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名人榜一红色教授李培南

行行

李培南语：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李培南像

李培南（1905年7月—1993年8月），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戴庄乡依宿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原副组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代理校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常委。

人物生平

李培南，江苏邳县人，党和军队优秀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李培南幼时入私塾读书，民国11年就读徐州第七师范学校，翌年毕业。民国16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民国23年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五军团政治部和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宣传干事和政治教员，同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起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政教科长、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等职。

解放后，李培南曾任中共温州市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52年调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代理校长。1956年起当选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三、四届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届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其后当选上海市第七、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邳州戴庄镇禹王山抗日纪念馆

文化大革命中，李培南与许多干部一样遭受种种迫害，在身处逆境时，他仍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78年10月他重新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的职务。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同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常委会下设的政法委员会主任1983年任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衷心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在思想领域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禹王山风景区

1985年李培南离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仍十分关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法制建设。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共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虽年高体弱，仍十分认真地履行代表的职责。

1986年李培南去西安参观访问,有机会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并住在那里。一些老教授闻讯后专程来看他，大家畅谈叙旧其乐融融。李培南后来也分别到这些教授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鼓励他们为祖国的教育、科研事业作贡献。

山水戴庄、生态福地。

1993年8月，李培南在上海病逝，年89岁。吴邦国等上海市领导为他送别。

李培南生前著有《关于共产主义问题报告大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新宪法是人民的宪法》《铁流二万五千里》等论著。李培南长期从事党和军队的党务工作、政治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事业坚贞不渝，赤胆忠心；他坚持党性，严守党纪，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尊敬。

李培南在交通大学工作期间，对于筹备中共交通大学第一届代表大会，组建首届党委班子，团结知识分子，组织开展以思想改造为主的“三反”运动，参与学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等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培南在延安时期，被战友、同事和年轻学生尊称为“红色教授”。

他能用英、法、德、俄四种语言，阅读和讲解原版的《资本论》。

他将近70年漫长的革命生涯，占80%以上的时间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

秘密战线

李培南1927年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受党的派遣到上海，在中央交通局长江线、北平中央北方代表处，从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他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波，倍尝艰辛，出色地完成了艰巨任务，保证了党内秘密文电的安全传递。

李培南跑的交通线，有一条是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将省委文件交给南京市委；从南京到徐州，将省委文件交给徐海蚌特委；再将特委文件交蚌埠市委，然后从蚌埠回到上海。沿途经过5个城市，五上五下，须经10次检查。所带文件有的密写，有的明写，必须千方百计避过敌人，免遭意外。李培南严守纪律，机智灵活，加之年轻力壮，上下车、住旅馆、跑马路，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有一天，他执行任务刚回上海，组织叫马上送出《红旗》和一批油印文件。他二话没说，抓紧准备，从药店买了一盒仁丹，内装50小包，把其中的仁丹、说明书取出来，将文件叠好放进去，这样一来，“换包”五分之三。另外，买了一份《申报》，把《红旗》夹在里面，上头又压了4听糖果。进车站时，检查人员叫他举起双手，搜查全身，接着打开藤篮看糖果，而那盒仁丹却幸运躲过。就这样，安然进站，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李培南除管理长江线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负责接待从外地或莫斯科来沪的同志。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接应张闻天同志。那是1931年初，重任在身的张闻天到达上海，李培南如约到旅馆接上头。一听到“张闻天”这个名字，顿生景仰和振奋之情，早在师范上学时，他就读过张闻天的小说《旅途》，李培南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当时，在那样寒冷的天气，张闻天只披长袍，脚穿胶鞋，外面套着一件羽绒长衫，这套装束既不防寒又不合时，容易引起敌特怀疑。李培南赶紧帮他买了符合当地时俗的衣服和鞋袜，迅速把关系转给中央，安全送到机关驻地，为党立了一个大功。

戴庄境内的梁王城遗址

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瑞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李培南刚调入红军总政宣传部，即随军出发，踏上征途。之后，调到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红大是在张国焘分裂红军、自立中央以后建立起来的，刘伯承兼任校长。

当时，刘帅是红军总参谋长，有丰富的军事、政治实践经验和很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大家在他的领导下都能积极愉快地从事教学和其他工作。那时，红大的政治课很难上，特别是党建课的一些基本原则。都会直接涉及到张国焘分裂红军、自立中央的反党行为。这样的课该怎样去讲呢？针对这一点，刘伯承指出，面对现实，坚持原则，用马列主义原理和党的纪律，正面教育启发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把他们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

张国焘做贼心虚，对红大政治课的内容非常警觉，有时亲自出马审查；有时派人躲在教室后面偷听；有时就让讲课人向他当面汇报。有一次，李培南讲“党的中央”这一章，其中有党中央是党内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很高威望的领袖所组成。张国焘得知后发出冷笑，说：象博古那样的人吗？！流露了他内心极度的不满。

