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总长孙丹林和他的三个儿子

桃源水含烟

刘安亮 李鹏程 整理

蓬莱这地界儿，自然奇观让人惊叹，忽而红霞铺天盖地，忽而城市云雾缭绕，忽而彩虹倏然映现，忽而海市立于海面，蓬莱土著“长枪短炮”，拍而不倦，让人间蓬莱，成为世人向往的“仙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地理位置、自然造化和人文渊源，让这里名人辈出，群星璀璨，其间更出奇人志士，北洋政府曾经内务总长孙丹林，就是其中值得浓墨点染的一位。

孙丹林，又名孙丹麟（1886.11—1971.12）字汉尘，蓬莱府后街人。

他的人生轨迹，与三位重要人物有关。第一位，同盟会山东主盟，革命先驱徐镜心。

孙丹林和黄县人徐镜心是同科秀才。1904年秋，考入山东大学。1905年，他由徐镜心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打开清王朝统治中华民族长达267年的封建枷锁，孙中山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在全国风起云涌，十四个省纷纷独立，但山东却是一派甫起又落的局面，孙中山深知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举足轻重，事关革命全局，于是密派同盟会山东支部负责人徐镜心，做好山东再次起义的准备，徐镜心便先从烟台来到蓬莱，与孙丹林一起，策划登州起义。

孙丹林以柳仲乘华提士药房为据点，先期已在蓬莱发展二十多位同盟会会员，这次在药房进行策划时，他对徐镜心提出：通过袭击登州水师营，占领水城，然后迅速突入登州府城，可以减少伤亡，震动全省。

1912年1月10日，孙丹林在蓬莱做好部署后去大连，13日电告柳仲乘，起义军15日凌晨抵达登州。14日下午，与徐镜心一起胁迫所乘日本船只，改变航线直奔登州。15日凌晨4点，城里做内应同盟会会员，占据水城码头尖炮台，派出舢板接应。徐镜心派孙丹林率五六十人突袭水城，另一支占领田横山炮台，大部队在徐镜心带领下，夺取县城。

孙丹林率敢死队从码头尖炮台，迅速攀上城头，开启水城城门，直插水师营，生擒头领王步清，士兵全部缴械投降。孙丹林出水师营从北门进县城，做内应柳仲乘在城内遍插白旗为号。此时天已大亮，起义部队兵不血刃占领府城，登州府和蓬莱县衙部门全部投降，要害部门被接管，至此，登州宣告光复。

当天下午2时，宣布成立登州军政府，后改为山东军政府，办事机构设在登州考院内（现鲁粮宾馆处）。

徐镜心任总务部长，刘艺舟任外交部长，宋庚廷（宋庆之孙）任财政部长，柳仲乘任司法部长，孙丹林任秘书长兼军事参谋。

同盟会登州起义在山东产生重大影响，黄县、文登、高密、即墨、诸城、青州、寿光等地相继爆发起义，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在距登州起义仅28天后的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正式宣告中国封建统治的终结。

徐镜心

　 龙口徐镜心纪念馆

　　“登黄光复”纪念章

背面

辛亥革命后，孙丹林先后任高苑、章丘两县知事，省参议员。在回忆文章中，对于此次职务安排，他“内心极不情愿”，但既然去了，任上的他，勤政爱民，打击烟赌及土豪劣绅，颇受百姓爱戴。

这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在返程的途中，认识海归留学回来，蓬莱北沟上口高家高恩洪。两人感觉相见恨晚，高恩洪佩服孙丹林胆识和谋略，孙丹林敬慕高恩洪专业和志向，两人引为挚友。在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期间，他把高恩洪推荐给了吴佩孚，让他担任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后高恩洪被吴佩孚派去青岛做胶澳商埠总督，在青岛高与吴佩孚相互配合，排除艰难险阻，筹建起私立青岛大学，并任校长，后成为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

