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第二十一军（五）抗美援朝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全体官兵！！！

毛泽东主席接见志愿军代表。

谨以此篇纪念志愿军第二十一军赴朝作战七十一周年

有战争就有伤亡，有战争就有俘虏，古今中外皆然。

2004年，二十一军军史办主任沈琪同志提供的《志愿军第二十一军烈士英名录》记载，1951年1月奉命抽调参加兄弟部队入朝参战的243名战斗骨干中，牺牲110人，1953年3月入朝在金城战役中牺牲186人，合共296人。其中班干32人，排干19人，连干27人，营干1人。牺牲的296人中，1939 年入伍的1人，1940年入伍的4人，1941年入伍的3人，1942年入伍的2人，1943年入伍的7人，1944年入伍的4人，1945年入伍的5人。1939年最早入伍的是62师 186团连长贺州凯。他们都是在“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烽火中参军的，在与日寇、国民党反动军队浴血奋战、迎来了解放，在创建新中国中立下汗马功劳，九死一生，为了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在296名烈士中，194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120人，1950年至1953年入伍的176人，有3名战士参军不到5个月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296名烈士中，入伍时年龄不到18岁的22人，年龄最小的是1941年11岁参军的62师通信连通信员张富贵和14岁入伍的196团战士邓柏生，邓柏生牺牲时年仅18岁。

在抗美援朝牺牲的大多是老兵、共产党员，其中30岁以上的51人，年龄最大的是1909 年出生、1948 年入伍、1952年牺牲时43岁的62师战士张贞。

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周总理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在一起。

丈夫入朝以后

姜锁卿回忆：

61师入朝时,我因孩子太小,不能随军入朝,组织上安排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21军后方留守处(以下简称后留)工作。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懊恼。因为整个解放战争中我一直作为白衣战士战斗在战场上,从齐鲁大地到舟山群岛,从没有离开过前线。这次却不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的母亲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这也是部队首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和医务水平。

抱着这种心情我去了暂驻上海近郊嘉定的军留守处。谁知刚到达,处领导就叫我把孩子交给保姆,让我临时担当起留守处的医疗工作。天哪!让我一个人担任如此重任,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把孩子交给保姆后,我立刻随管理员乘一辆大卡车到军医院去领药。领回药后,我又是登记,又是分类,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总算把临时卫生所建立起来了。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然而一连几天几夜我竟然都不能合眼。一会儿这个孩子发烧,一会儿那个孩子感冒,一会儿送药,一会儿打针。我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兼任司药,里里外外一把手,忙得马不停蹄。由于当时留守处的孩子和家长都共住在一个大庙里,正当我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工作的时候,麻疹在留守处开始流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染上了麻疹。这时军医院派叶永霞医生和护士、司药各1名来到了后留,我们4人在麻疹肆虐之际,共同支撑着这个临时而面临危难的后留卫生所。在我们不分昼夜的精心治疗下,把所有的孩子都从病魔中拯救出来,没有一个孩子出问题。虽然我们在克服了困难中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我心里却感到欣慰。直到现在想起来,我依然感到后怕,如果万一有个孩子……如果从枪林弹雨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英雄战友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至今我都记不清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是怎样把那么多孩子的病治好的,只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很少按时吃饭和睡觉。

后来,留守处要从嘉定往山东曲阜转移,我的任务是带领病号和孕妇乘火车先行。为了完成好任务,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保姆,让他们随留守处大批人员后行。在火车上,一位叫初照明的孕妇突然流血不止。我是搞战场外科救护的,对妇科没有经验,不知该如何处置,只好先给她用止血药,然而却无济于事。到达曲阜后,我立刻把她送到当时设在曲阜的志愿军第9兵团留守医院。经医生检查,她怀的是葡萄胎,需要立即手术。医院让我回部队动员献血,为病人输血。我说我们部队还未到达,只有我一人带病号和孕妇先到的,无处动员献血。这时,手术室的许多医护人员都自报自己是0型血,伸出胳膊就抽血。我记得自己也是O型血,伸出胳膊要求献血。当时因我生孩子后,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加上长时间的工作劳累,1米64的身高,体重只有90多斤。医生打量了我一眼说:“你太瘦了,不宜抽血。”但我想到孕妇的丈夫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把妻子交给我们,如果救不活她,怎能对得起她在朝鲜的丈夫?在我的坚决要求下,医生才勉强同意抽我的血。他边抽边观察我的脸色,抽到150CC,再也不忍心抽了。就这样,我和手术室其他医护人员的鲜血,流进了初照明同志的血管里。手术成功了,孕妇得救了,但我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起来,心里却万分高兴!因为是我们的鲜血救活了一位志愿军同志的妻子。

我虽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白衣战士,在战场上却从未给伤员献过血。因为战争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来救护伤员，如果医护人员经常因献血而影响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坚持工作,就会有一大批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护。所以我们医疗队队长李耀先要求大家,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不提倡医护人员献血。没有想到不能到抗美援朝前线去救护英勇负伤的志愿军将士的我,却在后方留守处以一名白衣战士和志愿军妻子的身份,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了一位志愿军的妻子。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在志愿军21军后方留守处的那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当时仿佛就在鸭绿江彼岸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姜锁卿简历：1930年2月出生于山东海阳县。1947年3月考取华东野战军医科大学。1949年毕业分配21军62师卫生所。1952年21军62师师直卫生所。1953年志愿军山东曲阜留守处军医。1955年女兵集体复员，1960年山西雁北地区卫生局门诊部政工干事。1971年山西省轻工厅政治处直至离休。2022年8月12日病逝于太原。

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在金城反击战中，我们六十一师还牺牲了一名女卫生员，她叫马梅君。

1950年6月底的一天，即将在宁海县中毕业的马梅君，听到了解放军在路桥招兵的消息，这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小姑娘，心情非常激动。学校一放假，她没跟在宁海城里教书的母亲打一声招呼，就翻山越岭走了100多里路，赶到路桥。部队同志开始觉得她身材瘦小，不想收她。但马梅君软磨硬求，精诚所至，感动了部队同志，终于把她收下，分配到六十一师一八二团卫生队工作。

1953年春，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在苏南接受强化训练后的马梅君，充满战斗的激情，决心到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去建立功勋。由于部队行动保密，禁止通信，她连给母亲告别的信也没有写。只是把这一切都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部队进入朝鲜后，当地还是一片白雪皑皑。瘦小的马梅君和男同志一样，背着背包、装具、药箱，在敌机的轰炸下，翻山越岭、过封锁线、构筑坑道，接受着艰苦和生死的考验。1953年的夏天，马梅君所在的一八二团担架运输连每天必经的510东沟，就是敌炮火封锁的重点地区。马梅君不分昼夜，和战友们一起，穿过枪林弹雨，运送物资弹药，抢救伤员，一天要往返十几次。真是很难想象，她那柔弱的肩膀，是如何承担这超人的负荷的!

不幸的事发生在 1953年7月19日。当晚6时半，担架运输连利用平时掌握的敌人炮火的规律，全体同志背负弹药、粮食和担架，利用敌打炮的间隙，急速冲过510东沟，把物资送到第一线。不料，敌人打破了往常的规律，突然一阵猛烈的炮火急袭。背着药箱跟在连长后面的马梅君，听到前面有人负伤的喊声，她不顾前后左右不断爆炸的炮弹，冲上前去为伤员包扎。就在此时，一颗罪恶的炮弹，落在她的身旁……

当李启赓等战友冲上去抢救时，小马已经体无完肤地倒在血泊中。敌人的炮击还在继续，李启赓等战友只能含泪就地掩埋了她的遗体。

9天后，朝鲜停战了。整天轰鸣的炮火归于静寂。马梅君这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却永远地凋谢在异国土地上……

后来得知，她是二十一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唯一的女知识青年，她为了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才22岁。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启赓、张浩森等老战友，相继退伍回到了老家。回乡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马梅君烈士的双亲。可是老人们早已离开宁海老家，不明去向。战友们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

直到1997年8月1日,《宁波日报》有一篇《在朝鲜过八一建军节》的文章中，提到了马梅君烈士的名字。于是，张浩森、毛治政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文章的作者林存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从林存球同志那儿得知，马梅君的母亲章师贤老人还健在，现住在宁波福利中心。张浩森、毛治政、李启赓来到福利中心，第一次见到章妈妈。当3人说明是梅君的战友时，老人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指着墙上挂着的烈士证书，一边念叨着梅君的名字，一边不住地擦着眼泪……是啊!44 年了，多少个夜晚，老人就是这样默念着女儿的名字进入梦乡的啊!

