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团录事井真成

老孙

《井真成墓志》

最近看了一篇旧微文，即2018.7.30的《走进西北大学博物馆|神秘的遣唐使——井真成》，知《井真成墓志》于2005年在西安被发现，一度很是热闹。有文章援引1992年现身台北古玩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713）及2011年在西安出土的《祢军墓志》（678），指出它不是唐碑中出现“日本”二字的最早者，凭什么它还如此受到中日两国同时重视？只因此碑中的“日本”二字前面又有“国号”二字，使它成了标明“日本国”人士的唐墓志在中国的首件出土者。因此，中日学者就“井真成”身份究竟是“遣唐留学生”？还是“遣唐使”？分别进行深入探讨。源于兴趣，查文献，阅文章，看法渐清晰，与行世成果有异，逐梳理陈述。

《祢军墓志》

《井真成墓志》（局部）

微文中有摄于西北大学博物馆内的“补缺字后墓志”展牌照片，加上标点：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 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 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壑）遇移舟，隟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十）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 （哀 ）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 葬令官（经）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呜呼！车素晓引，丹旐行哀。嗟远（逝）兮，颓暮日。指琼穷兮 ，悲夜台。其辞曰：（别）乃天道，哀玆远方。形既埋 于异一上，魂遮归于故乡。

与百度《井真成墓志》基本相同。文中“皇上”，指玄宗。“尚衣奉御”，是专门为皇帝管理衣物的官，官阶高至五品但没有多少实权。通常是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信之人担任。是个荣耀大于实用的差事，象征性意义更大。开元廿二年，即公元734年。2018年12月29日电子版《彭湃新闻》有王小燕《这项唐朝墓志铭的研究，轰动日本》一文，记11月在深圳举办过阎焰藏《唐•李训墓志》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采访了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明治大学东亚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长，著名唐代史研究权威气贺泽保规教授，他说：“开元22年（734）秋，第10批遣唐使抵达中国，可就在同年1月，与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同舟来到大唐留学的井真成在长安故去。”

公开资料显示：吉备真备（695一775），原名下道真备。日本奈良时代学者、政治家。先后二次入唐。首次是日历养老元年（717），对应唐开元五年。随以多治比县守为首的第八次遣唐使团入唐。同行的还有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及学问僧玄昉等。学业完成后供职鸿胪寺，在唐前后19年，其“遣唐留学生”身份确切无疑，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返回日本。第二次入唐，则是天平胜宝四年（752），也就是天宝十一年。以副使身份随第十次遣唐使团抵唐，大使是滕原清河。在唐期间受玄宗接见，并赠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滞留唐2年许，会阿倍仲麻吕，此时阿倍官至三品秘书监。天宝十三年（754）吉备回国。

气贺保规的话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同舟来到大唐留学的井真成”。也就是说，井真成具有“遣唐留学生”身份，入唐时间和吉备真备一样——717年。开元廿二年（734）卒，终年卅六岁，反推出生年是698年（文武天皇二年）。入唐时19岁，在唐17年。于是，带来二个疑问：一是为什么井真成在唐17年却没有记载？二是死后玄宗诏赠高官——尚衣奉御，从五品。如何解释？推测结局只有一种可能，即井真成是位具有“遣唐留学生”身份的日本国官员，这次抵唐时间不长。随后的查阅资料印证了此推测。

2OO9年1月2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在日本《朝日新而》发表了《“井真成”で中国官吏说》一文。引起中日两国极大反响。2010.04.28电子版《南方周末》又有《中国学者推翻日本“遣唐留学生”结果》一文。介绍了韩昇教授关于井真成的研究成果。其切入点是：“按唐朝的制度，一般学制为9年，一位留学生绝不可能在唐朝学习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并且没有参加任何考试”。由此韩教授进一步考证，得出“井真成是日本遣唐使团中的第三等级'判官'”的结论。文中提到，2009年7月25日韩教授曾在日本专修大学做了公开讲演报告。在场的日本研究井真成的学者、专家听罢沉默了，原准备反驳的也变得无言以对。“著名学者中村裕一教授走上台，表示韩昇的结论是正确的。”