由于刘伯承的正确领导，红军大学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站稳了立场，教学工作获得很好的效果。不仅如此，李培南因为工作需要，期间三过雪山，三过草地，比别人付出了几倍的艰辛和磨难经受了严峻的政治和生死考验。

辛勤园丁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为光辉的职业”。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李培南从事干部培训工作多年，从做政治教员、班部主任，到担任校长，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1942年8月到山东分局党校后，直接参与领导县团以上干部的整风学习，全心致力于提高干部队伍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军政素质。那时，著名战将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也来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是学员中领导级别最高的一位。开始他心里有些疙瘩，全省5个军区司令，为啥只来一个，是不是中央与分局对自己有看法？许世友是个直性子，感觉很是不爽。李培南便主动与其谈心，直至深夜，使之明白了整风目的是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主观主义，从而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组织上对他是充分信任的。真诚的心情，亲切的交谈，让许世友放下了思想包袱，爽直地说：“这是全党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有这样的机会应当很好地学习。”整风结束以后，许世友精神焕发，重返前线，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书接上回

抗大毕业的学员夏琦，由新四军的团政委调来山东分局工作，也参加了整风学习。因其历史上与国民党有点瓜葛，整风中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他很恼火，气愤愤地去找李培南说理，身上还带着枪。李培南拉他坐下来，耐心交谈了两三个小时，指出尽管有些同志说话有点过激，但只要自己坚持实事求是，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夏琦想通了，愉快地接受了小组评议。

解放以后，李培南随军南下，在地方党委工作一段时间，又回到他所熟悉的理论教育战线，先后到华东局党校、上海交通大学担任领导工作。1958年起，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平时，年轻的学生们总爱请长征过来的老院长讲讲打仗的故事。李培南却笑着说：“告诉你们吧，打仗再多的人，加起来也没几天，大部分时间是跑路。不跑路就打不了胜仗。比如现在查资料、搞调查，就是跑路。跑是为了打，是往冲锋枪里装子弹，为此要把享乐丢进黄浦江。”他用跑路和打仗来比喻科学研究，强调只有脚踏实地搞调研，静下心来多读书，坐冷板凳查资料，才能在理论研究上有所作为。

学无止境

李培南平时经常用“学无止境”这句格言勉励学生，同时也鞭策自己。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作为老师做到了“诲人不倦”，作为个人，做到了“学而不厌”。

早在就读师范学校时，他就爱好语文和数学，开始研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人党以后组织上托其保存一批马列著作，使他获得了一个学习的极好机会。到延安抗大任政治教员，他自认水平低，抱着要教好、首先要学好的决心，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啃读《资本论》。全国解放后，更是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1992年6月进行党员评议时，年已87岁高龄的李培南，亲手用蝇头小楷写下长达16页的个人小结，详述自己晚年重读《毛选》和精读《邓选》的心得体会。还为弄明白股份公司、股票、证券交易所等问题，又重读《资本论》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论述。大家看到这份材料，无不被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所感动。

李培南诗词稿

书接上回：

李培南求知若渴，在学习外语方面也下了一番苦功夫。他能用英、俄语直接阅读马列原著，能借助词典阅读德文版书籍。这些学习成果，是早年在地下工作的危险环境里，在行军打仗的紧张过程中，在身兼领导与教学的繁忙情况下，靠着顽强毅力，一点一滴挤出来的。1931年，他在上海订了一份英文版《泰晤士报》，并负责转寄江西中央苏区。每天拿到报纸，首先阅读然后寄出，把一些字母和词汇逐渐累积起来。1933年调北京工作，恰巧住在一个英文报纸排字工人家里，借此机会又潜心研读了半年英文。后来弄到一本英文《政治经济学》，就基本上能够通读了。1951年他又自学俄语，达到了阅读原版的水平。而俄文书籍中常有不作翻译便摘引的德、法文名词，成了学习的拦路虎，他又于1959年自学德语。炎炎夏日，把草席铺在办公室地板上午休，身边放一只教德语的留声机。经过努力，竟可借助字典，阅读德文版的《资本论》。“文革”初期，他被作为上海的头号“反动理论权威”受批判。然而，真理在胸，绝不屈服，他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的《资本论》原版材料，揭发张春桥曲解《资本论》的罪行，结果被告到“四人帮”那里，遭致一场又一场的轮番批斗。

两袖清风

李培南一生恪守党的政治规矩，服从党的调动安排，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和个人得失，真正做到了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他在担任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和院长时，按照组织序列，归口市委宣传部，当时很多部领导曾是学生或下级，但他谦虚谨慎，内敛低调，丝毫没有摆出老资格的味道，甘当陪衬和绿叶，热心扶持年轻一代的成才和进步。

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食、住、行简单随便，家庭用具老化陈旧，除了一排显眼的书橱和一台彩色电视之外，平日使用的五斗柜、写字台、小方桌，都是50年代初期的“老字号”。直到晚年，坚持不安空调，说：“这点儿热度都扛不住，还能干什么。”

李培南常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了一辈子。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是受用不尽，永远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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