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国图亘古巨制煌煌文脉展～2024.11.9

蓉姐姐（以文会友拒私聊）

中国国家图书馆。 正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亘古巨制煌煌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萃选54种75册(件)珍贵展品，通过“民族元典”“轴心时代”“中华一统”“交流互鉴”“文化高峰”五个单元，串联起磅礴生长的中华文脉，全面呈现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前言|典籍是民族智慧的载体，精神血脉的接续，亦是烛照前路的明灯。从甲骨文的有“册”有“典”至“万卷藏书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数千年岿然屹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兼具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在典籍长河中传承发展，从未中断。值此国家图书馆建馆115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国家图书馆特别举办此次展览，粹选传世善本与出土文献，植根中华文脉，聚焦典籍深刻内涵，同时展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项目成果。我们深信，借助展览，14亿多中国人，56个民族，无论线下云端，皆可坐拥书城，遨游二酉，一探五千年文明;活起来的典籍愈益滋养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前言|典籍是民族智慧的载体，精神血脉的接续，亦是烛照前路的明灯。从甲骨文的有“册”有“典”至“万卷藏书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数千年岿然屹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兼具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在典籍长河中传承发展，从未中断。 值此国家图书馆建馆115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国家图书馆特别举办此次展览，粹选传世善本与出土文献，植根中华文脉，聚焦典籍深刻内涵，同时展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项目成果。我们深信，借助展览，14亿多中国人，56个民族，无论线下云端，皆可坐拥书城，遨游二酉，一探五千年文明;活起来的典籍愈益滋养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惟殷先人，亘古巨制，煌煌文脉。 有册有典。 山海经十八卷。 民族元典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辟了中华大地锦绣河山，创造了辉煌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中华民族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将原创性的精神进行系统整理，陆续形成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文献，后世称之为“五经”。这5部民族元典气势磅礴、思想深刻，文字间洋溢着哲学的思辨与人文的关怀，更塑造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 易‍中华民族的先民通过对自然事物及自身的观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抽象化、系统化的符号与文字，用以揭示宇宙万事万物发展运行的奥秘。“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经过伏羲、周文王、孔子等圣人先贤的总结整理，最终形成了《周易》一书。‍《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古代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尚书》书名的意思即为“上古之书”，多为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内容都和政史相关，被誉为“政书之书祖，史书之源”。《尚书》“上断于尧，下迄于秦”，作为最早的政治文献总集，书中凝练着古老的政治智慧，天命、民本、统一等理念更是影响深远。 诗歌是人类最早的精神创造之一。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日常的生活与劳动中。思想感情萌动于内心，付诸语言表现为诗歌，语言不足以表达则嗟之叹之、歌之咏之、舞之蹈之。不同于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对暴力英雄的歌颂向往，《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汇聚了无数无名的诗人对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等细致人微的观察与丰富细腻的情感。 礼‍中华大地很早就已演进为文明的国度，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所谓“礼”，即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规范、规矩、秩序，书于竹帛纸张则为《仪礼》《礼记》《周礼》。其中如《大学》《中庸》等篇章，更超越具体的礼仪制度，规范了修身养性、培养人格的步骤法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被后世奉为安身立命、人生修为的圭臬。 春秋‍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相传孔子根据鲁国旧史及各国史书，“笔则笔，削则削”，编成《春秋》。《春秋》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实践了将历史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塑造了中华民族敬畏历史的性格传统。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三国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bing)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熹羊石经(药多·尧典》残石拓片 熹平石经残石“石经，就是刻凿在石头上的经典。”‍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又名《汉石经》，《一字石经》，熹平石经初刻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于光和六年(183年)完成。共有46块碑，200911字。原立于洛阳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遗址在河南偃师县佃户乡。熹平石经共包括《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经文从右向左直行书写，书体秀美，为汉隶精品。