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宗仁:国民党在贵州的战时统治

赵应书多彩贵州

国民党在贵州的战时统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国民政府调实业部长吴鼎昌（1886-1949年，字达诠，号前溪。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本部评议员，回国后在财政金融界历任要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他成为统治集团中重要派系政学系的主要骨干和金融界的首脑），不久又命他兼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主管贵州）和贵州省保安司令，总揽贵州军政大权，国民党从此开始其在贵州的战时统治。一、政治统治为了加强控制，在政治方面，采取了如下一些统治措施：（一）调整行政区划国民政府直接统治贵州后，即着手进行整理，包括调整县域范围，改定部分县名，划拨插花瓯脱之地，划定县界走向等。1941年7月，设立贵阳市。整个调整工作一直延续到1943年基本完成。1943年，全省行政区域划分如下（全省共辖6专区1市、78县）：第一专区：镇远、黄平、天柱、台江、锦屏、余庆、炉山、施秉、岑巩、三穗、剑河，计11县，专员驻镇远。第二专区：独山、从江、都匀、榕江、黎平、罗甸、平塘、荔波、三都、丹寨，计10县，专员驻独山。第三专区：兴仁、兴义、盘县、郎岱、关岭、镇宁、普安、睛隆、普定、安龙、贞丰、紫云、望谟、册亨，计14县，专员驻兴仁。第四专区：毕节、大定、黔西、威宁、纳雍、织金、金沙、赫章、水城，计9县，专员驻毕节。第五专区：遵义、桐梓、正安、赤水、仁怀、务川、湄潭、凤冈、习水、道真、绥阳，计11县，专员驻遵义。第六专区：铜仁、思南、松桃、沿河、德江、江口、石阡、玉屏、印江，共9县，专员驻铜仁。省政府直辖一市14县：贵阳市、贵筑、惠水、安顺、龙里、修文、息烽、开阳、贵定、清镇、平坝、瓮安、长顺、麻江、平越。

（二）成立参议会和实行视察制1939年5月，贵州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成立大会，议员28人，平刚为议长，商立文为副议长。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规定，临时参议会对政府之施政方针、实施情况有监督、审核之权和建议之权。为了加强对县市行政的监督考核，规定凡对县市施政的监督考核事项，一律归省政府及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统筹办理。1941年2月，在省政府内设立了联合视察室，由省府及绥署调员主持其事，视察人员均临时从省、署及所属机关抽调。从1942年起，将省政府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的视察员集中，加以扩大编制至20人，使设计、视导、考核三者统筹联系，即所谓行政“三联制”。联合视察法实行初期，划全省为九个视导区，分组分区普遍进行联合视导。第一次联合视察工作自1941年2月24日起，至7月24日结束，历时5月。第二次视察工作从1942年3月起，改由省主席及各厅、处长分区巡视各县，联合调查室则派员随同视察，巡视内容以国民教育、筑路、造林及保甲编整为中心。是年11月起，又开展临时联合视察，以征购、冬防、冬季增产工作及干部训练等内容为主。1944年，国民政府提出行政三联制，即计划、执行、考核统一，省政府即将联合视察室改为省设计考核委员会，以司其责。

（三）推行新县制和保甲制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把县作为地方自治的单位，使之成为抗战中的政治、社会基础并为实行“宪政”准备条件，由行政院在川、陕、黔、湘、赣等省择地试行。1939年10月，行政院通令各省同时普遍实行新县制，从1940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陆续推行，而贵州于1941年起开始推行新县制。按新县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为法人，县的主管为县长，其职权为：“受省政府之监督，办理全县自治事项”“受省政府之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新县制的基层组织为区、乡（镇）、保、甲，如果县的面积过大或有其他特殊需要，乡（镇）之上可以设区，每区以15乡（镇）至30乡（镇）为原则。县及县以下政权机关为县和乡（镇）二级，区署不是政权的一级，只是县政府的辅助机关，督导各乡（镇）办理各项行政及自治事务。乡（镇）以下的保甲，也不是政权机关，只是“乡（镇）内之编制”。为实施新县制作准备，贵州省政府在1940年10月以前，将全省各县分为三等。自1940年10月起，以各县面积、人口、经济、文化、交通之平均分数为根据，将县分为三等六级，计有一等甲级县9个，一等乙级县8个，二等甲级县21个，二等乙级县24个，三等甲级县16个，三等乙级县4个。在1941年整理行政区域后，属三等乙级的省溪、青溪、丹江、后坪四县，因设治条件不足，予以撤并。在实行新县制前的1938年，全省各县共有区公所483个，后经改划，1939年4月以后减少为406个，1940年筹设新县制，改区公所为区署。实行新县制后，第一二期实行的38县中，区公署又由原来的194个，减为46个，其中有15县未设区署。与此同时，将原联保办公处加以撤并，改设乡（镇）。按照新县制的规定，贵州各县有县参议会、乡（镇）有乡（镇）民代表会、保有保民大会、甲有户长会议。这些机构，名为民意机关，但多为政府包办或地方豪绅把持。根据新县制的规定，建立各级武装组织，县设国民兵团，区设国民兵区队，乡（镇）设乡（镇）国民兵队，保设保国民兵队，甲设甲国民兵班，各级正职分别由县长、区长、乡（镇）长、保长、甲长兼任。教育方面，县设县立中学，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大部分县都实行由乡（镇）长兼任乡（镇）中心小学校长、乡（镇）国民兵队队长。这种把行政、武装、教育权力集中在乡（镇）保长一人手中的做法，称之为“管教卫合一的三位一体制”。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县制的基础，贵州省政府在1940年以前编整保甲的基础上，对全省保甲又进行了一次整理，进一步核查户口，登记流动或迁徙人口，调整保甲并加强其职能，以强化省政基础。此项工作从1941年至1942年陆续开展。经过这次编整，全省保甲数出现下降趋势，而户口数却呈上升趋势：1937年，全省15777保160821甲1850497户10447330人。1941年，全省14364保148826甲1886243户10557497人。新县制加强了国民党对各级政府的控制，为实现“党政融化”，保甲长的选派要求以国民党党员充任为原则，如不是党员应由县党部介绍入党。县、乡（镇）、保各级重要部门人员必须经国民党训练合格后选任。

