便立即出发，走 了几个小时，到平山县城后再设法打听，最终找到军委三局所在的郜家庄 村，见到了机关熟人，心才踏实下来。

中央军委机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后，分散住在沿滹沱河一带的各个村落，相距不远，老伴郭芃工作的通信总台在通家口村，父母亲所在 的中央社会部住在东黄渥、西黄渥村，我们落实住处后，第二天我便找 到西柏坡村，把带的信件亲自送到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手中，完成了 任务。

本以为信送到了，万事大吉，未料想还引出了一些麻烦。

几天后，上级问我带的信是否都上交了?我回答当然全部送交。

他们又说经与西北野 战军作战科查核，怎么少了一份文件?

我说这次带信回来，只起个通信员的作用，信封里面装了什么内容，多少页信纸，我根本不知道，也无权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请他们赶快查明处理。

随后主管作战的李涛首长的秘书魏健绩给我打电话，问我看过这封信没有?

我回答说，作为党员干部我 懂得保密纪律，绝对不会在半路上偷看信件，如果查出这种错误，甘愿接 受任何处分。

后来他来电话让我写个书面材料，我照实写好送给他，算是 把事情了结，以后再也没有人找我谈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我心里并不高 兴，给领导部门带信，很简单的事，竟然引出这些麻烦，损害我的声誉， 最后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信件的内容，不 知道所谓丢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但可以庄重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我没 有任何违法乱纪的错误，经得起历史的审查与检验。

我调回军委三局后，先在通信总台工作，抽空就到东黄渥村看望父母 亲与祖父、外祖母等长辈，欢聚一堂，全家高兴。父母亲喜爱孩子，孙子 孙女们回家看望，老人更加欣喜，父亲便把几个孙子辈搂在一起照相。

原 本父母亲想把女儿默芳留在身边，我们把她送去，哪知道孩子离不开妈 妈，整天哭闹，吵着回家，无可奈何只好又把她接了回来。这段时间父母 亲心情舒畅，与身边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着装也比较随便，天气热了，穿 个背心也与大家一块高兴地照相。

未曾料到，一向关心别人，很少照顾自 己的母亲却突然病倒了。赶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手术时需要输血，但医 院没有血库，我是母亲的儿子，血型没有问题，便赶到医院给母亲输血， 二姐李冰就在医院工作，当然精心照料，不久母亲病愈出院，全家皆大欢喜。1948年年底，李冰与在社会部系统工作的孙方结婚，家中又添一件喜事。

李克农和四个孙辈。左起：李树文(李 敏之子)、李慕兰(李治之子)、李孟文(李 宁之女)、李默芳(李力之女)

这时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地连 续取胜，同志们思想活跃，精神 焕发，生活平静却很愉快。国民 党蒋介石通过多种侦察，得知共 产党领导核心就在河北平山县西 柏坡一带，周边没有什么战斗部 队，比较空虚。他见机会难得， 便与北平剿总的傅作义将军密谋 决定，派出强力兵团偷袭中共中 央领导机构，一旦得手就会造成 很大社会影响，有利挽救败局。

北平剿总傅作义司令的身边早有 我们的情报人员，迅捷准确地把 敌人的偷袭意图及行动计划报告 中央社会部。

一时弄得我们相当 紧张，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紧急调派部队保卫中央，机关单位也考虑万一敌军来犯，如何向山区转 移，避免损失。

毛泽东接获情报后，与父亲李克农悄悄研究，来个将计就 计，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10月25日，先报道蒋介石、傅作义妄想突然 袭击石家庄，所派的94军3个师与第2军的2个师已从保定，涿县、定县 地区出动，还配有汽车，带了炸药，准备进行破坏。

父亲收到最新情报， 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后，新华社在10月26日再发新闻广播，“此间党政 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 武装，准备用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意打骑兵的方法”。

接 着，又在广播中指明敌人进犯部队的编队情况，包括军长郑挺锋、新编骑4师师长刘春芳、骑12旅旅长鄂友三等的名单，还在广播中表示，此次务 需全体动员对敌，不使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几次广播，在国民党 部队引起反响，军长开始犹豫，放慢进军速度，同时电告北平傅作义，这 次袭击，对方已有警惕，必然预有准备，袭击难以见效。

父亲李克农见广 播生效，即刻将最新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大家高兴地在 当天又发一条口语广播，讲明敌军不过2万人，窜到保定以南，留了一个 师在琢县、定县。我们保石线两侧十几个县的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 备，等待匪众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连续几条广播，吓得国民党军 长郑挺锋赶快率领部队缩回北平，西柏坡情况缓解，大家欢欣鼓舞，称颂 毛主席导演了一出新“空城计”非常高明，赞赏我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撤离延安组成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起，我们电台经常随前方指挥所保 障通信联络，能有机会亲眼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忠诚、正直、坚毅的革命精 神，艰苦朴素、关怀群众、严守纪律的优良作风，通过些许小事给我的印 象很深，教益良多。

有次，我们刚到一处宿营，电台忙着架设天线，其他部门忙于各自的 业务，都很紧张。这时村头走来两个受伤的战士，他们互相搀扶，行动吃 力，见到我们是自家军队，便随便躺下休息，他们没有喊叫，我们也没有 注意。

正在这时，彭德怀与他的警卫员骑马到了村口，看见两个受伤战士 躺在地上，他立即下马走到身边，问清他们所在部队的番号，司令员姓 名，接着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受伤战士不认识彭德怀，报告了部队番号与 领导干部姓名后，说他们在刚刚结束的战斗中，因为负伤与部队走散了， 几天来避过敌军防线，历经艰难险阻，无处吃饭，只希望尽快找到自己部 队，现在看到这里是自家人，比较放心，就想休息一阵再去找自己的部 队。

彭老总听说之后，立即把司令部的管理科长叫来，气愤地批评说： “这么好的战士，作战负伤，克服困难，避开敌人，搀扶着找到这里，你 们竟然不闻不问，不给帮助照顾，真是官僚主义!赶快给他们做饭吃，打电话和他们部队联系，吃过饭派人用我的马匹把他们送回部队。”

边说着 话，彭老总亲自打电话给战士所在的纵队领导，告诉他们有两位负伤战士 现在这里，饭后我们派人送回部队，这几天他们吃了很多苦，回去后希望 你们好好关照。

当日下午，野战军司令部完全照办，用彭老总专用的马匹 把这两位伤员送到部队。亲眼目睹，使我们受到一次人民子弟兵官兵关系 的传统教育。

彭老总的指挥所一般都靠近前线，能够看清战场情况，有时野战军的 前方指挥所，与作战部队的团级指挥所挤到一个山顶，团长没法办，向彭 老总提意见说，你野战军司令这么靠前指挥，我团指挥所再怎么向前摆 呀!彭老总笑脸回答，看不清战场情况，我怎么指挥打仗?反正你干你 的，我干我的，只能如此。

由于前方指挥所要隐蔽，所以人员精干，通常除领导外，只有几位参 谋，一部电台，总共20人左右。彭老总虽有马匹可骑，但他艰苦朴素， 经常与大家一同步行。

有次转移，没想到彭老总竟然与我并肩而行，开始 我未在意，彭老总随便聊天，他问我：苦不苦呀?

我回答：不苦!

他说： 怎么不苦呀!成天行军打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还会流血牺牲，这不 苦吗!等到战打完了，我们胜利了，就会搞经济建设，让社会富裕起来， 改善人民生活，不过我们要富裕的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特别是 广大的劳动群众。

一席教导，让我思想开窍。彭老总站得高，想得远，令 人信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 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与矛盾，面对现实，回想几十年前彭德怀闲谈中的教 诲，不能不钦佩他的远见卓识与优良作风。

彭老总还有一个习惯，每次作战胜利，都会亲自接见被俘的敌军主要 领导，在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战役结束时，几位被俘的国民党旅长 (师长)如李纪云、麦宗禹等，皆被战士分别押送到指挥所，既没有捆绑， 也没有特别的戒备，彭老总在室内与他们交谈，问问情况，进行教育，向他们指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蒋介石政治反动，不得民心，详细内容我们听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对方表示自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来不问政治。

彭老总生气地训斥说：“什么军人不问政治?完全是胡说八道。你们听从蒋介石的指挥，破坏国内和平，违背群众意愿，带兵到解放区来打仗，到处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这是什么行为?是不是政治上 的反动!”

