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07 国博古代中国里的那些美物

小布头

陶豆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1955年浙江余杭良渚出土 裸体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蛙纹图案之上，浮塑一个裸体人像，人像双手捧腹，下股弯曲，腹下方刻意塑造出生殖器。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巫师形象，巫师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这种特珠的图案裝饰表明陶壶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具，而是用于生殖崇拜的宗教法器或专门为巫师制作的拜具。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这些水上生活场面是远古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捕鱼的真实写照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 镂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士 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大汶口遗址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200年-前1200年）纹饰精美，是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1958年征集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利”青铜簋周武王时期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才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亶公宝尊彝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㺇si盉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子龙” 鼎商后期子龙鼎是至今发现最大的圆形商朝青铜鼎，不仅历史悠久，和后母戊鼎合称“商超重器双璧”。子龙鼎通高10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鼎”。子龙鼎上刻有“龙”字铭文以及图案，对于龙图腾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件国之重器，有关子龙鼎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一直以来不被世人所知。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孟”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郿县出土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大孟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酒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孟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鹗，下垂的鹗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治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鹗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捭阖的附件装饰。鹗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作册般”青铜鼋商代末年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鼋肩、背共负有四簇，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并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鼋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丙申王〇于洹获王射口射三率无废矢王令寝馗贶于作册般日奏于庸作汝宝 青铜觥（gong）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盠lí”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盖两匹马驹。蠡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李村窖藏出士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盖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鑫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验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盠”青铜方彝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士盠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盖，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益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项）。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四羊青铜方尊商代是商代最大的方尊。四羊方尊的肩部，耸出四个卷角羊头，尊腹为羊的前胸。此尊集线雕、圆雕、浮雕等各种技巧，端庄典雅，铸造精细，是商代泥范法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1938年4月，四羊方尊在湖南被姜景舒兄弟三人挖到，很快各路人士前来寻宝，威逼利诱之后，三兄弟以400块大洋成交。而经过层层剥削，到了姜家手里仅剩248块。而四羊方尊本体，经过多次抢夺与周转，最终在运送途中被日寇飞机轰炸成20多块，保存在湖南省银行仓库。1954年，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耗时2个多月将它修复完成，却发现少了一个缺口。原来，姜景舒刚挖出方尊的时候，为了探查方尊不小心敲下方尊一小块，自己留下做了纪念。1976年，姜景舒将残片上缴给国家，四羊方尊才完整了。在商朝的青铜器当中，四羊方尊的工艺高超且精美。造型简洁但又端庄大方，艺术感十足。四羊方尊不仅是技术和金钱的象征，还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象征着吉祥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觯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士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治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狼噬牛纹金牌饰战国（公元前403 前221年）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登出土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画面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野性的氛围，而对称布局的画面则又带有中原艺术风格。战国时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林胡、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密切，金属制品的纹饰风格深受其影响，如虎噬牛纹样即是比较典型的中亚草原艺术风格。