见到了章妈妈以后，张浩森等人恨不得立即将这个喜讯传给每一个熟悉马梅君的老战友。此后，又有几位老战友闻讯赶来看望章妈妈。当大家得知章妈妈今年90高龄时,“为章妈妈做大寿”成了战友们共同的心愿。

1997年12月30日，在宁波市福利中心的小餐厅里，6位年近古稀的老战士，扶着这位90高龄的章妈妈，缓缓地在餐桌旁坐定。老人们把桌上生日蛋糕的蜡烛一根一根点燃。融融的烛光，照亮了章妈妈布满皱纹的脸庞，她的眼睛中闪烁着幸福和安慰的泪花…

张浩森、李启赓、马正和、柴得寿、毛治政和王玮是当年和马梅君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们寻找和盼望与章妈妈聚会，经历了44个年头。

打那以后，每逢元旦、中秋和春节,6位战友都要去福利中心看望章妈妈，他们有的带去营养品，有的带上几个小菜，和章妈妈欢度节日。1998年，战友们知道章妈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就与光明眼病医院联系，为章妈妈动了手术，安装了人工晶体。出院时章妈妈的视力从0.1提高到0.8。这下，她清楚地看见了围着她的6个“孩子”的容貌，高兴地说:“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换来了六个孩子!”

马梅君为抢救伤员而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当时，全师卫生干部都以她为榜样，号召向她学习。直到现在，周荣兴还跟我多次谈起马梅君。

戈基回忆：

中朝部队在风雨交加中休整了一个星期后，计划于7月25日发起对敌人最后一次的进攻，我们一八三团担任攻击敌人1110高地的任务。干部战士自6月初接过兄弟部队的防务以来，虽然与敌人经历了许多次战斗，但都是防御战，并没有与敌人直接较量。现在上级命令向敌发起进攻，指战员摩拳擦掌，刀出鞘、枪上膛，都想跟敌人真刀真枪干一场，求战的情绪热火朝天。不知是上级让我到前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材料，宣传报道那些浴血奋战的英雄人物，还是考验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战斗的知识青年，7月25日上午，政治处主任赵明交给我一项任务:代表政治处到前线六连，向青年团员作战斗动员。主任告诉我:“陈鸣九(联络干事)代表政治处向六连党员作战斗动员，已在前指。部队决定明天晚上发起进攻，你现在就出发，下午3点前必须赶到六连。到六连要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区，你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我在后指坑道里待了20多天，没有上前线，没有见到一个敌人。现在，主任叫我上前线作战斗动员和指战员一起战斗，真是喜出望外，我向主任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我上炊事班吃了点东西，带了一包压缩饼干，拿上“五一”手枪就出发了。英雄虎胆，我不是英雄，但胆子很大。我单枪匹马，没有战友同行，到前线的道路、地形都不熟，我毫不畏惧，从510高地小跑似的下了山，很快绕到510东沟，也就是女卫生员马梅君牺牲的地方，通过第一道炮火封锁区，飞步越过883.7高地、天无名高地，进入一条交通壕。这条交通壕直通前沿，有2000多米长。为了防炮，我走走停停，经过两个小时，到达平无名高地。从平无名高地到前沿六连，有一道500米长、不是很宽的山梁，两边山坡很陡，山沟很深。这是我们后指到前指，部队和物资运输必经的交通要道，也是敌人的重点炮火封锁区。我到达平无名高地时，敌人正在猛烈打炮，炮弹落在山梁、山坡、山沟里，

贺龙元帅听取防御情况介绍。

连连爆炸。我不敢冒险前行，躲到一个掩体里，等敌人炮击停止后，再冲过山梁。谁知，敌人没有停止炮击，有的炮弹还落在山梁的交通壕里。我很奇怪，一路跑来，怎么不见我们部队一个同志?这些高地上，有二线一营、三营和后勤运输部队，他们到哪里去了?

2005年5月，时任一八三团后勤处副处长的邹云起同志来家看我时，谈到金城反击战时告诉我:“白天，部队为了防空、防炮，都躲在坑道和隐蔽部，上级命令不论干部战士都不许走出坑道和防空洞。

凡是必经的山垭口、平坦地段、面对敌人的山坡，肯定是敌人炮火封锁的重点。这些地段我军都设警戒哨，通过这些地段时，不论白天黑夜都要服从警戒哨指挥，拉开距离(间隔15至20米)，迅速通过，绝对不能停留。夜晚绝对不能有火光。时间许可，这些地段必须要挖交通壕。我们经常通过一个叫平无名的山头(973米)，尽管敌人炮火日夜封锁，由于挖了交通壕，来往运输40余天，无一伤亡。

人力运输的工具是背架。山地道路崎岖难走，有的地段要爬行，战士每人背50 斤左右较合适，行动比较快速、敏捷，过重则行动不便，易增大伤亡。

人力运输任务急、负担重，日夜不停地运，人员高度疲劳。部分运输人员在途中休息时，倒地就睡着了。

邹云起还告诉我:

平无名高地原是南朝鲜军一个加强排防守，监视着我们510东沟的运输。兄弟部队六十军攻下来后，称它为“加大排”。

战友周荣兴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知道敌人炮击的规律。一天早上，敌人没有打炮，二营四连一排4个战士在坑道外吃饭。排长谢在礼估计敌人即将要打炮，叫4个战士赶快进坑道。刚进洞口，突然飞来一发炮弹，在洞外爆炸。如果不是排长谢在礼叫战士们进坑道，他们就全部牺牲了。谢在礼战斗很勇敢，停战后，立了一次二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1枚三级国旗勋章。1955年，上级还派他回国参加了国庆观礼。1958年回国后，他调机炮连当指导员。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听了他们的回忆介绍，才知道我上前线六连，一路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是因为部队都在坑道和隐蔽部里休息。也才知道通往前沿不能成群结队，要一个一个拉开距离通过，这是团长的命令，谁违反，就是安全通过也要受处分。

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也不知道敌人打炮规律，在掩体里等了很久，敌人的炮击越来越猛。我很焦急，如果再等下去，就不能在3点钟前赶到六连。这样，不仅不能及时向六连的青年团员作战斗动员，影响部队的战斗决心，而且是严重失职，要受到军纪处分。我感到责任的重大，心一横，为了壮胆，掏出手枪，对空打了两枪，就跳进山梁的交通壕，猫着腰，向前沿六连阵地飞奔。跑了一段，突然，对面冲过来一个人，与我顶头相撞。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陈鸣九!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敌人停止了打炮。陈鸣九问我:“你来干什么?”

我说:“主任叫我去六连向青年团作战斗动员……"

不等我说完，陈鸣九就说:“别去了，别去了。上级通知27日停战，我们团不打了，继续坚守阵地，防止敌人进攻。现在，团长叫我赶回来，向后指报告情况。”

失去与敌人战斗的机会，我感到很失望，同时，又松了口气，我想一定是美帝国主义被我们打败，同意停战。我与陈鸣九一道于下午5时回到510高地，向政委王铿、主任赵明作了汇报。

这次，我虽然没有上阵地参战，但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陈鸣九还向王铿政委、赵明主任汇报了前指唐笑宜团长让他传达的一个敌情:志愿军首长分析判断，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前，要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轰炸和炮击，把前线阵地所有炮弹消耗在我方阵地上，来发泄被迫停战的耻辱和淫威。指示部队做好准备，作好隐蔽，避免无谓的伤亡。

果然，不出志愿军首长所料，27日敌人的炮火比过去更加密集，在山头上连连爆炸。由于我们隐蔽在坑道里，敌机的轰炸、炮击，没有伤到我们。坑道里的空气很污浊、潮湿，一片漆黑，我们毫不理会，“你打你的炮，我睡我的觉”，有的卧“床”安眠;有的点起洋蜡玩扑克，有的讲故事、说笑话;有的唱起了民间小调，有的同志还说起了山东快书;俱乐部主任魏景祥大显身手，指挥大家唱起了《志愿军之歌》、《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坑道里欢声笑语，同开文娱晚会一样热闹。

时在前指工作的战友宋锋，2004年来信谈了朝鲜停战前后的情况:

朝鲜停战的消息，团首长已于26日得知，再三督促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炮击，临终咬我们一口。

27日上午9时，我们从电台听到停战协定已签订的消息。报务员对我说:“宋参谋!停战了，今日22时生效。不信你来听听。”我故作镇静地说:“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中午二营报告:“发现敌人行动异常，有敌人离开隐蔽部，到外面弹琴唱歌。”

下午2时，一个新战士说:“报告班长，敌人在干什么?”