熹平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各家异同于后，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石碑后毁，宋代后有残石出土，现存8000余字。‍‍‍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石刻的经书。始于汉平帝元始元年(西元1)，此后历代都有石经，如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等。今可考见其文字者，以熹平石经为最早。 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1. 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共46块，包括《易》，《礼》，《春秋》等七种。‍2. 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正始石经是中国三国曹魏时期刊刻的碑石经书，又名《魏石经》，《三体石经》，。初刻于正始二年(241年)，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遗址在河南偃师佃户乡。正始石经用篆文，古文，隶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因此又称为《三体石经》，碑文仅有《尚书》，《春秋》两种，从左向右刻写，碑文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共有28碑。石碑后毁，现存残石共2576字。3. 唐开成石经：唐文宗太和七年在长安开刻，用楷书刻成《易》，《书》，《诗》，"三礼"等十二经。‍唐开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当时立于长安国子监太学，今存西安碑林。因历年既久，剥蚀已多，偶有拓本，亦不便流傅。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佰忍堂根据石刻本，依原拓字体影摹刻版，残缺处按阮元覆刻宋椠十行本经文双钩补足，包括《周易》九卷，《尚书》十三卷，《毛诗》二十卷，《周礼》十二卷，《仪礼》十七卷，《礼记》二十卷，《春秋左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二卷，《孝经》一卷，《论语》十卷，《尔雅》三卷，《五经文字喜》一卷，《九经字样》一卷，同时附刻清康熙间贾三复补刻于石壁之末的《孟子》七卷及严可均所著《唐石经校文》十卷，共成书线装七十四册，取名《景刊唐开成石经》。4. 蜀石经：五代后蜀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5. 北宋石经：北宋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6. 南宋石经：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刻《易》，《书》，《诗》，《左传》等于临安，共二百石，现存七十余石。7. 清石经：乾隆五十六年刻十三经于北京，共一百九十石。 刻佛经约始于北魏之末，盛于北齐，北周，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有名。所刻石经最多为《道德经》。 从“六经”到“十三经”先秦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六经”。《乐》亡佚后，汉代立五经博士于学官，故有“五经”之称。后世不断扩充，至宋代正式形成“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为历代学者研究注释的重点对象，前人对经文的注释为“注”，后人对注释再做注释为“疏”。历代学者将注疏汇集整理，形成了后世公认的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 轴心时代春秋之世，诸侯混战，王道衰微。为解天下苍生于倒悬，有志之士们提出了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国家的一系列理论思想，并积极地进行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一时之间，学派蜂起，群星璀璨。“道术将为天下裂”，激烈的交锋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中国迎来了文化思想史上的首个盛世-百家争鸣时代。这些伟大的思想超越时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等地各自独立且几乎同时孕育出伟大的思想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对应中国先秦孔孟老庄等思想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儒家‍面对礼崩乐环的春秋乱世，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主张仁爱，提倡仁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却屡遭碰壁，虽“累累若丧家之狗”，依旧初心不改。孟子、荀子步武其后，提出“仁义”“性恶”等学说，为儒家学派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墨家‍墨子认为天下战争不断、混乱不堪，其病因在于人们“不相爱”，因此对症开出了“兼爱”的药方，并提出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共十大核心思想。墨子是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实干家，他的一生都在为制止战争、宣传兼爱而奔波劳苦。 道家‍惩于“周文疲敝”，老子通过对“道”的哲学思考，进而认为只有“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其后的庄子转向关注自我，主张远离名利、返璞归真，在山林岩穴中寻找真正的逍遥快活。 法家‍随着诸侯兼并战争不断加剧，各诸侯国先后开始变法图强，法家学派应运而生。其学派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等变法家，战国末期的韩非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只问结果不问动机，为打造和维护强大的国家面费尽心力。 兵家‍“兵者，国之大事”，兵家主张战争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兵家运筹于帷幄之中，运用兵学思想理论冷静地分析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关系，在奇正之间为统治者寻求制胜之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面对残酷的兼并战争，兵家也谆谆告诫统治者慎重对待战争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中华一统以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为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大一统”思想成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唐人颜师古云“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政治制度、法理法令、地理空间，乃至文化教育的统一是“大一统”观念经久不衰、日久弥新的坚实基础，并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文化纽带，也是中华儿女情感深处的共同追求与价值认同。 “大一统”概念的提出“大一统”表述，始见于《春秋公羊传》，其源于对《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里的“王”指的是周文王，即周文王所颁历法的正月，其意引申为将周王所颁历法推而广之，强调历法统一的重要性。 春秋繁露‍董仲舒深入阐释了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明确指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天人合一”“王者受命而王”“君为国主”等思想，认为“一统”首先是理论、认识、文化学术的统一，然后是法度的统一，最终达到国家的统一，大大扩充了“大一统”的内涵。 汉书‍经历过西汉末的动荡，以光武帝刘秀为首的东汉政权亟需重新建立社会对汉王朝的认同。班固作《汉书》，以“宣汉”为旨趣，以构建汉王朝认同为己任，赞扬了汉代大一统的兴盛局面，通过《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对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展现出“大一统”时代典章制度的辉煌。 资治通鉴‍北宋建立以后，出现了与辽、西夏政权并立的局面，因此北宋时期的士大夫非常强调“大一统”，特别是对政治一统的追求。司马光就指出:“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把能否实现国家、政治的统一，作为衡量王朝和天子合法性的标准。 神策军碑‍唐朝建立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采取天下一家的民族政策，吸引着周边民族与之交往，促进了多民族共融局面的开创与拓展。《神策军碑》碑文记录回鹘汗国灭亡，安抚归降唐朝的回鹘首领温(wà)没斯(后被唐王朝赐姓名李思忠)等事。神策军是唐代后期的禁军主力，原为西北戍边部队，后成为维护唐王朝统治的重要军事武装力量。 大元大一统志‍元朝建立之后，版图远超前朝，面对辽阔领土和众多臣民，如何实施有效统治，成为元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息。“方今尺地一民，尽人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能反映全国各政区综合情况的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应运而生。对于该志的编纂目的，元代集贤大学士许有壬云:“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世。邦有道谷，各尽其职，于变时雍，各尽其力，上下相维，以持一统。” 水经注‍《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全书借鉴和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文献，详细记载我国大小河流1000余条，并将河流流经区域的人物故事、志怪传说、历史遗迹、风俗物产等融入文本之中，文笔绚丽，言简意赅，是我国6世纪以前地理总记的集大成之作，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称该书作者郦道元为“世界地理学的先导”。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该图由乾隆三十二年(1767)黄千人编绘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摹刻、放大、增补而成。图上绘出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府、厅、州、县建置的变化，并简要介绍四邻国家的大致情况，最西标出英吉利、荷兰等国名。图中所示的“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即今南海诸岛。 交流互鑑。 交流互鉴中外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西汉时期“凿空”西域，开启干年丝路繁华。魏晋南北朝至唐时期，商旅使节的频繁往来、佛教经典的译介、高僧西行求法与不同宗教的包容共存，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直至明清时期，大规模海上远航活动的开展使文化得以进行更广范围地互动与交流，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中华文明在历史中不断汲取外来文明的精华营养，也为世界文明的百花齐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史记‍《史记·大宛列传》是我国历代史籍中“西域传”的滥觞，其中记录了张骞、李广利与大宛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相关事迹。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所经西域国家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并“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即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使汉朝开始对葱岭以西的地区有所认识了解，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作出了卓越贡献。张骞带来的良马、葡萄、苜蓿、石榴、毛织品等物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 法显传‍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经今甘肃河西走廊，取道和田，翻越葱岭，游历印度诸国。义熙八年(412)由海路归国(一说为义熙九年)，于建康道场寺翻译佛经，并完成西行游记《法显传》，又称《佛国记》。该书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首部记录至印度取经的行记，记载了当时中亚、南亚及东南亚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宗教文化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中国与印度等国陆海交通及佛教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坛经‍唐代高僧慧能将禅宗南宗发展壮大，使其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宗派。禅宗南宗更远传日本、韩国与东南亚国家，对亚洲的佛教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坛经》为禅宗最主要的经典，也是唯一一部中国僧人撰写、以“经”命名的佛教著作。该经充分重视与发展印度佛教中蕴含的对人与人生的关注，将佛教中国化，对中国的佛教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指唐代传入中国的早期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于唐建中二年(781)，是反映景教在中国流传情况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碑文记述景教教义，及景教传入中国的具体经过、发展历史等，体现出唐王朝对待外来宗教文化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原碑最初立于长安大秦寺，武宗灭佛，景教殃及厄难，下落不明。