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耀州（范公西北御敌七州之二）

范矛一

作者刘文戈先生简介：甘肃省庆城县人，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庆阳县政协退休。民族民俗文化学者，著有当地民族民俗文化著作二十余种，又任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著有范研专著《范仲淹知庆州》，《范仲淹戍边》等多部。
《范仲淹与耀州》是刘文戈先生撰范仲淹西北御敌所历七州的第二站。
范仲淹与耀州
刘文戈

范公仲淹任耀州知州时间很短，仅月余。
公在延州任上，因“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辄焚其报”，于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初，被朝廷由尚书户部郎中降为尚书户部员外郎、知䊮州，但龙图阁学士衔位还在。公到䊮州一因时间短，二因有了病，基本未干什么，仅上了三份奏章，即《谢降官知耀州表》《耀州谢上表》《乞小郡表》。分析这三份表章，可了解公的当时心情及有关事情的来由。
先看《谢降官知䊮州表》。在表中自责曰：“窃念臣才本迂疏，识非机敏，屡由狂率，自取贬放。”其言有自赅劝降时机不成熟、通书过于仓促之意。又曰：“而力少任重，智小谋大，劳心已竭，处事逾乖。”等等。但公体量到仁宗贬他职在于“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职足使思后图”，即还有用他之意。因此“臣敢不更励疲驽，愈加修省？庶陈纤芥之效，上答高明之私。”(《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346页)
耀州即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在西安、延安之间，北距延安很近，不过两天路程。公到任后，上了《耀州谢上表》，报告自已已经到任了。又顺便撰文解释了何以通书元昊书、又何以焚书的几个原因。当然这是本奏章的重点。因公这次受贬，原因是“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辄焚其报”。但这是结果，那么公明知“大臣无外交权”，为什么还要引火烧身呢？公不讲，朝廷无从知道底细与原委。公即在这篇奏章中申诉了他未经上报朝廷便通书元昊的三个原因：
公说，在他“修完诸栅，训齐六将，相山川，利器㭜，为将来之大备”之时，陷入西夏的宋将高延德被放回，带来元昊写给公的一封求和信，但信中却不明言取消僭用的帝号，显然这是假和。这时朝廷正准备集兵入讨，在这种情况下，公认为不能将这种假和的信上报朝廷。时机不对头，这是未上报的原因之一。如果将信上报，请朝廷处置，会使朝廷处于两难境地：若答，会降低礼仪；不答，从此断绝了正常往来渠道。如其给朝廷增加难题，不如不报。这是原因之二。如果朝廷将这种假和误以为真，各路放弃了练兵储备，那么正好上了元昊缓兵之计。上报引起误解，弊多利少，不如不上报，这是原因之三。
讲了这三条原因之后，公又讲了通书、焚书的过程。在宝元三年（即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初八，曾有宣旨“今后贼界差人赍到文字，如依前僭伪，立便发遣出界，不得收接。”按此精神，公令高延德回去，告知元昊，待转变态度，真心实意通好时，才可其书信上报朝廷。此时，朝廷正准备入讨西夏，公上奏留鄜延一路，不参与讨伐，可作示恩纳降用，朝廷同意了。既然是宣示恩意，又有元昊假求和的书信，鉴于这两种情况，公便写了《答赵元昊书》，以此劝解元昊取消帝号，真心和好。还派韩周到边境上探听消息，并送高延德携书过界。据韩周回来说，“初入界时，见迎接之人叩头为贺。无何前行两程，便闻任福等有山外之败。”使宋方“去人沮气，无以为辞，贼乃益骄，势使然矣。”宋军又打败了，统帅战死，丧师上万，西夏人岂不志高气扬，当然回信文字就不会好听。公“始不敢开封，使欲进上。”但时任钤辖的张亢却说：“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须先开视，及僭伪文字应有辞涉悖慢者，并须随处焚毁，切勿使腾布。臣相度事机，诚合如此。章表尚令先开，况是与臣文字，遂同张亢开封视之。见其挟山外事后，辞颇骄易，亦有怨尤，与贺九言赍来文字意度颇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汉家叛人所为枝叶之辞也。恐上黩圣聪，或传闻于外，为轻薄辈增饰而谈，有损无益，臣寻便焚毁，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并已纳赴枢密院。”开封来书、焚烧书信，公均按张亢所言而行，哪么张亢之言是否确实？公找寻了这封圣旨。在奏章上说：“今于泾原路取得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圣旨札子一道，并如张亢之言，其所来文字，果合焚毁，则臣前之措置，皆应得朝廷处分。”（以上引文均见《范仲淹全集•耀州谢上表》第347页）这就是说，前有元昊通和之信，次有朝廷宣恩纳降之意，三有朝廷关于“须先开视”与“有辞涉悖慢者，并须随处焚毁”之旨，加之书信是写与公的，还有公前为朝廷考虑的三个原因，公当众开书、焚书，合情合理，何罪之有？
解决宋夏纠纷，无非两点，一是战争，二是谈判和解通好。基于这两点，最后公曰“傥朝廷欲雪边将之耻，当振皇威，大加讨伐，亦系朝廷熟议，必持重缓而图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谕利害，当能听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于此二道，并未有妨。然以臣之愚，处兹寄任，岂得无咎？何敢自欺。”（同上）就是说：朝廷要雪三川口、好水川战败之耻，对西夏大加讨伐的心理，臣能理解，但在做法上，要深思熟虑，须朝廷慎重讨论，并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待时机成熟后方可进行。如果朝廷考虑到战火会伤及无辜，以百姓为念，可派一使者去劝说元昊放弃帝号，归顺我大宋，元昊听从了，这是天下百姓的大幸。我在延州就是按这两条意思去做的。不过在做的过程中难免无错，但我的心就是这样，不敢自欺。看出，公对仁宗不听其些大臣之言，从轻处理他是感激的，但又认为对书信的处置合情合理，未有过错。同时，他是报着“志存殄寇”、“誓平此贼”（《范仲淹全集•延州谢上表》第345页）的志向自荐戍边的，现在“犬马有志，曾未施为”（《范仲淹全集•耀州谢上表》第347页），朝廷在不了解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将其处置到距前线较远的次边公干，心中既不服又感失落。公思想公正，对朝廷忠贞不二，这毫无疑问，但公也是血肉之躯，有着荣辱之感，不过通过上书向朝廷表达自己对处置的不满，是公心胸坦荡的一面。
