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记者

咫尺天涯

11月8日晚上翻看美篇文章时一个惹眼的名词跃入眼帘─“记者节”，才意识到是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到了，这是建国后的第25个记者节。因为有过八、九年做记者的经历，一种职业情怀令我对这个节日有几分特殊的感情，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

上中学时就羡慕过记者这个行当，大学毕业后竟然真的当上了记者，虽然是县广播站的记者。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广播是基层唯一的宣传媒体，广播的入户率很高，喇叭盒子挂满了县城大街小巷及家户人家，上广播被宣传是很光荣的事儿。刚参加工作时，每当自己采写的稿件被播音员以“本站记者XXX报道”播出时心里是美滋滋的。那段时间我是比较勤奋的，最初跟着一位姓郭的大姐跑部门、跑乡镇，以后也和外单位的人合作釆访，农林、粮食、卫生、教育、经贸行业的报道均有涉猎，因为缺乏相关社会及经济方面的知识，忠实地记录是我唯一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段。为了熟悉县情，我也经常下乡采访，接触基层一线。

一次与同事郭大姐在北部一个风沙草滩乡镇的渔场采访。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去的，采访结束时，天已漆黑，我们要返回镇上住宿。10多里的砂土路上没有月亮，更没有路灯，我们俩打着一把手电筒往回赶。经过一处村口时，一声狗叫，瞬间让人惊悚不安，顷刻便引来众多同类的狂吠，空旷的原野更加阴冷恐怖。在手电筒的光亮下，一双双泛着蓝绿色寒光的眼球咄咄逼人，我俩只能壮着胆子，虚张声势地呵斥几声，然后紧蹬两下自行车，速速逃之夭夭。

按道理单位一般不会派刚参加工作的记者独自下乡采访，但记得有一次我确实是单飞了，是去矿区采访。第一次单独下乡承担采访任务还真有点小胆怯，当时车辆很少，“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状况没有改变。从县城到乡镇每天只有一趟班车。那天，我早晨出发乘班车到达大鸡镇后，是在镇办秘书的帮助下，坐手扶拖拉机到的活兔沟露天矿。完成第一站采访后去大河塔煤矿就没有坐拖拉机的幸运了。我背着行囊在20多里地的土路上踽踽独行，半路上曾有一辆满载乘客的大轿车从身边经过，青葱的我竟然没有勇气招手拦车，规规矩矩地吃着汽车扬起的尘土继续赶路……

当记者虽然吃苦受累，但也能见“世面”。八十年代由于煤田开发，有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来县上视察指导工作，作为记者能有机会近距离一睹其风采。我曾聆听过他们的讲话，看过他们即兴挥毫泼墨。一次，马文瑞同志来县上视察，我以电视摄像记者的身份全程参与了接待。马老面容和䔽，非常平易近人，他的一个关心记者的小小举动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一天，马老视察露天煤矿，地方领导们陪在其左右，我当时倒退着摄像，估计是快到露天矿井边缘了，马老突然阻止了陪同人员的介绍，伸手向我喊话:“小伙子，不要再退啦！”我立即停了下来，转身看了身后的危险处境，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当记者期间，我采写的许多稿件见诸于中省地报端和广播电台，特别是在每年的全省广播优秀稿件评选中屡屡获奖。大约是1989年吧，经地区职称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破格晋我为中级记者职称，工资一下子从当时的50多块钱跃升至100多元，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可是非常惹眼的数字。1991年我便被组织提拔为县广播站副站长，这个职位说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多少年后，却是我最感欣慰的一次被提拔。

本世纪初，在第二个记者节，我曾应邀回老单位参加了一次庆祝记者节座谈会，与新、老记者谈过去讲未来。当时我已转换了三次工作岗位，已是经济部门“一把手”了，发言时我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做记者的苦与乐，荣誉与责任以及拓展知识面的重要性。记得当时曾说了一句颇有底气的话:“如果有可能再做一回记者，我一定是位好记者。”因为单从业务素质上讲，生活经历很重要，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对各行各业的知识，都应有所了解，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不求精但求广，这其实是初入此行年轻人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