我说:“注意监视!”新战士们目视正前方，握紧手榴弹，作好出击的准备。老兵与班排长看到眼前的一切，对真相已知道了一半，但不敢说，相反说:“注意警惕，人员都进防空洞!”

自上午以来，整个战场一片宁静，出奇的静,“停战”二字始终没宣布。直到下午4时，我们奉团长命令，向各营传达指示:“今日晚10点钟全线停战，人人必须遵守纪律。到9点，凡六○以上口径的炮，每门炮各发射60发炮弹。10时一律停止打炮，必须严格遵守停战协定。”大家都已经知道今夜10时停战，可是战士们仍惯常掩蔽在交通坑里，头上还戴着树枝编成的防空帽。

夕阳迟迟不肯落山，938.2高地附近的群山露出它秀丽的景色。

炮兵严阵以待，坚决消灭侵略者。

运  输  战

陈联络、邹云起回忆：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所进行的激烈较量。敌人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从空中到地面,从前沿到纵深,从白天到黑夜,敌人的飞机大炮对我狂轰滥炸,其激烈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有人说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一线战士有充足的弹药,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餐热食以及必需的生活、医药用品,如何及时后送伤病人员和烈士,就成为军、师、团后勤的艰巨任务。

陈联络同志是军后勤军需科副科长,邹云起同志是183团后勤副主任。根据我们的回忆,当时我军的运输工作,共有两种方式:军师——团,是汽车运输;;团——营——连,是人力运输。反向后运也是这样。

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军、师、团后勤)汽车运输是前送后运的主要工具。

随着全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后勤系统的汽车不但数量明显增多，种类也趋于统一,逐步向装备制式化迈进。军后勤当时编制有运输营,内有2个汽车连、1个马车连和相应的修理分队。全营拥有苏式嘎斯 51型汽车100余辆,逐渐淘汰了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日等国制造的车辆。汽车主要用于对各师团部队的前送后运,马车主要用于对军直单位的运输和兵站内部的物资倒运。在人力运输方面,军后勤编制有一个监护连,除担负警卫外,主要用于3个兵站内的物资搬运倒垛和装卸。随着汽车运输力量的增强,军后勤结束了从抗日战争以来一直以人(畜)力为主实施运输的历史,进入了以现代运输手段实施后勤保障的新时期。

1953年7月12日,我们军接替了60军的防务后,随即参加了金城南地区于13日打响的第三次夏季反击战,直至7月27日停战为止。参战部队所需的作战与生活的各种物资,包括武器弹药、主副食、被服装具、油料、药材、营房器材、修理器材、工通化诸兵种的物资器材等,都是使用汽车前送的,伤病人员、烈士遗体、损坏武器装备和战缴物资,从团、师后勤至二分部,主要也是使用汽车后运的。物资前送,最近的起点是负责供应我军的志愿军总后二分部所属的第 17(驻淮阳)和第9(驻洗浦里)大站,至我军一线师、团后勤单位均在100公里以上,往返大约300余公里。为了适应反击战的紧迫需要，此次汽车运输是统一组织多级实施的。参加运输的有二分部汽车团的车辆,军后勤的车辆,还有炮兵团、高炮团的部分车辆。分部的汽车一般将物资运达军、师后勤的兵站,军后勤的汽车将物资从大站和军兵站运达师、团后勤,炮兵团、高炮团的汽车均为自运弹药(其它物资由军后运送)。

由于统一组织实施运输,各级后勤同心协力,全体后勤兵,特别是运输兵的积极努力,与敌人破坏、自然灾害等各种困难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前送后运任务。为保障部队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歼灭地面守敌李伪军一部,向敌方扩展了阵地,迫使美李集团不得不在停协定上签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汽车运输的最大威胁是敌人破坏。在夏季反击战期间,制约汽车运输有两大因素:一是自然灾害,当时正值夏日雨季,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北汉江(纵向)金刚川(横向)水位暴涨,洪水冲毁了公路和桥梁,给汽车运输带来很大困难;二是敌航空兵、空降兵、炮兵的封锁与袭击，小股敌人的破坏和袭扰。上述两种破坏因素虽然同时并存,互相交织,但比较而言,对我汽车运输威胁最大最经常的,还是来自敌人的破坏。

敌人的飞机(包括直升机)天天在我军前沿阵地后方的上空出没,低飞盘旋侦察,发现我后方目标一—人员、车辆、桥梁和配置地域等,就进行疯狂的攻击。敌机的活动,白天最猖狂,天一亮就来,一天好几拨,直到黄昏为止。雨天和大雾天,因受气象影响,能见度很低，敌机来的较少。夜间,敌机也经常窜入我军后方上空,一是进行非固定袭击,当发现灯光、火光,或在地面敌特的指引下,立即扫射和投弹。二是实施固定封锁,从大站至我一线师,在公路铁路连接点、公路交叉点、北汉江渡口、金刚川渡口等地,有敌机封锁区5、6处,每天夜间,敌轻型轰炸机,多批飞临封锁区上空,先打照明弹,然后盘旋侦察，发现汽车、马车、桥梁、渡口后,便开始水平轰炸和扫射。破坏我交通运输线的敌机,有时还在公路上投掷定时弹、蝴蝶弹和三、四角钉,妄图阻滞我运输车辆行进。

夏季反击战期间,我师团后勤都是配置在原交防部队的配置地域,防护工事完备,但都处于敌火炮射程之内,师后勤的兵站和前送后运道路的一部分,有时也遭到敌远程火炮的袭击。敌炮袭击,多为固定封锁。61师后勤配置地域附近的新村沟口,就是敌炮固定封锁区。该处两山夹一沟,是向各团实施汽车、马车运输的必经之路;在山口的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较大河流,河床较宽,地势平坦,隐蔽条件差。敌对此处每天炮击三次,每次5-10分钟,不管有无车辆通过,一到时间就开炮,对我汽车运输构成了较大的威胁。类似这样的敌炮封锁区,在一线师的后方地域内,还有好几处。此外,敌人还采取固定封锁方式,如发现了我汽车的活动目标,就机动炮兵火力,实施突然袭击,常使我运输分队受到意外打击和损失。

我军汽车运输,除受到敌航空兵和炮兵的袭击外,还有小股敌特在我战术地幅内,搜集我军交通运输情报,给敌航空兵和炮兵指示目标,直接破坏桥梁和袭击运输分队,也对我军运输构成一定的威胁。

针对敌人对我汽车运输线的封锁和破坏,我们采取如下办法,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1)汽车运输转入夜间进行。通常在黄昏后出车,天黑时进入兵站装卸场。兵站在白天做好物资装车分垛,确定装卸台的使用,安排好装卸人员，准备好装卸工具,车辆一到就能立即装车。汽车分批到达兵站沟口后,按兵站派出的调整哨指挥,闭灯驾驶,进入各个装卸点。在装载中,严格灯火管制,遵守防空纪律,如遇空袭,则听从兵站人员的统一指挥,就地疏散隐蔽和消除袭击后果。装载完毕后,汽车分队通常以班组编队行车,要求深夜到达师后兵站(有时到团后勤)，卸载后迅速返回,于拂晓前到达驻地,检查车辆和搞好伪装后,驾驶人员方能食宿休息。有时为了完成特别紧急的运输任务,我们也利用阴雨天、大雾天气白天进行抢运。汽车运输转入夜间进行,不仅发挥了我军善于夜战的特长,而且避开了敌人航空兵和炮兵的优势,大大降低了车辆、物资的损坏率和人员的伤亡率。

