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故事之九——卫校时光

萍

一 校 园

1981年九月底的一天，我走进了卫校。这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地市级中等卫生专业学校，设有临床、中医、公卫、检验、护理等专业。我学护理专业。因为学校当年只招一个班的护理专业。前一年是中医专业，下一年是检验专业，而我进校的时机不对，相对好点的专业都被错过了。

校园建在一条纵贯小城的河坝旁边，位于河坝一处低洼的地方。走进学校大门便是一个陡坡直抵洼地的坑底。站在陡坡的顶端可以俯视下面一片平房的屋顶，那就是卫校的所有建筑，包括教职工办公室、实验室、教室以及学生宿舍，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校园不大，除了这些建筑，还有里一片操场，一个篮球场，和一座食堂。宿舍集中在与操场隔着一排教室的后院，三排数十间平房呈“匚”形排列，“匚”框内的空地上栽有一排排小树，有一条条小径从中穿过，走过林间小径就可以抵达教室或操场了。宿舍后面也有一片树林和一大片草地，树林和草地的边缘就是学校高高的围墙。冬天的时候这片草地灌水结冰后就变成一方溜冰场。越过树林和溜冰场，再翻过围墙就是河坝。有一条浅浅的小溪从河坝的沟底流过，水很清，两旁有很多泉眼，汩汩地冒着泉水。四周水草丰美，风景秀丽。坝子里生长着很多古老的柳树，据说是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驻扎伊州时命手下栽种的，后人称这些柳为“左公柳”。到了春天，新绿的柳芽像一团团绿雾似的沿着河坝绵延几十里；到了夏天，水洼里游动着数不清的小蝌蚪，草丛中蛙声如鼓，草尖上落满了点点蜻蜓，树梢上飞燕啾啾；秋天的地上铺满厚厚的一层落叶，有成群的麻雀在其间蹦蹦跳跳；冬天的雪后银装素裹，雾凇迢迢。偶尔会约三五个同学绕过校园走到河坝里去玩，夏天去乘凉，冬天去赏雪，那是这条小溪最美的时候。后来小溪逐渐变浅，时有断流，两旁众多的泉眼也渐渐消失干涸，水草枯死，青蛙蝌蚪蜻蜓也没了踪影，很多柳树也相继枯死倒卧。整条河坝正在逐年衰退萧索，百年柳树也越来越少。近几年政府重启河坝湿地保护工程，疏通河道，栽花种草，修亭铺路，引水灌溉，形成一条贯穿小城四十里的绿色湿地长廊，大大地改善了这片湿地环境，但却再也找不回河坝当年那淳朴秀美生机勃勃的自然风光了。

二 住 宿

宿舍是红砖结构的平房，房间不大，里面一般摆放四组上下铺的床，紧挨窗下放一张简易木桌，放置一些碗筷牙缸等日常用品。一间宿舍住八个人，显得十分拥挤，尤其每天早晨起床时，有人在叠被，有人在找衣，有人在刷牙，有人在洗脸，总是闹哄哄的乱作一团。白天宿舍一般没人，大家都在上课，大多时候都在教室。偶尔一个人偷偷溜回宿舍躺在床上读小说的时候，特别享受那份难得的安静。到了晚上就很闹腾，女生话多，喜欢八卦，下了晚自习会有一阵忙乱的洗漱，等各自躺到床上后也依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令同住在一个宿舍的黄班长十分恼火，却又无奈。我同丽睡上下铺，两人非常要好，常常钻进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实习时我也选择报名去了不被大家看好的一家很小的县医院，只为了能和丽在一起，因为她是那家医院的职工子女。工作后我们同被分配当地一家大医院，又同在一个外科，继续着我们的友谊。可是，多年后，我们终究还是渐行渐远，渐渐陌生，以至于现在彼此都几乎不再关注对方的存在，偶尔见面也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没有什么可以经得住岁月的磨砺和侵蚀，一切都会变得平淡而模糊，爱情如是，友情亦如是。

宿舍没有暖气，只在房间中央空地支一火炉，冬天取暖靠烧煤。第一学期开学没多久就入冬了。有一天突然降温，紧靠河坝的宿舍里愈显得格外湿冷，可学校却迟迟不给供煤生火取暖。我们宿舍的几个人似乎要比其他宿舍的同学更聪明且胆大，素来也不怎么怕老师。看到食堂外面有堆放的煤块，于是到了晚上就去偷偷拎了几桶回宿舍，再找来一些干树枝等，引燃了煤块，生起了火炉，熊熊燃烧的火焰顿时让冰冷的房间变得温热起来，几个人都十分开心，觉得今晚终于可以在温暖的宿舍里高枕无忧了。这也引得隔壁宿舍人煞是羡慕，可她们胆小，学校不让生火，她们就宁可忍着寒冷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那被烧的通红的火炉发出温暖的火光，还有我们一个个被火光映红的兴奋的面孔。

可我们高兴的太早了。当晚，睡到半夜，室友安平起来上厕所，睡在下铺的她刚一起身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只觉头重脚轻四肢发软恶心欲吐。她立刻意识到是一氧化碳中毒了，赶紧喊救命。大伙儿被她喊醒，一个个纷纷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去打开门窗。霎时间，一屋子的人都慌乱起来，不断有人呻吟、呕吐、喊救命，吵得隔壁宿舍人都醒了，急忙跑过来施救。好在中毒不算深，除了恶心呕吐头痛头晕眼花无力走不了路外，尚没有人出现意识模糊或昏迷等严重症状。第二天全宿舍人都没能去上课。老师和学校自然也都知道了这事，带了校医来为大家进行检查评估，对中毒症状较重的人给予输液治疗，折腾了一天。当然，我们几个偷煤生火的人也为此受到了学校的严厉批评。不过，没过两天学校就同意发放煤炭让大家生火取暖了。同时要求每个宿舍一定要严格注意用煤安全，避免再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夜间值班教职工也会时不时到各个宿舍巡查，一遍遍叮咛学生睡觉时窗户不能关的太严，千万要注意安全。——后来想想真是有点后怕，假如那晚安平同学没有半夜起来上厕所，等到天亮恐怕我们几个早就没命了。