（四）培训地方行政人员在推行新县制的过程中，为了加强统治，吴鼎昌极力贯彻自己主张的“储县长于科秘之中”的办法，并以此对县级各机构人员配备进行更换。据1942年的统计，各县县长大部分为30至35岁的专科以上毕业生，其中多数系由各厅、处、局及专署、县府科秘中选调。经过这样的大换班，县级各机构的主要人员大都换上了国民党领导层所信用的人。而对于区乡保甲人员，则采取轮训的办法以将他们收为已用。1939年3月2日，贵州省县行政人员训练所正式创办，受训人员依职级分别为县政人员和区政人员两部分。该训练所自成立到1940年6月结束止，共训练29期，结业学员2122人，其中调训1508人，考选614人，结业后分发各县区机关任职。1938年6月底，省政府举办了一期省保甲训练干部讲习所，负责考选“对现代政治有认识，对乡村工作有兴趣”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并调训各县主管保甲事务的县府第一科科长。讲习所开设的课目有保甲法令、社训法规、兵役法规、民众教育、经济建设等，还举行问题讨论、专家讲演、精神讲话。训练结束后，调训者仍回原职原地，考选人员由民政厅分派各县任县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主任或专职教官。在此基础上，在全省各县开展保甲职员训练，第一批是训练联保主任及联保书记，第二批训练保长。各县设保甲职员训练所，由县长兼任所长，集中施行训练。甲长的训练则由各县训练所的教育主任或专职教官到各区巡回集中施行。1940年初全省保甲职员训练工作结束，总计训练人员85277人。

二、特务统治国民党贵州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成立后，便在其中设立特务室。中统贵州特务室由特务骨干分子组成“高干会议”，策划指挥全省特务，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活动。当时，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周围，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统特务室为了争夺对学生的领导权，1935年5月派特务分子到贵阳各中学去发展组织，并以青年读书竞进会的名义，企图同原先已在贵阳各中学活动的星光读书会、文学艺术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中共贵州地下组织领导或影响下的群众组织争夺青年学生。后来又将青年读书竞进会改名青年阵地社在贵阳各中学进行活动。他们利用当时青年学生中普遍具有的抗日救亡的热情，也提出了“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针对当时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又提出“解决升学、就业问题”的口号以拉拢学生。当时的贵阳师范、女师、一中、高中、女中、县中、达德、正谊、导文、豫章、毅成等十多所中学中，有500多人加入青年阵地社，中统特务室从中吸收了一部分成员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8月，青年阵地社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社长，并确定下一步的中心工作：“1.介绍社员；2.扩大宣传；3.夺取各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4.了解各校有左倾思想的师生情况；5.争取中立分子”。会后，各校青年阵地社的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35年底，社员总数已近千人。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还专门在《贵州晨报》副刊版出版《青年阵地》周刊，以后还出版过《青年阵地》的单行本。中统特务室对省立一中、省立高中、省立师范学校、贵阳女中等校重点进行监视。在上述4所学校中，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在1934年内就先后在前3所学校中建立了支部，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活跃，学生们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公开进行抨击。国民党中统特务室为了拉拢更多的学生加入青年阵地社，组织各种活动，吸引青年学生靠近他们，以破坏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从1936年开始，中共贵州省工委针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特点，以抗日救亡为中心，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动力，加强文艺的、文学的、社会科学及体育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青年阵地社的阵地逐步动摇，不少学校中的青年阵地社社员转而加入进步学生组织。中统特务室即组织特情人员跟踪追查，了解退出青年阵地社的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迫害。

