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杨笃意义所在

平常心

学习杨笃意义所在

文：张宏荣

杨笃，号秋湄，乡宁人，是我国晚清闻名遐迩的集史志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及声律（即音乐）等杂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前半生致力仕途，后半生几乎全部倾注于地方志事业。同治甲子即1864年他考取举人，但在晋级进士时屡遭惨败，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却无处施展。在人生失意、宦途维艰之时，他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进行了理智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到著书立说上来。一部《西宁新志》让他跻身方志界名流，并开启了他与方志的不解之缘。以一生编纂13部志书之多，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记录，尤以《山西通志》集大成而蜚声全国。现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学习杨笃的意义：

一、明白自己认准现实，发挥人生最大价值

杨笃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和栽培，积累了丰富知识，对于进士的落榜，他及时正确确定目标以方志而名垂青史。也许这就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假若顺利晋级进士，则不一定有传世之作，则不一定能名垂千古，因此好事可以变为坏事，坏事同样可以变成好事，杨笃就是最真实的例子。所以辩证的看问题，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空间才是明智之举。由于知识储备之丰，杨笃有做学问的自信，换一个角度同样获得了光明的前途，这就是当下的人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之所在。

二、学习杨笃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在杨笃受邀编纂多部地方志的同时，恰逢山西通志局成立，又把编写《山西通志》的任务交给了他。在总编纂人王轩、副总编纂张于铸相继去世，分纂人杨深秀因当官赴任离开，其余人无所事事先后离去的情况下，只留下了杨笃一个人，于是一个人承担起纂志的重任。他曾感慨：“倘志书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正是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得他将修志看的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而当时修志的窘迫情形却鲜为人知，经费不足，时局动荡，孤灯冷砚加上通宵达旦的忘苦劳作，长子杨小湄、外甥闫干达的助检抄录，《山西通志》才应运而生。成书之年，杨笃便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说杨笃是“志痴”并不为过，在冷砚寒灯的凄苦情境下，他依然固守一个学者的职责，以只身之力完成了纷乱时期的艰辛之作《山西通志》这部巨著，给山西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被梁启超列为光绪朝优秀省通志之首，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另有学者认为，该志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也给以很高的评价。“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是杨笃自己真实的写照，仅以此他便可作为山西乃至中国史册上不可或缺的文化名人。杨笃的这种精神是现今社会，欲想成就大事的铁血男儿最应具备的精神。

三、作为家乡人应该重视杨笃的文化价值

杨笃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在他去世后的二十年，日本学者到中国后，曾“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而不可得。”由此可以想见，他的影响之远。作为家乡人，是不是把杨笃作为有力的文化名片，去挖掘和打造家乡文化值得深思！一代方志大家却没有为家乡留下志书，孰之过值得反思！现有的《秋湄遗集》，也是杨笃去世20年（1914年）之后，时任民国时期知县的屠仁彬，因久慕其名几番访其故居，从其亲属、寺庙和百姓家中，得到零星旧稿、墓志、行述、行状等四篇，及弃置草稿汇抄成一册，分为“遗文”、“合类稿”、“日记”和“诗抄”四卷，合订成书名为《秋湄遗集》。遗憾的是，作为杨笃的家乡人，当时在其去世20年的时间里，竟然无人问津杨笃遗稿，否则也不至于如此稀少。日本人能不远数千里，不惜重金购得文化，难怪人家如此发达。而中国落后挨打难道不是事出有因吗？这也值得家乡人乃至国人深深反思！文化兴才能国兴，所以，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文化才是最为重要的，文化昌盛才能引领一个地方向前发展，反之则滞后。

四、杨笃广场应该有效发挥作用

杨笃广场的修建不能不说是好事，但起不到实际作用，修建几年来很少甚至没有搞过有关杨笃的文化活动，因此起不到真正作用而失去意义，甚至任孩子们在铜像上任意践踏，对文化大儒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难道就是孩子之过吗？如此，修之意义何在啊？同样值得反思！因此，笔者建议在政府领导下，相关部门有效管理和利用广场，大力宣传杨笃，把此广场作为文庙性质、把杨笃作为乡贤敬仰，以便逐渐形成浓郁的文化气候，对教育和激励人们爱家乡、爱祖国的正能量都有积极的作用。这样，文化的春天才有可能来临。

文化的作用是漫长的，它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产生力量，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只有始终把优秀文化作为坚强的后盾，国家才会繁荣昌盛。文化强，则地方强、国强；文化强，则视野开阔，才会有前瞻性。杨笃是乡宁唯一入选临汾古城公园50个名人广场其中之一，这是家乡的荣耀，所以把杨笃作为乡宁的文化名片，宣传和教育乡宁人意义深远，惟愿文化昌宁的乡宁名副其实！

202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