三 伙 食

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刚刚复苏，生活水平刚刚好转，但依然不富裕，好在入校后所有费用都是国家统一补贴，倒也没什么负担。当时卫校的生活费标准是每月23元，住宿费、学费及书费一概全免，因而自己除了必要的日常用品外也倒也不需要花什么钱，这给家里省了不少费用，达到了我爸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吃国家粮的夙愿。不过这个免费伙食颇显寒酸，每天早上都是稀饭（偶尔还是玉米面糊糊）馒头加半块腐乳，有时候连馒头都省了，由玉米面发糕替代。中午一般是米饭和白菜炖粉条或其它什么菜，晚饭大多数都是面条。一个宿舍八个人，饭和菜分装在两个搪瓷盆里由当天值日的人端回到宿舍，然后大家再分装在各自的碗里。女孩子饭量小，基本够吃了。有时还吃不完，那些玉米面发糕就都被剩下了，扔在窗台上晾着，周末有同学带回家去喂鸡喂狗。偶尔也会去学校门口小商店里去买五角一个的面包来解解馋。表皮焦黄内里松软的老面包无疑是那个时期最美味的零食了。

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是几个肥而油腻的大叔大妈。一个个挺着便便大腹的大叔大妈们每每站在食堂窗口里，手拎一把长勺，脸上写满一副你爱吃不吃的傲慢。有个食堂大妈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一名校工，整天拎个管钳铁锨什么的在学校各处修修补补或给花草树木浇个水什么的。人黑且瘦，沉默寡言，像是地主黄世仁家长工似的。偏偏那食堂大妈相中了我们班一个小眼睛女生，想必是动了想让她做儿媳妇的小心思，对小眼睛女生格外的好，打饭的时候总是要多加一勺，或多盛几块肉。周末偶尔还会特邀小眼睛女生去她家做客，吃小灶。谁知小眼睛女生的眼睛虽小，眼光却高，压根就没看上食堂大妈家那个拎管钳的黑且瘦又寡言的校工儿子，虽也吃了人家额外加码的肉块还有家庭小灶，可毕业后却还是毅然绝然地嫁给了一个在一家国企有一份体面工作的男人，且在有了钱后又去做了整容，眼睛变大了，人也变漂亮了。——小眼睛女生没嫁给食堂大妈的儿子果然是一个十分明智理性的正确选择。

每到周末，除了家在外地的同学会留守学校外，城里的同学都会回家，回去洗洗涮涮，更是回家改善伙食。我也会在每个周末去到农场的大姐家。学校距离农场有二十公里，每到周六下午骑单车回，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每次回去大姐都会为我改善一下伙食，走时再炒了面加白糖带上，这样我早餐就可以不喝玉米面糊糊而是吃糖拌炒面了。有时，大姐还会烙几个发面饼或炸一些油饼给我带上，顺便装一瓶自制的咸菜。那几年，没少吃大姐给我带的东西。床单被套也备两套，周末把换下来的带回去，大姐帮我洗，每两周换洗一次，三年都是如此。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后来自己过日子了才体会到那几年若是没有大姐关心和帮助，我可能要孤单艰难很多。

四 功 课

卫校的生活并不是想象的那般丰富和多彩。学校的专业设置是按照市场需求而机动招生，我进校的那一学年只招了一个护理专业，82级是中医专业、83级是一个汉语中医学和一个维语临床医学，84级是两个护理班，其中一个民族班是上一年招收，学制四年，第一年学习汉语。85级则是临床检验专业，只有84级是护理专业，它就像一个没有江湖地位的过气巫婆，带着一脸幸灾乐祸的坏笑蹲在路口，等着我。

护理专业民族班的学生都是维吾尔族，她们早我们一年入校，先学一年汉语，平时她们都说维吾尔语，我们之间基本没交流。我所在的班级也有一半是少数民族，虽然这些同学从小都读的是汉语学校，接受的是汉语教育，文字语言交流起来都没问题，但由于饮食习俗的文化差异，还是能够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微妙的区别，宿舍也都是民汉分开居住。所以真正常常接触和往来的也就只有其中不到二十个的汉族同学。且都清一色女生，没有一个男生，如同身处女子教会学校，十分沉闷、苍白而乏味。

第一学年的课程都是基础医学，诸如生物化学、人体解剖学、微生物学、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专职教职员，大多数老师都是市里几家医院的医生来做兼职。基础课一般都是学校专业老师授课，比如生物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等，临床医学都是专业医生授课，比如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中医科学……等。但因为专业不同，这些学科对于护理学来说都是浅尝辄止，没有太深入。因而，学起来倒也非常轻松。