因为声音较大，我们在院子里都听清楚了。觉得彭老总讲话在理，军事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国民党高级军官这一套辩护，反映出两种 军队的性质根本不同。

14

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4 军委三局进入北平

大肥肥文史

2024-11-1007:10广东

作者：李力

军事接管

1948年秋，我奉命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调回军委三局。先到通信总台 当报务员，没几天就分配到局部业务办公室工作。那时，毛主席、党中央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军委各机关分散住在滹沱河沿岸的一些村庄，军委三局机关先住通家口村，后来与通信总台搬到郜家庄村，距离西柏坡约七八里路。

战争年代，领导机关人员精干。军委三局从延安迁到晋西北，再迁河 北平山，几次转移，机构更加简化，不到三十位工作人员，大体分两部 分：

一部分管理器材物资、后勤财会等事项，人员各有分工，没有什么处 科的名义；

另一部分主管通信业务，包括对外联络等，名称为业务办公室，三四个工作人员，办公住宿都在一间房子。

我到业务办公室是新手， 除了接听电话，日常联系外，平时还要编制电台通信用的呼号、波长等业 务文件，掌管与编制通信部门的专用密码(简称台密)。事情很具体，实践中学到不少新的知识。

那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2月30日， 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文章，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 我们学习之后很受鼓舞。

古都北平通过秘密谈判，即将和平解放，这是一件大事。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牵头，各部门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组成打前站的班子，赶到北平郊区，一面准备军事接管，一面为党中央机关顺利进入北平作好各项准备。

军委三局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长 率领一批业务骨干提前走了，办公室的绳吉伦、顾兴德、梁茂成等，皆随局领导出发，只剩我一个新手看家。

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从三月份起，毛主席率领党中央机关陆 续开进北平。

三月下旬，军委三局(包括通信总台)最后一批人员，分乘两辆卡车，由刘寅副局长领队，我做具体组织工作，从平山县郜家庄村出 发去北平。沿途只见中央机关向北开进的车队连绵不断，而第四野战军从北向南去解放祖国各地的车队，数量更多，装备更好，战士们兴高采烈， 车上红旗飘舞。

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车队，我们知道他们是南下开创新胜利的车队，双方相遇，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高喊口号， 他们高呼“向党中央致敬!”“向毛主席致敬!”;

我们高呼“向东北野战军致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互相表达敬意。

车队很长，口号连绵，喜迎胜利的场景，令人鼓舞，至今难忘。

因为路况不佳，车辆又多，我们在保定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从 广安门进入北平，再经宣武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西长安街三号大 院。提前进城的同志们做好了接待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几十个大人小孩，男男女女，挤在一间大会议室的地面上睡觉。第二天，多数同志到西 郊八大处通信总台，我与少数同志留在西长安街三号参加军管工作，接着就在王诤局长身边担任秘书。

从西柏坡进北京，虽然也是一次平常的行军转移，但是意义不同，它 是我党我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夺取政权到建设政权伟大转折的开始，古老衰落的中华大地，由此谱写新的历史。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能够亲临这种机遇，自然感到幸运，感到光荣。

1949年年初，人民军队从前门大街开进北京时受到市民们热情沸腾的 欢迎场景，人们印象很深。我们进入北京，也处处感到市民们信赖与友好的眼神，表达欢迎的情绪。

因为刚进北京，各单位只能分散与市民们一起住在各条胡同里，有的是接管的敌伪房产，有的是临时借住老百姓的房子，大部分在西城与东城两区，分布很广，联系困难。

我们办公在接管的西长安街三号，军委三局住在西城区的机织卫胡同三号与广宁伯胡同三 号，通信总台是技术单位，要架线工作，城里没有合适地方，便临时安排 在西山八大处一带，中央办公厅在西城丰盛胡同，比较好找。

1949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为了适应形势，便于 统一管理全国军队与地方的电信事业，经过中央批准，军委三局于5月30日改称“军委电讯总局”,领导班子未变，办公地点在西长安街三号。这 里原先是国民党政府华北电信总局所在地，局长聂传儒，这时已不上班， 王诤局长就在接管的局长办公室里主持工作。

西长安街三号早先是个王府大院(据传是吴三桂的官邸),临街大门类似中南海的新华门，进门正面一块影壁，后边是个操场，摆了两副篮球架，还有一圈跑道。沿操场向西跨过一个门洞，再往北拐进去就是办公区域。中间一条长廊，两边是一排排对称整齐、宽敞明亮的平房。穿过宽大的院落，北边还有座单独的小办公楼，新成立的邮政总局在此办公。附近 几处小平房，可以住人，打开后门就通外边的南安里胡同。

为了工作方便，局领导住在这些平房内，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绳吉 伦、梁茂成、顾兴德、郭淑文、李力)集体住在一个大房间，家属都在西郊八大处。公文函件、重要办公用品、包括单位与领导人的印章等，分别装在我们的挎包里，每天背着上下班，平时大家交谈情况，有事商量，高 高兴兴地完成任务。每逢星期六下午，乘坐卡车出西直门经过香山一带， 回八大处与家人团聚。

进城初期，毛主席等住在西郊的香山，中央直属机关大都住在市区胡 同里的平房，相当分散。少数单位住在郊区，距离较远，联系不便。

最早，为了保证党中央的通信指挥，我们在香山慈幼院设立了第一个市内电话局，安装150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尽管技术比较先进，但领导同志不习惯拨号，号码也记不清楚，反映不佳，后来仍换成磁石式电话。

军委三局机关在西城区的机织卫胡同2、3号院，广宁伯胡同3号院， 这两个3号院的前后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正好相对，十分方便。

通信 总台的收信台设在西郊八大处长安寺(一处),局部机关其他部门在灵光寺(二处),幼儿园在附近的陈家花园，发信台设在八大处东边几里路的 魏家村。

后来又接管了一处孙家花园做局部办公室。因为住房不多，同志们大都是集体宿舍，我们周末回去与家属团聚，便临时借住在“西山饭 店”的客房。

这个饭店规模不大，但比较出名，张恨水先生写的小说《啼 笑姻缘》有些情节就描述在这个饭店。刚解放时，这里由一位白俄人经营 管理(即苏联十月革命后跑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客房很小，只够摆一张双人床，没有卫生间。饭厅比较宽畅，墙的高处挂了一副很大的油画，画 面上几位裸体的西方妇女在荷花池中洗浴。这种油画在解放区见不到，我 们吃饭时看着既感新奇，也觉着别扭。不久这位白俄被公安部门安排离 开了。

那时候，八大处地区没有自来水，孙家花园里面却用上了抽水马桶， 让人感觉奇怪。原来这是在房子外边屋顶上建了一处蓄水池，每天雇工挑水爬到上边把池子灌满，里边的人就可用上自来水了。看看附近的几处高档住宅，也是同类的供水方法。我们住在里边办公不能不用，也觉得方便，但对这种别人出力，自己享受的供水方式，心中总觉得不对劲。

这段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接管，不但接管华北电信局机关、 北平市的电信系统，还要接管位于北小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通信仓库与修理厂。接管地区不仅限于北平，还要组织接管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市的通信部门与电信工厂，任务相当繁重。

没多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一个 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一个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情况特殊，接收任务繁重，领导决定把与我们一同工作的郭淑文、黄坚派去南方参加军事接管。

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难，怨声载道。流通多年的法币，几乎等同废纸，国民党政府改发的所谓“金元券”,没多久照样贬值。物价飞速上涨，甚至一天之中，上下午都不一样，弄得人心惶惶。上街采购，不是随身带点钱，而是用布袋子装满各种面值的纸币， 像提包裹一样去采购东西。

进城初期，为了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活，中央动员解放区人民向城 市运送粮食蔬菜，改善供应状况。毛主席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决定把旧政府各部门的人员全部包下来(简称为“留用人员”),照发薪金，尽量减少失业，保持社会安定。

当时市场流通的主要是旧法币，为了 适应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也提前发行了一些新的纸币，分一万元、伍千元、一千元几种，面额很大，票面年份还写的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我保留了几张作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货币改革，旧币停用，原来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我们军管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不愁，钱的观念淡薄。那些留用人员要养家糊口，每天离不开钱，生 活压力很大。遇上发放薪金的日子，不管男女职工，穿着如何斯文，领到钱后，害怕涨价，顾不得是否上班，也来不及请假，马上就赶到街上抢购粮食，提去一大包纸币，买回一布袋粮食，体积相差不多，甚至还小一点。我们体谅留用人员的处境，看着虽然好笑，却很同情。

北平市当时人口约二百万，老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尊敬热爱，我们 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单位，随处可见军民关系 良好，社会秩序井然，表现出一种换了人间的欢快场景。

1949年“五一 ” 国际劳动节、“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中央机关都在先农坛体育 场举行庆祝大会。这是刚进北平的群众盛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两次大会，我都值班未去，只在办公室收听广 播，其中一次下大雨，但与会人员回来后仍然兴高采烈，心情激动。

军管工作紧张有序，内外有别。军委电讯总局是全国电信事业的领导 机关，除了组织接管外，还按中央指示，抓紧筹办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开 国大典的通信保障，这都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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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5 为开国大典提供通信保障服务

大肥肥文史

2024-11-1007:25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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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开国大典

进城初期，我们忙于军事接管。同时，按照中央部署，开始筹备建国 的有关事项。1949年中期开始，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克 服艰难险阻，从海外与港澳地区陆续到达北平，准备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 议。华北军区的解放军部队要准备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空军、防空军要 加强空中防御，应对国民党军队可能的空袭，任务很重。

当时国家机关尚 未正式成立，新情况下遇到有些技术疑难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按照老习 惯，经常找王诤局长去商量办理，所以电讯总局也担负了一些新的任务。

1949年9月21—30日，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 重举行，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王 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选出的政协委员，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那时怀仁 堂条件简陋，最早是露天的院子，四周有房子围着，后来加盖了顶棚，风 雨不受影响，可桌椅板凳还是临时安装的，会场上没有专用的电声设备。 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王诤组织部分科技人员，利用缴获的音响器 材，在现场通过试验安装了扩音器，效果显著,受到中央主办单位的好 评。会议结束后，大会秘书处给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各送了一枚政协会议纪 念章。

1949年年初，毛主席进入北平，华北军区在西郊机场组织阅兵表示欢 迎。这时他们又担负起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任务，不仅陆军的各兵种 参加检阅，空军的飞行部队与海军都要参加。这次阅兵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各部门都很重视，不能出任何差错。

阅兵总指挥是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组织实施，具 体工作由唐延杰参谋长负责。因为海空军直属军委领导，业务技术较新， 人们对陆空通信、雷达、导航等还不熟悉，所以王诤经常参加阅兵指挥的 研究，我作为秘书也随同前往做些具体工作，曾去西郊机场观看阅兵的演 练活动。

