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永乐大典回归和再造展～2024.11.9

蓉姐姐（以文会友拒私聊）

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前言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这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实为典册渊薮、佚书宝库。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赖其得以流传后世，造福学人。

国家典籍博物馆：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 ，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抄写完毕。《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永乐大典》的12个知识点

1、《永乐大典》小传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编撰于明代永乐年间，这部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所收录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及各种技术等。《永乐大典》全书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并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约三亿七千万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被称为“典籍渊薮“。

2、《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

一部体量如此巨大的书，怎么编排是个大问题。《永乐大典》巧妙地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式，真正做到了“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

举个例子，这一页的“一东”，指的是“东”韵，它用“东”韵来统“颂”字，然后解释“颂”的读音、意义。接下来是“事目”，即我们所说的“词条”。接着再引书，就是把出现这个事目的内容抄录下来。将当时所能找到的古今书籍七八千种，一字不改地放到各个事目下面，就编成了一部大书。

3、《永乐大典》的编修原则

《永乐大典》编撰之初，明成祖朱棣就定下规则：“毋厌浩繁。”一句话，不怕书多，只要有书都收进来。这才有了这部卷帙浩繁的旷世奇书。

4、《永乐大典》的书本装帧

《永乐大典》皆用明黄色丝绢包面，开本阔大，极具皇家富贵气象。纸张采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全书正文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抄写，书法秀丽工整，还配有大量插图，形象逼真。

今天，如果你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会经过一扇“凌花双龟背”纹样的铜制大门，大门上的纹样便出自《永乐大典》“真”字部“门”字册。

5、《永乐大典》的修撰过程

《永乐大典》的修撰前后历时五年，第一次修书时，朱棣让解缙担任监修，解缙用了一年多时间修成，朱棣看过之后不满意，下令重修。重修的时候，他任命姚广孝、刘季篪、解缙等人监修，整合了两千余人，可谓“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全天下的英才都聚在一起干这一件事，可见对这部书的重视。

6、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说到《永乐大典》的修撰，有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陈济。陈济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读书过目成诵”，被称为“两脚书橱”。朱棣听说了这么个人才，就把他请进京师，“以布衣召为都总裁”，成为制定《永乐大典》凡例的重要人物之一。根据历史记载，在修撰过程中，“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大家碰到什么问题都问他，而陈济也随时随地都能“应口辨析无滞”。

7、《永乐大典》的“真爱粉”

虽然《永乐大典》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所修，但完成后一直深藏于禁中秘府，他自己也并未直接利用过此书，倒是嘉靖皇帝十分喜爱，将其作为自己的案头之书，常备一二帙随时翻阅。

8、《永乐大典》的重录

明嘉靖三十六（1557）年，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当时《永乐大典》只有一套正本，因怕大火殃及大典，嘉靖皇帝曾一夜之间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为防止不测，嘉靖于1562年下令开启了这部旷世宏编的重录工作。自此，大典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分，如今存世的均为“嘉靖副本”。

9、被锦衣卫保护的“修书人”

由于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吏部和礼部为此特主持“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朝廷为这些人员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还由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将主要负责皇帝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的锦衣卫调去保护《永乐大典》的重录人员，由此可见朝廷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10、《永乐大典》正本之谜

令人痛心的是，《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大典正本的记述。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副本更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截至2017年底，《永乐大典》副本仅发现有418册，即便是这400余册，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永乐大典》馆藏最多的地方，现存224册，堪称“镇馆之宝”，只字片纸都弥足珍贵。

11、世人对于正本下落的种种猜测

12、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永乐大典》历经劫难、几经散佚，又不断回归的故事，被称为“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乾隆五十九（1794）年，曾对大典所存册数做过一次详细统计，那个时候还剩九千多册，丢失一千多册；光绪十八（189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册数就只剩下了八百七十多册，短短百年时间，《永乐大典》从九千多册只剩下八百多册；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巧取豪夺，大典屡遭散佚。

到了1912年，在鲁迅先生的努力下，第一批《永乐大典》64册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永乐大典》的回归。一代代读书人、藏书人、护书人继续书写着《永乐大典》珠还合浦，历劫重光的故事：

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历经了抗日战争烽火幸存下来的21册《永乐大典》，捐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先生一贯重视《永乐大典》的收集，自从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以来，更是竭心尽力为国家征集大典、保存大典。

