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求索》No.6求奉献之电大任课

浪漫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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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生命写就的回忆录——写在《求索》前面的话



电 大 任 课

拨乱反正之后,友谊农场在教育方面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取消了各分场的高中,建立了一所高标准的重点高中;第二是抽调了五十多名干部离职,成立干部电大文科班。

高中是1982年12月20日开学,电大班是1983年9月开学。这个电大班的学员大都是30~40岁,正年富力强、风华正茂。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被耽误了的那一代,他们中有19人高中文化，33 人初中文化。他们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但是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上进心。他们中只一名副县级,六名科级，其他均是连级股级。

电大班建班时在友谊农场教师进修学校,上课不到一个月，学员反映强烈便转移到新建的高中来了。

电大班从1983年9月到1985年7月学习了两年,课程以中文为主,还有政治和历史课。中文开设有汉语、文学、新闻、写作、应用文等课程，政治有哲学、经济学和党史，历史有中外历史。

中文教员有张**、王**、李**、黑**、王**,还有副校长周**；历史有李**、翟*；政治是我讲哲学和党史，徐**讲经济学。

班主任第一任是北京青年小康,第二任孙**，第三任李**,班级有党支部,农场副书记胡**任支部书记，班里有班委，医院副院长李**为班长。

作息起居间操吃住与高中学生完全相同，使他们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他们从友谊农场教师进修学校转来这一事实，说明他们要求很高,因此高中可以说尽了最大努力，选派了强有力的师资保证教学。



对于我们这些只教过中学而没教过大学的老师来说，人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拿我来说,第一,高中有四个班，这就够一个老师的工作量了;第二,大学课程我没教过，一律从头开始，也是一个人的工作量;第三,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他们在进修校教哲学课的是我的函授老师周**讲的,这就无形中给我增加了一个潜在的压力。电大的课程都有课本,也有录音带,上面规定学员自己读书、听录音,然后由老师答疑。可学员要求老师讲课，他们不习惯听录音，一听就睡觉,有些还听不懂。这样就需要我像给学生讲课一样去上课了。

我这人一向认真,高三课讲了多少遍了，可每次上课都要重新认真备课。现在电大是初次教,备课量就更大了。我估计每堂课的备课量是高中的三四倍,甚至更多。

这就苦了我,干了不到两个月就病倒了。于是校领导来看我,同事来看我,而特使我感动的是学员代表来看我。学员代表有班长和书记。班长李**说:“很多学员都想来,因为要上课只得派我们代表来。大家看到你讲课那样热情认真都很感动,也知道你是为了大家累病的。如今学校准备让徐老师代课,你就安心养病好了。”

本来我很着急,高中就三个政治教员都是满负荷,我担任两个人的工作,这一倒剩下二人能忙过来吗?我就更加着急了。我利用休息时间在病床上开始了备课,刚能下地就跑去上课。同学们很惊讶。周**副校长特意要学员给我搬一把椅子放在讲台上,我谢绝了这份好意。我说站着讲惯了,再说坐着也不便手势与感情的表达,还不便板书。学员还是每堂课都搬来椅子,可我一堂课也没坐过。

这一次我讲了两周的课后又病倒了。校领导、同事和学员代表又来看我了,学员代表这次除了班长、书记,还有刘**也来了。他们的来到除了慰问外还多了一份埋怨,埋怨我不该病未痊愈就去上课,因此希望这次无论如何要等病好后再说。我只得老老实实地休息了两周,可累了徐**。



学校决定让我1984年第一季度去大连疗养。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立即去找书记和校长,说我不能去。第一,电大1983 年下半年哲学讲完了,但1984年分给我上半年的党史还没讲;第二，高三班我已教了半年,就剩下半年应该教完,临阵换将别人也不好接。我和领导争论上了,最后达成妥协,把我的疗养期换到第四季度，也就是下学期9月份,开学后把一切安排好再走。到了9月，正巧这时候县里招聘来一批老师,留下了两名政治老师,把林**留在了高中,把潘**分到五分场学校。

1984年夏天,我完成了电大班党史教学任务,也完成了高中高三的教学任务,送他们走上了去大学的路程或是工作岗位。

1985年7月,电大班毕业了。

5年后的1990年,电大师生相聚时,学员们基本上都是副科级以上干部了。

10年后的1995年,电大师生相聚时,他们中出现了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友谊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部长,再往后有的当上了总局副局长……

电大确实为友谊、为管局、为农垦系统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各方面的人才,无怪乎友谊的老百姓称电大是友谊的“黄埔”、干部的摇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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