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玛的冬天

黄大信

1969年11月16日，我们上海市安亭中学22名六九届同学，和南翔中学的仇海根等人同乘一列知青专列告别上海，奔赴黑龙江边境的呼玛插队落户。

我们安亭中学出来的男生大部分是安亭工区的职工子弟，我们的父辈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工厂从上海市区迁来的。同学中有不少农村子弟，学校常放农忙假，我们从小参加劳动锻炼，比较能吃苦。所以同学之间的凝聚力强，到呼玛插队后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11月20日傍晚，列车停靠在当时中国最北的火车站塔河站。九万铁道兵用了五年时间，在这高寒地区修建铁路，拉开了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序幕。

下了火车，我们住进了铁路边上的军用棉帐篷里。帐篷里有砖砌的“地火龙”，铁炉里整天烧着柈子。我们吃了高粱米饭，在帐篷里住了一宿。见到生产队来接知青的老乡，其中有一队书记吴平华的哥哥。

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呼玛，途中在兴华休息吃饭，大约下午3点多钟到了呼玛。下车后，呼玛镇公社一队、二队的爬犁载着我们的随身行李，我们跟着爬犁走回到各自的生产队。

南翔中学有4名男生也安排到二队，我们共12名男生。女生加上桃浦中学的王坚共15名。当晚安排我们在队部的木匠铺里吃晚饭，有馒头、油饼、牛肉豆腐汤。当年能吃上这些真不容易，我们都吃得很香，还写信告诉了父母家人。一晃55年过去了。

几天前从上海出发时，安亭昌吉路飘着毛毛雨，两旁的柳树还是绿的，到塔河却是冰天雪地。我们看到了北国的大雪和上海没有的白桦林。

我出门时，我母亲按照南方农村的习惯，托了我浙江老家的亲戚，给我带了竹扁担、挆柱和斗笠。挆柱是浙江人上山砍柴时支撑扁担的细木棍，俗话说“立木顶千斤”。细木棍当支撑还行，下火车时同学用垛柱挑行李，一下就挑断了，好在还有扁担。我一只脚踩在扁担上，另一只脚用力向后蹬，在雪地上当滑雪板玩，像个小孩一样。

我们男生被安排住进队部马号边上的屋子里，8名男生睡大炕，女生住走廊西边的南屋，后屋住4名南翔中学的男生。

考虑到我们南方人一下子不习惯东北的生活，队里派了社员刘德利帮我们烧炕，烧炉子暖火墙，教我们劈柈子、引火。队委袁月堂大娘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知青们都很感动。

到粮库扛麻袋

第二天，我们被安排到粮库去做小工。。粮库就在江边，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的苏联军人站在岗楼上，用望远镜观察我们。三个生产队都有派小工到粮库干活，后来由于我们队干活“沙楞”，就留下我们干了很久。

我们在粮库倒好粮仓后，就去做粮屯，就是用苇席圈起来，往囤里倒麦子。圈到一定的高度，就架着跳板往上扛。往上扛需要立肩，就是麻袋口不扎，立着往上扛，到了上面一手抓住麻袋角往下一倒，手抓住麻袋角不放，然后下跳板。

那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粮库主要靠人力。当年我们十六七岁还没完全发育好，体重也就一百斤出头。扎口袋小麦170斤，缝口袋小麦180斤，大米200斤一袋，大家都很好强，不甘落后。一天干下来脖子很疼，坚持下去就挺过来了，真是劳其筋骨啊。

我们也掌握了扛麻袋的要领。我个子矮，发肩不如个子高的同学，王庆华张友琪发肩很好，但我扛麻袋还可以。

后来粮库留我们几个在粮面加工厂做小工，有白班夜班。上夜班的路上，我和张友琪、王庆华、严迎建、邵玉明、徐建平等几个人踩着雪地，一路哼着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的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

上晚班时，我和张友琪是上原粮的，就是把一麻袋一麻袋的小麦倒进磨面机里不能中断；王庆华和严迎建他们把磨好的面粉按50斤一袋缝好后码起来。夜晚的室外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上原粮的满头大汗，棉衣后背都冻得硬邦邦的；出面磨面的俩人满头雪白。

这一冬，我们在粮库干了很久，也为队里的副业增加了收入，得到生产队社员和领导的好评。

去呼玛电影院看电影是我们当年业余生活的最好享受，尽管电影片子很少，我们还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台词和插曲背得滚瓜烂熟。当年的顺口溜非常形象地作了概括：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接吻拥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边境线的敌情

1969年中苏关系相当紧张，我们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巡逻站岗。刚开始，大家积极性挺高，轮流巡逻换岗，时间长了，年轻人缺觉贪睡，就没能再坚持下去。