教解剖学的是个中年女教师，人很朴素，态度和蔼，每每上课的时候就照本宣科，沙哑的声音“嗡嗡嗡”地似一首摇篮曲，听得人直犯困。生物学老师是位小个子中年妇人，说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语速快且清晰，一张口，就如同一个个豆粒砸在搪瓷盆里似的，铿锵清脆，干脆利落。教生理学课的魏老师则十分干练，讲课从不拖泥带水，而且一节课讲下来从不看书本，从血液循环生理、呼吸生理、消化生理、排泄生理、内分泌生理到神经系统各种传感器和感受器或感觉器官的信号传送与整合、机体反应，以及关于细胞膜的物质转运机制，神经和肌内细胞膜的电位变化及其与离子通透性改变的关系、收缩耦联关系、神经细胞递质和激素等等等，魏老师都口若悬河，信手拈来，成竹在胸，让这门原本非常抽象枯燥的学科变得十分有趣而引人入胜。——魏老师是这所学校里讲课最好的老师。代药理学的郭静老师是个大美女，明目皓齿，甜美可人，在那个不时兴化妆的年代，郭老师简直美的不可方物，清丽可涤尘世。一堂课下来讲的什么内容学生全然不记得，只痴迷在郭老师一笑一颦一顾一盼间，心下痴痴在想：世间什么样的男子才能配得上郭老师呢？！教外科学的是兵团某师医院的外科主任黄胜学。其时的黄主任已经年过半百。其讲课幽默诙谐轻松快乐，一堂科下来总要引发全班同学一阵阵的捧腹大笑。大家都很喜欢上黄主任的外科学。只是没想到这个专业居然还开设语文课，代课老师是市某中学退休教师马千玺，一个仿佛从旧时光走出来的一个古董般的文人，低矮瘦弱，一口方言。若是将身上那件过时的中山装换成一袭长袍，便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据说这老者在当地文坛尚占一席之地，常写一些旧文体的诗词发表在地方刊物上，也算小有名气。然而他的课堂却最是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我们这些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趟过来，历经无数语文考场的学生，谁还愿意在这里听老师讲之乎者也？可谁又会想到，日后这老者居然又成了我同学明明的公公。每每去明明家玩，都能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马老师那愈发瘦弱而落寞的身影。至于其他几个老师，都没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这些科目几乎全是需要靠死记硬背的内容，对于我这个记性还算可以并习惯背课文的学生来说学习起来一点都不费力。所以，从高一紧张的学习状态一下子进入到这样轻松的学习环境里，感觉简直就像是在玩儿似的，太轻松了，时间也变得空前的充裕，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不知要怎样打法才好。班长黄燕子和我住同一宿舍，却是个爱学习死较真的人，整天抱着一摞书死读，连一节课的晚自习都不肯错过，上课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讲课，下课还要像个小学生似的追着老师问东问西，充分表现出一个好学生的形象。可当她转身与同学相处的时候却又喜欢突出自己班长的地位，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地摆着官腔，像个刚刚走马上任的女副乡长，生怕别人不拿她当班长看。同学们都不太喜欢她，跟我这样多少有点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自由主义者自然更不在一个频道上。于是，我们常常彼此看不惯。她看不惯我的不求上进，我睥睨她的装腔作势；她认真学习，我疯狂玩耍；她啃专业书的时间，我用来读小说；她在默记大循环走向的时候，我在做织毛线；她去老师那儿讨教的时候，我在和室友打扑克牌；反正我俩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每次的考试成绩一公布，我这个很少去上晚自习的后进生却偏偏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并超越她，这令她既愤怒又无奈。面对我一脸不屑的嘲笑，敢怒不敢言的黄燕子很少待在宿舍里。除了晚上睡觉，她几乎一整天都猫在教室里，抱着那几本专业书死啃，真不知那些书在她眼里是情人，还是仇人。人体不就那么几根骨头嘛，从头摸到脚，闭着眼睛都知道那206块骨头藏在皮囊下的什么部位，何至于为了它们还需要废寝忘食挑灯夜战？！

当然，班上爱学习的好学生还有另外几个同学，她们都学的认真努力，孜孜不倦，在老师眼里一贯保持着好学生的形象。而我却一改中学时代刻苦用功的学习作风，成为这个班里最不爱学习的那部分学生。这或许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专业以及这些课程根本不需要也不值得我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不仅文化课如此，实验课我也不认真。比如在上人体解剖课需要在实验室进行实地教学时，每每面对那些人体标本，我心里就会泛起难以克制的不适感。有一次学校运回一个刚刚被执行死刑又没有家属认领的死囚犯，临时加了一节解剖课，让全班学生去实地观摩解剖人体。我站在那具尸体一侧，当看到解剖老师一刀划下去，尸体腹腔内满是积血的场景，一阵恶心袭来，胃里瞬间翻江倒海，急忙转身跑到门外的小树林里，直吐到天昏地暗，再不愿走进解剖室了。另外在生理、生物实验课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人体解剖、生理结构、生理机制、生理反射、生命现象和生命规律等，会利用无辜的小白鼠和小青蛙来做实验。对此，我也无法做到坦然直面。每当黄班长那样的一群好学生去河坝捉青蛙做实验的时候，我总是偷偷溜走。心想反正我将来也没机会去做外科医生，做一个简单到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护理工作，大可不必如此的太费周章，又何苦去白白牺牲那些无辜的小生命？何况，即使不去做实验我也相信自己能考好。于是，每当解剖课或实验课时我就躲在教室或宿舍去看小说。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围城》《七剑下天山》《玉娇龙》《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小镇上的将军》《大墙下的红玉兰》《枫》《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红岩》《黄河东流去》《闪闪的红星》《矿山风云》《渔岛怒潮》《铁旋风》等。也读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老人与海》《愤怒的葡萄》。但那时的文学作品很少，外国小说就更少，书店或许有，但没钱买，就到处找书看，不放过任何看书的机会。此外，当时的一些文学刊物，也有很多是自己喜欢看的，比如《人民文学》、《诗刊》、《当代》、《萌芽》、《收获》、《小说月报》、《散文》、《花城》等，只要有看到，无论新刊旧刊，都拿来读。偶尔会去书报亭购买打折的过期刊物。也喜欢读诗‌，喜欢北岛、舒婷、顾城、徐志摩……并熟记很多其中的诗句：“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自己也学着写诗，写日记，写自己关于春风秋雨夏花冬雪的多愁善感，写自己关于日升月落云聚云散的无病呻吟。三年下来写了好几本日记，可惜后来因为某些心绪，也因着年轻的任性，将那些日记都付之一炬，随着灰烬逝去的还有青春的任性、迷茫和伤痕。