(2)设置防空观察警戒哨。汽车运输和其它许多后勤工作转入夜间进行后,如何在夜间战胜敌航空兵袭击破坏成了紧迫课题。当时,我军后勤学习了交防部队的经验,并根据自己的实践,采用了设置防空观察警戒哨的办法,军后勤至师后勤之间交通运输线上的防空哨,由军司令部统一部署,由下属各部(分)队具体实施。军后勤运输营配置地域的防空哨,由该分队按照后勤部的计划自行派出,3个兵站的防空哨,由配属给他们的监护分队派出。防空哨的基本任务:一是对空观察监视,及时发现敌机;二是鸣枪报警,维护防空纪律;三是敌机飞走后,敲音响解除警报,指挥车辆通行。有了防空哨,一般情况下,汽车司机便可开灯行驶,一旦听到防空警报,立即闭灯,就地疏散隐蔽和整理伪装,有的还开进掩蔽工事,敌机虽然发射了照明弹,但也看不清地面的车辆,只得转一圈或盲目投弹、扫射后飞走完事。敌机飞走后,我司机又开大灯继续驾车前进。

在敌炮封锁区,各师团也派出了防炮指挥哨,设以固定封锁区的两端,依据敌炮封锁规律,指挥汽(马)车通行。当敌炮快要开始封锁时,我指挥哨发出停止前进的信号,命令车、马、行人停止前进,

后勤人员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将各种物资运送到坑道。

当敌炮封锁结束时,再发出解除警报信号,指挥车马行人快速通过封锁区。

有了防空哨和防炮指挥哨,我全体运输人员特别是汽车驾驶员，心中有了底,胆子更大了,士气更高了,战胜敌机敌炮封锁和完成运输任务信心和劲头更足了。

(3)构筑防护工事,进行严密伪装。为了减轻敌机(炮)袭击后果,不仅后勤人员构筑了防护工事,就连车辆也要在驻地和道路两侧的适当位置充分利用地形,构筑防护工事,主要有车辆掩体,还有少量的掩蔽部。除防护工事外,汽车和马车严密伪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丝一毫也不能疏忽大意。金城反击作战期间正值夏秋之交，草木茂盛,无论行驶和停驶的车辆,大都用树枝和苞米杆等进行伪装,极少数车辆用制式伪装网,只要同周围环境的色调保持一致,就能收到良好的伪装效果。执行去师、团后勤任务,若因车辆抛锚或时间关系无法当夜返回驻地,由师、团后勤协助防护与伪装。有一次军后勤的一台汽车前送物资到达183团后,天已快亮,来不及返回,该团后勤处领导亲自指挥仓库人员协助汽车驾驶员将车辆停到防炮掩体里,加强了伪装,并安排了驾驶员吃饭与休息,白天虽遇敌炮击,但车辆安然无恙,第二天夜晚驾驶员高高兴兴地驾车而归。构筑工事与伪装,工作量很大,而且非常麻烦,如汽车上的植物伪装,每天或两天就得更换一次,工事上的草皮也要适时除旧换新,有些路段甚至连汽车轮胎印子也要及时扫掉,这些细致而繁重的工作,全靠驾驶员(每车编制2人)去完成。驾驶员们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个个爱车如命,不怕苦不怕累,运输、构工和伪装任务都完成得很好。

汽车运输的主要难题是通信联络不畅。夏季反击战期间的前送后运,由分部、军后勤、师后勤、团后勤4级统一组成的。分部的汽车将物资从17和9大站直送军、师后勤的兵站,军的汽车将大站和军兵站的物资直送师、团后勤,所有前送物资的汽车都有后运伤病人员、损坏武器装备和战缴物资的责任,这就有效地克服了运力不足的困难,减少了装卸环节,有利于及时完成前送后运任务。多级统一组织实施汽车运输,要求有坚强的统一指挥,有良好的通信工具构成上中下顺畅的联络渠道,各级后勤内部包括后勤机关、运输分队兵站(仓库)、监护(装卸)分队等,也需要有良好的通信工具作保证。可是,当时通信工具很落后,数量也少,运输的组织指挥困难很大。拿军后勤来说,当时装备了无线电台一部,有线电话总机一部,各科、兵站、汽车连、监护连等均配备了电话单机。但由于通信设备陈旧,线路质量欠佳,上对总后、分部、大站,下对师、团后勤,通信联络非常困难,特别是白天,干扰大,听不清。主管物资供应的业务部门很难掌握物资前送和消耗情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1)派遣驻站代表。军后勤军需科派出数名科员(王秀彦、王云、薄文义等)进驻负责供应我军的几个大站(如17、9大站),专门负责联络工作:一方面同大站及其分站(仓库)当面交涉事宜,要求他们按我们带去的物资分配计划实施前送,掌握物资前送动态;另一方面用大站或分站的电话同科里取得联系,将每天的物资前送数量、单位和汽车台次等情况,于当日晚上和夜间向科里汇报。科里有何要求和新的情况,告知驻站代表,由他们及时向大站转达,调整与修改物资分配计划。有了驻站代表,不仅可以减轻大站人员打电话的负担,减少军后勤给大站打电话次数,而且所有的粮食、蔬菜及其它副食品用品、厨房用具等等,都要从祖国运来供应部队,因此工作特别繁忙,动用汽车多,情况变化多,电话多。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改变被动局面，当时军后勤军需科将正副科长、审计、会计、出纳等人组织起来,昼夜值班,担负着下列任务:一是向运输科了解近日前送物资的车辆安排;二是向军的兵站了解当日物资装卸情况;三是接受驻站代表的汇报;四是通知有关单位做好接收物资准备,搜集物资到达情况;五是定期向部首长作物资前送情况的综合报告。由于工作任务繁重,通信设备少质量差,打电话非常困难,但是值班人员不畏艰辛,昼夜奋战,就像火线送炸药包那样,前赴后继,第一个值班员嗓子叫哑了,第二个、第三个马上接上去,竭尽全力把电话打通,保持对上对下的联系。

(3)使用多种通信手段。当时使用的通信手段主要是有线电话通信,同时还以无线通信、摩托通信、步骑通信和便车捎信等手段加以辅助。无线通信主要对总后、分部和各师。有线通信使用较为普遍,虽然数量少质量差,但我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采取“人海战术”、“迂回战术”对待之,也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如驻站代表给科里打电话打不通时,业务值班室给师兵站打电话打不通时,就请有关业务部门代转,甚至把电话打到部(处)长那里去,往往也能解决实际问题,在夏季反击战期间,我们还采取了汽车捎信的办法。当时往返车辆多,捎信比较方便,我们就经常托汽车连的骨干人员给驻站代表、各师兵站和直属团后勤,分别捎去物资申请与分配计划,物资接收凭据,沿途敌机敌炮封锁破坏的新动向等,弥补了正规通信手段的不足,及时解决了信息传递问题。

汽车运输还有一个棘手之事是物资交接不清。夏季反击战期间,物资前送量大,品种多,时间要求急。为了适应部队的这一需要，充分发挥汽车的作用,我们采取了多级统一组织、将物资按级或越级送达下属部队后勤,一改过去长期实行的以下级向上级请领和自运为主的做法。这样一来,在物资交接环节上产生了新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上级的发出数与下级的接收数不相符合,非多即少,综合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完全符合和基本符合,这类大约占五分之二,如61师183团后勤就属于此类;二是接收数多于发出数的,这类单位约占五分之一;三是下级接收数少于上级发出数,这类单位较多,大约也占五分之二。问题出现后,军后勤首长召集有关业务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分析研究,找出了如下原因:一是敌人封锁袭击,物资在装(卸)车时和途中遭受损失,或来不及反复核对;二是接收物资单位多,翻号、代号多,驾驶员一时没有搞清;三是部队刚接替任务不久，驾驶员不熟悉地形道路(特别是叉路口)而弄错了地点;四是“三联单”制度执行不严,有的字迹模糊不清,有的在途中丢失;五是运输途中物资被别人“顺手牵羊”或转入他人之手。为了杜绝上述问题的继