抗大生产队有一名上海干部老李叫李玉昌，戴眼镜，高个子，他懂俄语。有一次邀我和他一起埋伏在老电厂北面的江边，听江对面苏联人的讲话，和数一下他们打了多少枪。我不懂俄语，就默数枪声。对面多数打的是连发，哒哒哒，哒哒哒……我就按照连发数，一直坚持数到二百多下。断断续续的枪声少了，我的脚也冻得受不了了。老李说，今天就这样吧，我俩就撤了，他向上面汇报去了。

我回到队里，和喂马的大爷唠嗑，他炒好的豆子准备明天粉碎后拌草料喂马喂牛的，我用手抓了一把吃，觉得不烫，就脱了鞋，把脚埋在豆子里，啊！真暖和！

红砬子柈子场

1970年，队里又来了五十几名上海静安区的知青，二队的知青最多时有83名。队里安排了部分新来的知青去兴华修路、给电厂架线路。

冬天下雪后，过了防火期，我们跟着庞义田大爷上红砬子，打坐山柈子（打完的柈子留在山里，第二年再拉回来）。

上山前，出纳员老孟给我们买来了“温得（得读逮dei）”，温得是赶爬犁套在棉裤和棉胶鞋外的保温防刮裤套，上面是帆布，鞋子部分是用犴皮做的。呼玛的冬天很冷，袜子上套毡袜，棉乌拉（棉胶鞋）里要垫干草，进山还要扎绑腿防雪灌进鞋里。而车老板为防冻脚，还要再穿上一双温得。

还买了棉巴掌（棉手套）、防止灌雪的绑腿，算是预支，到年底从个人往来帐上扣。

我和张友琪、王庆华等十多名知青跟着庞大爷从北山口进山，左拐就往红砬子和余庆上沟方向了。爬犁拉着行李、工具、粮食和锅碗瓢盆，我们跟着爬犁走。走到一片林子里，已经到下午了。

庞大爷说，就在这儿吧。这里靠近一个暖泉，咱们就在这儿盖个地窨子。我们找了个向阳坡，挖进去一块约宽6米、长12米左右，像簸箕状的地基。

冬天山里天黑得很早，我们赶紧找了根倒木处，用几块石头支锅烧水，和好一团面，大家围着锅，手拿面团往锅里揪疙瘩，上山第一顿只能是喝疙瘩汤，因为没办法发面蒸馒头。

吃完饭，天也快黑了，我们就在周边捡些干柴放在倒木旁，架起篝火。大家围着篝火过了一夜。那时队里也没有苫布和帐篷，大家都很困，庞大爷会不时地叫我们转着身烤火，真的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啊！上山的第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我们就伐树、抬木头，把原木用锯和斧子砍成半圆形的凹口，像搭积木一样一层层地垛高，把挖出来的土填到墙外。很快，一座木头垛半地下的地窨子就成型了。架上梁，梁上铺小杆，再铺上草，压上土。架梁时有意把屋顶做成南高北低可滚水。除了干草是随爬犁拉来的，一切都是就地取材。

大门的西南墙处，捡来大石块，和泥砌了个锅台，南墙埋了四根立柱，把带来的面板安放上去。南墙上开了个窗，糊上窗户纸。木条订了个门，挂上麻袋挡风。床铺是树墩上架原木和小杆，铺上带来的干草。屋里用旧铁桶当火炉，接上铁皮烟筒，填上柈子烧得通红，屋里非常暖和。看哪里有透风处，就在处面培些土拌雪堵漏。

这晚我睡得很香，尽管睡在东北角，离炉子远点，床铺边还有没化的雪，但比起露天熬夜强太多了。我们这些有共同经历的人，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都是老乡们带出来的。十年下乡在潜移默化中，知青们都成为了生产能手。

当年冬天，我们两人一道锯，一天至少打2个柈子，八道锯解决了生产队全年的烧柴问题。

伐锯、做斧把，我们从不会到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呼玛冬天白天短暂，我们在山里一天两顿饭。

起初，我们干活渴了会抓一把雪吃，越吃越渴。庞大爷说，吃雪上火，要想不渴，早上出门前喝足水，保证一天不渴。我们照做了，果然有效。

山上的柈子场水很珍贵，暖泉开始时还能用水舀子舀，后来冻住了，只能刨冰化水用，所以衣服很少洗，男生大都生过虱子。把衣服晚上扔在外面冻，虱子也冻不死。有人点上松树明子灯，把内衣接缝处有虱子的地方，在灯火上燎一下，只听见噼里啪啦响。男生自已理发，大家也一起剃过光头。

刻骨铭心的冷

1974年的冬天，县里从各单位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农业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下乡，我们这组4个人，有县医院的宋大夫、三队的女知青王晓霞、还有一位记不得了。我被委派到三队羊草沟倒大木的地方去。