1951年，周叔弢先生以个人名义，将珍藏已久的《永乐大典》捐献了出来……

大典珠还合浦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永乐大典》遗册的面世。

洪武筹备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解缙向朱元璋进言，提出应新编一部高质量类书。朱元璋赏识解缙的建议，但不久后解缙离开朝廷，此事不了了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旧事重提，召集人马搜集“经史百家之言”，想要编出一部《纪要》。同年六月，朱元璋驾崩，此事没人再提。

永乐修订

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并交代了编撰宗旨：“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韵府群玉》）《回溪》（《回溪史韵》）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初名《文献大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棣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五年十一月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古今图书近8000种，规模、内容超过了前代所有类书。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由于人员数量过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永乐大典》从编纂到毁灭的600年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和千古之谜。《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差点毁于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

隆庆初年告成，原本归还南京。

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

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

清代辑佚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

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2年），清政府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

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乾隆皇帝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代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

近代外流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

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

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民国收集

近现代因为《永乐大典》的散失，能够利用的只有区区400册，但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

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特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在1928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后，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录工作，辑录了《陈了翁年谱》，还以多年功力，从各种载籍中搜求逸佚，编纂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采用《永乐大典》佚文颇多。赵万里和陈恩惠等人，在日据时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辑录工作，他们发现《四库全书》中的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据当时陈恩惠建议，把《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

‍陈恩惠具体负责核对《四库全书》。由赵万里将佚文确定后，雇请两位抄写人员进行抄写，辑佚工作进行了6年，辑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别是方志、文集等总数达213种。其中的《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后来都经过再辑得以出版。这时期的辑佚还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钱南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防不测，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永乐大典》等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册《永乐大典》后来运回了北平（今北京）。

新中国之后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从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被藏书家所摹写、复制。像傅增湘、嘉业堂这些收藏过《永乐大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都曾经仿真复制过《永乐大典》。也有的图书馆将复制的《永乐大典》用来交换中国保存的《永乐大典》胶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1959年，北京图书馆将历年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原本和胶卷提供予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自己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一起进行影印出版。经过多次补充出版，正式出版的《永乐大典》已达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台湾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乐大典》。

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在几年内将世界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2023年2月，“《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读者可以在“云端”直观感知《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外国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国士兵曾从北京翰林院抢走3册《永乐大典》，后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

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向中国返还了这3册《永乐大典》。

鲁民捐赠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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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8日，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单位研发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

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开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书发出淡淡书香，十分讲究和美观。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可谓煌煌巨制。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体看起来端庄美观，朱墨灿然。

《永乐大典》每一叶朱色的边栏界行都是用手绘制、而不是印刷出来的。大典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

《永乐大典》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

从《永乐大典》的残本上，还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如果单独编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的话，那简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说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有一次翻到《永乐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按照《永乐大典》上的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宋军对这一利器的使用有严格的军法要求，绝对不能遗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结果“神臂弓”最终随着《永乐大典》而消亡了。

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幅《永乐大典》图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霁”就是韵目的顺序和名称，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属于霁韵的一个韵字。别看只有三个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当代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永乐大典》记载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的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就像这幅图版看到的样子。

韵字下面也有文章：《永乐大典》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比如图版中的标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传》中关于鲁昭公一节的记载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几卷。

古音古字汇于书中：《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要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你看这个标目字“冀”字下面就列举了“冀”各式各样的写法，真像书法字典一样。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名《文献大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阅读后非常不满，命令重新编纂。

正本命运

明朝嘉靖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特别是永乐正本的下落更是扑朔迷离。有人认为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怎有人却认定大典应该是被殉葬了，还有重现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杳无音讯的呢。以历史记载详实而著称的中国，实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运？如何亡佚的？当代还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毁于明朝宫廷大火说

根据谈迁《国榷》记载，万历年间《永乐大典》已经不在，谈迁推测可能是因宫廷大火焚毁了。

方以智在《通雅》中说，《永乐大典》毁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的宫廷大火。

有学者提出，这个说法可疑。万历二十五年的大火紫禁城损失惨重，相关记载很多。如果是因为那次大火而焚毁正本，当属重大事件，正史中为什么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另据万历时期对宫廷事务颇为熟悉的宦官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书中称他本人不知《大典》正本放在哪，未提及其毁于宫廷大火。亲历这场大火的大学士沈一贯在叙述该火灾时，也没有提到《永乐大典》被烧毁。