高恩洪

第二位，是他的蓬莱少时同窗，北洋直系首领吴佩孚。

1919年，为反对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孙丹林应召，来到正在湖南进行南北战争吴佩孚那里，任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他与吴佩孚是少时同窗，在与军阀之间忽而刀光剑影，忽而握手言欢关系中，起穿针引线作用。他与孙传芳有很深友谊，孙吴之间的筹谋，都是由他出面运作周旋。中国军事理论奠基人，原国民党一级上将蒋百里，当时出任直系参谋长，他可否参与联系不得而知，但政治处处长白坚武是他去联络来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丹林力促吴佩孚全力支持，起草电文，通电全国。吴与北京段祺瑞政府，一来一去电报战，震动全国，我们且来选取其中两则：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

“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签字，直不吝作茧自缚，饮鸠自杀也！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愿率部备效前驱！”

当时，湖南学界曾感怀孙丹林作为，专门赠以“无名英雄”图章为念。

“五四”以后，吴佩孚在全国声望誉隆，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孙丹林功不可没。

1923年，北洋政府要拆掉故宫“太和殴”、“中和殿”、“保和殿”，改建议会大厦，身居洛阳吴佩孚，直接发电总统黎元洪和吴的亲家总理张绍曾：

“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印度已逐蒙古帝，英人已灭印度王，而施爹利，鸭加喇，蒙古皇帝宫殿，至今珍护。英灭缅甸，阿瓦金殿，庄严如故。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功文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勿希毅力维一大地之国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义正辞严据理力争，保全了600年故宫完整，这背后自然有孙的运笔，吴的审定。

直系执掌北洋政府期间，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出组建“好人政府”，王宠惠任内阁政府总理，蓬莱人高恩洪，任交通、教育总长，孙丹林任内务总长，时称“蓬莱政府”。

孙丹林辞去内务总长后，吴佩孚曾保他任郑州商埠总督，常驻洛阳，孙坚辞未就，从此脱离吴戎幕。

孙丹林看人眼光毒辣透彻，他曾断定“吴无再起可能”，孙传芳任五省联军司令意气风发之时，他对孙传芳说：“盖世英雄当不得一个骄字，弥天罪孽当不得一个悔字，曾送吴的一句话，现转以赠你。”

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派黄郛到上海宴请他，托其去与孙传芳接洽，孙丹林以对吴不起，置身事外坚辞未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丹林被国民党外交部任命为特派员，前往日本交涉，日本政府欲邀他出任伪职，他托词推却。后日本人强迫吴佩孚作傀儡不成，又逮捕其子孙桂梧，拘留一月，以胁迫孙丹林劝说吴佩孚。

吴佩孚去世后，孙丹林作为治丧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亲力亲为为少时同窗办理后事，书挽联曰：“三十年道义订交，忆昔年湘水有灵，长沙射策，战逐鹿同舟共济，距料执手弥留，犹谆谆以国事相期，痛逝者行自念也！”

吴佩孚去世后，日本人变更计划，劝孙丹林继王克敏为委员长，孙不为所屈，被日本人秘密监视长达四年之久。

李大钊

第三位，马克思主义先驱，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

1921年秋，孙丹林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相识并来往，他曾在北京万寿山与李大钊密谈，筹商推倒徐世昌，恢复国会。他介绍李大钊到洛阳会见吴佩孚三次。曾想要吴佩孚与共产党合作，但终未如愿。

1922年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内务总长，同年10月，黎元洪突然召开临时紧急国务回忆，拿出名单拟逮捕中共党员40余名，李大钊名列首位。众阁员皆不语。黎元洪问孙丹林有何意见，孙丹林不赞同，黎说：“维持治安秩序归内务部，何以对此有异议？”孙答：“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乃人民之特权，各国通例。研究共产主义，即刷新政治之贪污腐败，实现人民生活之自由，于国于民皆有裨益，何必取缔？”，黎说：“若有扰乱秩序谁负其责？”孙回答：“我以身家性命负完全责任。”黎元洪当即批以“缓办”二字。散会后，立即密告李大钊，建议暂缓活动并嘱暂避。。