国民党在贵州建立中统特务室的同时，国民党军统贵州站也积极在省内开展活动。1936年暑期，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各高中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军训的工作由军统负责，军统贵州站在军训集训队中发展“模范队”成员。青年阵地社对此进行了抵制，军统则抓住青年阵地社没有向国民党中央呈请立案的情况，要求国民党中央明令取缔。中统特务室急忙通知各校青年阵地社的社员突击填表，集体参加国民党，以党员身份继续为中统工作。至此，青年阵地社不复存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军统黔站和中统黔室就秉承国民党所制定的“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在限制、瓦解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的同时，采取“以行动对行动”的战术，争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使之纳入国民党所允许的轨道。他们还加强对新闻、邮电和出版物的检查，钳制舆论，防范宣传中共全面抗战主张和马列主义的报刊、书籍输入贵州，并从中发现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活动的线索。这一制度自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建立以来就开始实行，并由军统黔站和中统黔室共同成立“贵阳邮电检查所”。这一特务机构并没有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特务活动，只不过将名称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贵阳新闻邮电检查所”。该所除专任特务外，还分别由贵州省政府、省党部、省保安处派员充任视察、审查员或检查员。在检查中，凡属新闻稿，一律须送审通过，方可发表；凡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消息报道、电稿、通讯，一律扣留；凡属来稿中有不利于国民党统治，或涉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G行径，以及有不满当局之嫌的段落、词句，须将有关部分删改后才准发稿；有些稿件，虽没有扣留的借口，也并非某些段落或词句有问题，但可能会对国民党产生不利影响的，便采取“免登”的办法，退回原稿；有的稿子，有可能因此泄漏国民党反G反人民的阴谋，便要“缓登”，稿件发还送审单位备用。在邮电检查中，对邮、电两局收发的函电、邮局收寄投递的包裹、印刷品，一般都要经过邮检员的检查，发现违禁的或有违禁之嫌的，即送检查所检查。当时，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书刊不断由外地寄至贵州，但绝大部分都被检查扣压。

三、军事统治国民党当局对贵州的军事统治，一直是战时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1945年1月，杨森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和省保安司令，对贵州进行绝对控制。杨森到筑之后，便着意贯彻蒋介石的“军事第一”和“政治配合军事”的原则，集中力量“剿匪”和用军事方法来解决当时贵州存在的社会问题。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剿匪”，实质上是镇压民众武装、清除异己，为军警特滥杀无辜提供借口。国民党当局还把“剿匪”的矛头对准那些不肯对自己俯首贴耳的群众抗日自卫武装。荔波县从善乡的民众自卫武装首领潘文高，其武装力量以农民为主体，主要是结寨自保，在拒绝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的骚扰和维护一方治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在日军侵入荔波县境时，潘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国民党当局不仅对潘武装抗日时未予支持，反而将潘当作股匪进行清剿。当时，潘文高有2000余人，步枪800余支，手枪100余支，并有轻机枪四挺、迫击炮三四门。杨森命第二行政督察专员督率三都、荔波、榕江三县的保安团队，配合第20军398团第1营前往“进剿”。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队攻破了潘文高的基地三洞，纵火焚烧水更、达便、采崇、梅山等十多个村寨，搜山、攻洞、劫舍，将九阡民众抗击日军时缴获的全部枪枝、弹药、战刀、骡马和其他战利品统统当作“剿匪”的战果。潘文高等曾经在抗击日军中有过功劳的民众武装首领及一些群众，均被当作“土匪”杀掉。以罗士彬、莫凤楼为首的独山抗敌自卫团，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杨森主持黔政以后，将罗逮捕关押达3月之久，并收缴了自卫团的全部枪械，还勒令交出日军入侵时地方各界委托罗士彬保管的物资。最后由于独山各界反映强烈，罗士彬才获得释放，被迫流亡省外。

至于那些旨在反抗国民党暴政而组织起来的群众反抗武装，自然更成为统治当局必欲除之务尽的目标。早在1939年5月，为反抗国民党的暴政，紫云、望谟、罗甸一带爆发了熊亮臣、杨树清等领导的武装暴动，成立民团，扩充武装，贵州当局曾对之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均不能扑灭。民团队伍扩充为十几个大队，有苗、布依、汉等族武装1400余人，后在中共领导的广西游击队的建议下，将民团改编为农民自卫团。1945年1月24日，熊亮臣率农民自卫团300余人，枪150余支，攻打罗甸县城，与保警队鏖战多日，久攻不克，撤往罗甸县属之逢亭休整。杨森为了消灭农民自卫团，派保安三、五团的部分兵力及邻县的保警队前往“进剿”。农民自卫团与国民党军警周旋十余日，牺牲一百余人，被迫撤往大、小麻山中，后又撤至广西，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乐业游击队一起，继续斗争。

【选自《贵州通史》第四卷，何仁仲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