毁于明末说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年间曾经考虑过将新编就的《永乐大典》付梓，但因工费浩繁而罢。嘉靖副本重录30年后，又有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上书建议刊刻大典，因为同样的原因未被采纳。更有太史令李维桢批评《大典》“冗滥可厌，殊不足观”，说明在明朝万历年间，《永乐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学者谈迁和顾炎武却认为大典在万历末年间就毁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宫闱旧事的宦官刘若愚写的《酌中志》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下了个结论，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还说嘉靖录副时，实际上是抄了正、副二本，录副后，永乐原本归还南京去了，一并毁于明末战乱。这些说法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毁于嘉庆乾清宫大火说

清朝康熙年间，学者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副本，已有残缺。雍正间，这部副本被运到翰林院保存了起来。学者全祖望猜测永乐正本应该还在乾清宫中，希望能用正本来配补遗失的副本。清末的缪荃孙也执相同看法，并且明确说，正本是在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中被焚毁了。可是乾隆间编纂《天禄琳琅书目》时并没有记载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还寻找过丢失的副本，负责辑佚《永乐大典》的馆臣们也没有见过正本。所以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

殉葬说

20世纪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门被缓缓打开。定陵的挖掘是当时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报刊一时纷纷报道。但定陵的挖掘还有着一层不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史学家论证《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结果当然让人大失所望。

可是《永乐大典》殉葬说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他们从最喜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时间和《永乐大典》录副的进度来比较，以及从《永乐大典》正本突然失踪的情况来判断，猜测《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

学者栾贵明指出，嘉靖帝于1566年12月驾崩，1567年3月葬入永陵。也就是说，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三个月时间。而到了4月15日，继位的隆庆帝才赏赐《永乐大典》重录人员。重录究竟完成在何时呢，史无明载。而这正是谜点。如果现代人要运完全部的《永乐大典》，要运满4卡车才行。而在明朝只能靠马车拉。为何嘉靖帝死后3个月才入葬永陵？大胆的推断便是：在这段时间里，隆庆帝忙着把《永乐大典》正本放进永陵，以了却嘉靖帝的心愿，一直到嘉靖帝入土为安后，隆庆帝才有时间处理《永乐大典》的副本。“甚至重录工作或许都没有完成，而诡称完成，从而造成了副本的先天缺少，也并不是不可能。

殉葬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尚可以找到完整无损的《永乐大典》正本，可是这部资料价值极高而又历经磨难的类书的命运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而被广泛地关注和报道。《永乐大典》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让每个中华儿女都为之绷紧了神经，这种心情就像一位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童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得有借阅机会。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

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当代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寻找失去的大典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对《永乐大典》收集佛、道典籍进行了批评，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话，昭示了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乾隆朝对《永乐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这四句话看出端倪。

经过明代的战乱，《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发现大典的徐干学说过，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的缺失还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有人猜测，最早发现大典的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等人经常利用此书，可能把一部分带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给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下了密令，要他们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回家，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坚持说没有见过大典，最后只得无功而返。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

清朝官员的盗窃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辑校《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共得经、史、子、集四部书385种，4946卷。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古籍未能辑出。事后，馆臣们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捐”，草草收场。道光后，《永乐大典》被弃置在翰林院，无人过问。一些官员趁机大行偷盗之事。根据清末缪荃孙的记载，当时翰林院的官员早晨进翰林院办公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样子背在肩上；下午离开翰林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永乐大典》出来，看守人员毫无觉察。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也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数量达到100多册。《永乐大典》流出宫后，有的被洋人高价收购，更加剧了它的流散。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外国侵略者的毁坏

1900年6月，《永乐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难到了——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在冲突中成为战场。据《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冲突中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着起大火，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藏书遭受空前浩劫。贮存《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烧毁。“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籍，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在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垫了马槽。译学馆的刘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被毁殆尽。

抄本拍卖

2020年7月7日，澎湃新闻获悉，明代珍贵古籍《永乐大典》其中的两册一共四卷嘉靖年间的手抄本在法国巴黎拍卖，以640万欧元的价格落槌，加上佣金，以812万多欧元成交，买家是一名华人女性。据拍卖公司介绍，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任至上校军衔，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新发现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韵“湖”字册；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阳”字韵“丧”字册。