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的同行者和挚友。他在1922年6月19日《胡适日记》中记载：

“孙丹林（汉尘）来京，他要求和我们谈谈，故守常（李大钊）约我同他谈谈。

此人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他的功劳。吴氏用兵确有天才，孙氏说他全是从《三国志》、《水浒传》等书得来，但运用却全是他的天才。吴在政治上实在不过是一个婴孩，全靠孙氏及白惺亚的扶持。攻段（段祺瑞）之计，与去徐（徐世昌）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

去年孙氏本劝吴氏，到湖北后，即回头与中央宣战，赶去徐世昌；吴氏不能听从，孙氏大愤，辞归蓬莱故乡；后吴氏在湖南大战，死的人过四万，为民国十年来第一场血战，战虽胜而吴氏声名一落千丈，吴氏大悔，再三去把孙氏请回来。

吴氏固是幼稚，但孙氏亦不是很有学识之人，不过比吴稍高一筹，故两人可以相助为善，但这种现状，究竟是不好的；盲人牵瞎马，当此日途暮远的时候，可怕呀！”

这也算留学归来熟知京城风云变幻的文化大家，对两位从登州府第走出来的志士，另外一个评判视角吧。

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罗文干纳贿，引发倒阁风潮，又因直系衰落，正赶母亲去世，孙丹林由此脱离政界十余年。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丹林曾应胡汉民、冯玉祥之邀，两到张家口，三至香港，商策反蒋抗日事宜。

国民政府期间，曾任上海兴业银行总经理，高恩洪任董事长。

1946年，孙丹林由重庆到上海，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陈云扬养伤，进行地下工作四年之久。

1949年，孙丹林由重庆微服脱险至重庆。蒋介石以孙系同盟会员，在北京不为日本人利用，授予“政府顾问”之衔。

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夕，陈云杨约其去台湾，孙以年迈拒绝前往。

新中国成立后，孙丹林一直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高级馆员，专注于历史研究，写过不少回忆文章。

1971年12月离世，享年85岁。

孙丹林有三位很有出息的儿子，长子孙贯文，次子孙仲威，三子孙桂梧。

我们先从老小孙桂梧说起。

孙桂梧，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中国民盟上海市委会文史委员，中共党员。

孙桂梧的爱人，是原民盟中央元老沈钧儒侄女，在沈家长大。

1946年6月，中共代表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因不准对外挂牌，人称“周公馆”，1947年3月，国民党行政当局封锁“周公馆”，人员撤离，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接管房产，成为民盟总部机关。时任民盟工作人员的孙桂梧，负责具体的接管程序和事务。后来民盟也被封锁，孙桂梧接到指令：保存好全部盟员名单和所有重要档案，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解放后，孙桂梧在复旦大学教书，任教《政治经济学》。据学生吴中杰回忆：“孙先生上课时，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深度眼镜，口含一支雪茄，服装整齐，一副严肃的学者派头。”，吴中杰说：“但孙先生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贪恋杯中之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离不开二两猫尿。微醺之后，就管束不了自己的嘴巴，于是就由老革命变成老运动员。虽然没被公开点名，但他自己透露：那些龟孙儿子时常要批判他。”

后来顺理成章就进了五七干校，金丝眼镜和雪茄烟依旧，但有了一些落拓不羁和玩世不恭的味道。“在干校里挑大粪，自称为粪坛一霸，我被称为粪坛行走。虽然已经秋凉，但他劳动时依旧赤着膊，只穿一条短裤，着一双旧球鞋，皮肤晒成棕色。他洗马桶时自谓司马相如洗酒瓮。”