同时这些民族又与中原文明接触较多其艺术风格又受到中原文化的票染。这件器物从制作工艺到纹饰风格，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 嵌宝石金牌饰战国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 青铜缶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候乙的用器。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士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乌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鉴。鉴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金缕玉柙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生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柙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龙纹玉璧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玉为青绿色，体扁平。圆形，中心有一圆孔，两面纹饰相同。肉内区雕琢蒲纹，外区雕琢四组夔龙纹，内外区用一周绳索纹相隔。玉璧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是沿续时间最长的玉器之一。汉代，玉璧常作为礼仪器，主要用于祭天、祭川，还可用手朝聘、纳聘、馈赠以及贡献的礼品，也用于随葬。花纹精致的玉璧多为墓主生前使用过，出土时多位于墓主的胸部和背部。有的玉璧放于棺椁中间，有敛尸作用。 彩绘雁鱼青铜釭灯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水禽街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街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壶盖星弧面形，上有三环组，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舖音衡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第文和闺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鳞龙，府、腹宽帶纹上饰老虎耐洋图案。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城或如鸟在腾民，或知鸟在回着。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润血肤，延寿却病”的舒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铺之，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祖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线，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波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候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印文分为凿制和铸制，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抵触，在技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此金印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東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青铜枕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旋纹地上浮雕三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士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青瓷莲花尊北朝（公元386年一581年）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莲花尊以仰覆莲花为主题纹，辅以宝相花、团龙、兽面等纹饰，运用了模制堆贴、镶嵌、刻划等装饰技法。莲花尊的装饰繁缛，釉层凝厚，是北方青瓷精品。 陶牛车北齐（公元550年一577年）1955年山西太原圹坡出土牛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俑群的中心，是当时盛行乘坐牛车之风的反映。汉代的牛车多为地位较低之人乘坐或用来运载货物，魏晋至盛唐时期，牛车因行驶缓慢平稳、车厢宽大舒适而成为主要出行工具。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画像砖南朝（公元420年-589年）1958年河南邓州许庄出土画像砖为一砖一图，镶砌于甬道、墓室。砖画内容分为三类，有贵妇出游、献贡、甲马、武士等车骑出行场面，有郭巨埋儿等孝子故事，有王子乔与浮丘公、商山四皓等道教神仙，有供养飞天、伎乐天人等佛教题材，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每块砖的画面具有强烈的立体感，线条流畅，人物画则具有南朝“秀骨清像”的特征，是南朝绘画的珍贵资料。 飒露紫 白蹄乌 什伐赤 特勤骠 青骓 卷毛䯄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公元907年一923年）1994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这件彩绘武士像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风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剑，剑尖直指怪兽口衔的荷花，肩头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王处直其人生前官拜唐代、后梁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节制易、定、祁三州，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忧惯而死。王都为挽回名声，遂力养父修筑了一座建筑和装饰都极为讲究的大墓。此汉白玉石刻原本镶嵌于墓门后的甬道一侧。1994年5月，此件浮雕被盗走至美国，后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终于2001年回归祖国。 镶金边白玉杯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此杯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敞口，口沿镶金带一周，深腹，假留足，平底，通体光洁无纹饰。其杀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得这件玉器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雅，也包含了“金玉满堂”之意，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从现有考古发现角度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玉器发展似是走入了低谷，出士的玉器也为数甚少，但就在这少数的几件玉器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玉器生产已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向日用器的过渡。这件白玉杯便明显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的束缚，向着更实用的方向发展，已经是非常生活化的器物了。 