1949年，天安门广场与现在不同。东西两侧在文化宫、中山公园门前 各有一道老式的“三座门”,坐落在长安街中间，影响交通。广场没有现 在这么开阔，从马路南边到正阳门城楼以北，东西各有一道红色围墙，把 广场包在中间，面积比现在小得多。围墙外边是街道，东边墙外是公安部 街、西边墙外是西皮市街，除商店、住宅外，有些政府机关就在这些街旁 的院落里办公。

十月一日，受阅部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以东的街道上，从王府井、东 单、再向南延伸到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步兵、骑兵、炮兵、坦克等各个 方队整齐有序，紧密相连，战士们精神抖擞，场景壮观。为了指挥方便， 沿着受阅部队所在地段，我们临时铺设了被覆线，可通有线电话，还配备 了若干部缴获的美军步话机 (BC—610 型),能通无线电话。当朱德总司 令由阅兵总指挥陪同，乘车沿路检阅部队时，皆可随时联络，掌握情况。

麻烦的是，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必须先经过东侧的“三座门”。 虽然有三个门洞，平常行人没有问题，可是洞口较小，受阅方队到此必须 调整编队才能进入广场，然后整理队形，再继续前进接受检阅，从西边 “三座门”出去，同样也要整顿编队，才能离开广场。

机械化炮兵、坦克、 装甲运兵车等方队更麻烦，几个门洞都不好过，只能从洞外绕行，进广场 后重新编队前进。为此阅兵指挥部在东西三座门各设了一个调整点，配备通信工具，随时联络调度。

人民空军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庆祝开国大典，要求时间正点、路线准 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以前没有做过，大家 心中没底。

好在那时市内高楼大厦不多，视野比较开阔。王诤局长与空军 领导同志数次去崇文门内路东的空军指挥所(早先是接收的一家外国饭 店，如今改建为“金朗大酒店”),现场研究问题。

这个饭店连地下部分只 有三四层，向东的一面大多为玻璃窗户，外边没有高大建筑，可以看得较 远。指挥所设在此处，既可提前看见飞机从东边飞来，而且它的位置在天 安门城楼南边一点，只要飞过它的上空，就可准确地飞越天安门广场。空 军是新组建单位，各种雷达、通信、导航、探照灯等装备，皆由军委通信 部门供应保证，业务技术联系十分密切，经过反复研究，终将方案确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朝阳门大街344号李力与家人合影(当时李克农 在朝鲜)。

后排左起：羡蕴华(李伦的夫人)、李冰、李伦(李克农的小儿子)、李力(李克农的二儿子)、王炎(李治的夫人)、郭芃(李力的夫人)。

前排左起：李慕兰(李治的大儿子)、老太爷、李默芳(李力的大女儿)、孙集容(李冰的大女儿)、孙方

开国大典欢庆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防止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公 安部门作了周密布置，空军与防空部队也作了相应准备。通信部门在天安 门城楼的背面架设了一部无线电台，城楼门口金水桥旁边的两个小房子里各设了一部电台，派出报务员雷洪、申毅、谢耀恒、袁玉体、艾平等同志在那里值班，随时保持与有关方面的通信联络。

除了通信任务外，军委电讯总局在开国大典中还主动担负了两件另外 的任务。

一件是天安门广场的扩音设备，由于人员多，场面大，要让所有人员都能听清毛主席的讲话，受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主办单位颇费周 折。

王诤局长便组织傅英豪、郭平欣及北小街工厂的习林、周炎等工程技 术人员，利用缴获美国海军登陆指挥使用的“九头鸟”扩大器，声音集 中，失真较小的特点。经过现场试验，认为效果满意，便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各安装一组，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因为那时没有无线话筒， 所以阅兵总指挥在广场上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时，只好由工作人员将安放在路边的送话器，用手举向发话人的身边，将话音传播出去。

第二件事是电动升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意义非凡，举世瞩目。广场中的旗杆已由建设部门安装完毕，如果手动升旗，毛主席要从天安门城楼走下来，升旗后再走回去，又没有电梯，距离不近，来回耽搁时间太长，会场未免受到影响。

王诤局长参加讨论，最后决定采取电动升旗的方案，电器部分由军委电讯总局负责。王诤局长组织技术人员勘察设计，在旗杆上安装了电 动升降设备，又铺设了从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所在位置到旗杆的联接电路， 几经试验，取得成功。

开国大典升旗时，毛主席轻轻按下身边的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冉冉升起，受到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为了防备万一，我 们在旗杆旁边预备了几个工作人员，一旦电路故障，马上就用人工升旗。 结果一切顺利，这个预防措施没有用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隆重的开国庆典正式开始。王诤局长在 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同时留意观察我们提供的各项保障措施有无问题，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有何新的指示。我在新搭建的东观礼台上西南角的阅兵指挥所，就通信保障工作进行联系协调。

毛主席首先讲话，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给予全国各族人民莫大的精神鼓舞。

随后开始阅兵，聂荣臻总指挥 乘车从东边来到广场，朱德总司令乘车从天安门出来，通过金水桥到达广场，简短报告后，他们同往东边地区检阅部队，然后返回广场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分列式开始。这时阅兵指挥所从东观礼台打出三发信号弹，其中第二发是我打的，用的是双筒信号枪。

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部队，从各个军事院校开始，接着是海军、步 兵、骑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等方队，整个活动进展比较顺利。只是骑兵部队缺乏经验，没有事先给马屁股安装粪兜，结果骑兵通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留下许多摊马粪，不大雅观。

还有一辆坦克，经过天安门前突然熄火，后边的坦克灵活机动，把它顶了一下，两辆坦克都通过了。通信兵方队比较特殊，别的方队整齐划一，通信兵方队前几排是背着 报话机的无线电通信兵，中间背着电话机与“线拐子”的有线电通信 兵，后几排是背着军号的司号兵，代表简易通信人员。一个方队几种样式，说明了通信兵的特点。

地面受阅部队临近结束，空军飞行部队准确无误地进入天安门广场上 空，先是三架一组的战斗机，随后是轰炸机、运输机，轰鸣而过，群众第一次看到人民空军英姿勃发，无不鼓掌欢呼。

阅兵仪式结束后，群众庆祝队伍纷纷越过广场，涌向天安门城楼，天 安门前顿时变成人群的海洋。我们观礼台四周全是各单位参加庆典的队伍，彩旗飞舞，人们欢呼跳跃，有的高喊口号，有的热烈鼓掌。

时间已到下午五点多钟，临近傍晚，天安门广场南端升起一片片绚丽多彩的焰火， 广场四周的探照灯照射出一支支明亮光束，把夜幕装扮得更加壮丽，人群越发兴高采烈。当天夜晚，天安门广场又组织了群众性的歌舞联欢。因为阅兵任务已经结束，我去广场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开国大典顺利完成，各方面都很高兴，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制作了一 种纪念章，发给参加工作的各单位有关人员。那时市政府在西长安街靠近府右街拐弯处的一栋楼内办公(此楼后来是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大楼),与西长安街三号是近邻。我接通知后，亲自到市政府办公楼从薛子正秘书长手中领来十几枚，分别发给了有关同志，剩下两枚一直保存着，后来捐给通信部陈列馆与通信局陈列室各一枚。

这个纪念章设计精美，有飘舞的五 星红旗、有天安门城楼，还有一行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庆典纪 念”,颇有收藏价值。只是当时制作技术不高，涂的油漆颜色容易剥落。

这段时间，我们看过几场京剧表演也很有意义。京剧是国粹艺术，年 青时代我们不懂，票价又贵，没有机会观看。延安年代，遵照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曾上演过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这是小说 《水浒传》中的故事，我们看得懂，比较感兴趣。军委三局有位名叫陈冲的老同志，平常爱好京剧，也有些研究，后来调到延安京剧院，演出时他在乐队打板鼓。

刚进北京不久，有关部门组织京剧晚会，邀请全国有名的演员为毛主 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我们先后看过“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 荀慧生、尚小云),海派老生周信芳，著名老生马连良先生等的精彩表演。

剧场最早在西单路口的长安大戏院，门面不大，甚有名气，许多观众买票进去，我们是发的票，位置在二楼。楼梯与地板全是木结构，人们走动就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缺乏安全感。

二层前排是一圈包厢，毛主席坐在中间的包厢看戏，兴致勃勃，有说有笑。我们坐在两侧的包厢看戏，受视角影响，有时看不到全景。

散戏出来，我看到公安部门为了防备火灾，演出过程中专门派遣消防队员，配备了压水机等设备，一直守候在街上，不禁从心里向他们表示感谢。后来的演出大都改到中南海怀仁堂举办，这种应急场景就没有了。

对于京剧我们虽不熟悉，但“四大名旦”的声望早就听说，能亲自看 到他们的精彩表演，过去完全不敢想象。特别是梅兰芳先生，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气节高尚，日伪统治时期，他蓄意留起胡须，拒绝登台表演，不为敌人服务，这种爱国精神令人崇敬。程砚秋、周信芳先生等皆是进步人士，群众声望甚高。国民党统治年代，这些艺术大师很少公开露面。

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得到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大师们纷纷上台亮相，本身就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所以，我们欣赏他们艺术表演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爱国爱党的精神教育，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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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6 中苏谈判时总理要与李克农打国际长途商谈

大肥肥文史

2024-11-1007:34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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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成立邮电部

开国庆典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 部正式成立，并在西长安街三号挂牌办公。机关工作人员都发了“中央人 民政府邮电部”的圆形小金属牌，挂在胸前，凭此出入大门(我的牌子现 由通信部陈列馆收藏)。

