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苟坝会议

王旭东PPT美篇版

摄影、制作：王旭东

音乐：红军歌曲《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哪里来的半夜客》

2024年11月8日

我们在去茅台镇的途中，顺道探访了才刚刚知道的在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的苟坝会议旧址。

苟坝位于播州区（原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马鬃岭山脚，是一块三面高山环绕的坝子，坝子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1公里；东北西面山峰林立，其马鬃岭海拔1357米。

苟坝独特的地形非常有利于红军隐藏，躲避敌机轰炸，为红军驻军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5年3月初，中央主力红军和红九军团军部进驻苟坝。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卫局、苏维埃银行、《红星报》编辑部等中央红军机关也进驻苟坝北端的北麓纵深地带。

毛泽东、王稼祥、陈云等中央红军领导人也同期入驻。3月10日至12日，党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苟坝会议”。这次会议，使中央红军免受重大损失，获得了新的战略转机。

中央红军机关及领导人住所均为当地民居。2014年，原住所民房按原样修缮恢复，并大部分保持原貌，以苟坝会议会址为中心的原红军驻地由此被命名为“红军村”。

1935年3月10日深夜，在苟坝这个小山村里，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他要去长五间说服周恩来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他认为攻打打鼓新场，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困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周恩来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又与他一起说服了朱德，战局果然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不攻打打鼓新场指令的同时，国民党部队已经从黔西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

毛泽东小道

（新房子一一长五间人行步道，全长1.5公里）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同志披着大衣，提着马灯，沿着这条小道步行到长五间找到周恩来，并且说服周恩来撤销了原计划第二天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避免了中央红军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

马灯，煤油灯别称，一种可以手提、能防风雨的煤油灯，骑马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因此而得名。

马灯，照亮长征的路！

不能忘却这一盏马灯！它照亮了漫漫长夜，指引了曲折的道路，见证了中国革命伟大诗篇的诞生。井冈山的八角楼上，遵义的会议桌上，延安的窑洞中。

红军时期的马灯专题展，旨在纪念为中国革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驱们。

红军在苟坝使用的马灯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枫香镇的狗坝（今苟坝）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未获多数人接受，出于对红军生死存亡的担心，当晚毛泽东同志一直难以入睡。深夜，他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长五间），终于说服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次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说服与会人员，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并于当日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展柜中为红军留在红军医院临时驻地黑神庙的马灯。

杨光清珍藏的马灯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下团村，杨光清珍藏着一盏红军留下的马。

934年，湘江战役后，红六军团西征从广西进入城步。9月11日，该军团担任后卫的17师51团3营在丹口下团村莲花桥一带，以少胜多，击溃国民党保安部队，继续西进。途径下团村杨锡成、吴老福（杨光清的爷爷和奶奶）开的“伙铺”时，稍作停顿。当时34岁的吴老福主动用苗药为红军伤员治疗。红军营长周仁杰非常感动，留下银元以致谢意，被淳朴的吴老福拒绝了，于是就将这盏马灯留下作为纪念。杨家爷爷奶奶视这盏马灯为珍宝，到杨光清已经是第三代了，保存了80年。

红军送我一盏马灯

民国23年（1934）我才20岁，腊月初三（1935年1月7日）红军到了乌江，有些人害怕，走了，我没有走。那时老君关街上驻有红军营部，地点在李荣和家。有红军问我的情况，并问我做哪样业我说我是船工。后来红军找到我、李荣和、李树臣几个到营部去会，要我们帮红军划船，挑选我当划船组的组长。我们几个人悄悄的下水，用小船把红军一班人（9个）划到乌江渡南岸去侦查。有个排长姓葛，叫我们到营部去吃饭，我吃了他们七天的饭，每天的任务就是划船渡红军过江，去侦查河对面敌人的情况。有天我们划船到江中心时，遭到对岸埋伏的敌人朝江中打枪，红军们叫我们要小心些，不要站着划船，暴露目标就不好了。腊月十三（1月17日）的天，红军要走了，葛排长送我一盏马灯，是他岗哨上点着划船用的，他对我说：“这盏马灯送给你，好生保管，你看见它，就像随时看见我们一样。”他把马灯交给我，同我行个握手礼就走了。当天红军9个人过河（由南岸返回北岸），有3个过去了，有6个没有走脱，被王家烈部下的狗腿子柴炳清等人捉去，后来两个红军跑脱了，4个被杀。那时候刀靶水街上还有红军一个师部，设立在苏维埃银行，兑换苏区票子和东西。红军送我的马灯，我一直保存下来，解放后交到遵义纪念馆去了。