我军缴获的部分武器。

续发生,采取了以下措施:

(1)严格执行“三联单”制度。并加强驾驶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增强了驾驶员的责任心。随着“三联单”制度执行状况明显好转,物资在途中受损和丢失现象也大为减少。

2、加强押运工作,做得也有成效。但是,当时车队多,运达地点多,押运人员无专职编制,矛盾异常突出。为此,军后勤决定,从运输科、军需科、兵站等单位又抽出数名干部,临时参加押运工作。随着押运队伍的扩大和驾驶员责任心的增强,物资前送的安全率和到位率大大提高,不仅能直接如数取回物资收据,而且为今后物资交接手续走上正轨积累了经验。派出去的押运带车人员,还要兼做一项工作,即查看途中路标设置情况,有的路标指示牌时久失修,或被敌机打坏,有的方向指示不准(敌机炸的),有的字迹模糊,有的叉路口未设指示牌,发现这些情况后,当即建议附近的防空哨及时修复,并由军后勤要求司令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汽车运输顺利进行。

(3)统一思想,认真清查。要想在缺乏凭据或凭据不全条件下，做到上下级物资收支状况相吻合,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闹不清。当时军后勤首长指出,要想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从统一思想入手,然后采取认真清查的步骤。要求各级后勤都要从大局出发,祖国人民生产并运到朝鲜战场的一根针、一条线、一粒粮、一棵菜,都是用血汗乃至生命凝成的,我们的责任只能是把它全部用到部队作战和生活上去,当前就是要用全部效益保障反击战的胜利。这是大局。我们不能只想本部队、本单位的利益而把大局置之度外,各级后勤和有关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清仓查库,核对帐目。由于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共同努力,查清了一批“无头案”,找到了一部分“下落不明”的物资,对错的作了纠正,对多收的部分也补办了手续。将要列入“战损”项目报销的数字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基本接近实际水平。

夏季金城反击战中人力的运输(团后勤——营——连队)。

1953年6月,军部率61师、63师两个师进入朝鲜“三八线”东海岸鱼隐山前线,配合兄弟部队进行金城反击战。邹云起所在的183团阵地全是山地,山高路陡,有的地段空手都难以通行,由团后勤至一线连队的运输完全靠人力背运,其困难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一是勘察选择道路。在兄弟部队的帮助下,道路尽量选择在面向敌人的反斜面,使敌人不易观察到我们,炮火不能直接打着我们，以减少伤亡。

二是修山路。这里所指的修路是指遇到悬崖或是其它无法通过的地段,必须修筑梯式登道或用树木架起栈道。

三是掌握敌人空袭和炮火袭击规律。初到“三八线”,对敌机尤其是炮火袭击不知道规律,常常被动,出现伤亡。经过7-10天的摸索才知道敌人早8点至12点袭击猛烈,12点至14点袭击减少,14点至18点左右猛烈,18-20点又减少,21点左右打一阵子以后至次日7点只有一些零星射击。当时战士们开玩笑地说:敌人是早7点起床,8点上班,12点吃饭,21点休息。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人力运输非常重要。应该提及的是,越往前沿,敌机的威胁越小,加之山高、林密,人员较易隐蔽,所以,一线人力运输主要的威胁是敌人的炮火。

四是挖交通壕。凡是必经的山垭口,平坦地段、面对敌人的山坡,肯定是敌人炮火封锁的重点。这些地段我军都设警戒哨,通过这些地段时不论白天黑夜都要服从调整哨指挥,拉开距离(间隔15-20米),迅速通过,绝对不能停留。夜晚绝对不能有火光。时间许可,这些地段必须要挖交通壕。我们经常通过的一个叫做平无名的山头(标高973米),尽管敌人炮火日夜封锁,由于挖了交通壕,来往运输 40余天,无一伤亡。

五是充分利用夜暗和月光。

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制空权又不在我手中,充分利用夜暗运输相对安全得多。而利用月光又比黑夜工作的效率高得多;特别是农历十五前后,月光能见度较强,要尽量利用。白天好好休息，夜晚加紧运输。当时运输队员流行的说法是:“白天,敌人你打你的炮,我睡我的觉。晚上就是我们的天下。”

当然如战事紧张,那就不受白天黑夜的限制了,要以保障战斗急需为准则。

六是负荷量及准备工作。

人力运输的工具是背架。山地通路崎岖难走,有的地段要爬行，战士每人背50斤左右较合适,行动比较快速、敏捷,过重则行动不便,易增大伤亡。

朝鲜战场除弹药外,物资大部露天存放。待运物资,白天提前按“人份”准备好,每到一人背起就走,绝不能像平时那样集中分发。到达目的地时,接收也是如此,放下物资就离开现场,到坑道或隐蔽部休息就餐。就是说,不论是运输或是别的活动,人员尽可能不要群集,团后勤,在一天傍晚,开饭时间,约有30人围着炊事班打饭,这时恰巧敌人一发炮弹打到人群中,共伤亡24人。

七是后运问题。

“三八线”防御战,后运的对象主要是伤员和烈士。一般情况下伤员多用担架由2人抬运,有的路段无法抬运,则采取背运。沿途要倍加小心，照料伤员,争取时间,尽快把伤员送到救护所。

背运烈士,要有人替换,能用担架的尽量利用担架。要做好背运人员的思想工作。把烈士后运负责到底。

八是关心运输人员的生活与健康。

人力运输任务急、负担重，日夜不停地运,人员高度疲劳。部分运输人员在途中休息时,倒地就睡着了。加之夏季,人员消瘦,肠胃病多。因此,搞好运输人员的生活保障,关心他们的健康,至关重要。每天出发前应有一餐热食,途中要携带足够的干粮和饮用水。到达终点,最好能有一餐热食,条件许可,让他们休息后再担负后运任务。

九是及时评功评奖。

朝鲜战场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朝鲜战争打的是运输战。”这话虽不够全面,但也不无道理。就是说,我们的战士只要人有粮、枪有弹,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运输工作是极其艰苦、劳累的。当时有的分队轮到担任运输任务时,大多有发怵之感。原因有二:一是人员高度疲劳;二是伤亡不比一线连队少。有的战士情愿守坑道阵地而不愿当运输队员。因此,适时评功评奖以鼓励士气,是十分重要的。

十是关于运输工具。

朝鲜战场人力运输的工具就是木制的背架。其优点是可就地取材,制作方便;背在身上贴身,爬行、跳跃,快跑均可;背起,放下也方便。缺点是份量较重,吸水性强,坚固性差。

从缴获美军的背架看,比我们先进。他们的背架是工厂制造,质地是铝质或是硬塑料的,份量轻,不吸水,结实耐用。其形状与我军的近似。

谈判双方参谋人员标绘军事分界线地图。

战斗在“三八线”上

戈基回忆：

1990年，我采访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张振川创建民兵训练基地事迹时，他告诉了我1952年在朝鲜开城前线一次反击战促进谈判的一段经历:

当时我在六十五军x团当团长，部队坚守在开城以东，停战谈判地点板门店以南的诸高地，跟敌人只隔一道沙川河。河东西场里，有个叫北山的高地(又叫红山包)敌人占领着。谈判中，美国佬蛮横无理，说那山包是他们的。敌人的气焰，配合谈判，上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北山，把我们的阵地推进沙川河。开始，友军攻击，没有成功。军里把任务交给我们团。我听说兄弟团没有攻上去，被美国飞机大炮打伤打死一大堆:“他妈的，我非要攻上去，把它夺下来!”夜里,我带了几个营长，渡过沙川河，钻了好几道铁丝网，看好地形，选好进攻道路，经过充分准备，于12月2日开始反击，连续争夺了5昼夜，拿下北山。第六天，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配合下，疯狂反攻，防守的六连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又占领了北山。我气得眼里冒火，乘敌立足未稳，白天组织反击，重新夺回了阵地，打得敌人认输，不敢再打。

由于是在谈判地点板门店旁打了胜仗，教训了美国佬，志愿军十九兵团打电报到开城前线向我们祝贺。可是，军长王道邦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身为团长，不该自己过河，爬进敌人铁丝网去看地形:“碰上地雷炸死你!还能打什么仗?”二是白天反击太冒险，敌人有空中优势，飞机来轰炸怎么办?简直是胆大包天!军长大声问我:“你打了那么多炮弹，一发炮弹七两金子，你知不知道?”