至此，井真成此次入唐行程轨迹大概是，733年4月从日本难港出发，历经4个月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到达长安。恰逢长安饥荒，玄宗未如期接见使团。因一路旅途颠簸劳顿，井真成积劳成疾，于次年（734）正月十日病逝于官邸。玄宗按规定破格赠官从五品尚衣奉御，以示褒奖。客观说，此述附合事件逻辑，可信。不过尚有一疑问需要明白，遣唐使团中是否真有“准判官”一职？

1953年版青本和夫《日本の历史3奈良の都》中的《延喜式》载有日本朝廷对遣唐使团的赏赐。由此可以清楚使团的人员构成以及彼此的等级细节。使团由使人、船员、随员三部分人员组成。每部分又由5—20种不同岗位的人员组成，因此使团的规模有数百人之多。其中“使人”有大使（1人）、副使（1—4）、判官人（1—4）、录事人（1—4人）、史生、杂史、傔人各不等，共7级人员。遣唐使团在日本史上非常重要，关系着日本文明进程，史料相对完备。使团大使、副使皆有名录可查，其它阶位者或有或无。经查未见“井真成”其人。由于井真成他死后能被追赠五品官，足以说明其为使团官员，只是不知具体是何？

733年4月这次“遣唐使团”，在中国归为“遣唐使团”的第三时期（697一758），也就是日本史的文武天皇至孝谦女皇时期。50余年间四次，此次为第三次。大使为多治比广；副使是中臣名代。返日时间：734年11月。它在日本《续日本纪》有详载，史称第十次“遣唐使团”，全团590余人，其中有四位判官，并附有名录，很可惜没有“井真成”。

前文提到《走进西北大学博物馆|神秘的遣唐使——井真成》（2018）引韩教授结论是：“最终认为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实则是遣唐使团中的准判官”，与2009年结论比较，略有改变，将“第三等级判官”改为“准判官”。但依然尚有微瑕。主要是“准判官”一职缺乏依据。既然不是使团判官，是否有可能是录事？参照吉备真备第二次入唐时受赠情况。吉备真备为副使，属于第二等级官，受赠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以此类推，第三等级官判官就应赠从四品。那么赠从五品的官员逆推就是第四等级官录事。拙见以为，井真成被追赐从五品官，不是“准判官，而是”第四等级官员——录事。从新旧《唐书•日本国》似乎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皇上赐官日本“遣唐使团”的主副官员应是常态，至于其他官员就未必。井真成被赐官，极可能是因特殊——到大唐不久就因疾而终。玄宗哀其不远万里而来，却不幸英年早逝，参照相关条例追赐，以示褒奖，仅此而已。结合气贺泽保规教授的话，井真成应是开元五年的遣唐留学生，与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同舟到大唐，留学9年，开元十四年（726）回国，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录事随遣唐使团到大唐，不幸次年初去世。

述毕。觉得有必要查一下《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灿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一看作者，正是气贺泽保规。第八章《圆仁的入唐求法之旅：唐代后期社会一瞥》有“井真成墓志”一节，井真成，定义为“遣唐留学生”。回头再阅《中国学者推翻日本“遣唐留学生”结果》一文，日本学者的观点出乎想象的相同——井真成是“遣唐留学生”。

就遣唐使团而言，日本的史料比中国完备，保存也更好。但为什么在这个并不很复杂的问题上会出现这种罕见的一致现象？而且还是错误的，不由不思绪万千。拙见以为，应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起作用。以至于他们更愿意承认井真成是年轻的遣唐留学生，而不是朝廷官员。感慨中日关系的微妙无处不在。

2019.12.31初稿，2020.4改，

2024.9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