明天启初年重新出土，当时的耶稣会士极为重视，将碑文译成多种文字。 马可波罗游记‍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开启了他们长达26年的丝绸之路大旅行。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成为忽必烈的皇家侍卫，于1291年从泉州港出发回到意大利，后来因卷入城邦战争被俘。在监狱里，他向小说家鲁思悌谦口述了在元朝的经历。经后者整理后，成为“世界一大奇书”《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向西方世界打开了神秘东方的大门，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西方人面前。问世700多年来，热度不衰，版本和译本达数百种之多。 大唐西域记 三藏法师传唐贞观初年，高僧玄奘(世称三藏法师)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经新疆和中亚等地西行求法，最终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都城王舍城。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带大量印度大小乘佛教经论载誉归国。归国后受到唐太宗召见，开始进行大量译经活动，并奉敕将沿途见闻撰写成《大唐西城记》。玄奘求法堪称中古世界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 史记‍《史记·大宛列传》是我国历代史籍中“西域传”的滥觞，其中记录了张骞、李广利与大宛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相关事迹。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所经西域国家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并“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即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使汉朝开始对葱岭以西的地区有所认识了解，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作出了卓越贡献。张骞带来的良马、葡萄、苜蓿、石榴、毛织品等物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公元5世纪初，高僧鸠摩罗什被后秦高祖姚兴迎至长安，带领众多弟子开始翻译佛教经典，译出《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等经、律、论达数百余卷，对中原与西域佛教的传播发挥了突出作用。鸠摩罗什，其父鸠摩炎为天竺人，其母耆婆为龟兹王妹，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后游历龟兹、沙勒等地修学，兼通大乘小乘，名闻西域。鸠摩罗什所译文本典雅又不失原意，至今广为流传。 武备志‍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7次下西洋，半领船队从南京出发，访达印度洋周边的30余国，最远行至东非与红海地区。郑和的航行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海上巡游，极大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与鼎盛，为中外民族交往、经济贸易、文化传播开启新篇章。《武备志》末卷收录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又称《郑和航海图》)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航海图。 海国图志‍清廷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至鸦片战争爆发，这种状态被坚船利炮打破。魏源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清醒认识紧迫局势，对防御战略进行探索反思。《海国图志》是最早由国人编撰全面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著作，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御海图强，对近代中国的救世治国思想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部分永乐大典。 文化高峰在古代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中华民族在数学、艺术、科技、农业、药物学、手工业等领域创新进取，不断探索，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编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典籍，在相关领域矗立起一座又一座高峰，支撑起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又一代文学层峦耸翠，承载着文人虽客的风雅逸趣、相思怀念、人生感悟和精神追求，奠定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历来被尊为算经之首，一般认为经多人之手纂辑修改而成。全书汇集近百条公式、解法，以及246道例题，确立了我国古典数学的基本框架，并对世界数学产生积极影响。书中的分数四则运算法则、比例分配算法等是这类算法在世界上最早的文献记录。 历代名画记‍《历代名画记》由唐代张彦远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绘画通史专著，被誉为“两史之祖”。共10卷，前3卷论述绘画源流、历史、画法、流派等;后7卷记载370余位画家小传，并收录若干画家画论。书中的“书画同体”等理论，对我国书画艺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称吴道于“投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图为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是宋代沈括所作笔记文字的结集，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气象、地质、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该书记载了日月食、陨石、地磁偏角、凸面镜、凹面镜、石油、炼钢等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农书‍《农书》是元代王祯撰写的农业科学著作，首次阐发南北农事之不同。全书分3部分:《农桑通诀》论述农业历史、耕垦、灌溉等;《谷谱》叙述谷物、蔬菜，水果等的种植和贮藏;《农器图谱》包含农具、水利机械等的图谱和说明。附《造活字印书法》，系统叙述活字印刷术。《农桑通诀·灌溉篇》讲述水利、灌溉之事，《农器图谱》中包含车、简车等灌溉工具图。