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然迎接肉体生命的终结

王洪斌

2024年，我人生中最后两件大事业已完成：儿子的婚事和本人的后世。人来到人世间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养育子女，为人类的繁衍做出贡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子女结婚，父母养育子女的任务才算结束。今年，三五之年的儿子终于结婚了，我如释重负，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天伦之乐了。然后，年近古稀的我，面对近在咫尺的生命终结，不得不思考个人的后世。 图中十六个“死”字中有王羲之、赵孟頫、毛泽东等人的墨宝 “后世”是个具有丰富含义的词，在此不作赘述，本人所说的“后世”，实际上是“后世料理”。“‌后世料理”是指处理死者的事务，包括安排葬礼、遗产分配、清理遗物等。本人是个无产者，没房(没有一本写有本人名字的房本，常住地的房子是早年参加工作时单位分配的，至今仍归单位所有)、没车(本人不会开车，也没考过驾照)、没存款(本人自结婚开始工资就交由妻子管理，就连现在养老金的银行卡也在妻子手中)，更没有珍贵的遗物了。本人的后事料理，就是死后遗体的处理。生与死，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人无法选择生！生，是父母决定的；死，自己可以参与，甚至决定。在甲骨文中，“死”字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左边是剔去肉的残骨(歺)[è]，歺同歹[dǎi]，上部像骨头破碎的裂纹，下部像死人的空骨，右边是一个躬身参拜的人形(人)。“死”表达了生命的终止，当一个人死后，活着的人会跪拜哀悼。(上图中间红字是甲骨文“死”字的艺术表达，只不过左右换位了。)可见活着的人哀悼死亡的人从上古时代就开始了。我的常住地离八宝山不远，可至今我只去过三次八宝山殡仪馆，一次是父亲葬礼，二次是介绍我有了政治生命的战友葬礼，三次是母亲葬礼。每当走进殡仪馆，我都感觉很压抑，很不是滋味。听到那悲痛欲绝的哭嚎，我在想死者听得见吗？与其在死者死后哭嚎还不如在死者生前多孝敬孝敬。父亲是因胃癌扩散而终。临终前癌细胞扩散到肺里，呼吸困难，靠吸氧维持生命；癌细胞扩散到食管里，吞咽食物时痛苦万分，每天限量的三剂吗啡到后来也无济于事了。坚强的父亲被饿成骷髅，被活活地疼死。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为父亲解脱痛苦感到庆幸。母亲死亡证明上的死因是膀胱癌，其实不止膀胱，多器官都已衰竭，辛勤劳累一辈子的母亲年近九十已成了一辆散了架的车子，再也无法载着我们全家前行了。临终前几个月每次小便便池都被血水染得通红，最后一两月，完全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每次给母亲清理身体时，我心中都暗暗地祈盼她早点死亡，尽快解脱痛苦。在追悼会上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不以为然，反而为母亲终于脱离了苦海而庆幸。死，是人生的规律，是人生的最终目标。“生”是死的动作相对，“活”是死的状态相对。“生活”是人走向死亡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痕迹。 就现今的科学技术而言，人类还不能阻止人的死亡。那么，怎么面对死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死，是一个人生理意义上的消亡，也就是说肉体生命的消亡，是肉体与精神(亦称“魂魄”或“灵魂”，本人认为“精神”一词更为恰当)的分离。一具有生命的肉体是一个人的精神的载体。当肉体衰败了、腐朽了，载不动精神了，生理意义上的人就消亡了，俗称死了。那么，精神到哪里去了，是否轮回到新的肉体载体上。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俗语“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生命轮回和重生的祈盼，如果死后立即投胎，18年后恰好成年。关于轮回转世有否，如今的科学尚无法证明。载着我精神的肉体早已开始衰败，我已经用了十多年的药品来延缓肉体生命的衰败。但是，肉体生命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近在咫尺！后世料理刻不容缓！我将如何料理我的后世？一具失去了生命的肉体简简单单地被火化、被埋葬。我感到太可惜了！我要把我那无法搭载我的精神、失去生命的肉体献给活着的人，献给那些致力于临床医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医学学子。我要遗体捐献！我要在我的精神和肉体融合在一起时，也就是我头脑清醒时完成这件事。儿子婚事办完之后，我就开始着手联系遗体捐献事宜。经与北京红十字会联系，北京有三家医学院受北京红十字会之托建立了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志愿捐献遗体者可以到三家中的任何一家登记捐献。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对我并不陌生，退休后对历史感兴趣，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在阅读中国近代史很多重大事件都提及到北京协和医院：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北京西郊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后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随后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等化石送进北京城内后都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底层研究室的保险箱内；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北京协和医院运出至秦皇岛后码头后下落不明......提到北京协和医院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托马斯·科龄。1866年11月12日，科龄出生于苏格兰格瑞诺克镇(Greenock)威灵顿街的一个工人家庭。1882年，科龄听过福音派传教士德怀特·穆迪(Dwight L. Moody)的布道后受到启发，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接受医学及外科学，1893年获得医学学士及外科学硕士学位，成为一名带有浓厚基督教信仰的医生。1897年，科龄与伦敦教会一起前往中国辽宁朝阳，给居住分散的蒙古族牧民及汉族居民看病。1900年2月初，义和团波及朝阳，科龄逃出了义和团的追捕，辗转回到英国。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伦敦教会派科龄到北京恢复被毁坏的北京施医院。