学校也设有体育课。体育老师是个高个大眼睛的年轻男人，长一脸横肉，黑铁塔似的，整天带着一帮男女学生打篮球，去各处同其它单位打比赛。我刚进学校的时候想必他看我个子高，以为是个可塑之才，于是便鼓励我去打篮球。谁知我根本就不是玩体育的料，臂力根本不足以将一只篮球投进篮筐，且懒惰，还怕死，怕伤，更不努力，看到篮球飞来自己先自逃命似的躲开。排球也不行。有一次体育课考试，两人一组，互相发球、垫球，规定接一次球算五分，结果我只考了二十五分。单杠也上不去。好容易被体育老师给硬托上去，却又不敢翻下来。老师气不过，托起双脚给掀了下去。结果，被直挺挺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差点折了腰。溜冰更不行，穿上冰鞋不敢站起来。实在被老师骂不过，鼓起勇气站起，还没等站稳就一个仰面八叉的又重重地摔倒了。一次次地爬起又一次次地摔倒，好几次都是后脑勺着地，摔的脑壳翁嗡作响。心想不能为了这再把自己给整残废了吧，于是一赌气脱去冰鞋扔在一边再不愿穿进去。心想体育老师你爱咋咋吧！最后体育老师对我彻底失望，从此不再正眼瞧我，视我如空气。所以，三年的卫校学习我的体育成绩从来就没有一次是及格的。一是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体育，二是体育老师确实不喜欢我。我们之间在学校三年几乎没说过话，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有一次上体育课，我站在最后一排偷懒，他很生气地远远指着我：“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的，你认真点好不好？！”很多年后我们在医院狭路相逢，眼看躲不过，为了礼貌我打了个招呼“杨老师好！”他微笑点头，算是回应。之后便常常在医院相遇——他身体好像一下子垮了似的再也不是当年叱咤球场的那个铁塔似的男人了，好像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不过脸上亲切温和的笑容倒是遮去了当年横眉怒目的狰狞，让人不觉他那么讨厌了。——每次遇见都彼此点头微笑算是打了招呼。这家医院里自有他很多得意门生会帮他安排好一切。

五 课 余

班里也有一部分和我一样不喜欢学习的人，不过她们都各自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化妆打扮，比如去跳舞，比如去交男朋友，比如去看电影，可这些我都不擅长，也没条件，于是这段时间我就学会了绣花、织毛衣、勾毛线、打扑克，同时去阅读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也写诗、写日志。曾有段时间我特别迷恋琼瑶小说和三毛作品，成晚上的不睡觉读《一帘幽梦》《窗外》《几度夕阳红》《烟雨蒙蒙》《在水一方》《庭院深深》等，也着迷《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脑补那些发生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故事，向往加那利群岛的风景和香蕉林，被三毛和荷西的爱情所感动，憧憬一场属于自己的爱情传奇。可惜，在这所男性为稀有动物的学校里，发生爱情的几率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似的渺茫。

没书读的时候就去织毛衣。没钱买好毛线，就买晴纶毛线。晴纶线的优点是颜色丰富且鲜艳，还价廉，买来线给大姐的三个女儿都织了毛衣、毛裤。有时则是拆了绵线手套用来织线衣、线裤。那时工人劳保用品里都有白色线手套，用不完的就被我们搜集来拆了织线裤。刺绣则多以单色为主，用花绷子将布绷紧了，一针一针绣上去。于是一个个枕套、电视套、桌布等就这样慢慢地变成了好看的成品。其花样有的是从校外带进来，有的则是我们自己设计、绘制和剪裁而成。多以花卉为主，其中又以菊花最受欢迎。因为菊花瓣比较好绣，在回针、锁针及藏针时都比较好处理，绣出来也好看。后来结婚有了孩子后除了为孩子织各种款式的毛衣，还常常在孩子裤子或衣服上绣一些可爱的小图案，增加了许多的小情趣。相比于织毛线和刺绣，勾线却做的少，因为自己好像不太喜欢勾线的图案及其质感。只是偶尔用白线勾一些茶盘盖布和领衬。很多年后同学K居然说我曾送过他一条亲手勾制的领衬，我自己却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完全忘了自己竟然还做过这样的事？！

除了热衷于绣花、勾线、织毛衣，不知谁发明了在墙上制作桌布。几个不爱学习的人有事没事就赖在宿舍里捣鼓这些不务正业的东西。首先按照所需要的尺寸在墙上画出圆形或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线条，沿着线条有规律的钉进铁钉，然后按照一定的图案将开司米细毛线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缠绕，如果想做一些复杂的图案，可以加进去一些不同颜色的开司米毛线。走线完成后在每个经纬线交叉处进行打结，最后再依次剪开边缘四周的线，如此一个完整的桌布就完成了，而那些剪开的边缘就变成了桌布四周美丽的流苏。那时宿舍是平房，墙面是刷了涂料的砖坯，铁钉很容易就会被钉进去。除了前面有门窗，后墙有小窗而无法操作外，另外两面墙都被我们楔入了一圈圈密密麻麻的铁钉，看上去很疯狂。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曾经的邻家少年寄来，信中说他要结婚了。读完信经过片刻的犹豫后我去街上买来一些白色和浅蓝色开司米线，当晚爬到上铺在墙上密集而有规律的铁钉上来来回回地缠绕那团开司米。绕完了再在每一个经纬线的交汇处打结。一百六十厘米见方，两钉相隔约一厘米，四条边每边大概有一百六十个铁钉，开司米线从每一个铁钉上绕过去，绕完经线，再绕纬线，其经纬交叉点超过了两万多，每个交叉点都需要打一个死结。就这样，我一根根地缠绕，再一个个地打结，每个结都是一个死结。三天后，一件四周镶着浅蓝色细条装饰的白色台布就完成了。台布看上去很干净，很淡雅，很漂亮。我将它用一张牛皮纸包好后拿到汽车站托人作为贺礼给邻家少年捎了回去，其中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连祝福的话都不再说一句。从此也在心底彻底抹去了那些关于一个个坐在黄昏的井村胡杨树下眺望远方心底漫过莫名忧伤的青涩懵懂年少时光的记忆。