图为元代佚名《耕稼图》(局部)，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克敌武略荧惑神机‍《克敌武略荧惑神机》是刘基从元代佚名所著《火龙神器图法》抄录，总结了南宋，金、元时期火药火器的技术成果，为明清火药火器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书共10卷:备一为火攻总论:卷二至卷九分论各种火器，包括冲阵火器、远攻火器，近攻火器、水攻火器、埋伏火器、劫营火器、攻城火器和防守火器，共8类140余种:卷十论述火器药品。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撰写的药物学巨著，收载药物1800余种，方剂11000余首，图1100余幅。书中创立本草新体系，采取“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药物分16部，每部之下分类，在类之下还分若干“族”。每种药物之下又分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等项。 词章之祖‍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突破《诗经》四言体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我国古诗两大源头，影响至今不衰，屈原被尊为“百代词章之祖”。‍隐逸之宗陶渊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诗风刚健豪放，又恬静冲淡，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南朝梁萧统始将陶诗编入《文选》，至唐代其诗名逐渐提升，两宋崇陶之风大盛，苏轼赞誉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宋元至今，陶渊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他的人格典范意义历久弥新。 文学总集‍《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主持编选，萧统谥号“唱明”。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30卷，选录先秦至梁130位作家700余篇作品，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隋唐以来1000多年里，研究《文选》成为专门学问，称“文选学”。 诗仙诗圣‍李白，世称“诗仙”，杜甫赞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是古典诗歌集大成者，诗风沉都顿挫，史称“诗圣”。杜诗全面深刻反映盛唐前后政治，军事、社会情况，被誉为“诗史”。二人并称“李杜”.韩愈赞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人格范型与诗歌成就，极受后世景仰。 眉州三苏‍苏轼，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坛领袖，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代表。与父苏洵、弟苏辙称“三苏”，以古文成就列名“唐宋八大家”;以其诗创作成为李杜之后的大诗人;其词开豪放派先河，世称苏辛词派;书法、绘画亦有很高成就。苏东坡以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范，为后世所崇仰。 闺秀文豪‍李清照，宋代著名女词人。诗文书画兼擅，尤长于词，世称婉约词宗主。其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称“易安体”。词名与李自，李煜并重:“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清代沈曾植誉为“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 诸曲之冠‍《西厢记》杂剧共5本，一般认为由元代王实甫作，也有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等观点。讲述书生张生与崔相国之女莺莺一见倾心，通过侍女红娘的协助，最终冲破封建礼教约束和重重阻挠，结为良缘。全剧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鲜明，文辞富丽华美，“不可增减一字，故为诸曲之冠”。 巅峰之作‍《红楼梦》共120回，一般认为前80回由清代曹雪芹撰写，后40回由高鹗续写。内容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贯穿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社会衰败的原因和规律。全书规模宏大，语言传神，叙事生动，代表着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 周叔弢（1891年7月18日—1984年2月14日），原名暹，名明暹、又名暹、号秋浦、又号弢翁，字叔弢，以字为行，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民族工商业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徽省建德县（今东至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宦家庭，生于江苏扬州，是两江、两广总督周馥长子学海的三儿子。他幼年住在扬州，后移居青岛，1914年又移居天津，直至1984年2月14日在天津逝世。 少时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周学海为了使孩子将来有出息，特地聘请了教授英文的教员。青少年时，叔弢喜欢文字训诂之学、古文和诗词，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由于勤奋好学，曾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因患肺病没有去报到。十六岁时父亲病故，十九岁时母亲又去世。他不愿在扬州继续经营家传盐业，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于是先随祖父到上海，后移居青岛。21919年随叔父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以后历任唐山华新纱厂经理，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协理、总经理、董事长，滦州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董事。是中国北方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1936年冬，拒绝与日本方面合作，愤然离职。 解放战争时期，赞赏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建立联合政府等主张。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启新洋灰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6月至1984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周叔弢书法。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原名木官，字警民，笔名西谛、郭源新。中国现代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鉴定家、考古学家、藏书家，景星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郑振铎文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中国古代版画史略》《古本戏曲丛刊》等。 