有人说吴中杰问题严重，让他不要接触，他不以为意，不忘师生之情。有人时，之乎者也与之调侃一通，无人处给他通点消息，指点问津，加以慰安。

可惜因为在干校劳累太过，回复旦后，就常年卧病，不能重登讲坛，后在许涤新任所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秘书。

次子孙仲威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二孙仲威，名孙桂恩，号仲威。

著名考古学家和书画家，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术家协会顾问，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

1917年2月20日出生，6岁随父旅居京师，当时故宫是孙丹林所任内务部管辖，由此他经常出入故宫，故宫中珍藏的无数文物、珍宝、字画，让他产生了无穷的兴趣。家学的渊源，勤奋的求索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孙仲威对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素养和造诣。

他临摹故宫历代名迹，又拜旅京名画家蓬莱人于非闇先生为师，后又入张大千门下，而这两位先生，也可以借便利进故宫临摹古画，让画艺快速长进。中青年时期，孙仲威就已精通考古、绘画，学有所成，自具风格。

1934年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一年后转入齐鲁大学法律系，列入国学大师顾刚、钱穆、叶圣陶门下，学习运用史料和民俗学，考证文史和古器物。

1942年为生计“下海”卖画，由王宠惠（北洋政府前总理）、张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国民党元老）、黄季陆诸人发起，两次为其举办个人画展于成都，又在川陕等地举办画展，名重一时。1948年，他去台湾举办个人画展，1949年飞返上海迎接解放，同年9月进上海博物馆工作。1951年，将自己收藏的100多件各类文物，捐赠给北京文物局。

　　 松荫高士

1954年，囿于政治成见，精通考古学、民俗学，有着非凡绘画天赋的孙仲威，被安排在上海文物仓库劳动，一直干到1980年。

在这16年里，孙仲威创造了文物界的一个奇迹，抢救国宝10余万件，如春秋时代“梁其钟”，汉代韩信私印等。

当时，孙仲威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露天的废品堆里，搬弄废铜烂铁。且不说酷暑严寒倍受辛苦，时有铜蜡烛签扎穿脚心，冷不防还能拨弄出根雷管来，遇热爆炸断人指臂。面对这一切，双腿伤痕累累的孙仲威全不在乎，反倒如鱼得水，得到无数快乐和惊喜。

先说“梁其钟”，那天，仓库运来一卡车废铜，车身一倾，稀里哗啦，废铜如泥石流般飞泻而下。蓦地，孙仲威眼前一闪，禁不住兴奋起来！那不是一口周代的钟么，他冒着劈头盖脸打过来的杂铜，迅速冲上前去，抱住那口钟，连滚带爬抢回来。他定神一看那口钟，不由惊诧起来。原来，这正是那口满是铭文的稀世国宝梁其钟。抗战时期，为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所收藏，密不示人。孙仲威做梦也没想到，与它竟然在废品堆里邂逅了。这尊梁其钟，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

凭借他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在尘土飞扬废品堆里，抢救出国宝重器“牺首尊”，国内首次发现的义和团旗帜，发现商彝、周鼎、汉洗、宋镜、唐镜，少数民族铜鼓和芒锣，西藏奶壶、水壶、欢喜佛。周代乐器、清代大炮、古猿人牙齿化石……由邓演达、周恩来、郭沫若主持校务军事政治学校校徽，这学校正是黄埔军校前身，该校徽现庄严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为抢救文化瑰宝，孙仲威十几年如一日，从市区到市郊，从仓库到废品站，常常清晨四点就起身赶路。“苦不敌乐”这句口头禅，是他乐此不疲的心境。

由于孙仲威先生全力投入和抢救，数以十万计文物国宝，得以重见天日，得其所归。他又不厌其烦地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如属吴国的文物，调拨给江苏省博物馆；属楚国的文物，调拨给湖南博物馆等等。

十万瑰宝，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一件国宝常常价值连城，十万国宝又是一个多么让人惊叹的概念！因此，他受到上海市政府的嘉奖；当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闻讯后，曾感动得一洒热泪。