讲述人：李树成，45岁，住乌江镇小街上

记录：1959年5月9日

注：访问记录原件存贵州省博物馆，1981年7月29日转抄

苏良法家住钱塘江源头南华山脚下的桐村镇王畈村。家中有一盏红军使用过的马灯。

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6000余人，在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等率领下，从瑞金出发，踏上征程。11月1日，到达闽浙赣根据地的江西德兴地区。11月4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1935年1月10日，先遣队全军南返赣东北地区。1935年1月，先遣队连续遭遇敌阻击除少数部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围外，军团主力2000余人被围困怀玉山，终于失败。指战员大部分牺牲，军团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

战后的一个雨夜，一位战斗中失散的红军战士，突至王畈村苏良法的爷爷苏乃皋的家里借宿。他手提一盏马灯，这盏马灯从赣东北根据地出发以来，一直跟随着他。当他出发去找部队时，将马灯留在苏家，并嘱咐要好好保管。从此，苏乃皋一家不忘红军的嘱托，经过近80年传承，直至其第三代人仍然作为传家宝精心地保存着马灯。

苏良法家四代传递的马灯

苟坝会议是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继遵义会议之后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为遵义会议的议题划上了圆满句号。

国家政治保卫局驻地旧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秘书处（后称总务处）、政治保卫大队、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等职能部门。首任局长为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的邓发同志。

邓发住室

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1930年后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任纵队政治委员。

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吕梁市兴县黑茶山遇难。享年四十岁。

警卫员室

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

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

红军是打到帝国主义的，白军是依靠帝国主义的。

红军标语：

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不发欠饷不打仗。

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

1933年10月2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军第3、第14师等部队组成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张翼任参谋长（后郭天民），李湘舲（李涛）任政治部主任（后蔡书彬、黄火青），军团共1万余人。

关于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时间、地点及会址的考证。

卢显达（男，68岁，住花茂乡苟坝村四合村民组）：

乙亥年农历二月间，红军是从鸭溪方向经花苗田来的。前面来的从苟坝中路一直翻马鬃岭住纸房，不断线的开过来，擦黑才在苟坝挨家挨户的住下来。

红军穿的衣服不一致，有穿青的，有穿灰的，有的穿草鞋，有的穿黑胶鞋。在我院子只住了3个晚上，都是陆续来，陆续走。我家还住过一个连长。在吴光友家安过发电机，晚上听见发电的嗒嗒声。（第一次红军来时，编者注）在卢显恒家还住过3个女红军，只住一个晚上就走了。

罗文 何寅访问

傅远芳记录

1985年8月9日

何长工住室

在遵义会议何长工是毛的忠实部下，毛也是习惯把重大意义的任务交给他去做。在长征期间被任命为红九军团的政委。四渡赤水时，红九军团被当作疑兵，并且还直接的向川南进发，吸引了敌军大部分的火力，我军成功过金沙江后，红九军团则一路追赶，但最终还是没有跟上步伐。在如此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在乌江孤军奋战。

1935年2月，红九军团直辖3个团和教导营。3月，何长工任军团政治委员。同月，奉命在乌江以北地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于4月4日在金沙江以东的老木孔地区击溃国民党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并进至黔西、水城地区。此后，红9军团灵活机动地转战于黔、滇、川，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转移。5月6日，从云南省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6月中旬到达懋功（今小金）。

苟坝会议毛泽东住居

红军标语：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住居

毛泽东和贺子珍像

毛泽东卧室

陈昌奉住室

陈昌奉（1915-1986），江西宁都人。1915年生，1929年12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指导员等职。从1930年3月起至1936年担任毛泽东的勤务员、警卫员。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延安公安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教导团副团长、济南市公安六分局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江西军区独立师师长,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86年12月13日在武汉病逝，享年72岁。

红军标语：

打到国民党反动派，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遣部队！

中华苏维埃银行旧址

中华苏维埃银行旧址。

中华苏维埃银行是民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管理机构，首任行长为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苏区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金融市场杂乱无章，苏维埃银行着手统一货币、统一财政，筹划发行国家货币，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国家银行存款与信贷工作两头并进，在吸收存款步入正轨后，国营工矿、手工联营、耕田农民、个体商家均成为国家银行的放款对象，当时根据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兴起，造纸、织布、铁器、榨油、砖匠等行业都得到了国家银行的扶助支持。尽管国民党在外面层层封锁，但中央苏区境内百业俱兴。

设在遵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塑像为中央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左）与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右）在交谈工作

五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毛泽民住室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1943年9月27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湖南湘潭韶山人，毛泽东之弟。

毛泽民一生都与金融打交道，参加革命前是毛泽东老家韶山冲上屋场的“管家”。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任第一任行长。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15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任主任），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到陕北后，毛泽民任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同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2年，新疆督办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陈云住地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红军食堂

苟坝会议会址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扩大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