不自欺，是公的一大性格特点，是其行事待人的优良品质。不自欺，就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心行一致，坦诚为人，光明磊落，不亏负于良心。公立志忧国忧民，事事时时按此履行，到延州就按这两点去做，虽有挫折，也在所不悔。即就是在通书元昊事件上，公出于公心，按规行事，问心无亏，也不自欺，必须向朝廷申明前因后果，作个交待，又做到了不自欺。公不仅自已不自欺，而且教育人不自欺。庆历六年，邓州人贾黯（内翰）考中状元后，回乡省亲，专程到花洲书院拜见恩师范公，请教治国立身之道，公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不忘其言，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也。”（《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年谱》第749页）后贾黯洁身自好，为官耿直，敢说敢为，深孚众望，官至御史中丞。后人感叹曰：“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为一代名臣矣。”
此奏章中所说的“汉家叛人”指谁？是张元、吴昊二人。据《容斋三筆》载：西夏曩宵（元昊）之叛，其谋皆出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薄游塞上，观视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有，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公廵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而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范仲淹全集•记张元吴昊事》第839页）考此事，当在公初来任都转运使任上。
《乞小郡表》，看题目，就清楚其文内容。公在受了不公正处理后，心情不好，眩晕之疾复发，而且“近日颇加”，不能正常任事，政务暂且交于通判处理。公是位忠君爱民、勤于政事的官员，如此做，心中必然“深未遑宁”。就是说，占着位子不能不干事呀。乃上书朝廷，请求或在耀州，或在内地寻一小州，如随、郢、均、汝等，担任副职。待医治病轻后，“则当再就驱驰，上酬亭育。” 亭育，即培植、化育的意思。
公的眩晕之疾，是在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知州任上，“因学行气，而有差失，遽得眩转之疾，对宾容忽倒，不知人事，寻医救得退。”“因学行气”，说白了，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练气功。公“泛通六经，长于易”，即对《易经》很擅长，自然相信练气功可以健体，热衷于“行气”健体。然而一时不慎，走火入魔，便得了眩晕之疾。表现为“久坐則头运（晕），多务则心烦。”公的眩晕之疾，不是在来䊮州来后才发生的，据奏章中说，在延州时就“数曾发动”，但那时军政事务繁忙，担心误事，坚持公干，不敢有丝毫怠慢，所以“虽死难言”。现在到了耀州，公自白说“以炎热之期，历涉山险，旧疾遂作，近日颇加。头日昏沈，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以上引文见《范仲淹全集•乞小郡表》第349页）笔者有点疑惑：四月天，耀州天气开始变热，但并不怎热；延州到䊮州路程並不远，而且通大道，路也不难走。公为什么这样说，可能是这种病导致了这种感觉，然而最根本的是心情问题，加之担子突然变轻，心中松了劲，病疾就出来了。这是常理。不到一月天气，公到了庆州任职，而且一去就是暑夏，怎么再未见有公病复发的记载呢？以后，也很少见公自述的病况。
当然“乞小郡”是公的请求，还得朝廷同意。此时，不仅范公亦以擅答元昊书降知耀州，而且韩琦因好水川之败降知秦州。鉴于此，大臣王尧臣上言曰：“此两人天下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范仲淹全集•韩范守边许以便宜从事》第817页）“谏官欧阳修言：‘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号为最晓边事。”（《范仲淹全集•韩范备谙边事》第821页）在大臣交章举荐下，仁宗下诏，公复户部郎中、知庆州，后又兼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司使，得到重用。实际仁宗安置公知䊮州，是一个权宜措施，在见到公的申诉，了解了通书、焚书的原委，便立即下诏委公以重任。公领命，当即离开耀州，于五月二十四日到庆州履任。
2015年11月8日，笔者与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顾问王钊林先生、副会长马啸教授、常务理事杨万林先生在西安市为范仲淹研究专家董平教授恭贺九十寿辰后，取道铜川市一路到耀州区，寻访范公任职时的遗址。城内除范公见过的一座九级砖塔之外，已再无遗存。塔的周围正在复建“神德寺”景区，而在景区规划图的右下角，规划有“文正公书院”，可能这是当地人对公知耀州的一种纪念。耀州地灵人杰，不但有名闻古今中外的耀州窑，而且药王孙思邈、书圣柳公权、山水画家范宽等等，皆为耀州人。耀州，是我们走访范公在西北任知州中的最后一个地方。

2017年3月7日初稿

耀州千年九层宋塔神德寺塔（传范公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