新发现的两册《永乐大典》在法国落槌的消息传来，引起国内古籍界的多方关注，其珍稀程度也可见一斑。“满屏遥盼。终于花落有主，可喜可贺”。一位多年从事古籍拍卖领域的业内人士说。

据最新统计，海内外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总计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分散于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目前欧洲共收藏59册《永乐大典》，其中英国51册，德国5册，爱尔兰3册。上一次发现《永乐大典》是在6年前的2014年8月，在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新发现的1册《永乐大典》，卷次为10270和10271。

历史影响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永乐大典》有关宋元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一部有关宋代官吏铨叙、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所记载至南宋理宗一朝，可补《宋会要》修至宁宗朝为止的这一段空缺。过去罗振玉仅据日人所藏《永乐大典》二卷中的《吏部条法》影印，已视为珍宝秘籍，现在还可据《永乐大典》再补辑七卷，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对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而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历史评价

清人法式善评：“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

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残本。

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达93册。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顾子刚捐赠三册，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周叔弢、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册。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

1955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赠还中国3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

1959年：收集《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副本、微缩胶片等，共七百三十卷，约占全书总卷数的3%。

1965年，赵万里捐出所藏2册《永乐大典》。

198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山东入藏1册。

2023年2月8日下午，“《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发布会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协办。

珠还合浦历劫重光的意思是：东西失而复得；历劫重光重见光明，意指历经劫难、重见光明。珠还合浦历劫重光出自《永乐大典》本书是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的图录。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沧桑惜弗全。”令人痛心的是，编纂成书于明永乐之初的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而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副本也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运昌则文运盛。在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的求索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明珠还于合浦，国家图书馆现已成为《永乐大典》在海内外的最大藏家，并给予大典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使这座人类文化史上不朽的丰碑屹立万世，传之永远!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张之洞与《永乐大典》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时人呼为“香帅”，卒谥“文襄”。祖籍直隶南皮，出生贵州。同治二年(186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原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洋务派代表人物。

曾任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国晚清重臣、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

张之洞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不仅个人藏书甚丰，还非常注重学校藏书和仪器设备建设，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蒐罗必及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

1909年9月9日，张之洞领衔上奏朝廷，请建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并称:“再查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在乾隆年间已多残缺……拟请饬下内阁、翰林院，将前项书籍，无论完缺破碎，一并移送臣部，发交图书馆，妥慎储藏。”

当天，朝廷下旨准行。这标志京师图书馆正式筹建，也是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之肇端。

张之洞还亲自选定馆址，购买藏书，请派缪荃孙出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并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贡献卓著，功若丘山。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其主张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在此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超越传统产业结构的思想主张。

后将西学的视野从器物层面转向了政治制度层面，该理念的转变促使其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

张之洞这些“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对于促进向西方学习具有积极作用。

1850年，张之洞回原籍参加乡试，中举人。1863年，中探花，授翰林院侍讲学士。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开始筹办洋务，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枪炮厂、矿务局、广雅书院。

1884年，张之洞擢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抗击法军。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

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组练江南自强军，加强国防。

1907年，其又任军机大臣，次年十一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卒。

抱冰堂建于1909年，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生祠，也是辛亥革命百年重要建筑，是张之洞纪念馆。

位于武汉市蛇山南腰，首义公园内，湖北省图书馆东边。我们去年在武汉就住在彭刘杨路，距离首义公园很近，当时没注意到张之洞墓地。

“抱冰堂”曾于1953年进行修葺，堂为砖木结构，台基石砌，面宽三间，九脊四坡顶，四周檐下环以外廊，造型精美，结构精巧，为少有的单层正檐歇山式穿斗镂花建筑。四周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

其还主张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强调师范教育，后与张百熙主持制定新学制，时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石。

张之洞著有《广雅堂集》《輶轩语》等书，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今河北省）人。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府。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