那时虽然有时间，但没钱，还是没能实现看电影自由，只偶尔花几角钱去露天电影院去看场电影。《乳燕飞》《李慧娘》《少林寺》《保密局的枪声》等都是那个时期看过的电影。大约在1982年底或1983年初时，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风靡中国，万人空巷。当时的学校没有电视，也或者有，但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却无法企及，恰巧学校马路对面皮革厂家属院里不知是谁把自家的一台大电视给放在大院里让邻里共享。于是，我和几个不爱学习只爱玩的同学就每天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去对面大院里蹭电视看，每天下午上课都不安心，心里一直在惦记电视剧女主角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和“幻影旋风”。一下课就匆匆扒拉几口晚饭赶着点地去对面家属院，晚自习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坐在人家的电视剧前了。有一晚正看的入迷呢，忽然从校园里传来消息说今晚有学校领导和值日教师联合巡视晚自习课堂纪律，并在学校大门口设岗，对夜间私自外出的学生将严惩不贷。这明摆着就是针对我们这些迷恋《排球女将》的学生设的局。回去是自投罗网，可不回学校又能去哪儿呢？且不说夜不归宿会罪加一等，也没地儿可投奔呀！于是就只能硬着头皮回学校了。不敢走学校大门，那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去了就是自投罗网。而学校三面又都是临街房屋和校舍，无路可走。只有后面紧邻河坝的一面有一段土墙，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尝试着去冒险翻越一下，也只有这一招险棋了。我们几个摸黑绕道几百米走到学校后面的土墙下，墙很高，墙外是河堤陡坡，河堤上栽有不少白杨树，其中有几棵白杨树离墙很近，几乎紧贴着土墙，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白杨树的枝枝杈杈爬到墙头上去。等我们一个个爬到墙头上才发现墙那边离地也很高，且漆黑一片，深不见底。只能依稀看到下面有一些树枝影影绰绰。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些生着尖刺的沙枣树。可这时什么都顾不得了，只能闭着眼睛往下跳。结果跳到了沙枣树上，刮破了衣服不说，沙枣树上尖利的刺在手脚上扎出了许多个洞，鲜血直流。也顾不得疼痛，就直奔教室，在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起之前溜到各自的座位上假装翻书，心脏却在怦怦乱跳，手脚也在火辣辣的灼痛。其实那些狡猾的老师们早就掌握了我们的动向，放风说要去抓人只是他们惯用的技俩，也许根本就没有在学校大门口设立埋伏，只不过唱了一出空城计而已。但打从那天起我们几个的确也再不曾在晚自习的时候溜出去看电视了，过了很久才有机会接着看完《排球女将》的结尾。

六 插 曲

卫校如同大多医院一样是个阴盛阳衰的地方，学校里除了中医班有几个男生外，就只有几个男教员了。男教员大都已婚，未婚的一两个也都十分的娘气。化学老师是个上海男人，长得倒也白净齐整，说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已婚。据说老婆是本地警察。不知这般文弱的上海男人如何能够驾驭西域的彪悍女警。几年后，化学老师果然在这场婚姻里落败，听说离婚后的上海男人调回了南方。微生物老师也是个男的，瘦高个，每每来上课都会穿一件不合体的白色工作服，工作服显然是小了一码，紧紧地裹在身上像一个包裹失败两头露陷的肉粽子，显得有点滑稽可笑。中医班仅有的几个并不怎么象样男生看上去却都还有点清高，整天拽的像孤岛上的稀有雄性动物，昂首翘尾地走来走去，招惹着他们同班女生的争风吃醋和觊觎算计。临床检验班比我们低一届，看上去又太不成熟。临床班是民族班，有几个长着欧罗巴面孔的男生被我们班的古丽们在私底下暗暗地惦记着。留给我们班这群汉族小女生的异性就只剩下学校食堂和后勤那三两个灰头土脸的工人大叔了。因此，在这里发生校园恋情的几率几乎为零。于是很多女同学的目光就移向了校外，到了周末会有一些面目模糊、身份不明的男孩在校门口鬼鬼祟祟，探头探脑，旋即又会看到有些女生匆匆地梳了头洗了脸换了衣服，然后溜出学校大门，跳上那些来历不明的男孩的自行车后座绝尘而去。

同宿舍的阿华经常去街角那家福利社商店买东西，去的多了就和其中的一个店员熟悉了。阿华有一双会说话的漂亮大眼睛，忽闪忽闪很迷人。那店员为阿华所痴迷，经常来宿舍找阿华，我们都看出来他喜欢阿华，阿华自己也知道。毕业后阿华被分配到山北一个县所属的一所乡卫生院工作。那店员依然还在市里的福利社站柜台。有一天我从别人那里听说这店员有一只眼睛是义眼，很是吃惊。在学校时见过这人很多次也没注意到他的义眼，更不曾听阿华说起过，心中疑惑不知阿华是否知道真相。初涉江湖尚不知其深浅险恶的我于是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华。不想，那店员去乡下看望阿华时知道了我写信给阿华揭穿他秘密这事——这事阿华做的不厚道——恰好原本就犹豫不决的阿华又向他提出了分手，于是那店员便迁怒于我，认为是我坏了他的好事，写了信来骂我多管闲事。骂完了仍觉不够解气，又半夜拿砖跑来医院宿舍砸玻璃。可那厮却搞错了房间，把砖块错扔到了隔壁宿舍，砸碎了别人的玻璃。熟睡中的隔壁宿舍人被吓了一跳，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是什么人又为了什么事会来找她寻仇？吓得她每天晚上都盯着窗户生怕又飞来砖块，就这样度过了一段战战兢兢的日子。很久以后才知道那厮原是想来报复我的，只是找错了目标。

读卫校期间的周末我一般都是骑上单车回到二十公里外的大姐家，有时同学茹娅会和我一起骑单车同行，茹娅家也是农场的。茹娅是个不喜欢穿长裙喜欢着长裤的维族女孩，性格热情，心地善良。她从小学汉语，喜欢和汉族孩子一起玩，我俩很要好，除了结伴骑单车回农场，假期也常常在一起。她父母人很好，每次去她家玩都很热情。茹娅的兄弟姐妹们全都读汉语学校，汉语说的非常地道。后来实习的时候我俩恰好被分在同一座医院，有时还会在同一个科室实习，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实习期间，有几个住院的年轻男人都喜欢茹娅，可惜他们都是汉族，即便茹娅愿意，他们最后也都没了勇气。——他们对茹娅只是出于好奇和向往而已，真要说到结婚，又都退缩了，都是一些没担当没血性的男人。——茹娅后来经历了很多苦难和挫折后最终还是嫁了一个汉族男人。虽然日子过得也并不十分的尽如人意。