　 载酒觅春图

孙仲威的水墨画享誉国内外，1987年访日期间，与日本南画画院长河野、副院长信田，就中日两国水墨画现状和未来，进行深入探讨，被称为“中国画坛之重镇”；1988年汉城奥运会，他的作品《水牛》，应邀展出，入选汉城奥运会画册。1991年，1992年在台湾举办画展，深得台湾画界赞赏，国民党元老张群、陈立夫收藏其作品。其作品还先后被法国总统密特朗、美国总统布什、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以及著名学者李政道、李约瑟等人收藏。

他的佛像画，为国内主要名山古刹所喜欢，1988年为奉化雪窦寺修复，作佛画40余幅，台湾高雄传闻法师以154万元收购留存该寺。

1984年，日本东京出版社，出版孙仲威所绘《铅笔中国画》，1990年山西出版社，出版孙仲威《寺观雕塑壁画白描资料集》。

山水画

北有荣宝斋，南有汲古斋。在上海城隍庙最热闹的中心区域南侧，有一座汲古斋中国古茶器博物馆，藏品绝大部分来自孙仲威先生捐赠。上世纪八十年代，去日本举办个人画展时，与日本友人交流茶文化，日本有所谓“饮茶传统源于中国，茶道却始于日本”，这让他甚为不服，回国潜心研究古代茶具茶器，力图用实物证明，茶道发源地是中国。他访遍市肆乡间，收集到从春秋、晋代、唐代、明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茶器，并撰写专著《古茶器探微》，2000年，他结识汲古斋总经理杨育新，2005年底，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2006年1月4日，正在上海休假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兼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王毅，携夫人前来参观。

风正一帆悬

渊明逸致

溪山鱼隐

孙仲威曾收一徒弟，幼喜绘事，天资聪颖，1980年师从孙仲威，学习写生和临摹古画，后来成为国内外知名画家张无忌。

　左一张无忌，左二孙仲威

雪竹图

孙仲威一生淡泊明志，专心于祖国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培育人才，不遗余力。不依乃父而干禄，不由出国以敛财，尤为中外人士所敬佩。

长子孙贯文

最后，我们来说说孙丹林先生的长子孙贯文。孙贯文这个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知了，不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不知道，一些学者也未必知道。我们也只能从学人浩如烟海的文章中，撷出点滴回忆，大致形成他基本的人生轨迹和轮廓。

孙贯文，1915—1982，自幼受传统国学熏陶，勤奋好学，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师从陆和久、贺孔才，后在中国大学任教。

抗战期间，迁至成都京华大学、华西大学任教。专家时有恒之子时善刚回忆：“1939年春，父亲在成都开设未名书铺，以纪念鲁迅先生和未名社。文化艺术界人士及流亡的知识青年叶圣陶、萧军、孙伏园、曹葆华、孙贯文等人，常来找书和看望。”

抗战胜利后，孙贯文选择北归，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参与管理资料室，整理石刻拓片工作。

1945年10月10日，《吴宓日记》记载：“上午8—10时，孙贯文来，久谈时局。按中国今成南北朝之势，河、淮以北，将为共产党占据，而隶属于俄；南方则为国民党之中国，而稟命于美。异日纵横相计，俄与英美大战，中国适成战场。”

194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迁至燕园，孙贯文进入历史系任副教授，讲授古代石刻与古文字课程，长期钻研金石版本、古代铭刻等学术，逐步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专家。

文革初期，孙贯文被下放农村。

1970年，根据中国社科院安排，孙贯文与张政烺、李学勤、于豪亮等专家一起，开始整理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书简，这是他学术生涯一个重要篇章。他负责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整理，心情非常高兴和愉悦，整理完成后，他给老友时有恒寄赠《谈兵》一诗，诗曰“学书学剑两无成，岁月堂堂去可惊。不信书声无用处，又从纸上学谈兵”。