我身为团长，当然知道。我是计算好了时间:敌人占领阵地，飞机刚回去，坦克也下了山，飞机坦克再出动，起码得过两小时。我就抓住这个战机，在炮兵部队的密切配合下，白天发动反击，猛冲上去，消灭了敌人，迅速夺回高地，还抢救了部分伤员。

战斗结束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指导员乔冠华把我叫去汇报了一次。说这一仗打得好，谈判桌上美国代表垂头丧气，我们扬眉吐气。李克农、乔冠华还请我喝了茅台酒，用小车把我送回来。仗打得不错，一连、四连、五连、九连和二营立了一次集体一等功，六连立了集体特等功。

板门店位于朝鲜半岛的中西部，在北纬“三八线”以南五公里处，距朝鲜首都平壤 168公里。当时只是一个小山村，因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小杂货铺而得名。朝鲜军事分界线经板门店中心而过，向东西两方延伸，全长264公里。这条军事分界线将沿线的8个郡、122个村庄一分为二，成为朝鲜半岛分裂最具象征性的地方。朝鲜停战协定就要在这里签字。

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了起来，专程前来采访这件“头号新闻”的世界各地的记者有200多人。昨天这里还是一片平整的广场，中、朝工人经过7个小时的奋战，在这里搭起了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使外国记者感叹不已，跷起大拇指说:共产党人办事效率真高，没想到一夜间竟从地下钻出一幢崭新的建筑。

大厅内部布置得庄重实用。按事先的商定，朝中方面人员出人西门，“联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同时公布了内容包括5条63款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和有关附件的全文。

根据协定，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即7月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而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他条款，亦一律于停火的同时开始生效。一切军事力量、供应和装备将于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内从非军事区撤出。

当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27日上午，板门店代表团在签字同时，前线还在激烈炮战。炮弹在掩蔽部、山头、坑道外连连爆炸，把我们通往前沿的交通沟几乎都炸平了。

到傍晚，中朝部队接到通知:朝鲜停战已达成协议，双方代表于板门店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并于当天平壤时间22时生效……命令要求部队在傍晚21点到22 点把阵地上的炮弹全部还击敌人。这消息使前线、后方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特别是金城前线的指战员兴奋异常。

18 天前，我军向盘踞在这一带阵地上的敌人发起了强大的反击战，并歼灭了大量敌人，完全占领了这片阵地。我们从接过这个阵地起，日日夜夜和敌人拼杀搏斗，一直没有离开这些山头，我们胜利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多么令人骄傲和自豪!毛泽东把美帝国主义比做一只纸老虎，志愿军把美国兵比做“少爷兵”。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美国兵既怕死，又怕苦。他们打仗，不是靠勇敢，而是靠武器。在前线阵地布满了坦克，各种火炮，炮弹堆积如山。现在要停战了，他们不愿把炮弹遗弃在阵地上，更不愿耗费人力、物力把它搬回后方，决定在停火前，将所有的炮弹倾泻在我方阵地和朝鲜的土地上，来发泄他们失败的耻辱，最后显一显他们的“威风”。

晚上9点，敌人便发疯似的向我们全线开炮，地动山摇，一片火海。由于我们部队预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手，因此，都进入坑道、猫耳洞作好隐蔽，对敌人的狂轰滥炸，不予理会。到21点半，敌人的炮弹渐渐稀弱，看样子，他们的炮弹，都快打完了。炮击中，不见我们的动静，以为共军伤亡惨重，那些“少爷兵”就停止了打炮，还在阵地上欢呼、跳跃，庆祝“胜利”。就在这时，横贯朝鲜中部200多公里长我方阵地上的炮火，怒吼起来，成吨钢铁，呼啸着撕开黑沉沉的夜幕，急风暴雨般地倾泻在敌人阵地上，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过去，敌人曾一再吹嘘他们的“炮火威力”，而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敌人阵地全部淹没在火海里。炮手们兴奋得一边发射炮弹一边呼喊:“让强盗们尝尝我们的炮弹吧!”打得敌人龟缩在掩体里，连气也不敢出。而我们前沿的指战员，则走出掩蔽部、战壕，观看敌人在我成批成排炮弹袭击下四散逃窜、鬼哭狼嚎的情景。

时在前沿的邹云起、许成基、宋锋、刘殿荣、周荣兴跟我谈起停战那一刻，我军强大炮火还击敌人时，都说:“当时几乎忘了对面山头是敌人，忘记了我们是在跟敌人作战，而悠闲自在地观战;看着敌人在我炮火打击下，被炸死、炸伤和四散逃窜的情景，兴奋得心花怒放……"

一八三团战友潘泓在他的回忆文章里生动、形象地记述了停战前敌人在我强大炮火打击下的惨状:

“7月27日上午9时，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了，双方都以最快的速度向火线上的官兵传达，我们连接到正式通知大概是11点钟左右。通知规定停战协定的生效时间是当晚10点钟，并要我们在7月30日晚9点钟以前撤出阵地，后撤2公里。

下午6点左右，邢副连长叫我通知六○炮班的胥斌班长带人来把弹药库里的六○炮弹全部领去。我那时担任连部的文书又兼军械员的工作，我知道我们连接收阵地时从兄弟部队的手中接收下来的美制六〇炮弹应有300多发，而上级命令我们大后天(30日)后撒时不能留武器装备在阵地上，如果有，以后被查出来还要承担违反停战协定的责任。我想邢副连长是否想利用今天晚上将这个‘包

中朝战友并肩守卫西海岸。

族’甩掉，一来可以让大家出出气，二来又免得大后天撤时费力气，还可腾出手来帮助我们后边的重迫击炮营战友们将装备运出非军事区。

晚上9时30分，遵照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我前线大炮都轰隆轰隆大响，将炮弹射向了对面敌人的阵地上。我们连的300多发美制炮弹，也发射在美李军他们自己的头上。一会儿就干掉了几十发，真是痛快极了。开始阵地上的美国兵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下子让我们揍得嗷嗷叫起来了。我们看了拍手叫好。”

我军万炮齐发向敌人还击时，我们团后指的干部战士也都走出坑道，上510高地观战，只见我方各种火炮的炮弹排山倒海似的落在敌人前沿阵地上。尤其是喀秋莎(当时苏联一种较先进的火箭炮)炮弹像火龙一样一条条飞向前方，打得敌人无声无息。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满天飞舞，五彩缤纷，像节日焰火晚会一样壮观。我们情不自禁欢呼跳跃。

我站在高地上观战，心情异常激动。当时我不是作家，是个刚学习写作的团新闻干事，无能用笔墨描述当时的战争奇观。在敌我交战炮火连天的前线，如此悠闲、如此潇洒、如此镇静，观赏世界上头号美帝国主义被我军打得人仰马翻、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下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现在，我是个从事50多年创作的军旅作家，但文思枯竭，无力来追写那绚丽多彩、大快人心的战争场面。我感到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战争奇观，不会再有像我这样经历的作家。因此我非常珍惜那次机遇，那次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它常在我眼前浮现!