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作战示意图。

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力量对比和打鼓新场的地形，认为红军此战必遭重大损失，事关红军生死存亡，此战打不得。

但除了毛一人，其他人仍坚持进攻，争论很激烈，意见一直无法统一，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深夜。看到僵持不下，毛泽东有些生气，对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那我不当这个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让我在前敌指挥，又不听我意见，我不干了！”说完，甩手出了会议室。

张闻天根据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拍板定下了攻打计划；并通过民主表决，取消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改由彭德怀担任。会议同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的作战命令，于第二天清晨下达。

散会后，毛泽东闷闷不乐，可责任感让他不能放任此事不管，思来想去，他决定再找周恩来商议。

时已深夜，毛泽东点起一盏马灯，沿着坎坷的水稻田埂路，赶到了周恩来住地。此时，周恩来已经拟好了作战命令，准备休息。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能再考虑他的建议，暂缓下达作战命令。

发报室

周恩来仔细听完毛泽东的分析，明白了盲目进攻打鼓新场有可能带来的无法预知危险，随即答应作战指令先不下发，等天亮后和同志们再继续讨论。

厨房

第二天早晨，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周恩来提议大家重新讨论是不是应该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第二次会议坚持林、聂二人建议的仍占大多数。但在毛泽东、周恩来及朱德的争取下，求战心切的将领们终于同意放弃进攻计划。

警卫室里的红缨枪

11点晚上21时，中革军委向红第一、三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看到指令发出，毛泽东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过，他痛感每天召开20多人的会议去解决军事指挥问题，看似民主，但大家各抒己见，难以形成决议，实则贻误战机。他建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三人团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向张闻天作了汇报。

3月12日上午，张闻天主持会议，提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为团长，代表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至此，新“三人团”宣告成立。

苟坝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六个系列会议中的最后一个会议。

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被剥夺领导权，湘江战役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

通道会议毛泽东建议转兵贵州；

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建议决定挺进国民党控制薄弱地区建立根据地；

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军事和政治的准备；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政治局和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

扎西会议张闻天替代博古为中央负责人使毛泽东放开手脚；

苟坝会议进入了军事领导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苟坝会议尽管知道的人不多，但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正是这次会议，使红军避免了被葬送的危险，同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地位。

毛泽东劝说周恩来放弃攻打打鼓新场所走过的小路。

苟坝会议旧址

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3月11日在贵州苟坝附近召开会议（即苟坝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张闻天主持。会议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经常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有了发言权，但并未真正执掌军事指挥实权，而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很孤立。第二天，形势才反转过来，大家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从而也巩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就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

从苟坝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被认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有时也有可能在少数人手里，苟坝会议就是一例。

当我走进苟坝会议旧址，看完了在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买的《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一书，才基本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苟坝会议后，在”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特别是毛的指挥意图得到贯彻，红军四渡赤水，不再被动挨打，在国民党军的围堵下变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毛指挥红军借贵阳云南空虚之机，再次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跳出了包围圈，保住了红军这个革命的火种。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苟坝会议后，毛主席才真正逐步成为全党全军的伟大舵手。

附录一

整体的代言人就是毛泽东

1935年2月5日，临时中央局重新布置了工作，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人”。1935年3月4日，军委恢复前线指挥制命令签署后，毛泽东被任命为政委，朱德为总司令。这个任命使毛泽东重新独立指挥为数众多的中央红军，这些红军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受到过损失。

1935年3月中旬，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小组，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尽管小组中周恩来是头面人物，由于他体力不支，无法做更多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总监督工作。王稼祥长征开始时一直生病，不能尽其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政治部主任的责任。因此，毛泽东由于他是临时委员会成员以及所担任的职务，三人小组允许他处理一切关键的军事事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内毛泽东已经直接奔向游击战指挥权的道路。1935年初，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由于遵义会议的性质，毛泽东不可能在党内军内以自我名义树立自己，或者成为不负责任的领袖。除非毛泽东能够很好地证明他能够领导党和军队取得一些新的胜利后，他才不会让他的领导地位为更强者所取代。

遵义会议后的头三个月内，红军继续徘徊于川滇黔交界地，虽然已经幸存下来，但是还得继续努力。那时，他们既没有一个战略目标，又没有加入其他红军队伍开辟新军事根据地的计划来实施。军事指挥和党的领导者们，多是遵义会议上支持过毛泽东的人，这时也产生了怀疑。张闻天曾经一度想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职务，而且张也曾想过亲自去上海及其它部队一趟。林彪公开地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成立新的前敌指挥部，由彭德怀来组织。这事发生在4月底，红军试图在滇北解散之时。