随后，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中国社科副院长夏鼎，找到孙贯文，让他招收一生中唯一研究生，青年才俊张超入门，为新中国培养了新的石刻研究专家。

夏鼐

孙贯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编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收录汉至唐代中晚期石刻拓本草目4000余条，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石刻拓本，进行全面鉴定，按历史年代顺序，列出详尽目录，断代排序，去伪存真，并对各种石刻进行情况介绍，如石刻年代、传流情况、重要特征、主要内容，以及历代金石著录，都有翔实严谨深入的考证和说明。一开始以油印本传阅，后由他的学生，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代石刻研究专家张超先生做序出版，书后附孙贯文教授五篇学术论文和一部学术专著，是中国石刻研究的奠基之作。

与二哥孙仲威一样，他一生另一项成就，就是培养出他的研究生，后来著名中国石刻研究专家张超先生，让这个历史领域后继有人。

孙贯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油印本

蓬莱人倔犟耿直，像孙丹林这样，历经几代历史风云变幻，尚能保全真身，且游刃有余，也算蓬莱名人中的凤毛麟角吧。

一个人是否安稳幸福生命无悔，既要看他自身命运如何，也要看他后代发展轨迹。孙丹林自身建功立业，三个儿子两位教授，一位专家，人生算是圆满，这从他晚年意气风发照片中可见一斑。

孙丹林一直奔波在外，关于他家族先辈的信息基本全无。在回忆文章中曾记述，他有一个族弟叫孙丹黻，举人，曾任四川邛崃县知事，山东夏津阳谷县知事，登州同乡会会长，济南中学校长，山东教育厅厅长，蓬莱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民国县志有载。

黄爱杰博士通过《蓬莱县志》有关记载，发现孙氏家族还有孙丹献、孙丹滋、孙丹艧等人。

后记：

在蓬莱人印象中，孙丹林参加过登州同盟会起义，做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其它都语焉不详。对于这样一位蓬莱土生土长的人中俊杰，真的希望能在蓬莱，找到一点有关他的实物印记，但却一直四顾茫然。

忽然有一天，在蓬莱历史文化爱好者群里，古董店老板王猛发了一张照片，说府后街有孙丹林旧居。今天下午，约了王猛先生，沿着老街小路，来到这幢建筑前。

据王猛介绍，这条老街曾做过布坊生意，人称“大地主”，近90岁老人李禄霖先生，笃定告诉他，这儿就是孙丹林故居原址！另一位知情人，书香门第之家，县志有载民国第二小学校长孙敬轩（孙严昌），也是老街住户，与他的儿子孙大谟，电话里深入了解，他告诉我们，孙丹林这座故居原来构造、大小和模样。

孙丹林故居原址上翻建的房子

位于这座有蓬莱不可移动文物标记的西关府后路115号，往西数第四幢。

端详着眼前已被改造，目前没有住户的人家，心潮起伏百味杂陈，抚摸也许还是原来老房斑驳旧墙，如果这里经文物部门考证属实，挂上一个文物标记，不让曾经这样一个家族，无声无息踪迹全无，甄没于历史烟云深处，也该算是对历史和乡贤一份尊重和追思吧。

资料来源：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

孙丹林《孙传芳与吴佩孚之貌合神离》

王晋邦《同盟会会员孙丹林事略》

孙桂梧《同盟会登州起义》

王海波《民盟代管“周公馆”》

吴中杰《复旦往事之干校风雨》

《胡适日记》第三册703页

王晋邦《书画家、考古学家孙仲威先生》

佚名《孙贯文与北京大学馆藏石刻拓本草目》

蓬莱古城照片提供：郑新迪（晚风）

鸣谢：

原蓬莱政协文史委主任蔡玉臻

蓬莱历史文化爱好者群 宫徽

蓬莱古董店经理 王猛

蓬莱历史文化爱好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