时间一秒一秒地走动，我军的炮火一秒一秒地加速袭击。现在终于到21点55分了，再过5分钟就要停火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紧紧地盯着表针指向的位置，58分、59分，10点整!分秒不差，就在这瞬间，炮声戛然而止，整个战场一下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长时间处于枪炮轰鸣声中的听觉神经一下子产生了寂寞之感。听惯了“战火交响乐”的人，猛然来到这连自然音响也没有的环境里，就像由喧闹的市中心，突然来到了偏远的山林，很不适应。静，异常的静，静得让人发怵，静得让人难以相信，仿佛失去了知觉。

在万籁俱寂中，我听见了“吱一吱”的虫叫和“知了--知了”的蝉鸣声。

“知了”什么?“知了”已经停战。它们都知道不会再遭受炮弹的袭击，从九死一生中存活下来，而发出鸣叫。

我们顿时又欢腾了起来，大声欢呼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一个多小时后，同志们才渐渐离开，回坑道安眠。我和政治处的几位同志还留在高地上，尽情享受这和平的“美好时光”。

月亮在高空露出了笑脸，星星在天上眨眼。凉风扑面而来，感到特别舒畅。寂静中，我仿佛觉得510高地越来越高，几乎碰到月球，见到月宫里嫦娥为和平舒广袖。我忘了什么时候离开510高地回到坑道里休息，只记得夜里激动得没有睡觉。

第二天，天刚黎明，我走出坑道，又登上510高地，环顾群山，周围还是一片寂静，寂静中我听见了小鸟在歌唱它们的新生。东方发白，云雾退尽，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前线阵地上美国兵、李伪军在抬尸体，抢救伤员。这是我在朝鲜战争中看见的最后一幕。

就在这一天，7月28日，平壤市各界人士数万人隆重举行庆祝朝鲜停战实现大会。会场上彩旗飞舞，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他号召全朝鲜人民为了达成祖国统一，在“一切为了加强民主基地，恢复和发展战后人民经济”的口号下继续努力。

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历史功绩，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会举行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同时，对于长期战斗在朝鲜半岛上的志愿军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有功人员分别授勋，给予了崇高的荣誉。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巾帼英雄。

“有理、有利、有节”——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斗争

陈立华回忆：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3年英勇卓绝的战斗,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侵略,取得了停战的胜利。

当时,我任志愿军62师保卫科长。我于1954年7月奉命去朝鲜开城板门店执行维护停战协定的任务,分配到军事停战委员会第二联合观察小组任中方组长。观察小组的驻地在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部附近。从此,就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我方秘书长的指导下和人民军的协助下,独立担当对敌斗争的任务。

观察小组配备了两台柴油发电机,大小无线电台各一部。机要组配有译电员和报务员。还配有参谋、技术书记、司机以及英语、朝语翻译数人。我们观察小组所辖地段:东自朝阳江,西至北汉江的一段,共约30平方公里。为了工作方便,配备我们卡车、吉普车数辆。工作及斗争对象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及南朝鲜派到北方(我方)的间谍、特工。还有从海上、陆地非法进入非军事区从事破坏活动的坏人。一旦发现或捕捉到上述坏人,我组全体人员出动,迅速查明一切情况,上报到开城我方秘书长那里。所以小组人员要随时保持警惕。

对于双方人员进入非军事区搜寻战争时遗留下的尸体,也必须经双方观察小组同意,并经双方秘书长的批准和带有特别标志后方可进入。

为保证观察工作的安全进行,在每次双方会晤的前一天,由民政警察二、三十人,在观察小组进入非军事区和会场的道路上检查，证明路面和会场没有爆炸物时放哨严格看守,待双方观察小组人员全部到达会场后,方可撤走上述岗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安全,由对方人员负责。这也是双方秘书长达成的协议。

我组第一次同对方观察组的会晤,是以通告更换组长为主要内容。同时互通地区情况。到达会场后,双方将自己任组长的身份证件交给对方一阅,在互交互阅后,各自退还对方。如遇对方提出问题出于意料而当场不便回答时,我方则以休息10分钟为由,就可以自动退出会场。待同朝方代表商定好回答方案并确定翻译人员后再回到会场继续与对方会晤。我到任后的第一次会晤时,发现台湾国民党军队派一人给美军充当记录。当我和他目光对视时,他低下了头。我一眼看出他是中国东北省份出生的国民党军人,是来收集军事情报的。他坐在会场第三排的矮凳上,我们坐的是皮背椅,可见他是美军小组地位低下的随从人员,更无发言资格。这次会晤,还遇到美方的汉语翻译翻不成句子,他不好意思的脸红了。当与我们目光对视时,他更不好意思了,干脆笑着把翻译稿从桌面上推到我面前,那意思是说:请你看吧!他这个工作态度还是好的。

观察小组工作是很艰苦的。有时认真忙了一阵,却变成了笑话。我记得这样一个例子:一天深夜,我们听到辖区内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声,通常认为是敌人的破坏行为。于是,全组人员带上小型电台,乘车到现场查明情况,收集证据。遍地搜寻的结果找到了被炸碎的肉块和斑斑血迹,但就是找不到人的尸体。正在分析研究时,有个参谋灵机一动,把碎肉片放在嘴里品了品味道说:“是野猪踏上地雷爆炸的。”他说,野猪肉和血是带甜味的,人的肉和血是带咸味的。于是，肯定了爆炸声是由于野猪踏响地雷,非人为的“事故”。

一次深夜,辖区内我方巡逻组遭到敌方潜伏的凶手袭击,当场用美军军用刺刀刺死我一人,刺重伤后并被劫持到敌方一人。事发后，军事停战委员会我方秘书长发来急电,令我迅速赶到,认真查明情况,与敌人严肃斗争。我带上翻译乘敞篷吉普车,在冬季的风雪之夜驰向出事现场。天亮时,对方小组人员也赶到现场,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尖锐的斗争。

我方:昨夜,你方人员越过军事分界线向我方巡逻队突袭。当场刺死我方人员一人,另一人刺成重伤后被你方劫持去南方。现场有尸体和被劫持到南方伤员滴向你方的血迹。我提议:双方摄影人员拍下照片(双方拍了照)后再答复。

对方:据我方所知,我方没有人员越过军事分界线,更没有刺杀和劫持你方人员的事情。

我方:现场有我方巡逻人员被你方凶手用美军刺刀刺伤后劫持去南方的斑斑血迹,并一直滴到分界线南侧。我方要求你们立即送归我方被劫持的人员,并严惩破坏停战协定的肇事凶手。请你方回答我方提出的问题。

对方:据我方观看,这不是血迹,是红色的锈斑,没有你方指责的事情发生。

我方:这个现场,有我方被你方刺死人员的尸体和被你方刺伤后被劫持人员所滴到你方地区的血迹,证据确凿;你方凶手所用的刺刀也在,在此明显的事实面前,你方是抵赖不了的。

对方:又重复上述抵赖的话。

我方:我方对你方无理抵赖的态度提出抗议。

对方:无表情地默不作声。

此时,已近黄昏,双方都不愿在非军事区久留。

我方:我方将保留继续揭露你方破坏停战协定罪行的权利。我提议,因时近黄昏,今天暂时休会。

对方迫不及待地返回军事分界线南侧,暂时逃脱我方指责。

我在上述观察小组工作时期,似此斗争不止这一次,每次双方态度都很严肃。

1954年,周恩来总理从日内瓦开会返回。就对敌斗争问题作了指示。大意是改进对敌斗争中过于严肃和方式生硬现象。联系我们工作实际,在思想上做了些准备,如敌方主动伸手时,我们可以握手;敌方笑着向我示意时,我们也以笑对待。在此后的一次会晤中,当会晤结束,行将返回各自驻地时,对方含笑提出合影要求,我们同意。于是美方人员依照他们的身份,迅速地排好了队,摆出合影的架式,他们十分高兴。从我保留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们高兴的样子。笑得最好、表现最高兴的是美方人员。如果不知情况,还以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亲如一家人哩!我常持这张照片,回忆那段有意义的生活。

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斗争中,我们体现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也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对方不进行挑衅,我们以维护停战协定的大局为重,冷静对待对方的发言。

1954年秋,我们志愿军维护停战协定的观察人员将要撤离了，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由朝鲜人民军代表独自进行。

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军团长,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将领,他对我们观察小组的工作非常支持,我们小组的住房就是他派人修建的。我们小组的车队到我们辖区任何地方他都给予方便。他差不多10天左右就要来我们小组驻地看望一次。1954年的初冬,我们志愿军参加观察小组的人员要撤离了,他对我们进行热情的欢送,还赠送我1支美造卡宾枪作纪念。