邮电部长是朱学范先生。他是爱国民主人士，共产党的老朋友，社会 知名度高，还兼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工作很忙。王诤是邮 电部副部长，主持日常事务。朱学范部长还从上海等地介绍来一些新的干 部，有的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有的分管邮电业务技术。他的秘书是游子酥 先生。

邮电部机关集中在西长安街三号院内平房，只有无线电总局，李强担 任局长，在临街东边的一个小楼办公；邮政总局是苏幼农担任局长，在邮 电部后院的一个楼内办公。

政务院下属各部委纷纷成立，其中有些离不开电信技术。如铁道部、 电力部、广播事业局等，起步阶段他们缺乏专业干部，便请王诤给予支 持。尽管我们的人力紧张，王诤顾全大局，仍然派出荆振昌、刘法庸、黎 辉宝等一批老同志去铁道部组建电务局，程明陛、李岩等去电力部，广播事业局中央委任李强担任局长(兼任邮电部无线总局局长),还有梅益等 参加领导，王诤又派李伍、齐复华、黎沱、周建中等去从事各项实际工 作。曾在延安广播电台工作过的几位老播音员，这时也参加到广播事 业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下属部门不是很多，有些行业分别归 属重工业部或轻工业部领导管理。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钢铁 工业，中央高度重视，指标订得具体。可是有些行业一时认识不清，没有 提上日程，也未设管理部门。

例如政务院下属的重工业部，将机械、汽 车、飞机、造船等都归进去了，可是电子工业则未列入发展计划，也没有 管理部门。王诤即时向中央提出建议，说明电子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广 泛，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国家也应充分重视。

周恩来总理接受 王诤建议，通过协商，决定在重工业部下面增加第十局，即电子工业局。 重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感到系统已经庞大，领导班子对电子业务不大熟悉， 所以作为特殊情况，提出第十工业局建制属于重工业部，但日常工作委托军委通信部王诤代管。这样安排，才将电子工业纳入了国家的整体发展规 划，并有了单独的领导部门。

电子工业局虽然有了组织名义，也召开过电子工业会议，作了一些布 置安排，可是一段时间过去，进展不大，渠道不通，困难重重，建设经费 列不进国家计划，机关办公没有地方，要想新建既无地皮，又无经费，谈 何容易。

1950年军委通信部成立，并在西郊万寿路地区建设营房，王诤请 刘寅副部长兼任电子工业局局长，王士光为副局长，还从机关与部队抽调 了一批干部，如郭平欣、杜智远、李蒙蔚、邓国军、姚太林、沙踪、裴壁 等去电子工业局的各部门工作，又从通信部大院西北角割让出一块地皮， 给电子工业局修建办公楼与宿舍，才解决了难题。

通过国家经济与国防建 设的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人们对电子信息事业提高了认 识，中国电子工业终于迈出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6年)。王诤部长组织刘寅、王士光、陆亘一、钱文极等进行专 题研究，按照上级规定，及时编制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计划。

那时我在 机关主管组织计划工作，除了参加研究外，计划编好后，由我亲自送到中 南海居仁堂军委作战部面交雷英夫。因为电子工业由军委通信部代管，所 以纳入军队系统的建设发展规划，由雷英夫汇总后，直接上报周恩来总 理。

后来，苏联援助中国新建156个重大项目中，电子工业占了9个，这 些项目建成投产，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奠定了初步基础。回顾历史潮流，我 们不能不深切怀念王诤对我国电子工业所作的重大贡献。

邮电部工作期间，朱学范部长与王诤副部长关系友好，互相尊重，大 事共同研究，因为朱学范部长事务繁忙，不是每天都来办公，所以日常工 作就由王诤操持办理。

两位部领导办公室同在一幢平房，南边正门进去一 个小房子，是服务员的操作间，专管打扫卫生、来客递茶、传送信函等事 务。进入正门，朱部长的办公室在东半边，王诤副部长在西半边，布置完 全一样，联系十分方便。我与朱部长的秘书，常来常往，遇事商量，相处 也好。有几次，我到朱部长家中请示汇报工作，他与家人态度和蔼，待客 热情，给我的印象很好。

邮电部成立后，电信事业的恢复建设立即提上日程，政务院领导十分 重视，国家预算也作了计划安排。机关工作人员更加积极，根据需要和可 能，开始筹建全国长途载波通信网，一面筹集资金，一面扶助有关工厂， 有的生产铜线，有的生产设备，从三路到十二路载波机，能收集的收集， 能修复的修复，再通过外贸部门向国外采购一些。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封 锁，我们的载波机大多从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进口。长途架空明线要按技 术规程进行交叉，解放军的施工部队开始不熟悉，便请邮电系统的工程技 术人员进行培训，并随同施工队伍现场指导。

无线电通信的收信台在市 内，发信设备集中在东郊双桥地区，那里有大型天线场地，广播电台的发 信设备也在那里。市内电话主要保证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普通老百姓那 时需求不大，也顾不上，所以很长时期中国的电话普及率非常低，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战争年代，军邮业务隶属于通信部门，主管此事的王凯也在军委电讯 总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事尚未完全结束，邮电部成立后，军邮工 作就与邮政总局直接联系。万事开头难，尽管水平不高，规模不大，新中 国的邮电通信事业终于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外 交关系。1949年10月中下旬，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两次到邮电 部访问，主要研究海底电缆问题。

王诤副部长接谈了一次，另一次他不在 家，便由我接谈。这位参赞会说汉语，在中国时间不短，情况熟悉，交谈 比较方便，无需翻译。据他介绍，沿中国海域曾经铺有一条连接亚欧的海 底电缆，战争年代未能发挥作用。现在如果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将它整修 完好，当是一大好事。我们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原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 有关的档案资料没转过来，所以不好立即表态。

由于双方交谈，态度坦 诚，我们对苏联老大哥比较尊敬，参赞感到高兴。时隔不久，1949年11 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办国庆招待会，给王诤副部长发来请柬，出 乎意料也给我发了一张。

那天下午，我们乘车去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参加 活动，与会人员不少，招待会采取鸡尾酒会的方式，比较随便，但气氛亲 切。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印象颇深。后来北欧的丹麦也有一位 先生来谈过同一件海底电缆的事。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去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祝贺斯大 林七十寿辰(1949年12月21 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停留时间甚 长。在苏联期间，随着交谈的深入，两国政府准备签订正式条约，于是周 恩来总理又率领阵容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在1950年1月下旬赶到莫斯科。

经过认真讨论，2月14日晚，斯大林、毛泽东亲自参加，两国政府在克里 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有关旅大铁路及 贷款等协定，并发表了对外公告。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火 车沿途参观，于3月4日安全返回北京，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

中苏友好是当时突出的大事，各方面高度关注。两国签约后没几天， 2月下旬，王诤副部长突然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周恩来总理要和在北京的陆定一、李克农两位领导同志直接通电话，商谈重要事情。

那时候国内打长途电话都很困难，国际长途电话更不好办。即便长途电路可以勉强接通，转到市内电话质量没有保证，也是难题，何况领导通话还要安全 保密。

为了完成总理交代的任务，王诤副部长与业务技术人员商量后，想 出一个办法。北京与莫斯科通话时，我先乘车去朝阳门内大街接了李克农，再去中南海接了陆定一，然后陪同他们到和平门外的电话局三楼，直接从载波机务站连接一条线路到隔壁的小房间，完全避开市内电话系统， 请他们与在苏联的周恩来总理通话。

这个房间提前打扫干净，临时摆了两 个软椅，一张条几，预备了茶水。他们通话时，王诤与我们工作人员全都避开，在机房与室外等待。大约讲了二十多分钟，话音质量不错，领导满意。

这次通话，相当重要，总政治部也接到通知，专门派保卫部的张铁处 长带几个战士在电话局院内布置警戒。通话完毕，我送两位领导回去时， 看到保卫工作如此重视，更意识到这次国际长途电话的政治分量。

现在电信事业十分便捷，国际国内电话随时可通，而建国初期困难重重，连周总理打长途都要如此费心，委实难以想象。从这一次具体的通话小事，也能看出王诤忠心耿耿，机智灵活，完成任务的敬业精神。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在各类社会团体中，中华全国总工 会比较突出，李立三同志担任主席，办公地点就在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灰色大楼。按照规定，各地区、各行业都要成立工会组织，邮电系统也不 例外。这是一件大事，领导必须得力。

王诤考虑再三，拟请刘寅出面主 持，朱学范部长完全同意。通过筹备活动，到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中国邮电工会顺利产生，刘寅任主席。在此期间，我曾几次去总工会大楼帮助联系有关事务，还去过李立三主席办公室。

国家机构逐步完善，我们与留用人员熟识了解，业务进展较快，气氛 团结融洽。这时上级规定，参加政府机关的军管人员和地方干部一样实行低薪制，给我发的薪金每月九十多元，王诤副部长三百多元。多年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开始领薪金，与军队的待遇不一样，感觉挺别扭。好在家 属还住在部队房子，没有水电房租之类的开销，我们拿到钱也不大会花， 同志们看到要请客，无非买点食品大家热闹一下。半年左右，军委电讯总局体制改变，我们重回部队就没再领取薪金。

新中国虽已成立，国内军事斗争还在继续，台湾尚未解放，帝国主义 的敌视态度非常明显。所以毛泽东号召：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 而且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一支强大的空军，同时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开始筹建海、空军的工作。