北京施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咸丰辛酉(1861)年，是由第一位在北京传播西方医学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luò ]魏林开办的一个药局，英文名为“Peking Hospital”，中文名加上《圣经·新约》“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施”字。北京施医院最早选址在东交民巷，后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东单北大街东侧)，因新医院前两根高耸的旗杆，得名“双旗杆医院”。1900年6月13日，庚子民变“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仅余双旗杆的残骸。1901年，科龄在李小川帮助下重建了北京施医院，1902年，科龄倡议建立协和委员会，成立全国范围的基督教联盟，并先后在北京、沈阳、济南、汉口、成都、南京、福州、广州建立8所协和医学院。科龄在北京施医院时期，曾医治过慈禧的侄女德妃、太监总管李连英、肃亲王善耆等来自清朝的上层社会的患者。1904年7月8日，科龄上书清廷，申请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西医学院，以专门教授中国人研究西方医学，当即得到清政府的明确支持。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特别下旨“赏给英国医士科龄所建医学堂一万两”，一些王公大臣纷纷解囊,募集22478两白银，此外，伦敦会捐赠38180两白银，总共募集到社会各界捐款62660两白银。科龄用所筹款项在北京东单牌楼北石牌坊右侧建造了一座引人注目的西式教学大楼，即今日协和医学院的主体建筑。1906年，慈禧亲自接见科龄，询问医学堂一事，他也是当时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传教士。同年2月3日，科龄上书学部，申请学部授予医学堂学生同中国官立学堂同等的文凭。这一申请得到批准，从此，医学堂成为清朝唯一享此殊荣的由外国人开办的学堂。同年2月12日举行教学大楼落成庆典，科龄作为医学堂第一任监督(校长)。从北京协和医学堂开办之初，资金缺乏一直是令科龄最焦虑的问题。在筹办医学堂及其运行中，他都承担了极大的资金压力。由于资金短缺，工资很低，连添置设备和建筑都是靠募集资金而来，更不用说开展研究了。慈禧去世(1908年)后，科龄预感到医学堂的前景不乐观。医学堂的医疗、办学等规模不断扩大，但清政府对协和医学堂的捐助仍旧停留在每年两万元，医学堂再度陷入经费拮据的困难处境。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协和医学堂的经费也由此中断了。1912年，由于种种原因，科龄淡出了协和医学堂的管理，并回到了苏格兰。 1913年，人称“石油大王”、十九世纪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美国实业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839年7月8日，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杨佳的小镇，家境贫寒。他从小就接受父亲的商业训练，并继承了母亲的勤俭美德。洛克菲勒16岁(1855年)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19岁(1858年)开始艰苦创业，23岁(1862年)决定从事炼油业。31岁(1870年)，与人合办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43岁(1882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57岁(1896年)退休。洛克菲勒退休后致力慈善事业，主要是医疗和教育。1910年，中国哈尔滨爆发大规模鼠疫时，环顾华夏，竟然找不出一个本土堪用的现代医学人才。无奈之下，只好聘请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伍连德主持防疫工作，后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控制住了鼠疫蔓延。远在美国的洛克菲勒听说了此次事件，他深感悲痛，他诧异于在遥远的东方，竟然还没有现代医学的概念。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洛克菲勒关注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由顶级医学教育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团，对中国的教育、卫生、社会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经过三次考察后，洛克菲勒联合考察团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急需一所集科研、临床、教学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他们决定在北京建设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他们看中了科龄筹建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同时相中了旁边一处占地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破旧的豫亲王府。1915年，洛克菲勒邀请美国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来北京主持协和医院的整体设计。建筑样式采用古色古香的中式风格，整体建筑质量达当时世界最高级别。1916年，洛克菲勒斥资20万美元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作为校址，还以12.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旁边的豫亲王府，全面建设理想中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和北京协和附属医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1917年9月24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院奠基仪式。这所新式医院耗资750万美元建造，之后又追加拨款4000万美元。经过的6年的建设，14栋雕梁画栋的建筑群完工。医学院所需仪器和实验器材全部从美国运来，并建有独立的动力设备和机械设备，包括发电厂、煤气厂等。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竣工，其整个建筑参照了当时世界医学最先进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模式，配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设备，整体建筑中西合璧，质量堪称当时的最高水平。