这期间，我也曾收到几封内容含糊暧昧不明的异性来信，其中有几个是在中学时都从未说过话的同学。信里语焉不详，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最终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而我收到信后都不回复。一是对写信的人没感觉，二是自己未来的路还不明朗。其时父母已经带着小妹回到了内地的家乡定居，他们希望我毕业后也能回到内地，并不希望我在西域扎根。所以，我并不急于恋爱。那些信便也如同一枚枚飘落在深秋的黄叶，随风而逝，不知所终。有一个时期，同在这座小城另一所中等专业学校读书的同学K周末会等在校门口，等我一起骑车回家。傍晚的夕阳照在路两旁一排排杨树的树梢上，像是点亮的一盏盏风灯。风从林间穿过，万叶翻飞，如夕阳下的鸽群起舞。晚风吹拂，长发飞扬。路上，我们很少说话，晚风在耳边轻轻吹，听车轮在路面上“沙沙”地碾过，更增添了几份沉静。偶尔，我们也会谈起彼此学校里的一些趣事，但我从不问及那些隐约听来的关于他在学校的恋情传闻。骑到中途K同学往往会提议停车休息一会儿。于是我们就坐在路边林间干净的沙地上，一边吹风，一边把玩脚旁的细沙，看着细沙从指缝一点点流失并被风吹向远方……每次K同学总能从随身的背包里摸出一些零食，或几块牛奶糖，或几块饼干，或一把花生……分享这些零食的时候我们又像是回到了童年——我和K在小学三年级就认识了。那年，我们都只有九岁。——我们总是在黄昏的晚霞收尽最后一缕余晖时分才赶到家，因为住在同一个连队，他家住在后排，于是相约第二天下午再一道儿结伴返回学校。后来K比我先一步参加了实习，实习地点在郊区，距我的学校很远，且不顺路，便没有再一起结伴骑单车回家。

后来K同学毕业后进入公检法系统。而此时的我也在市里的一所医院工作。他常常来看我，我们复又像在读书时一样相约一起骑单车结伴回农场，偶尔也一起去看电影。有一天，在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站住，认真地对我说：做我的女朋友吧！那一瞬间我即惊诧却也并不觉唐突，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之间会有这样一场对话。路灯在夜幕下释放着温暖的橙黄，看着路灯下的他，我感到犹豫不决。也许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把他看作是同学、是朋友，但却不是恋人。那时的自己，心中向往的爱情关乎浪漫和激情，是风花雪月缠绵悱恻，是相思成疾刻骨铭心，是执着纯情至死不渝，而绝非这般的平淡如水毫无波澜。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和逃离。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记住，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像我这样爱你的人了！——那天是星期三。从那之后我们很多年都不曾见面。再见面已是在市第一幼儿园的门前，彼时的彼此单车后座上都坐着一个小小的女童。对望一眼，脸上是讪讪的笑容。多年后在某次同学聚会上再次遇到K，他借着醉意说：这么多年了自己都不喜欢星期三。因为于他，那是个梦碎的日子，是黑色星期三。而对于我来说，那些关于青春期朦胧的情愫就如同一场角色未定、也未及排练的演出，幕布尚未拉开，却已是剧终。

七 假 期

在我读卫校的第一年春天父母就带了小妹就回了家乡，哥哥姐姐们也都成了家。记得那年暑假，井村的房子还在，菜园也在，但羊圈空了，猪圈空了，鸡舍空了，驴也没了，它们都被或出售或处理了，有一头猪因为尚未长成，也被送给了农场的大姐。当时还是由阿扁陪着我赶着毛驴车去三十公里外送猪。那天，阿扁赶车，车上坐着我和那头被捆着的猪。开始那头猪狠命地尖叫，叫的撕心裂肺，声嘶力竭。拉车的毛驴却一语不发默默地赶路。在阿扁挥舞的长鞭下走出井村，走出沙垄，走上通往农场的312国道。猪终于喊累了，躺在车尾哼哼唧唧地不知所措。三十公里的路程毛驴大概需要走六个多小时，八十年代初，312国道上车很少，更不见行人，路两旁则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莫说是树，连一棵草都不见。迢迢国道上只有我和阿扁，还有一车、一驴、一头猪。耳畔有荒漠疾风刮过，“呼呼呼”地。除了风，就是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发出“嚓嚓嚓”声，以及那头猪时不时地“哼哼”声。阿扁觉得太沉闷，就放开他那沙哑的烟嗓唱起歌，一首接一首，搜肠刮肚，把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唱完了就再唱一遍，就像是被按下了循环播放按钮似的一遍遍播放。最后唱到同那头猪一样的声嘶力竭。终于赶在下午太阳落下去前到了农场。卸下猪，给驴饮了水喂了草我们也吃了晚饭后，在大姐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俩人又赶着空毛驴车原路返回了井村，阿扁同样又是唱了一路。——那时的我们好像除了唱歌打破这份寂静外，竟不知到要说些什么来打发这几十公里的沉默。十六岁的我和十七岁的阿扁虽然是同学、玩伴，还曾经是说快板的搭档，但我们却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印象中的阿扁就只会干活和淘气，不爱学习，我不知道同他说什么。不过阿扁对我却一直都很好。其时的阿扁已经初中毕业不读书了，给生产队看守瓜田。那年的整个暑假里，只有十六岁的我带着七岁的外甥女两人住在我家那座空荡荡的大院里，守着五间空屋和一大片菜园。阿扁时常会来家里帮着挑水劈柴，有时晚上会送几个熟透的瓜放在窗下，敲敲窗轻轻地说一声“瓜放在这里了哈！”然后就听他渐渐走远的脚步声消失在暗夜中……整个暑假我们吃的瓜都是阿扁半夜偷偷送来的。那是我在井村度过的最后一个暑假。暑假结束后我就回到城里继续读书，老屋也被出售了，从此井村再没有了家，自己也再不曾回去住过。