他们原来都是陆军兵团司令，战功显赫，改编为海空军领率机关后，对新的指挥管理方式， 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不大熟悉，所以两位司令曾分别到军委电讯总局找王 诤提供帮助。商谈这种事，在邮电部机关不大方便，便约请他们到通信部 所在的广宁柏胡同三号交谈。

老北京的城市布局，人们常说： “东城贵、西城富、南城贫、北城 贱”。所以刚进城时，我们接管的敌伪房产大都在东西城区，西边似乎更多一些。中央办公厅在丰盛胡同，离机织卫胡同很近，邻近的各条胡同， 住了不少中央单位与军委机关，刘亚楼司令员的家也在丰盛胡同。这些房屋大都是平房四合院，正房比较气派，两侧有的房间就低矮阴暗。住家条件可以，机关办公很不合用。

肖劲光、刘亚楼两位司令员先后来访时，王诤安排在广宁柏胡同三号一个房间接待，面积很小，条件简陋，待客用的茶具，还是进城之前个人用的搪瓷口杯、白开水。好在领导同志主要商谈 工作，不计较小事，他们与王诤熟识，事业上积极合作，说说笑笑也很开 心。后来来访人员日渐增多，还有党外人士，我便与总务部门的黄永水一同到东单广场的旧货摊上(现在的东单体育场),买了一套便宜的茶杯、 茶壶，用来接待客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保障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通信方面做了很 多努力，取得较好效果。但是日常工作中也难免出现一些漏洞。

有天晚上，我们下班后在机织卫胡同的宿舍，王诤外出未归，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我是周恩来，要找王诤同志。”

我报告说： “他不在家，我是秘书李潜修，总理有什么指示?”

总理说他办公室的电话，怎么突然不通了?让赶快查一下。我表示立即安排检查，尽快修复。 放下电话，我就请业务部门赶快处理，不一会就修好了。

这件小事，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态度不急不躁，体现出一种工作精神与优良作风，给我印象颇深。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正常运转，原先的军管机制需要调整改变。1950 年年初，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中央决定成立军委通信部， 任命王诤为部长，刘寅、罗若遐为副部长，同时撤销军委电讯总局的番号。

接着王诤向军委写报告，从参加邮电部军管的人员中，将孙俊人、周 浣白、李潜修、秦岩等几个同志调回军委通信部工作。这样，我们几个人 在4月下旬回到通信部，王诤直到1953年才完全离开邮电部，王子纲接任邮电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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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7 小事反映出中苏两国军队管理方式的不同

大肥肥文史

2024-11-1107:11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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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中苏友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国际上出现两大阵营，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大阵营旗帜鲜明，明 争暗斗，左右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新中国1949年成立，西方帝国主 义敌视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共产党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重视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这个政治原则，谁也不能含糊。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老大哥在经济建设、军事装备、国际交往等方 面，确实给予我们许多援助，并向中国派遣了不少专家顾问，进行具体指 导。那时候，社会上经常呼喊中苏友谊的口号，赞颂两国关系是“永恒 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斯大林被公认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 人物，群众集会时也经常呼喊“斯大林万岁!”。如果谁对苏联不满，就是 政治错误，严重的甚至当作反党反革命，受到严肃处理。

总参通信部管辖的业务技术比较新颖复杂，从一开始就派有苏联顾 问，同时还要负责军队系统苏联顾问团的通信保障，任务较重，联系也 多。起初，我在办公室工作，分管这项事务，配备了一名俄文翻译，经常 和顾问们打交道。

最早到通信部的苏联顾问是两个人，顾问名叫“达维杜什金”,上校军衔，还有一位少校助手名叫“西茹克”,他们住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的军队 招待所，通信部机关布置了顾问办公室，平时派车接送上下班。

相处中，我 们尊重苏联老大哥，他们态度谦和，也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关系融洽友好。 有时我去帅府园招待所看望他们，那里有个游泳池，就买两瓶啤酒，身穿游 泳衣，和他们游一会，再坐在池边喝酒说话，我曾学过一点俄语，尽管水平 很低，这时连说带比画，也能起点沟通的作用，增添一些情趣。

当时苏联大使馆在东交民巷的一处大院，武官处在另外一处平房，为 了沟通武官处与苏联顾问团之间的电信联系，我曾与通信部的苏联顾问一 起去武官处勘察现场，研究方案。

那天，正巧遇见顾问团的团长也来视察 工作，我不认识，不觉紧张，只见在场的苏联朋友们都很严谨，立正姿 势，气氛肃静。这种场景下，我只好静悄悄地站在一边，直到顾问团长走 了，气氛才又活跃起来。

苏联顾问团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靠近军委作战 部，我有机会路过也去看看。全团办公集中在一个大房间，类似学校的教 室，团长位置在顶端讲台上，设施比较气派，下边三排桌椅逐行摆放整 齐，每个顾问一个位置，如同学生上课。虽然没有见到他们办公的情景， 但这种布置与我们机关办公不同，给我印象新奇。

那时候，国际长途电话没有完全开通，为了保持苏联顾问团与他们国内 的通信联系，有天傍晚，通信部领导指示，让我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苏联派 来的一台通信车与工作人员，并在院内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条件与生活设施。

通信部搬到西郊不久，楼房稀少，接收的日式小平房还有一些，我与行政管 理部门商量后，便在院内中间偏西的地段(现在礼堂南边)选了两栋日式平 房，打扫干净，提供他们使用，还派了一位会做西餐的厨师帮助做饭。

北京老火车站在前门大街，客运站在正阳门东边路口(旧址还在), 货运站在路西，有条铁道穿越前门大街连接东西两站，遇有火车通过，市 内交通就要暂停。我赶到前门火车站时，苏联通信车已经停在路西的货运 站，工作人员正在指挥把它调往东边站台卸车。

因为临时卸车比较麻烦， 车厢停在正阳门前的大街上，随车的苏方人员穿着军装，聚在车边指指画画，兴奋好奇，大街两边被隔断的行人看到来了一批外国军人，不知怎么回事，也在围观议论。我赶紧找到车站调度人员，请他们把这节车厢调回 西站卸车，并请注意隐蔽，避免行人围观。大约折腾了近一小时，总算安全卸车离站，我们引路，把这台通信车接到了通信部院内。

新中国成立初期身着军装的李力

苏方通信车共有八个人，台长是名中尉，我们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张 单人床与被褥，一间小食堂，通信车停在住宅附近，准备了外接电源，工 作管理都很方便。

未曾想到，第二天我们去看望时，这位台长却让两个战 士合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子，他们身材高大，两人一床睡不好觉，台长 却说当战士的就是要艰苦，这是锻炼，生活条件好了反而不利。

吃饭时， 餐桌不少，他们却让四个战士挤在一张小饭桌用餐，而台长自己单独一桌 进餐，不和战士们同吃。

所有这些，让我领会到苏军的管理方式与我军官 兵关系不同，心中不无疑惑。但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好介入。至 于他们的通信业务，事关机密，我们有意回避，不闻不问。不到一年，长 途有线电网建设较快，通信条件改善，这台通信车便回国去了。

这时，苏联方面又派来几位专家，组织两国间的保密电话通信。这些 专家都是军官，有上校、中校、也有尉官，他们身穿西服，没穿军装，每 个人是什么军衔我们无从分辨，也不好打听。这批专家大都带了夫人，似 乎要在中国长期工作。

为此，通信部领导十分重视，专门在院内新建了两 层的保密电话机房(现在的中区55楼),又给专家们新建了三层的单元式 宿舍楼(现在的中区58楼，起初叫7号楼)。这套保密通信系统，从设备 安装、执勤管理，全由苏方人员负责。他们的工作情况，我们从不过问， 也不进他们的保密机房。

只在苏联国庆节(11月7日)、圣诞节、元旦、 中国春节这些日子，为了表示庆贺，增进友谊，通信部领导出面请他们与 夫人一起聚餐联欢。这种活动，大都在机关食堂举办，简朴热诚。

只有一 次过圣诞节，因为机关内部举办困难，通信部领导临时请他们到北京饭店 聚会，餐厅内装扮了圣诞树，旁边还有小礼品，节日气氛浓烈，大家都很 高兴。举办这种聚会，双方畅叙友情，苏联朋友们能歌善饮，边吃饭，边 跳舞，一顿饭要花三四个小时。

部领导酒量不济，也忙于公务，难以奉陪 到底，吃到中间就悄悄地不辞而别。我是负责接待工作的，无法离开，只 好硬撑着奉陪苏联朋友，又干杯，又跳舞，弄得晕头转向，回家时糊里糊 涂，呕吐一地，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才醒。这批专家工作一年多，随 着形势发展，后来也撤回去了。

通信部的苏联顾问后来调换为一名中将，名叫吉洪洛夫，助手是位上 校，名字也叫吉洪洛夫。军衔高了，气派大了，与第一批顾问作风不同。 王诤部长对他们比较尊重，他们在部长面前也注意礼节，关系处得也还可 以。

原先我们的通信值勤部队叫“通信总台”,这时学习苏联，按顾问意 见改称为“通信枢纽部”。通信部原本是总参谋部所属的业务部门，学习 苏联后，提升为“兵种”领导机关，编制也扩充为部下设司令部、政治 部、后勤部，三大部下边再设分管业务的处室。

例如，主管通信的业务 处，改为司令部下边的通信处，组织计划处改为司令部下边的军务处，器 材处、财务处隶属于后勤部，与管理生活供应的合在一起，既增加了管理层次，业务联系也不方便。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最后还是改回为总参通信 部，“通信枢纽部”换名为“通信总站”。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无论在江西中央苏区 时期，还是在延安年代，军队通信部门都办过工厂，克服困难，生产一些 电台供应部队，保障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适应形势发展，通信部下属又 增加一些专业工厂，除通信装备外，还开始雷达等新技术方面的修配与生 产服务。

