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李庄地处长江边,原本川南农村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村镇。倘若不是本地一帮乡绅在抗日战争时出于伟大的家国情怀接纳流亡无处的同济大学、国立中央博物院等文化机构,今天的人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它的存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这帮乡绅的头儿叫罗南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地的文化机构纷纷迁往后方。同济大学、国立中央博物院等先是转展来到昆明。但当时昆明拥挤了大量的后撤机关,人满为患,物价飞涨。已经迁校五次的同济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于是他们想到了四川,便着手联系已在宜宾的同济校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然而宜宾也已十分拥挤。尽管该校友使出浑身解数接洽,都被婉言拒绝了。没想到正一筹莫展之际,李庄乡绅罗南陔无意中获得同济大学打算迁来的消息,便急忙召集李庄其他乡绅商量,毅然拍板决定接纳。并当即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和同济大学发去由罗南陔亲拟的十六字电文 : “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就这样,当时人口仅3000的李庄,竟接纳了12000迁客。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李庄人不仅给他们以稳定的生活保障,还提供了安稳平静的学习研究环境。像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芮逸夫、童第周、夏鼐、任继愈、罗尔纲、陶孟和、严耕望、凌纯声、高去寻……,这样一大批学术大伽和著名文化人,都在李庄度过了难忘岁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正如抗战胜利后他们离去时镌刻的《离别李庄栗峰碑铭》说的那样 :当“海宇沉沦,生民荼毒” 之时,他们“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转展入川,适兹乐土”,“客至如归,从容乐居”,“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这块碑的碑额上,刻下由董作宾用甲骨文题拟、研究员劳干书写的“山高水长”四字,给当年的李庄盛举做出了恰当评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同济入川,李庄欢迎”,八十多年前成就李庄盛举的,无疑首推罗南陔和他的同侪们。我来李庄,为的就是向这帮了不起的乡绅致敬。谁承想,如同我前不久(今年8、9月之交)去石门坎向柏格理致敬一样,竟再次碰上可怕的遗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在李庄一小书摊,花100块钱买了本《李庄镇志》。书摊老板姓罗,自称是该书的编辑人员之一。他告诉我说“你想了解的一切,书中都有。”可到手后翻了一遍,有个屁!书中的抗战文化讲述,虽洋洋大观不吝笔墨,却只有一次不痛不痒地出现过罗南陔的名字。该《志》相当于“人物志”的第十五章里,则干脆对罗南陔等乡绅视而不见,仿佛李庄从来就没这些人似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来到“原国立中央博物院李庄旧址”,里边专门辟有一馆——“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但对缔造李庄抗战文化第一人罗南陔极其以他为首的那帮乡绅,同样是不着一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遗忘的黑洞不仅吞噬了曾经的真实,更吞噬了历史的生命。罗南陔、柏格理,当然还有山西阳城六福客栈的创始人“中国妈妈”艾伟德……,有人这样说 过: “我们今天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他们的遗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赞成。因为被我们遗忘的不是历史中某个具体的角色,而是整个人世间的善良和美德!</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