三队有位史大爷，好像是在大队铁木组做白铁匠的，这次派他到羊草沟去修爬犁和倒挂子，他人很和蔼。一早我就拿着行李坐上他的马爬犁下了江道，往金山方向走。

那会儿天很冷，在大江上走，天像冒烟似的，能见度很差。我跟着爬犁一路小跑，否则坐在上面冻脚。走着走着迎风冻脸了，再爬上去用背迎着风坐一会儿。

途中我们在三间房住了一宿。那时三间房知青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名男知青还没走，很遗憾，忘了他的名字。当年呼玛的民风淳朴，见远方来人，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都会让你过夜和喂马。

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赶路，史大爷一路上还会告诉我江道上各处的地名，如：斯巴控克、马色卢克、嘎巴牛子克……

到了羊草沟，我就和大家一起上山倒大木。我主要帮他们把大木装上爬犁和倒挂子，等车老板卸完爬犁走后，我们还要清理伐木区。

按林业局规定，伐区内凡小头直径在八公分内的木材都需要拉下山，树枝需归拢，然后这块伐区就封山育林了。

大约干了两周，有一天傍晚收工时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送粮食和草料，还要装一车木头回去。当时我已经干了一身汗，他们又通知我和三队几名老党员回去参加整风运动。我急忙卷好铺盖，连饭也没吃就赶路了。

汽车也是走江道，驾驶楼里让岁数大的坐了，我年纪轻，就坐在车厢的大木上。开始还好，后来天也黑了，我内衣本来就出汗湿透了，风一吹就像灌了凉水一样，冻得我直哆嗦，脚冻得在木头上跺。坐在大木顶上没遮没拦的，我只好咬紧牙关闭上眼睛，默默地想着：可能过了三间房了，可能到哪了……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目的地三队大院，我勉强下了车，冻得连下巴都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

我估计如果再冻1小时，体内没有食物，体能耗尽，我可能就会冻僵了，这是我有生之年感受最冷的一次。比起后来掉进冰窟窿里还难熬。因为从冰窟窿上来后，再爬过一道河汊，上岸进了帐篷后，马上就可以脱衣烤火了，而不会这样长时间的煎熬。

加格达河农场

那次刚从羊草沟回来不久，上面又派我随县工作队到加格达河农场去，帮助他们强收被大雪覆盖在场院的大豆。我们公社已完成了征购粮的任务，做到了地了场了，但农场的大豆还被雪埋着呢，必须把粮食扬出来。

大豆堆放的地方离场部很远，我们每次去干活都坐李怀玉赶的马爬犁去，吃两顿饭，中午不回来。

李怀玉个子不大，圆脸，是个典型的二毛子，当年看上去近五十岁。人很直爽，就是脾气爆，我们在一起干活时气氛还挺好。有一回他在弄爬犁时，不小心把手表落到马肚子下面的雪地里，一下子没找到，急得拿马撒气，一个劲地踢马肚子，嘴里还叨咕着说：。“我这是用二十八块卢布买来的！”我看着真想笑。后来帮他找到了，他也就没事了。

我从来没问过他叛国投敌的那些事，也不和他多说话，因为觉得他的性格跟咱不同。据说他以前是漠河乡副乡长，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乘在医院阑尾炎开刀的机会，游过黑龙江去了苏联。他父亲是中国人，参加过苏联红军牺牲了。苏联人也不怎么信任他。苏方后来派他和另一个特务潜入中国执行仨务时，他又后悔了，于是他回来后检举了那个特务，自首了。那时他全家已迁往加格达河，大概是便于内控吧。

那场院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房子篱笆都没有，就是在地当中压出的一块场地。他们当时刚压完场还没来得及扬场，就被一场大雪给捂住了。

我原来的生产队都是在冬至前做到地了场了，完成征购粮任务的。呼玛的天气，过了冬至就很少有大风了，这里又没有扬场机和鼓风机，如果等到春天雪化了，这些豆子就泡汤了。所以把这些豆子都扬出来任务很艰巨。

我一冬天都在那儿，扬完大豆入库后，我们就和农场职工一起兴修水利，刨土筑坝建水库。还挖草炭当肥料。

工作队结束，我回二队不久，公社就把我调到一队工作。从1975年到1979年，我的户口就在一队了。

1979年2月初过完春节，帮许多同学办理粮油关系、托运行李，我和最后4名同学离开了呼玛，这是我在呼玛的第10个冬天。2月17日到塔河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已打响，塔河站内告示：嫩江以远的铁路运输及客运暂停三天。我们在塔河的呼玛办事处吃了三天的窝窝头。

回上海以后，我顶替父亲进厂当了15年木模工，以后工厂改制，又当了5年钳工。现在孙子也上学了，我平时空闲就种种菜，干些木工活消遣，安度晚年。回首往事，不禁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作者徐时轮，上海安亭中学六九届初中毕业，1969~1979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呼玛镇公社二队、一队下乡。曾被评为县级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