学习苏联之后，规定军队装备分为小修、中修、大修三个层次。小修是使用单位随时处理，中修在部队修理所负责，大修则由军队系统的 工厂进行。

按此分工，我们工厂搞了一段时间大修。所谓大修，就是旧的 或受损伤的通信装备，送到工厂后，先把机器全部拆卸，原有的零部件大 多淘汰，少数经筛选合格留用，机架清洗干净，完好无损地继续使用，否 则重新制作。新的零部件换用后，再按线路图重新组装调试，各项指标合 格就算大修完毕。看来简单扼要，但是一算大修成本，这样做比买一部新 的设备还贵，花的时间也长。大修了几批之后，工厂觉得很不合算，机关 也反映不佳，就自动地停办了。

电子技术发展很快，使用多年的电子管眼看要被新一代半导体替换， 通信装备将会发生基础性变化。电子工业部门受苏联同行影响，本着循序 渐进的原则，准备选择苏联笔帽型电子管代替老式电子管，没把半导体列 入议程。

总参通信部王诤、孙俊人与机关科技部门提出不同意见，应该适 应形势，迎头赶上，抓紧发展半导体技术。中国科学院电子所与北京大学 等，积极开展半导体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果，我们与他们密切合作，利 用这些成果，又想方设法从国外(主要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 一些半导体器件，组织通信部直属工厂与少数国营电子企业研究开发新一 代通信装备。

时间不久，经过共同努力，半导体化的单路载波机、三路载 波机、无线电接力通信设备等，先后研制出样品，小批生产提供部队试用 后，反映甚佳，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发展方向。

电子工业部门也随之调整原 订计划，重视发展半导体技术，大力开发新一代军用通信装备，没有按部就班地发展笔帽形电子管，减少了弯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电子工业 部门曾专门开会，把军队与地方工厂生产的几种半导体通信装备，现场比 较，交流经验，打破了军队工厂与地方工厂的机械分工，加快了军队通信 装备的发展速度。

我军历来具有官兵平等的光荣传统，提倡三大民主，开会讨论问题， 要求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同心协力，把事办好，这已成为政治生活 中的一种习惯。

有一次，为了研究三军协同通信的问题，王诤部长在山东 青岛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住在海军的东海饭店，苏联顾问的助手吉洪洛夫 上校也去参加。

会议开得不错，同志们认真研究，遇有不同观点，有的同 志几次发言，反复说明自己的意见。休息时大家在海边游泳，玩得也很开 心。

哪知道，苏联顾问却对会议提出严肃批评。他强调通信部长亲自主持的 重要会议，与会人员发言应该准备充分，一次讲完，不能再作第二次发言， 否则就是不尊敬领导，违犯了纪律。我们听后都很惊讶，无法接受，王诤部 长也不以为然，没多理会。些许小事，反映出两国军队管理方式的不同。

虽然日常工作中，出现过一些不大愉快的小事。但我们对苏联老大哥 的帮助是欢迎的，态度真诚，与几批顾问关系甚佳，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病逝，第二天消息传来，我们正在开 会，同志们十分悲痛，自觉地起立默哀，不少同志热泪盈眶。治丧期间， 王诤部长亲自带领机关人员去苏联大使馆吊唁，因为东郊民巷路面拥挤， 汽车停在天安门广场，大家步行去使馆向斯大林遗像默哀致敬。

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变化很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 强烈震撼，不久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分道扬镳，集团解体。接着苏联社会主 义联盟内部矛盾加剧，各自宣布独立，强大的苏维埃联盟不复存在。中苏 两党两国关系日渐恶化，后来又逐步好转，恢复正常。反思几十年中苏关 系的演变，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国情的差异，令人感慨良多。因为偏离 本书主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忆往昔，看今朝，我有一点感想。那时候，我们与苏联交往，双方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建国比我们早，实力强，影响大， 是“老大哥”,我们虚怀若谷地向苏联学习，对方也给予我们许多帮助。

针对交往中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取长补 短，讲究效果，反对生搬硬套，反对教条主义，同时注意维护国家主权与 民族尊严。

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对外交往范围广泛， 活动频繁，情况比过去复杂，既有朋友，也不无敌对势力，所以我们在学 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认真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更应该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随时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觉，谨慎从事，防止上当受 骗。

我们更不能崇洋媚外、随波逐流，抛弃理想信念，宣扬什么都是外国 的好，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破绽百出，可以随意责怪。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被看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鼓吹只有把中国 卖给美国，才是唯一出路。凡此种种，发人深思。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员，不能不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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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8 随同彭老总视察深切体会到艰苦朴素的作风

大肥肥文史

2024-11-1107:22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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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针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毛泽东 高度重视，在1951年11月30日至1952年3月23日，连续几次为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的重要指示。

“三反”就是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就是反对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 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犯罪行为。

中央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 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 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 二中全会所早已预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 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党中央要求各地区把这场斗争当作一件大事， “看成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 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 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 一样的首长负责， 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同时还指 出，在全国城市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 政军内部的“三反”斗争，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要求各大城市(包括省城)迅速部署，在二月下旬进入战斗。

党中央的指示，很快在全党全军与全国各地掀起了“三反”、“五反” 群众运动的热潮。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同志们感到进入城市之后，社会 情况与农村不同，花花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低估。

报刊揭露的大量事实 表明，解放初期有些资本家，只图赚钱谋利，不择手段，非但拉拢腐蚀干 部，而且偷工减料，在供应抗美援朝前线的医药卫生用品中，丧尽天良， 以次充好，弄虚作假，非但不能治病救人，有些受伤的志愿军指战员误用 之后，反而病情加重，甚至失去了宝贵生命。这些信息，令人愤慨。

政治运动很容易刮起风潮，掌握不好就会出现偏差。“三反”开展不久， 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管钱管物的部门与人员，是出问题的对象，都应严格 审查，形象地比喻说，钱财物资是山林，贪污分子是老虎，越是山高林深， 越会隐藏大老虎。哪个单位管理的钱多物多，就是运动重点，无疑问地要求 打出大老虎。

军委通信部主管全军通信经费与物资保障，装备费、工程建设 费、维护费、训练费、科研费、行政办公费、特支费等等，科目多，数额 大，管理渠道不一，既有国内订货，也有国外采购，为了突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有时还要想方设法派人去香港进行市场采买，这些事务，集中在部机 关的器材、财务部门办理。

在总参谋部系统，通信部够得上是管钱管物的大 户。“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目睽睽的清查重点。

1952年李力与兄弟姐妹合影。左起：李冰、李宁、李治、李力、李伦

通信部领导拥护党中央指示，迅速组织学习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 上，动员有问题的人员赶快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号召全体同志大胆揭 发检举，把犯罪线索追查到底，绝不留情。

一时间，运动成为中心任务，机 关内部大会小会，批判追查，搞得紧张热烈。由于通信部还代管了国家电子 工业，所属不少企事业单位也要开展“五反”运动，所以领导决定派黎东汉 与我带领几个干部，到天津市参加领导那里电子企业的运动。黎东汉全面负 责，我分管天津市罗斯福路的电器公司，有时也到有关工厂去帮助工作。

这些电子企业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我们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搞 了一段时间，感觉情况比军队复杂，事情棘手，面对的是留用人员，还要 注意掌握政策。不久，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我们专门从天津带 领几个审查对象赶来参加，接受政策教育，促进他们坦白交代问题。

有一次，黎东汉与我回北京汇报工作，看见王诤部长与刘寅副部长同 在一个大房间，情绪低沉，场景反常，似乎有难言之隐，让我们莫名其 妙。

通过其他同志了解，原来“三反”运动以来，机关清查工作任务重， 指标高，要求严，总参谋部特地派了一位部长(上将)到通信部坐阵督 导，所以压力甚大。

这时，机关内部个别同志用心不良，以打老虎为名， 把水搅浑。一位分管业务的副部长，平时觉得自己参加革命早，领导位置 应该排在刘寅副部长的前面，对王诤部长也不满意。

还有一位主管科技业 务的处长，文化水平高，口才好，讲话善于煽动，平时对领导就有意见， 两个人互相配合，利用运动的气氛，鼓动群众，对机关中几位管理财务与 器材工作的干部，组织批斗追查，大会小会，闹得很凶，妄图打开缺口， 进一步挖出后台，把矛头指向王诤、刘寅两位领导，把他们打倒了，自己 取而代之。

对这种错误行为，熟悉情况的同志们非常气愤，但在运动高潮 中，是非一时难分，只好沉默寡语。上级领导部门希望运动能有成果，虽不了解情况，但一味支持群众运动，进行追查批斗，加剧了机关的紧张局 势。王诤部长与刘寅副部长，没有宣布停职，但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好正 常工作，便自觉地靠边站，接受审查考验。

黎东汉与我听到这些介绍，十 分愤慨，互相表示决不参加他们的阴谋活动，按照中央指示，我们到天津 干自己的工作，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三反”“五反”运动时间不长，几个月后，通过调查证明，通信部 主管器材、财务的工作人员，账目清楚，管理良好，没有贪污受贿、弄虚 作假之类的违法活动。王诤、刘寅两位主要领导干部，一向艰苦朴素，要 求严格，经济方面更没有违法行为。上级派来的领导干部撤回去了，机关 秩序恢复正常，群众通过运动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时也看清了那位副部长 与处长的个人野心与错误行径，使他们十分孤立。

