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一从二战结束到中苏分裂

张良

战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

亚太地区正逐渐成为21世纪的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也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中心，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称美国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将留驻亚太，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交战略“转向”（pivot）开始被勾勒出来：在整个奥巴马政府的八年时间里，奥巴马都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中美战略性议程，而是将对华战略置于整体“再平衡”战略中，足见美国整体亚太战略的深刻转向。从美国的战略意图来说，需要“平衡”的对象首先是中国综合国力跃升以及在亚太的影响力扩大，以及美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减弱的“不平衡现状”，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美国在区域的前沿军事存在的急剧增加，美国同盟体系的深化和巩固，地区经济秩序和制度性规则的重画，冷战后的亚太地区格局正在被逐渐改变，部分呈现出亚太地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战略格局分野（尤其以韩日等作为美国盟友的区域性大国为代表），新的稳定格局尚未形成，中美在亚太地区呈现出广阔的战略博弈与竞争的局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已经经历了包括冷战结束在内的几次重大变化，本文拟对战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历次战略格局演变背后的规律性内容，尝试描摹未来战略格局的演变方向。

一 ：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讨论范畴

通常认为，国际格局是国家实力对比的体现，国际格局由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构成，例如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就被认为是典型的两极格局。国际战略格局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格局形成的物质基础是各主要行为体的客观实力；另一方面，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受各主要行为体主观意愿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影响主要行为体实力发展，主要行为体实力变化重塑国际战略格局，二者是互构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亚太地区战略格局首先是一个区域性战略格局。广义的亚太地区包括整个环太平洋国家，例如著名的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就包含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北美、南美地区的21个国家和地区。狭义的亚太地区则仅指代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由于非主要行为体与战略格局仅构成单向因果关系，本文的亚太地区范围将限于东亚、东南亚、俄罗斯和美国。战略格局的演变一般来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是一些标志性事件如冷战结束则是质变到来的表征。战略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力是各主要行为体实力的不平衡发展，直接动力则是各主要行为体战略和战略关系的改变。本文将以代表亚太地区战略格局质变的标志性事件作为节点，将战后时间分为八个部分，拟按时间阶段对战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二 ：冷战结束前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过程

（一）：“失去中国”和持续热战

一方面，地区性战略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格局在该地区的投射，另一方面，域内大国的变化也有可能忽视国际格局的影响而直接改变地区性战略格局。二战结束之初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演变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两个方面。当二战最终结束，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存在被完全消灭，亚太地区处在日本所遗留的巨大权力真空之中。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使得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东欧势力范围得到了保证。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迫切需要恢复和发展的稳定时期，对美缓和特别是维护雅尔塔体系以换取西方对苏联的势力范围的承认是其二战结束初期的重要战略目标，突出表现为整个东欧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政府”构建，其本意在防止过快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会招致美国干涉。作为美苏争夺的广阔“中间地带”，整个亚太地区的新兴力量（如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还处于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困难局面，仅有朝鲜在苏联的直接扶持下勉强立足，中共在联合政府框架和很快爆发的内战处于劣势，其他国家或继续为殖民地，或同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唯一的例外是没有沦为过殖民地的君主制泰国，也选择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最重要盟国。此时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表现为美国同法国等欧洲宗主国相互争夺势力范围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因为整体的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特别是美国以蒋介石政权和排他性地改造日本为两大地区支柱，维系地区的政治存在。从二战结束到1947年的3年时间里，以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为表征，美国正式开始在全球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1948年前后，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政府不断处于下风，在美国府院的激烈争论中，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提供了极为有限的支援，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中共和蒋介石政权的潜力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并且支持一个被证明腐败透顶的失败政权也是对蒋政权无甚好感的杜鲁门（尤为体现对蒋介石押宝其大选对手杜威上）所拒绝的：美苏此时的战略重心都在欧洲，美国正在全力通过马歇尔计划为欧洲盟友输血，而苏联也在加速构建经互会体系和新的以苏联为中心的超主权共产党情报局以巩固因马歇尔计划而受影响的东欧社会秩序。在美苏两极冷战在欧洲逐渐演变为阵营对峙的情况下，“遏制”政策的提出者凯南认定的全球不能失去的主要工业中心不包括中国，美国军方也持同样看法，并且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全面政治联系不能实质性提升苏联的全面战争能力。整体亚太的战略重要性在美国一方并没有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上。