北京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成为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教学医院，培养了大批顶尖名西医，成为中国西医发展的先锋。同年9月19日，洛克菲勒先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典礼上宣言：“让我们朝着这一目标继续前进，在中国建立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 192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改名为“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日本法西斯占领协和医学院，医学院被迫停办。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协助协和医学院复校和招生。1949年，复称“北京协和医学院”。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并改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2年，划归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并取消护校教学管理制度。1953年，学校停止招生。1957年11月，中国协和医学院并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称“中国医学科学院”，其附属1959年，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了八年制的医学院，命名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办。1979年，国务院批准复校，并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改名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医院称“北京协和医院”，直接受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85年6月5日，学校改名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2年9月，教育部、卫生部签署共建“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协议。2006年9月5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再次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2012年9月，首批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11月，入选教育部、卫生部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2017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入选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院区仰视效果图2018年11月，北京协和医学院等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联合组建了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2021年12月，北京协和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揭牌成立。2022年2月14日，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列。 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登记站在北京市东单三条九号院，二号楼(西侧楼)一层。 生前没能考入，死后遗体能进入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国最高医学学府，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办理遗体捐献登记首先要电话(010-69156975，65105024/26)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登记站预约，到了九号院大门外再电话联系里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出院迎接(没有工作人员迎接，是进不去九号院)，工作人员把捐献者迎进登记站后，介绍遗体捐献办理程序：先领登记表，填写好登记表后携带指定的证件和登记表到北京数家指定公证处中的一家办理公正，办理好公正后，再来登记站，上交公证书和登记表。我选择了我最好的发小和中小学同学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做了公证。工作人员还介绍，遗体主要用于教学，供医学院学生解剖，一般使用三年，然后火化处理。北京红十字会在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大鲁店村建有《北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每年在园里为当年去世的遗体志愿捐献者集体立碑刻名，逝者的亲朋好友可以到那里瞻仰悼念。 登记站收到公证书和登记表后向遗体捐献者颁发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市遗体捐献证书》，至此志愿捐献遗体事宜完成，我就成为第19029位向北京协和医学院志愿捐献遗体者。在离开登记站前，工作人员嘱咐我，“您要把志愿捐献遗体事宜告诉受委托人，务必让他在您去逝后尽快通知我们去接收遗体。” 走出登记站，我感到浑身轻松，我的后世在我头脑清醒时就料理完毕了，待我去世时，儿子只需打个电话而已。而且，妻不但支持我，还与我同时办理了遗体志愿捐献。想到我的肉体死亡之后不会像大多数死人那样被立即火化或埋葬，会被中国最高医学学府经过特殊处理，能延存于世三年，这就相当于我的肉体延寿了三年，我感到欣慰；想到我的死亡肉体将展现在如今上小学或幼儿园，待我肉体死亡时已经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子面前时，他们拿着解剖刀划开我的肉体，探索人体的奥秘，我感到高兴；想到我的死亡肉体或许会使某个解剖我的医学生，有所启蒙，灵感有所触发，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后在医学界有所建树，成为名家，我感到无比自豪！面对肉体生命的终结，我没有恐惧，没有惧怕，反而有些期盼，坦然地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