张之洞自号“壶公”，晚年号“抱冰老人”，一生清廉自许、自持，虽经手银两千万，但死后却靠致赠的奠仪安葬。

永乐大典修复工具。

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以字行。著名政治家、实业家，也是闻名海内外的古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藏书达四万多卷,皆以刻版好、纸张好、题跋好、收藏印章好和装潢好而蜚声天下。周叔弢“爱书如命”，竭尽多半生精力搜求，但他并无“子孙永保”的想法，相反却多次把凝聚着自己数十年心血的藏书献给祖国、献给人民。1951年他将珍藏的《永乐大典》1册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1951年7月，在他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属东方图书馆藏21 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由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批书钤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藏印，其中有9册为蒋汝藻旧藏，有些是傅增湘帮忙在北京代购的。有4册为傅增湘旧藏，为郦道元《水经注》前半部分，钤有“双鉴楼藏书印”，与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移交北图的4册《水经注》后半部分合成完璧。

郑振铎(1898-1958) 字西谛，福建长乐人，前文化部副部长。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整理尤其关心，对推动建国之初各界献书献宝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元济、周叔弢捐赠《永乐大典》，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向我国归还《永乐大典》等事宜，均由其经手并转拨北京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前身) 收藏。在其促使下，1951年8月，北京图书馆成功举办《永乐大典》展览，极大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纷纷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等古籍交由北京图书馆集中存藏。1958年因公殉职后，其家人将其个人藏书尽捐国图。

傅增湘 (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一生藏书达 20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继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无论是在藏书、校书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都堪称一代宗主。1948年其长子傅忠谟将其旧藏《永乐大典》1册，转让国立北平图书馆。

1909年8月5日，清学部奏请将内阁、翰林院仅存 64 册《永乐大典》移送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由于这批书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1881-1936)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事务，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这批书最终于1912年7月16日入藏京师图书馆(其中，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之后，这4册也送归京师图书馆)。鲁迅不仅是著名文学、艺术大家，还擅长古籍整理与研究，曾利用《永乐大典》对部分古籍进行校勘和补遗。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929至1948年间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副馆长、馆长，是世界范围内调查《永乐大典》存世卷目“第一人”。他历时十五年，足迹遍及美、英、德、奥等国，对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证实中外公私所藏有349册，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功绩卓著。袁同礼还先后撰写发表《永乐大典考》等文章，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家图书馆的大典收藏。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署芸畫(ān).舜盡等,浙江海宁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早年求学于东南大学中文系，从吴梅研究词曲。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助教，师从王国维习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版本。1928年转往北京图书馆任职，1929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采访组组长和善本部考订组组长，支持袁同礼收集《永乐大典》的工作，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使馆内藏品数量明显增长。他采用《永乐大典》佚文和前人诗集文集，校辑补遗成《校辑宋金元人词》。20世纪30年代，馆内清点核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不一致,于是赵万里把《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先后辑出《陈了翁年谱》《薛仁贵征辽事略》《元一统志》等珍贵佚书208种。1965年，他将家藏2册《永乐大典》捐赠我馆。

民国以来的辑佚

‍赵万里，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建，皇家图籍深幽琼阁，藏而不传和旧式藏书楼聚艰散易、重藏轻传的观念被打破，欧风东渐，图书是社会公器、归于公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学风丕转，不少学者和学术单位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与搜残存铁工作为功尤巨，成果斐然，20世纪30年代。在袁同礼，赵万里等带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点核对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其中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于是将《永乐大典》辑侠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先后辑出佚书达二百余种，但大多没有刊行。此外，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傅增湘辑佚《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维辑补《水经注》，唐圭璋编撰《全宋词》《全金无词》，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收书九百种，杂贵明辑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等。

嘉道至清末的辑佚

‍继四库馆臣对《永乐大典》进行大规模辑佚之后，嘉庆、道光时期纂修《全唐文》及续修《大清一统志》，再次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这是清代官方对《永乐大典》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嘉庆十三年(1808)，下诏于文颖馆旧址编修《全唐文》，馆臣除辑录唐代佚文外，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遗篇甚夥，今天可考者有50种左右，其中以徐松辑佚的《宋会要辑稿》最为著名。嘉道以后，小规模的民间辑佚活动兴起，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中兴政要》《经世大典》等，董康辑录过《宪台通纪》，缪荃孙辑有《曾公遗录》《顺天府志》等。

徐松与《宋会要辑稿》

徐松(1781-1848),字星伯,直隶大兴(今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嘉庆十三年入《全唐文》馆，任提调总募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佚书,较为重要的有《宋会要辑稿》与《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百卷的大书。