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后，随着渐浓的冷战氛围，杜鲁门政权开始就“谁让美国丢失了中国”开展激烈争论，并以著名的艾奇逊白皮书的形式，来系统阐述“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中国现状是内因而非外因所造成”的道理，通过猛烈抨击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杜鲁门的中国政策辩护。在中共和苏共一系列的外交接触之后，毛泽东发表“一边倒”讲话，选择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开始背离世界格局发展趋势：在世界格局成为稳定的两极格局之时，亚太地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随着马歇尔计划之后美欧阵营的巩固和对苏联势力范围的觊觎，苏联在欧洲地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更加过激的应对手段，如加速东欧国家的苏维埃政权化，强制将东欧国家拉入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社会主义体系中，并在柏林等前线地区开展强硬的军事威慑手段，但在苏联国力有限和西方采取全面反封锁的手段之下，第一次柏林危机以斯大林知难而退告终，终在1948年后，欧洲地区的冷战局面相对定型和巩固。但是同时在亚洲地区，作为局部冷战的升级，美苏的全球性阵营对抗投射到各个“中间地带”革命中，在马歇尔计划将美欧大量资源投入到欧洲的前线对抗时，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资源配置也受到了调整：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欧洲方向的战略突围受阻，让斯大林对调整调战亚太地区的雅尔塔格局有了更强烈的动机，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解放战争、越南反法战争、以及掀起空前热战的朝鲜战争，无不呈现美国战略收缩-苏联战略进攻-美国战略反攻的整体态势，最终形成了欧洲冷战、亚洲热战的五十年代初期的全球冷战格局。

根据沈志华清晰的研究，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敲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议定逐步收回苏联在东北特殊权益，特别是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而斯大林做出让渡东北权益的决策同时，也批准了金日成的南下攻势，以期获得朝鲜半岛的不冻港（来代替大连和旅顺），并借保持地区战略紧张态势来维持苏联在东北利益。这体现了苏联战略突围方向转移和地区利益置换两种地缘政治战略，而这两者都深度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

朝鲜战争初期朝军对韩军势如破竹，但如果没有苏联的大量重武器援助，很难想象金日成敢于在实力对比并不悬殊的格局之下发动战争，而如果没有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也很难想象苏联会默许朝鲜挑战此时的亚太战略格局：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苏联挑战地区秩序安排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也需要检验），而中苏结盟议定收回苏联在远东权益让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开战成为必然。而对于另一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爆发的偶然因素在于美国将韩国排除在防御范围之外，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参战的根本原因在于，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绝对优势，两大阵营在亚太战略格局实力此消彼长之下，需要划定新的势力范围。即便美国以恢复朝鲜半岛原有格局为“有限”战争目标介入，也会在试探到对手强弱后选择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以期获得更广阔的战略权益（部分地弥补美国“失去的中国”）。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力和意图明显的误判，当美军参战并快速北进时，中国在被迫情况下不得不承担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两大阵营无法像在欧洲一样以冷战的试探性博弈方式划定界限，最终只能用直接热战的方式试探出彼此的极限，而这一逻辑甚至可以一直适用于越南抗法战争以及越南战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迫使美国开始调整“重欧轻亚”的方针。1950年初，在美国彻底“失去中国”之后，美国随机根据新的亚太形势进行战略转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著名的NSC-68文件，提出了美国的全面遏制战略，其中在西太平洋，NSC-68标定越南、朝鲜和台湾是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三个主要方向，而共产主义在任何一个方向的扩张即是全面进攻的先声，为了避免美国主导的整个亚洲秩序的崩溃，则必须要选择全面遏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洲地区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力量，当毛泽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同时，陈赓为首的中国指导团也南下参与到越南的抗法援越战争，期间解放军也在积极地准备台湾海峡作战。而在NSC-68的政策框架下，朝鲜战争一爆发，麦克阿瑟第一时间即派第七舰队的驱逐舰进驻台湾海峡，这一举动从本质上意味着，在解放战争的预备的最后一战，美军开始介入中国革命，中国可能的武力解放台湾的选择被打断，而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也在美军的直接支援下生存下来，并在台湾长期立足。朝鲜战争直接的结果是台湾和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地位直线上升，成为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的重要抓手。

以朝鲜战争结束和日内瓦协议签署为标志，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属两大阵营。美苏两大阵营对外均无力再进一步，对内各国间关系较为稳定，二战后日本权势真空-宗主国回归-中间地带-热战，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从实力不平衡的两极演变为平衡的两极，最终以数次战争的形式在五十年代中期完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框架构建，亚太进入了较短的一个稳定时期。然而地缘上的亚稳定状态并不能持久，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和北越的实力增长（在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大力支援下），必然会在未来影响印度支那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并最终再一次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从战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未来变化埋下了伏笔。

（二）：中苏蜜月期和亚太战略格局的相对稳定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之后，整体的亚太战略格局呈现两大阵营结构对峙和阵营内部组合、巩固的基本态势：突出地表现为中苏蜜月期和美国的双边盟友体系，期间存在着一个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的时期。

新中国自建国伊始就不动摇地推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 与苏联全面交好，特别是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根据此条约中苏结盟，解决两国的领土权益的争议问题，并互相提供安全保障。苏联还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在苏联援助的直接帮助下开始了苏式社会主义转型，也由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中苏关系友好期（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蜜月期是1955-1957年），而两国在朝鲜战争中凝结了深厚的血与火的友谊，特别是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国内政治地位不稳，急需中国支持，两国领导人达成高层的共识的情况下，1954年-1957年中苏两国在互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并达到顶峰：但1956年相继的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苏南关系新波折以及赫鲁晓夫在权力地位巩固后对世界形势提出的新论断，无不预示着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苏共的政治影响力受到冲击，相对日趋下降的事实，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及其内在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由苏联一党一国领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演变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共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话语影响力。中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中苏蜜月期开始逐渐浮现。