事过不久，上级决定将 那位副部长调离通信部，另行安排，那位处长后来调到空军司令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据传又犯了严重错误。

运动结束，王诤、刘寅继续领导， 他们没有打击报复，反而严以律己，进行自我批评，使同志们看到共产党 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事的正确态度，受到了活的教育。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力全家人合影

通信部门历来有个好传统，管理的事情多，经手的财物多，但是干部 都很自觉，工作认真，注意勤俭，严守纪律，热忱服务。许多同志虽不直 接经手这方面业务，但对部领导与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日久天长，也有 一些了解，对他们完全信任。

器材处几位领导作风正派，循规蹈矩，办事 公道，手续清楚，个人没有不良习气。财务管理更加严格，钉是钉、铆是 铆，不但公私分明，即便工作需要，业务部门之间互相挪用经费也很难通 融，必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部领导批准才能办理。

财务处长严正年岁较 高，性格直爽，态度严肃，部领导决定的事，如果不符合财务规定，他也 认真把关，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建议。

另一位老红军陈明，广东人，年纪 比我们大，对人态度和蔼，生活简朴，他一个人主管通信部的特殊经费， 钱账都在他手里。延安年代，我们年青不大懂事，爱开玩笑，知道他管 钱，有时见面要他花钱请客，他总是笑眯眯地不予理会。新中国成立后， 他仍一个人管理特支费，与正常经费分开办理。

战争年代，党中央照顾有 些业务部门的特殊情况，曾拨给军委三局一些经费，包括部分黄金、外币 等，以备紧急状态下可以换购所需器件，保证通信业务不受影响。这些事 情严格保密，专人操办，其他同志从不插手。

陈明对广东一带比较熟悉， 关系较多，活动能力也强，他按领导指示，有时自己去香港选购急需的器 件，总能完成任务，受到好评。

“三反”运动期间，他也受到审查，无论 怎么批斗，始终坚持原则，注意保密，能说明的说明，不能说的就沉默不 语。事后查证，陈明确实是位经得起多种环境考验的好党员，几十年如一 日，勤恳工作，从无私心，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劣迹。

时光飞逝，几十年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一段 难忘的历史。现在如何评价，可能各有高见。作为一名亲身经历的老党 员，我感到受益匪浅，印象颇深。

它教育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 处于执政地位，如何应对外界环境的影响，保持革命本色，密切联系群 众，牢记“两个务必”,防止腐败变质，意义十分深远。

运动中处决了刘 青山、张子善两个地市级干部，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震动很大。

多年后，毛泽东再次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势汹 涌，时间更长，很多领导干部受到人身攻击，家庭被抄，什么“走资派”、 “叛徒集团”、“反党分子”等等，罪名繁多。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众 多领导干部抄家搜出来的东西，从未听说有多少金银财宝，运动中批判的 许多罪行，也没听说谁有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党员 领导干部经过党的教育，经济领域都能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情况是比较 好的。

随同彭老总视察

1954年前后，穿单衣的季节。有一天接到通知，我随王诤部长去张家 口出差。赶到前门车站上车后，才知道原来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要去通信工 程学院视察，我们是通信部的陪同人员。彭老总乘坐在列车后半部加挂的 一个包厢，我们没有另外买票，也坐在这个包厢里。彭老总只带了一位秘 书，见面介绍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路上没有什么交谈。

到达张家口后，彭老总与我们住在学院临时安排的招待所，旧式小平 房，条件简陋，室内没有自来水，洗漱时用脸盆端水。公共厕所设在院 内，周边有点低矮的围墙，基本是露天的。住下之后，我们担心彭老总年 岁大，从北京来此，生活可能不便。

当地驻军领导干部，看到这种情景， 也邀请彭老总搬到他们那里休息，但都被谢绝。第二天上午，我看见彭老 总蹲在厕所里解手，随遇而安，态度自然，不由对彭老总的平民作风感到 敬佩。

那时候，张家口市内没有高楼大厦，环境比较简朴，我们也没上街游 览。一次陪彭老总在学院周边视察，路过一处岗哨时，老总停下，对着哨 兵看了好一会，突然把战士头上的船形帽摘下来，微笑着问：“你喜欢不 喜欢这个帽子?”,哨兵在首长面前，涨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彭老总把帽子扣回哨兵头上，随口说道：“我就不喜欢!”,非常坦诚地走开了。

学院召集党委会议向彭德怀汇报情况，并请首长指示。彭德怀说：这 次我只是来看看大家，没有什么指示。稍微停顿一下，他接着说：我这个 人过去反对过毛泽东，但是现在不反了，我是毛泽东的学生，要好好学习 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大党，人数很 多，每个党员都是党的一个细胞。单有毛泽东同志一个细胞好还不够，应 该全党每个细胞都好，党的机体才能健康。所以希望你们都要努力学习毛 主席著作，依照毛泽东思想把工作做好。

彭老总这番发自内心的讲话，使 与会人员十分吃惊。怎么连历史上他与毛泽东有过分歧的事，都这么坦然 自若地向我们普通党员介绍，并以自己为例，教育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 想。崇高的精神境界，委实少见，给到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1956年李力全家人在北京北海公园桥头的合影

我们吃饭在住房附近的小食堂，每天皆是平常饭菜。有天晚饭时，看 到临时加了一张饭桌，把食堂挤得满满的。菜肴也比平常丰盛一些，每桌还摆了一瓶白酒，当地驻军领导干部已提前在此等候。

彭德怀进屋一看， 就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回事?还准备了酒!

驻军领导同志急忙解释说： 首长到张家口来一次，机会难得。我们想请你去部队休息，你不去，想请 你过去吃顿饭，你也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借用学院的食堂，做几个 菜，请你吃点便饭，表达我们全体指战员对总部首长的敬意。

彭老总听后 没再批评，坐下吃饭时，驻军领导向老总敬酒，第一杯他说谢谢，把酒喝 了，随手又举起酒杯，向驻军领导干部回敬了一杯。同时，带有批评口气 地说：让你们不要请客，你们还是做了，这不好嘛!违背了中央不准请客 送礼的规矩，这次如此，下不为例吧!

结果这场宴席，酒瓶放在一边，再 也没人敬酒，大家边吃饭边谈话，同样高高兴兴。

那时通信工程学院有两位苏联顾问，他们得知国防部长到学院视察工 作，这是大事，很希望受到彭德怀的接见。

学院领导与王诤部长报告后， 彭老总说：我这次来和他们没有关系，不要见了。

这时苏联顾问已经站在 房门外边等候接见，领导十分为难。劝说多了，惹得彭老总生气，事情更 不好办。因为解放战争年代，我与彭老总接触机会较多。这次随首长出 差，彭老总把我认出来了，还问我现在干什么工作?

看到这种尴尬场景， 便想自己年纪小、职位低，碰个钉子也没关系，便与他的秘书一起主动到 老总面前帮助求情，说苏联顾问就在门口站着，如果不见，场面难堪，学 院领导十分为难。

彭老总听后勉强答应：“那就见吧”,走到门口，与站在那里的两位顾问握了握手，也没说话，就过去了。

军委领导亲临视察，对学院是件大事。为此，学院组织全体人员希望 与彭德怀合影留念。向他报告后，彭老总却不大愿意，噘着嘴巴说：我的 脸长得像个猪八戒，很难看，有什么好照的!

逗得大家想笑又不敢大笑， 学院领导指着操场说：全院人员已排好队，就等首长了。彭老总通情达 理，只好点头同意，走到队列前面向同志们招手致意，坐下后还回身与几 位同志握握手，照了一张合影。

这次跟随彭德怀出差，时间不长，属于一般性视察，没有研究重要课题，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教益颇多。

彭老总是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战功 显赫，被毛主席赞扬为“彭大将军”。解放战争年代，我在西北野战军司 令部电台工作，从撤出延安到解放西北，战斗中经常跟随彭老总在前方指 挥所执行任务，对他的革命精神与指挥风格有很多亲身感受，特别是对他 艰苦朴素、关爱战士的许多美德印象尤深。这次出差，新中国已然成立， 条件大不相同，但是彭老总的精神风貌一如既往，仿佛又受到了一次革命 传统教育。

优良作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 保证。培养作风，嘴巴讲得好听，形式搞得好看，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只有领导干部心口如一，以身作则，在长期实践中言传身教，发挥模范作 用，取得群众的充分信任，真诚爱戴，自觉拥护，才能造就一种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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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克农指引我成长19 完 母亲和父亲先后离我们而去！

大肥肥文史

2024-11-1107:33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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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力

下放锻炼

1959年以后，有段时间，国家重视科技工作，社会上组织科技攻关、科 技合作的气氛比较活跃，我在总参通信部科技部工作，与军内外联系较多， 人际关系熟识，工作进展顺利，心情比较欢畅，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疏于检 点，竟在生活作风上犯了严重错误，既给双方家庭造成了伤害，也给社会造 成了不良影响，为此受到严厉处罚，行政撤职降级，党内开除党籍，下放当 兵，锻炼改造。

这件事，使我十分痛苦，对不起组织、对不起郭芃与孩子 们，更对不起父母亲的教诲，非常愧疚。因为两位老人身体有病，我不敢把 受处分的事告诉父母，兄弟姐妹们怕老人受刺激，也帮我保密。

犯错误后，我被下放到西安郊外的通信十团当兵，所在的电话连经常 架设通信线路，体力劳动较多。战士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身强体 壮，相处一段时间，关系甚好，他们对我关心照顾，亲切地称呼我为“老 列兵”,我也尊重爱护他们，学习中作点辅导，工作中出点主意。