后来无论寒暑假都是回苏北老家探望父母和小妹。当时只有绿皮火车，从西北小城到家乡需要在火车上度过三天两晚。没有买过卧铺，因为学校只报销硬座车票。其实连硬座都很少能买到，几乎都是无座。记得第一次回去的那个寒假，没有座位，我站在两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从小城上车一直站到兰州。那时的车速慢，停靠车站多，我连续站了二十多小时，累到不行的时候就在自己行李上坐一会儿，每次列车员开门还得拿起行李站起来让开，双腿都几乎没了知觉。有个大叔过来对我说“小姑娘，看你这么长时间都一直站着。这样不行。你看到有人起来就要去抢座才是，不能脸皮太薄。”后来有个当兵的看不过就站起来让我坐他的座位上歇会儿。那些年来来回回好几趟，几乎都没买上座位票。那时人傻，不知道要托人买票，其实班里就有几个家是铁路上的同学，其中不乏有做官的家长，却愣是不懂去联络。家里大人也不知道这些，只以为到时候买张票只要能上车就行。每次上车也是一场恶战，车门根本进不去，有几次都是强行推开车窗户被人托起硬是给塞进去的。里边的也人不干，骂骂咧咧不让进。人进去了，再塞行李。然后就是三天两晚艰苦卓绝的长途旅程。在车上不敢吃东西也不敢喝水，因为去一趟厕所太难，要从无数个人头上越过，踩在无数个大腿或脚踝上，被无数的人嫌弃。好容易挤到厕所了，还不一定能上，要么厕所有人，门口排长队。要么厕所里塞满旅客和行李，根本用不了。——那真是一段痛苦的旅行经历。

可痛苦远不及此。那时的铁路服务根本不会讲什么服务质量，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极其恶劣，对待旅客如同对待犯人，推拉搡拨骂都是常态。有一次回家想给父母和小妹带几个哈密瓜，结果下车说超重，要罚款二十。当时的火车票才只有四十三元。我同他们商量：这瓜我不要了，就送给他们，能不罚吗？回答不要也得罚。无奈，只好从身上不多的一点钱里拿出两张十元钞票交给那个傲慢的家伙。那家伙接过钱又不耐烦地把地上的瓜踢了一脚，结果千辛万苦带回来的瓜被他给踢裂开了一个，瓜水顺着编织袋流出来，那人不但不道歉还连声催促“快走、快走！”。出了火车站问一骑着三轮车的人汽车站在哪里？他说：远，坐车我送你吧！还不等我说话他就把我的行李给扔上了三轮车，我只好坐上去。他骑车绕了一大圈，到了汽车站门前要了我五元的车费。没办法，给呗！结果我站在汽车站一抬头就看到了不远处火车站的牌子——两站相邻，不过咫尺，那人却骗我坐车兜了一圈要了五元，真是可恶！

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也依然不富裕，时过境迁的父亲也渐渐体会到了世态炎凉的不易。原指望回去了有众多子侄帮扶，等日后我毕业了能回家乡，过几年小妹再长大成人，身边有两个女儿，日子必定也不至于太寂寞，至少实现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夙愿。可我在回去度过几个假期后，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边疆小城而没回家乡。五年后，父亲终是将老宅及房前屋后的一些树木送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大侄子。复又带着母亲和小妹返回了西北，最终落户在农场。

八 实 习

三年的卫校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后的八个月是实习期。在报名实现单位时，大家都为着将来考虑，纷纷选择去当地的两家大医院实习，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那里。而我却去了一家较小的县医院，只因我当时最好朋友丽的妈妈是那家医院的职工，她家就住医院家属区，她选择在自家门口的医院完成实习，便也要我陪她一起去。为了丽我义无反顾地就去了那家相对较小又没名气的县医院。不过，对于护理专业来说，在哪里实习对于业务的锻炼和提高区别并不明显。反倒是因为县医院的病人少，不忙，对实习生的管理也比较放松，这给了我们很多很大的自由空间。科室的带教前辈也都不错，身上没有大医院人的傲慢，对待实习生都不算严苛，偶尔有事只要给带教的前辈打声招呼也就可以不去上班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感到很轻松，也很开心。当然，平时自己上班也是十分尽心，对带教前辈很尊重。加上本身的理论基础好，精力旺盛，临床技术操作学起来也上手快，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上夜班时常常让前辈去值班室睡觉，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值班，对病人夜间发生的一些头疼脑热的诉求自己就处理了，诸如实施物理降温、肌肉注射柴胡针剂退烧、口服安定片助眠、给片去痛片止疼等等这些小事一般都不去惊动前辈，等第二天早上晨会前再汇报给带教前辈补记到病历上即可。这样违背流程和职责的操作假使放在如今的当下那自然是绝不被允许的，可在那个年代，医患双方的医疗安全意识都极薄弱，少有医疗纠纷的发生，在病人眼里，医生护士都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都给予一样的信任和爱戴，鲜少听到有病人投诉医护人员。记得当时初次给病人输液找不到血管，连扎几针都不成功。搁在现在，病人早跳起骂人了，可当时的病人却笑着说：没关系，放心扎吧。不扎怎么能学会呢！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大哥，每天都主动说：来来来，我的血管粗，先从我开始练吧！——特让人感动。那时的医患关系可真是好。每天完成治疗后，没事就和女病人坐在一起探讨毛衣花样的织法。晚上夜班，会有年轻的病人凑到办公室来聊天。那时不想上班的年前人往往来医院泡病号，科室住着不少的年轻病人，尤以外科居多，往往一个手指或脚趾破点皮也得走后门搞个工伤住上十天半个月的院。其中有些人就会动了心思来追年轻护士。护士前辈大多都成熟老道，且很多都有男朋友，令这些病人不敢造次，于是他们就把目光放到了实习生身上。当时我的好朋友丽和同学茹燕都有人追。茹燕虽然是维吾尔族，可她喜欢同汉族男孩子交往。她说如果可以，她愿意嫁个汉族男人。可惜那些汉族男人最终都没有勇气娶她回家，打着家长不同意的说辞婉拒了她。而漂亮的丽自然是没看中其中任何一个人，那些病人在丽的面前都纷纷折戟沉沙，无往不败。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一个病人追我。或许这些家伙早就看出来我一定会让他们碰钉子而知难而退了吧。