《宋会要辑稿》计366卷，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宋代很重视编幕会要。前后共十余次，但多未刊行。元灭南宋以后，稿本北运，成为暴修《宋史》各志的依据。因此,《宋会要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必备的工具书。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莫基人，也是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光绪二年(1876)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曾公遗录》《中兴战功录》《明泸州志》等书。

邵晋涵与《旧五代史》

邵晋涵(1734-1796),字与桐,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经刘统勋荐入翰林，入馆监修四库书。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多部，以《旧五代史》最为著名。

《旧五代史》又名《五代书》《梁唐晋汉周书》，北宋初年由宰臣薛居正领衔监修，取材梁、唐、昔、汉、周五代实录，又以范质《五代通录》为蓝本，历时十八个月修成。其后八十年，欧阳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记》，为区别二书，称前者为《旧五代史》或“薛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或“欧史”。《旧五代史》至金代渐湮不传，乾隆时此书已佚。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排纂，会粹编次，得十之八九，又旁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数十种书籍，哀然成编,共一百五十卷，使《旧五代史》晦而复彰，散而复聚。

邹炳泰与《直斋书录解题》

邹炳泰(?-1820)，字仲文,江苏无锡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17种，尤以《直斋书录解题》为世推重。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一部私人藏书目录，与《崇文总目》，尤表《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称有宋一代四大目录学专著。原本56卷，分53类，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书中解题介绍作者生平，撮举每书要旨，品题得失，考辨谬讹，为目录学著作典范，该书未能雕版梓行，后逐渐散佚。邹炳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2卷,校纂成编，列入《四库全书》，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行，购者珍如星风,是书虽有残缺,然《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

清·郎世宁金廷标乾隆帝写字像故官博物院藏

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伤寒微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依靠这次辑出，才得以流传下来。

《永乐大典》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讫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明万历年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不存一”;清康熙年间徐乾学修《一统志》时，所存更是“寥寥无几”。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历代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自民国以来，诸多出版机构不断对《大典》进行影印出版，尤以中华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出版成果最为突出。与此同时，对大典的原生性保护研究也在不断加强，古籍修复专家坚持“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使《永乐大典》这一珍贵宝藏重新焕发出生机。

裒辑佚书

‍早在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张四维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二书。《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宋以来诸公案牍判语,分类编次,有南宋刻本(残本)和明隆庆三年(1569)盛时选蓝印本传世。《折狱龟鉴》是南宋郑克编撰的案例故事集，因五代和凝父子《疑狱集》未尽详备，遂采撷正史、传记、墓志、笔记中有关侦查破案、司法鉴定、辩诬雪冤、审断疑狱等案例,补苴遗缺，分载于20门类，如龟决疑，如鉴烛物，成为判案决疑的一面镜子，有明辑本、四库本传世。

明· 吕文英吕纪竹园寿集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全祖望、李绂首开清代辑佚先河

‍《永乐大典》的真正利用是从清前期才开始的，最早认识到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徐乾学、全祖望和李绂等人.清雍正年间开三礼书局，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搬至翰林院，他们破天荒地得到阅读大典的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于是相约每日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周官新义》《学易蹊径》《春秋义宗》《尚书讲义》等十余种典籍。

版式之美：

‍《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每册约50叶，大多二卷一册，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

《永乐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xxx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韵目及本册次第。

永乐大典遗失的原因。

久经沧桑惜弗福全。

永乐大典里的插图。

永乐大典纸张之良。

永乐大典版式之美。

典籍渊薮：

《永乐大典》汇集上至先秦，下讫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其《凡例》有云:“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可见其搜辑资料之宏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且多后世佚文秘典,对保存佚书有独一无二之功,因此又有“佚书渊薮”之称.