我心中 明白，自己是犯错误的人，虽被开除出党，但我内心仍然认定自己是共产 党员，思想行动上要当好普通一兵，每月发工资后，按照规定将应缴纳的 党费(每月6元)到银行专门办了一个活期存折，储蓄起来。

连队生活中 与其他战士一样，除了爬电线杆登高作业，自己不会，因为危险，同志们也不让我干，地面上抬电线杆、背电线这些体力劳动，我都尽量参加。

外 出架线时，有机会接触农村环境，了解一点农村情况，看到农民们艰苦生 活与勤劳实干的精神，自己也深受教育。

那段时间，全国粮食供应紧张， 定量供应，标准较低，许多人吃不饱，我在连队当兵，每月定量38斤， 没有觉得困难。结束时，班内同志们难舍难分，他们专门请来照相馆的师 傅到营地附近给我们班集体合影留念。

下放半年多以后，我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下放以来的一 些社会见闻与亲身感受。这封信我请郭芃代为转达。没想到父亲收阅后竟 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让我女儿默芳执笔，写道：

潜修同志：你的信在八月十三日上午由郭鹏同志转给我了。因信内字 写得太小，又因你自己创造的字太多，看不见，看不懂，我很着急，所以 让李冰同志代我念了。当时在座的有李伦、郭鹏、李慧、蕴华等五六人， 他们也都听了信。你在信中所写的那些心得体会很多、很好，希望你心口 一致，要从心里真正体会这些，方可“落实”、“进步”。我住在北京地安 门米粮库四号，来信可直接寄给我本人，不要东转西转免得自找麻烦。赵 老太太身体健康，现已和我同住一个院内，一切均好，请勿念。

默芳按照父亲授意写完后，父亲又亲自用毛笔写了“此复”,签名 “李克农，八月十六日，一九六一年”。还加写了“此信是由我口述，经默 芳笔记的。因不知道你的详细地址，所以请李宁同志代转。农注。”

这时候父亲大约已经知道我犯了错误，回信中特别叮嘱我“心口一 致”,“要从心里真正体会”,担心我说大话、空话，言不由衷。我理解父 亲的心意，感谢对我的鞭策，暗下决心，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跌倒了 一定要爬起来。

这段时间，我不在北京，万万没有想到，我最敬爱的母亲赵瑛因患肝 癌，竟于1961年1月6日12时32分在北京肿瘤医院不幸病逝。

这对我们全家是莫大的打击，每个人都十分悲痛。更令我痛心的是母亲病重期间， 我没能在身边亲自照顾慈祥的妈妈，等我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赶回北京， 母亲已在前一天病故了。

我到医院，望着母亲安祥的遗容，心如刀绞，悲 痛、惭愧、自责，使我多想跪在妈妈身边陈述自己的错误，祁求老人的宽 恕。可是丧事安排紧凑有序，母亲的遗体没等我们多看几天，就被送去火 化。那时候，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没有火化设备，遗体送至东郊火化之 后，迎灵到西城区厂桥嘉兴寺殡仪馆举行公祭，然后再将骨灰恭送至八宝 山革命公墓安放。

一月九日上午，举行追悼会，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周 恩来、邓颖超夫妇，陈赓大将夫妇、杨成武上将夫妇、孔原部长夫妇，廖 承志、章汉夫、汪东兴、徐冰、吴德峰、姬鹏飞、肖向荣等领导同志与亲 朋好友等送了花圈，共约二百余人参加追悼活动。

刘少文主持并致悼词， 杨尚昆主祭献花圈。父亲十分悲痛，自始至终，一直亲自操办母亲的丧 事，亲笔写了“母仪典范”小横幅，连同敬献的花篮，陈放在母亲的灵桌 前。

追悼会场上方，悬挂着“赵瑛同志追悼会”的横幅，两边一幅挽联，

上联是“为革命长期埋头苦干历尽艰辛，三十年服务人民垂千古”;

下联 是“教后代永远英勇奋斗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留典范”。

父母亲感 情一向深厚，尽管体弱多病，追悼会上，父亲不顾疲劳，一直站在母亲遗 像旁边，答谢参加追悼活动的亲朋好友，会后再将母亲骨灰送上八宝山的 灵车。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张合影照片背后用红色铅笔写道：

赵瑛同志像。此像于1940年春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不幸赵 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回顾二十 一年中，埋头工作，辛勤劳动，抚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 哀思。

李克农，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立秋日)

那几天父亲非常伤心，我们担心夜间休息时，他临时犯病无人照看， 几个儿子便轮流值班，在父母亲的卧室里，临时架了一张单人床，夜晚陪伴父亲。

这些日子，父亲寡言少语，对母亲生前摆放的各种物品，一律不 许别人移动位置，每日早晚他都在母亲遗像前伫立默哀一会，然后再做其 他事情。我们看着，心中既难过，也为父母亲的深厚情谊所感动，受到活 生生的教育。

为了加强对父亲的照顾，除了三弟李伦一家已经住在米粮库 胡同外，二姐李冰是医生，这时也搬到米粮库胡同，一来照顾父亲，同时 也照顾年迈的外祖母及大哥李治在北京上学的儿子李慕兰，减轻父亲的负 担。

母亲丧事之后，有次李冰悄悄告诉我，母亲病逝前已经知道我犯错误 的事情，她没有更多地责怪，只是要求我接受教训，以后不要再犯，否则 她即便死了也不会瞑目。母亲留下的深切教诲，让我永世难忘，每当伫立 母亲遗像前，我就联想起母亲的种种恩德，止不住热泪盈眶。

李力与母亲赵瑛等家人合影。中间为母亲赵瑛，左一为二姐李冰，右 二为大姐李宁，右三为大哥李治，左二为弟弟李伦，右一为李力

为了让父亲换换环境，不要老是触景生情，陷于悲伤之中。母亲丧事 结束后，天气渐暖，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休息，并派李冰陪同照顾。大哥李治全家在上海，父亲早年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斗争惊心动魄，印象 深刻，这次到上海旧地重游，变化巨大，边观光边思考，开心之际也有不 少想法。

正巧当年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陈赓这时也在上海，两位老人 谈起中央特科时代的往事，兴致很浓，也颇多感慨，他们又会见了三十年 代特科时期有名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说起许多有趣的旧事。特别是有 些当初为党做过贡献的同志，因为没人了解情况，隐蔽斗争无档案可查，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荣誉与照顾，甚至还受到怀疑，至今忍受 不公正的对待。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是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 起步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史实鲜为人知。他们商量如何抓紧时 间，将三十年代中央特科的历史资料收集整理，让后人了解当初革命斗争的历史，为党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父亲从上海回北京，心情依然 欠佳。不久他又到西安参观，那里 古迹较多，而且大姐李宁家在西安， 父亲早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对西 安、洛川、延安等地也较熟悉。

当 父亲一行到西安后，我还在部队当 兵，便向组织请假沿路陪伴照顾父 亲，经批准后，曾随父亲到延安、 乾县等地参观游览，看到有些古迹 增加知识，重游延安受到教育。

李力与父亲李克农在陕西乾县招待所院内

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会 议结束。这时父亲身体已经很糟， 日记本上只写了“二月七日”几个 字，就再写不下去了。

2月9日上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到家中与他商谈工作，同时劝他住院治病，他表示感 谢，还说没有关系。

下午病情发展，邓颖超闻讯赶到家中，连劝说带强迫，在3点左右，硬将父亲送到协和医院。原以为可以放心检查治疗，孰料几小 时后，父亲病情急剧变化，医生们重点检查治疗他的心脏，但他的脑软化同 时发作，从下午7时抢救，近两个小时，终究无效，父亲停止了呼吸。

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天晚上大雪纷飞，我们正在房内看 书。突然，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倪开车来告诉说，父亲正在医院抢救， 可能快不行了，让我们赶快去医院。我们立即赶至协和医院二楼病房，父 亲已经没有知觉，医生们虽然继续抢救，终究回天乏术，只得放弃。父亲 走得这么突然，竟然连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实在令人伤心!我们几个 子女围在旁边痛哭，父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很快，周总理闻讯来到病房，向父亲遗体默哀告别，又和工作人员讨 论后事安排，研究了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接着彭真、杨尚昆、孔原、 杨成武、萧华等领导同志也来病房默哀告别。那晚我们回到家中已是深 夜，心中悲伤难止。

我在当天的台历上写了：“29,55。白雪纷飞，父亲 离别了人间。于北京协和医院二楼，1962年2月9日，农历壬寅年，正月 小，初五，星期五”。这页台历，我一直留为纪念。

下放当兵一年多的时间，使我受到思想教育与实践锻炼。

突然，有一 天部队领导通知调我回北京，具体情况他们说不清楚，我也不便多问。办 好手续之后，我乘火车回到北京通信部机关。很快通信部副政委范阳春找 我谈话，并让我看了对我处分问题的新决定。

内容是经过党委研究，认为 原先对我的处分“明显偏重”,决定把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行政处分 也作了调整，并调回机关安排工作。范阳春副政委为人公道正派，群众威 信甚高，谈话时态度诚挚，使我深受感动。

我当即表示非常感谢部党委对 我的关心爱护，完全同意党委决定，自己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不良影响， 今后一定吸取教训，认真改正，请领导与同志们随时批评监督。

谈话之 后，我就到银行把储存的党费一百多元取出来上交给组织部门，了却一大 心愿。通信机关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我先到后勤部工作，随后回科技部继 续从事原先业务。事情过去多年，教训永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