1935年5月初，强渡金沙江成功和会理会议召开时，反对毛泽东的气氛占了优势。每个人由于可能会被并入红四方面军而起哄，会理会议上，林彪被毛泽东气愤地斥道：“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你怎么知道其中的奥妙！”毫无疑问，毛泽东表现了比张闻天和苏联回国学生更加高明的军事指挥魄力，比林彪和黄埔军校学生更坚定的政治家气概。

中央红军和政治局关系的坚定性和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后来在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共同斗争中再也没有被动摇过。在这场斗争中，整个中央红军和政治局团结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代言人就是毛泽东。

摘自：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一书中（美）本杰明·杨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9月第5次印刷，第218-219页。

附录二

名副其实的“帅”

大长征

（1935年）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苟坝，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坝。

苟坝，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是抹不掉的。在这里演出了一出“罢将出帅”的活剧，毛泽东的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被罢掉了，不到一天功夫又出任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实际上登上了帅位。

苟坝现属遵义界。1935年时属遵义县枫香区平安乡，是一块高山环绕的小丘陵。东有海拔1349米的石牛山，西有海拔1330米的崖头山和银顶山，北有海拔1425米的马鬃岭，只有南面较低。称苟坝的“坝”，不过是南北长3000余米，东西宽1000余米，中间起起伏伏，像个睡葫芦似的小田坝。由马鬃岭下渗出的一道溪水自北向南，穿坝流往花苗田方向，村口有一水口寺，意在“锁”溪水而灌田畴。

中央首脑机关驻扎在苟坝的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

10日1时，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了五条具体建议。

加恩来拿着“万急”

电同毛泽东商量，并表达了他倾向性的意见：二进遵义，野战军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这份电报也给其他军委委员看了，多数军委委员也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扫清西进道路。

毛泽东大摇其头，他不赞成进攻打鼓新场，他有一本敌情账。他刚看过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关注。这些电报讲到，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因此，那个地方红军是万万去不得的。

于是，毛泽东建议立即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攻不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会议由洛甫主持，与会者围绕着林、聂的电报激烈地争论起来。争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他又孤立了。

毛泽东的“虎”气上来了。他动了脾气，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平时相处也很随便，见毛泽东发了脾气，也就不客气地顶他。

多数同志要求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主持会议的洛甫为了难，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怎么拍板？鉴于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引起非议，他来个民主，自己不表态，交付军委会议表决。

但是他没有过细琢磨，当时要表决的不光是是否攻打鼓新场的问题，还附带有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辞职动议。举手表决的结果在预料之中，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林、聂电报建议，还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礼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也表决掉了。

毛泽东忧心忡忡地回到住处。他倒不在乎失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头衔，他担心的是红军硬攻打鼓新场，会遭土城战役的结局，使全军陷入被动。他抽着香烟在小屋里踱步，思想斗争很激烈，一地的香烟屁股，记载着他沉沉的思绪。附近雄鸡“喔喔”地鸣叫，他不再犹豫了，提上马灯急忙走出了小屋。

他敲开了周恩来的屋门。周恩来也没有睡，正在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见毛泽东进来，他先是一怔，赶紧让坐，并递上一杯浓茶，风趣地说：“寒夜客来茶当酒，举杯相邀喝浓茶。”

毛泽东呷了一口茶水，说：“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再好好研究一下，还是不打为妙，敌情严重啊！”

周恩来说：“主席，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哩。你看的几份电报我刚才也看了，还有新送来的电报，黔军、滇军都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还可能受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川军的侧背夹击，这一仗是要重新考虑，我的作战命令也写不下去了。”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那好，你先别写，赶紧召集军委会议，根据敌情重新研究，说服大家。”

第二天早上又开军委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3月11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解释了不进攻新场的理由：“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天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阐述下，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的时候，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黔军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5个纵队。只要红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筹，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三、五军团。

为杜绝类似情况，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以便集中指挥。

3月11日中午，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包括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还有纵队司令员、政委等齐集总司令部驻地，通过研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处理红军战略转移中最迫切的指挥事宜。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实际上取代了遵义会议上明确的“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策负责者”。事实上周恩来的权力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增加了。如果说毛泽东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还是“将”的话，现在名副其实已是“帅”了。

周恩来对这种权力变化感到满意。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心悦诚服地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1972年周恩来在回顾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争执，和随之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时说：“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洛甫又是怎样想怎样说的呢？他的夫人刘英著文回忆说：“······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要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策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段曲折，是在延安时闻天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把蒋介石牵着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从这些最高当事人的回忆判断，遵义会议后至苟坝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前，长征的军事决策和指挥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集体领导的。苟坝以后，才过渡到三人军事小组决策和指挥。三人军事小组不管是以毛泽东为首，还是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说，毛泽东从这时候起已经成为红军的统帅，他在全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

摘自：李庆山著《大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94-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