五十年代初期，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苏联负责应对欧洲方向的资本主义阵营压力，中国在亚洲全面支援社会主义力量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全球冷战的情况下，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也呈现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构：以中国为首的社会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选择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的全面敌对政策。1949年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美国也指示其盟国和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政府，并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把中国视同苏联“卫星国”，采取严厉的贸易控制政策避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经贸联系，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美国更宣布对华的全面禁运。

《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为保持在半岛的长期军事存在，很快同韩国缔结了无限期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汉城设立“韩美联合司令部”，由美国人行驶韩军的作战指挥权，与此相对应的是，朝鲜战争极大地加快了日本复兴：扶持日本制衡中苏的地缘重要性被凸显出来，美国加速日本的改造和复兴以便尽快将其纳入军事同盟体系。在美国的一手安排下，1951年9月8日，日本同排除了苏联和中国的战胜国在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约承认“作为主权国家的日本拥有缔结安全保障协定的权利，进而联合国宪章承认一切国家拥有个别的及集团自卫的固有权利”，日本的被军事占领的状态结束，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和约签订几小时后，美日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被无条件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美军在日本可以近乎无条件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1952年2月28日，《日美行政协定》签署，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正式生效，日本终重新获得独立。由于其初期完全受到美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制影响，这个时期的“美日同盟”具有高度的不平等性。

在经历引发日本社会动荡的的剧烈抗议后，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新条约修改了旧约中的不完备之处，删除日本国内争议巨大的内乱条款，并称赞日美经济合作关系，部分承认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日美之间进行协商的必要性，日本此时已经相对摆脱了战后初期的不平等地位，从本质上看，这正是由日本经济腾飞后带来的国家实力上升的表现。

总的来看，除扶持日本崛起作为美国对抗中苏的亚太战略的核心支柱之外，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加强”，也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广泛的双边同盟网络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其内容是：以台湾为据点，通过援助蒋介石集团，并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性质的条约，借以把上述的国家和地区纳入美军的军事同盟框架，将韩国、日本、菲律宾、南越、和巴基斯坦连成一条弧形军事阵线包围新中国。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主要从海上封锁中国的战略性军事安排延续至今：第一岛链。

但是在美国及同盟阵营的围堵之下，中国在亚太地区还是获得了广泛的外交支持，1949年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并拒绝了与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两国经过谈判于次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五十年代前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尼等亚洲国家也不顾美国的阻挠，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中苏分裂和亚太战略格局的新变动

1958年-1959年，在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处理周边关系及确立对美政策等重大方针政策上发生分歧。到1958年的下半年便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具体来看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一系列事件，中苏在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话语权上有了明显的取向差异：中国急于通过大规模国内动员来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的激进政策。中国要制造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掀起新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苏联则要求国际形势必须缓和。而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正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由于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敌视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台湾全面武装，并不断从各个方向进犯中国的安全环境情况下。反对美国威胁中国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已经得到西方认可，并作为主导性大国来维护战后国际政治规则，特别是在美苏双方在展开一段时间的核军备竞赛之后认识到，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激进的改变现状的政策，都会带来世界大战，对抗只会两败俱伤地毁灭人类。而苏联也需要同美缓和获取外部技术和资源支持，在这种苏联现实下，赫鲁晓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两大阵营间“和平发展”“和平竞赛”并最终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因此对中国在台湾问题（尤为体现在毛泽东故意蒙蔽赫鲁晓夫而炮击金门的“借势”）和中印边境上制造紧张的行为，都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力图使中国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制定和实施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和平共处”外交方针，但那只是在亚太战略格局稳定期的一种短暂策略，在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很快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信仰斗争哲学和群众路线的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在看到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的基础上，部分解构了原本意义的斯大林模式，而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达群众和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造上，作为一种激进的公有化和集体化战略，毛泽东也希望中国的新模式探索能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获得更大话语影响力。

中苏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同，两国民族性、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差异巨大，在领导人权力意志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理念作用下，两国在认知和策略上的分野越来越大，按照中共的国际斗争哲学，只有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掀起世界大战式的新革命高潮，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达到全球性的共产主义世界，这是毛泽东和中国这一时期外交哲学的根本基点。因此面对苏联（在五十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综合国力发展迅速）意图将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轨道的举动，中国采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拒绝了苏联任何形式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也更在波匈事件等一系列争端上反对苏联的霸权行径、进入1958年之后，中苏两国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一系列发生了一系列争吵，中国坚决反对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反对苏联在核政策上企图对我国实行控制；抵御苏联对我国的军事挑衅。同时中国政府也做出巨大努力，力图维护两国关系，但是由于中苏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和苏联一意孤行，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