九 毕业前夕

毕业前夕班里的气氛很微妙，离别固然使人伤感，无论平素大伙儿私下关系如何，但毕竟在一起学习生活朝夕相处了整整三年，真到了分别的日子，彼此还是依依惜别，恋恋不舍。每个人都在用心准备着分别礼物和临别赠言，写在日记本或卡片上的每一句话都热情洋溢，真挚感人。班里的气氛也是空前友爱，和谐温暖。然而为了能够留在城里，每个人也都在暗自较量，蠢蠢欲动，私下都在窃窃私语，纷纷猜测谁会留下，谁会被分配基层。有关系的同学都各显神通，秘密运作。而我，既没熟人也没门路，自然是最没有希望留在城里。但在心里也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能侥幸留在城里那便留下。如果不能，就回老家投奔父母。因为当时的一个亲戚是某县委书记的司机，父亲托他为我谋了个毕业后可以去县医院上班的机会。父亲非常希望我回去。那样，他们就可以定居家乡不再回西域了。只因我不习惯家乡的气候，不愿忍受那没有火炉和暖气的冬天而犹豫着不想回去。父母甚至为我安排了一次没有明说的相亲。对方是一个与我同龄的男孩，长的眉清目秀，中专毕业后在县里某单位工作。两家大人素来交好。据说小时候我早产，母亲没奶水，孩子刚满月的男孩母亲却奶水充足，于是每天我妈就会抱着我去他家蹭奶吃。后来他母亲每每见了我总是笑说：萍，你可是吃大娘的奶水长大的哟！大娘人很好，他们家人也都很好。假如当年我选择了回家乡工作，或许还真就会与那个男孩成就姻缘也未尝不是。然世事难料，最后我竟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这座小城里一家最大的医院工作。由此也就断了回家乡的念头，安心扎根在这座小城，今生的故事注定都要在西域这片疆土上铺展演绎。一年多后，无奈的父亲又带着母亲和小妹回到了西域，我便很少再有机会回去家乡，与那个同吃一个母亲奶水长大的男孩自然也就难续前缘。

十 尘埃落定

之所以能够留在城里，完全是一次偶然机会。当然，所有的偶然中必定藏着必然的因素。当时有一家解放军野战医院需要招收一批护士，经过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商后决定在我们这届毕业班里按照成绩名次挑选八名成绩最优的学生去参加面试，而我恰好就在其中。得到消息的几个人简直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惊喜之情无以名状。能进野战医院就意味着是参军，意味着能穿上漂亮的军装，意味着从此将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意味着……我们为此兴奋不已，夜不能寐，恨不得立刻就能走进军营，穿上军装。

接下来的面试很顺利，政审也通过了。那天，一个身着军装负责面试的野战医院负责人对我们说：你们回去等通知吧，准备下周来这里上班。听到这句话，我们兴奋地跳了起来，感觉离梦想只差最后一步，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了。面试结束后我们又在野战医院里到处走走看看，为即将能够在这里工作而激动万分。看着那些着一身绿色军装的军人，以及医院里那些在白大褂下露出一角绿色的军医和护士，为自己很快就能同他们成为战友和同事而兴奋，而激动，而期待，而自豪。甚至幻想着将来有一天会嫁给其中的某个军官，那可是自己从少女时代就怀揣的梦想……班里同学也对我们几个都深感羡慕，而没被选中的黄班长毕业后则回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矿区职工医院，她那张布满青春痘的脸上是难以掩饰的不甘、失落和愤懑——三年的苦心积虑和认真努力依然没能让她摆脱煤矿烟尘的困扰，而我这个平素玩物丧志不求上进的人却面对好运唾手可得，这让她情何以堪？！

然而，可是，命运总有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时候。我们回去忙着整理行囊，只等通知一到就出发。然而在兴奋和焦急中等待了十多天也没有等到通知去野战医院上班的消息。我们焦急万分，不知什么情况。问学校，回说等待。问卫生局，也说让等待。又过两天，却等来去地区医院报到的通知：八个人里除了两个铁路系统的子女被分配到铁路沿线外，其余六人全部被分配到当地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地区医院工作。这个结果对于那些被分配到基层医院的同学来说自然是一种幸运，可对于这我们这几个正在做军官梦的人来说却不啻为当头一棒，冷水一盆。说好的马上就能穿军装了怎么就一下子变卦了呢？！——没办法，只能服从分配。后来才知道，八个人中只有六个人面试通过，其中两人因自身条件欠缺而遭淘汰。然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有人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自己人趁机弄进部队编制。可部队的审查十分严格，坚决杜绝一切违规操作，坚持只要这六个学员。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最后地方上一赌气，一个也不输送，六个学员全部分到地区医院。于是我们的希望破灭，梦断野战，心灰意冷地走进了地区医院。

能够走进地区医院曾经也是我的梦想。若是没有野战医院这束横空出现的耀眼火光划过我的世界，我可能会心满意足地走进这家医院。然而，在成为军人的梦想破碎后再走进这家医院，心里却满是不甘、失望、委屈与无奈。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当一个梦想被另一个更高更好的梦想替代，再回头看那些曾经的梦想，才发现那不过是一袭微弱的烛光。

当然，假使没有野战医院这个横空出现的插曲，我恐怕都没有多少机会进入地区医院工作。倘若不进入这家医院，也或许自己会像一只南飞的孤雁，飞落在家乡南方某座城市一隅，改写和演绎自己的另一种人生吧。——命运就是如此的奇妙和不确定，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为你的人生改写出另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1984年八月的某一天，我和同期的另外五名同学一起走进了地区医院，从此开启长达36年的职业生涯。那年，我十九岁。（未完待续）

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