我们志愿军同志离开观察小组那一天的情景,令我一生难忘,我们几乎都是在哭泣中相互道别的。

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次忆起当年在观察小组工作的情况,都深刻地感到: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对他们刺激和不刺激是一样的。朝鲜战争的实践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的捣乱、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维护和平,不受欺凌。

志愿军回撤前向烈士告别。

巍巍青山埋忠骨——朝鲜战场修建烈士陵园纪事

涂俊诚回忆：

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打了3年的朝鲜战争，停战了。1954年春,志愿军六十二师随军撤离三八线战场，转移到朝鲜东海岸安边沿海一线坚守海防。

这时我任师司令部队列科长，与政治部联络科袁光亚科长，共同执行了一项特殊任务，组建陵建大队再赴前线·搜集烈士遗骸，建立烈士陵园。

受领任务

1954年5月初某天上午,我与袁光亚科长奉命到孙云汉师长施义之政委处,师长向我俩传达军转达的志愿军常委关于组建若干个陵建大队，修建烈士陵园的指示。我们军组建一个，决定由我师负责。经师党委研究决定由我俩去执行这一任务(涂为大队长袁为政委)。师长还对着地图指出执行任务地区的位置与路线,要求5月10日前开展工作。施政委接着说:战时因情况紧急,部队调动频繁，来不及对烈士很好安葬,现在停战了,则必须把散布在战场上的烈士遗体收集起来，妥善安葬，这是对烈士,对烈士亲属的高度负责，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你俩是老同志，相信定能完成这个任务。请你们认真考虑还有什么问题,明天参加师办公会议研究安排。

我与老袁离开师首长到我们科宿舍,心中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组织上信任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担心的是问题不少。我们分析了利弊条件，有利条件是:现在停战了无敌情威胁可以大胆工作;有上级的正确领导,与充分的物资供应;有当地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兄弟部队已掩埋烈士的线索,而不是满山遍野去乱找;我方阵地草木已为敌火力摧残殆尽,视线开阔便于寻找;有一批出身成份好，阶级觉悟高并经过战争锻炼的老战士与基层干部。不利条件是无资料可查，无经验可取，尚有敌人丢下来未爆炸的炸弹、地雷,稍一不慎即有伤亡。

第二天上午孙师长召开了办公会议,要求司政后各部门大力支持这项工作。陈福胜副师长及陈庆中部长宣布了组建大队的连队和抽调的干部名单,组建工作立即开展。

组建大队

师党委决定抽调3个步兵团的运输连及师直工兵营的1个班，大队部由司政后机关抽人组成。司令部除我之外,有参谋陈汉、杜英绩(一二五团临时调来)。政治部除袁光亚同志外,还有1名干事及书记钟定海等人和朝语联络员3名;后勤部抽调副科长、助理员、军医、医助及卫生员各1名及汽车4台。大队部下设勘察规划、建陵、政工、后勤等4个组，中国人民志愿军八一三(军的代号)部队陵建大队正式成立。

开赴前线

5月上旬,陵建大队在安边召开成立大会，施义之政委亲自动员，他反复强调，这些来自祖国的阶级弟兄,革命同志,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加了志愿军,英勇作战牺牲在战场上。现在停战了，志愿军党委决定将散布在战场上的烈士遗体搜集起来妥善安葬，建立烈士陵园,以慰他们在天之灵,使他们能够瞑目长眠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然后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完成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建陵任务。会上群情激奋,不断高呼口号,几个连队都表了决心。我们大队领导也向师首长表了决心。

大队随即在安边乘火车向南开进，部分人员、物资也乘汽车同时出发,向三八线开进。

展开工作

大队于5月6日在新高山车站下车(再向南受敌破坏不通车)后，400人的队伍,翻越千米高的新高山,约2日行程,到达目的地县里,此地域在上甘岭东北侧,南距三八线10余华里，东到北汉江,西到平康、约100平方公里,属于江原道，昌道郡境内。这里曾经是县城,但受到战争摧残到处是断壁残垣,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正在从事重建家园的劳动。农田里已是一片葱绿,满山遍野金达莱灿烂火红，一派生机盎然景象。大队在此经2日安家后，于10日正式开展工作。

①搜寻。组织3个分队对所属地域,进行纵横交叉勘察访问，大部份由当地朝鲜老乡引导找到烈士临时墓地,无群众引导,我们即根据地形判断,烈士一般掩埋在背敌的荫蔽山谷内,可能开设的团营救护所附近。这要翻山越岭,跨涧淌河,攀崖,登峰,辛苦异常。发现目标后立即标记画图;勘察好路线,此任务主要有勘察规划组负责。

②挖掘。一是把9人以下的烈士遗体挖出;二是在10人以上中心点建陵的地方挖好墓穴。这要规划好,待运来时,坑已挖好,立即经简单整容后入土掩埋,不能久停。

③搬运。这是最艰苦的一道工序。挖掘中不少尸体尚未腐烂完(还算不上遗骸,还是遗体)。挖出后随即用白布包裹好，放在担架上，抬上汽车运回。有时没有路，汽车难行，则是人力抬回。一次一八四团运输连1个班为了搬运1名烈士遗体,整整忙了一天。有时天下雨，也要冒雨施工作业,因为已挖出来必须搬运归拢。

4、建陵。按照规划安排,10人以上建小陵,30人以上建中陵,50人以上建大陵的要求。陵地选在背南面北或背东面西(向着祖国的方向)较平坦的山坡上。四周挖排水沟，防止山洪冲涮,要平整场地，铲除杂草、垃圾，坑要挖深,而且纵横排列有序，修建墓间小路,墓体要高、坚固，周围栽上松柏树，一是绿化,二是表示烈士像松柏那样高洁万古常青，并竖立墓碑。一八五团运输连及工兵班负责墓碑制作。墓碑用碎石、河沙、水泥制成,高80公分，宽40-50公分,厚10公分。上刻烈士姓名性别年龄及籍贯。为了保密，部队番号一律未写。较大陵园还扎了松门并题名某地志愿军烈士陵园,经过7个月的劳动,共建大小陵园18个，安葬烈士300 余名。

建陵工作中制造墓碑的工序最为繁重艰苦,为了少破坏山体节约工兵器材,我们从河中选用鹅卵石打碎使用,一般为2-3公分。这种石头又圆又硬又滑,用锤子敲打,经常打偏打空,手经常被打肿,打破,虎口震裂,飞石击中头部、脸上和四肢。以后用草绳编成小网(兜)套住才算好些。有时头顶烈日,有时冒雨进行。，

⑤造册。按照志愿军政治部要求,每一个烈士造册登记上报，不在部队留存。此册可写上部队番号(此为三八线中线战场,大概是十五军、六十军与六十七军等的作战战区)。大约10%的烈士无姓名、属无名烈士。这要说明是在何处发现,大约年龄、性别等尽可能多搞清些具体情况。(这些无名烈士,不知现在家中是否得到政府抚恤照顾)此工作分工由袁光亚政委及政治干事XXx及书记钟定海等人负责.)

⑥悼念。每建好一座陵园,都要举行一次悼念活动。由于条件限制,仅能以野花、松枝做成花圈。用水酒与食品摆成供桌,致悼词行鞠躬礼,寄托我们的哀思。最后一个大陵园建在大队部驻地县里南山坡上,有80余名烈士。这个陵园除上述的工程项目外,还建立一个大的纪念碑,是一个很具规模的陵园。建成后约11月中旬,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除大队全体人员外,还请当地党政领导、人民群众及人民军代表约1000余人参加。我主持会议,袁光亚政委致悼词,朝鲜方面有郡、里委员长讲话。这天天气阴冷,乌云密布，还飘着雪花，气氛庄严肃穆。我们行鞠躬礼并鸣枪致哀，心中充满着悲痛，不觉凄然泪下,祈祷烈士们永远在此安息，你们的遗愿我们一定会继承,你们的亲属,党和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中朝人民一定永远怀念你们,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陵建大队经过7个月艰苦工作,于11月中旬完成建陵任务。归建途中,情不能抑,遂成七言数句,以慰忠魂。

巍巍青山埋忠骨,

耿耿丹心留芳名。

革命硕果来非易,

烈士鲜血浇灌成。

每当忆此心灵颤,

继。承遗志慰忠魂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