郑振铎于1917年入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21年，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5月，主编的《文学旬刊》创刊；1924年，编著出版《俄国文学史略》；1931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并主编《文学》《文学季刊》；1934年，编著出版论文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1936年，任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1938年，编著出版《中国俗文学史》；1949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另创办文物出版社及《考古学报》《考古通讯》《文物参考资料》等期刊；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1954年9月—1958年10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10月17日，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享年60岁。 郑振铎在他童年时期，因做小官的祖父去世，家里的生活变得十分窘迫。依靠母亲做些针线活，郑振铎才勉强得到读书的机会。 婚姻家庭1923年10月，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27年，女儿郑小箴出生；1938年，儿子郑尔康出生。 捐金抵璧治学之余，郑振铎喜爱收藏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雕塑艺术作品。1953年，郑振铎将陶俑等文物一批计502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57年又将所藏雕塑等类文物捐献给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郑振铎最初的散文，是写对“五卅”惨案的愤怒的。质朴地叙述街血洗去后的南京路实况，尤其在入夜以后，依旧是灯火通明，笔歌不绝，照样开着欢乐的游艺会。在这种质朴的描写中，透露出满腔的愤懑与沉痛。用质朴的文笔，描写有些市民们对帝国主义屠杀无动于衷的精神状态，揭示出他们的“迁缓、麻木、冷酷”。171934年，郑振铎写的《西行书简》是描写从北平到包头旅行的见闻，侧重于记载文物古迹的观感，象对云岗石窟的叙述就颇为详尽，间或也有触及民生疾苦的文笔，写景简洁古朴，却依旧娓娓动人。他描写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生活的《蛰居散记》，则是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又扩大了生活的视野，而最为珍贵的是表现了作者凛然的民族气节。17 作品《海燕》《海燕》这篇散文除寄情于物外，郑振铎还做到了情景交融。整个行文轻倩俊秀，色彩绚丽光艳。一开始把燕子放在美丽的春天场景下，轻风“吹拂”着，细雨“洒落”着，柔柳“齐舒了它们黄绿的眼”；更有“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这无比灿烂的春色，作者用“嫩蓝的春天”来比方，真是绝妙；再看，用“小小的燕子，浩莽的大海”作比，先写绝美的天空与海水，继写燕子俊逸从容的凌波斜掠。这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既唱出了春天的颂歌，又奉献了大海的礼赞。作者写小燕子向往光明，搏击风浪的性格，正体现了作者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倚在青色的船栏上，默默地望着这绝美的海天”时的心情。他和他的伙伴们，冲决了黑暗的罗网，出离了严酷的白色恐怖。新的胜利信心，剔除了他的杂念；新的自由生活，促使他陷入“沉醉”；新的战斗航程，载他进入“晶天”。写大海，是写颠簸在大海之上尚思奋发有为的青年人！写燕子，是寄托自己绵绵不断思国怀家的深情。18 傅增湘中国近代藏书家（1872年—1949年），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四川省江安县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12月至五四运动前，曾入内阁任教育总长。 傅氏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刻本善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 工书，善文，精鉴赏，富收藏。以藏书为大宗，世所闻名，历任贵州学政，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 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傅的收藏在当时独步天下，中外闻名，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为我国著名藏书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增湘留滞北京，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这为后人所诟。他藏有一部北宋本《资治通鉴》，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别署“双鉴楼主人”；又由于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1949年的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还未到，傅增湘已经遗憾长逝。 傅增湘先生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字迹端庄典雅。行书以二王为基础，融唐碑笔意，于俊秀中添加了豪气，在转折处颇见楷书功底。尤其是先生写在书后的跋文，工整流畅且活泼，为文人字之典范。 傅增湘先生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字迹端庄典雅。行书以二王为基础，融唐碑笔意，于俊秀中添加了豪气，在转折处颇见楷书功底。尤其是先生写在书后的跋文，工整流畅且活泼，为文人字之典范。 百部经典。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项目遴选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100部经典，萃取精华、赋予新意，深入浅出地进行解读，力求提供一套立足学术、面向大众的古代典籍普及读本。《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所选典籍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截至2024年8月，项目已编纂出版图书共80种，积极引导广大读者阅读经典、学习经典、利用经典、爱上经典，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理念、智慧、精神，有力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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