《永乐大典》所收尤多宋元及明初之书，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特别是所收宋元方志，约略有数百种之多，实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宝藏。

《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由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该书沿表传统韵书体例编制,初计有76韵部,后经校补成80韵部。《洪武正韵》以当时的共同语为基础，对明初读书音作出了规范，以存雅求正为编纂目的,记录了自隋唐至明初变化的读书音的现状，是明初的重要韵书。

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

高拱（1513年1月19日－1578年8月4日75

），字肃卿，号中玄（清代为避玄烨讳亦称“中元”75），河南新郑人。中国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内阁首辅。高拱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朱载坖（明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因徐阶举荐，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因与徐阶争权，称病辞官。徐阶罢去后再起，并在隆庆五年（1571年）接任内阁首辅。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投明，他与张居正决策受降，促使俺答汗接受明朝封号。穆宗驾崩后，受遗诏辅政。明神宗即位后，高拱在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及张居正的斗争中失利，被逐离朝。居家六年后，于万历六年（1578年）逝世。死后第二年赠复原官。万历三十年（1602年），获赠太师，谥号文襄。高拱在为期不长的隆庆改革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华，为万历初年的改革铺垫了基础，对明代政治发展的历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赞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或“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但他为人“意气颇磊落”“粗直无修饰”，性格强势暴躁，因此自嘉隆万之际至后世，受到颇多批评，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正副本贮藏地的变迁。

重录人员及规章制度。

嘉靖副本重录：

‍明世宗朱厚熄非常喜爱《永乐大典》，案头常置一二帙，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明世宗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永乐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使其幸免于火。为防不测，他计划重录一部大典。嘉靖四十一年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即隆庆元年(1567)告竣，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

“黑衣宰相”姚广孝

姚广孝(1335-1418)，十四岁出家为僧，法名道行，字斯道,自号逃虚子，长洲(今江苏苏州1人。为朱棣心腹谋士，曾参与夺位密谋.朱棣即位后,复其姓，并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居干庙中，拒不还俗，上朝时着朝服，退朝后仍换回僧衣，辅佐朝政，不贪功禄，人称“黑衣宰相”。曾奉命重修《太祖实录》，永乐三年(1405)任《永乐大典》监修，永乐五年进《永乐大典表》，次年冬全书编基竣事。

“才子解元”解缙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又字缙绅，江西吉水人。自幼颖敏，通经史,工诗文，善书法，与徐渭、杨慎并称明朝三大才子。著有《解文毅公集》《春雨杂述》等。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曾向太祖朱元璋提出过修纂新类书的志向，深受赏识。永乐初，奉命出任《太祖实录》和《列女传》总裁,又任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他“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纤悉磨遗”，发挥了很大作用。

“两脚书橱”陈济

陈济(1364-1424)，字伯载，武进(今江苏常州)籍常熟人。博学强记，经史百家无不贯通，尤爱藏书。时称“两脚书橱”。永乐初，他以平民身份被征召参与纂修《永乐大典》，为五总裁之一，甚至被命为都总裁、监修官,可见其贡献之大。他翻阅秘府图书数百万卷，与姚广孝、解缙等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修纂人员工作中产生的疑难问题，都能应答如流。书成之后，官至右春坊右赞善。著有《元史举要》《思斋集》等。

组织分工。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皇帝。幼时家贫,后入皇觉寺为僧.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投奔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抗元，后被诸将奉为“吴国公”，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并改名应天府。命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结束了元朝的长期统治。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洪武三十一年(1398)病逝，庙号太祖,葬于南京孝陵。

明成祖朱棣(1360-1424)，明太祖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幼年受封燕王，二十岁就藩北平(今北京)，数次率军北征蒙古。明太祖病逝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为加强皇权实行“削藩”，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在南京称帝，年号永乐。下诏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永乐二十二年病逝，庙号太宗(后改为成祖)，葬于长陵。

大典犹看永乐传

‍太祖动议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翰林院庶吉士解缙上书，提出太祖平时喜读的《说苑》《韵府群玉》等书在内容与编纂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病，愿集

志士儒英重新编写一部“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 指宋理学代表人物张载、朱熹、周敦颐、程颐、程颢),根实精明，随事类别”的新奥书以便检阅。太祖称赞其中，但后因种种原由，修书之事未能启动。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又命侍读唐愚士等人辑“经史百家之言”#《类要》。同年闰五月，太祖驾崩,修善之事搁浅。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书籍类型，是把古代书籍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词文章、俪词骈语等资料有选择地摘录下来，并根据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成书，以便寻检和征引，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根据取材范围，类书又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

参观结束，过桥去乘车，在桥上顺手拍下一张银杏叶。回家去整理照片，好好整理有关永乐大典的资料，做一个“鸿篇巨制”的美篇。再见，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