绿釉陶男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这对俑表情生动，好似相互呼应，被认为是参军戏俑。参军戏以说白为主，诙谐笑谑，在唐代非常流行 三彩釉陶女俑唐（公元618年-907年）1957年陕西西安土门村出土女俑面带微笑，头微侧，鬓发抱面，发髻垂于额前，为乌蛮髻；身穿绿色交领小袖上衣，内有半臂，蓝色长裙，裙腰束于胸上部，披帛自右肩垂于后背，足穿翘尖鞋。与古代大多数时期女性追求苗条、纤细甚至病态的美不同，唐代女性有着非常积极的审美观。不论是唐初的清秀、盛唐的丰满、或是晚唐的随性，无不蕴含着健康爽朗的气质。现在保存的唐代女俑，每一类作品的姿态、动作都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情绪，毫无呆滞之感 安济桥石栏板隋（公元581年—618年）1953年河北赵县安济桥址出土该栏板是修复安济桥时从桥下淤泥中所得。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此物沩安济桥栏板构件，长方形，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修复安济桥时从河床挖出大小桥石1200余块，但拼接较为完整、有雕刻和铭记的石头不多。其中，各式雕龙栏板计7块，本栏板是其中之一。 昆仑人陶俑唐（公元618年 907年）传陕西西安出土此俑卷发，上身仅斜披一巾，戴项圈腕钏，下身股际缠祥，赤足；右手紧握高举，左手握拳屈于腰间，双手原有执物，似做表演状。昆仑这个名称早在三国时已有记载，指色黑之人，而非指人类学上的黑种人。《旧唐书•林邑国传》说：“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可见，昆仑在唐代又是对南海诸国人的泛称。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的居民大多是黄种人，不过肤色较深。但因唐代与横跨亚非的帝国大食的交流颇多，也不乏有从非洲地区过来的黑种人的可能性。 胡人骑骆驼陶俑唐调露元年（公元679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绿釉鸱吻西夏（公元1038年 1227年）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出土这是殿堂正脊两端的装饰物，呈龙首鱼身状。党项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属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吴建立西夏政权。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内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陵邑I处。西夏陵出士鸱吻有琉璃、灰陶两种，造型与此同。汉以前宫殿的正脊两端高高翘起，似凤鸟展翅，名“鸱尾”；唐代鸱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多名“鸱吻”。宋代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的鸱吻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土鸱吻与同一时期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鸱吻、山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北鸱吻均属同一类型。 三彩釉鸡冠壶辽（公元916年-1125年） 钧窑镂空座四兽面双螭耳瓶元（公元1206年-1368年）1970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 木雕观音像宋（公元960年-1279年） 填朱青玉召万神符牌元（公元1206年-1368年） 粉彩梅竹双燕瓶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 松石绿釉梅瓶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 五彩鱼藻纹盖罐明嘉靖（公元1522年—1566年）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年-1620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曾盛极一时。嘉靖官窑五彩器的盛行，可能与嘉靖皇帝本人尊崇道教、深信五彩辭邪有关。嘉靖自幼体弱多病，因此非常崇尚道教的养生健身之道，经常供斋醮神、设坛祭祷神灵。每次在宫中设坛斋醮，都要悬挂五色彩旗，用五彩“画符”以驱鬼辟邪，其间也少不了使用五彩瓷器。据《明史》记载，仅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 年），景德镇御窑烧造的供内廷醮坛用瓷器就达3万件。 铜金刚铃、金刚杵明宣德（公元1426年-1435年）这套铜铃、铜杵为藏传佛教法器，是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1435年）明廷布施给西藏拉萨寺院的礼物。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又由达赖喇嘛当作生日礼物呈送给乾隆皇帝。西藏地区盛行藏传佛教。明永乐、宣德年间（公元1403年-1435年），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宗教首领的笼络，明廷先后封授了三位地位很高的“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五位地位低一点的“教王”（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八王”历代相承，各王定期或不定期地遣使向明朝进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特产，明廷也以绸缎、布帛、茶和钞等回赐。 阿拉伯文带座铜炉明正德（公元1506年-1521年） 针灸铜人北宋天圣（公元1023年-1032年）年间，医官王惟一铸成带有经络穴位的铜人，并写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凡太医院针灸科学生考试，就在铜人表面涂上黄蜡，体内注水，进行实际操作实验。这个铜人是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重新铸造的。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瓷尊施霁青色釉，肩颈间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蕴含着“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为明证。据研究，海晏河清尊是由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专门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唐人郑锡在《日中有王字赋》中有“河清海晏，时和发丰”之说，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后用以颂扬天下太平之意。“海晏堂”之名应取意于此。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海曼堂亦沦为废墟。但幸运地是，海晏堂内陈设的两件瓷尊被保存了下来，此为其中一件。 “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铜镜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制1947年福建泉州开元寺出土此镜是日本江户初期的作品，大约在明末传入中国，供奉给泉州开元寺 “皇帝之宝”玉玺清（公元1644年 1911年）印文阳刻满、汉文“皇帝之宝”，印钮为盘龙状。“皇帝之宝”属乾隆帝钦定的二十五宝之一，是皇权的象征。清朝皇帝颁发诏书等时均须钤用“皇帝之宝”，使用频率最高，钤用范围最广。皇帝印章称为“御宝”，置于故宫交泰殿，由专门的机构尚宝司来统一管理。 五世达赖铜鎏金像清五世达赖名阿旺罗桑嘉措（公元1617年—1682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应请率侍从3000人到达北京，与顺治帝在南苑相会，居住在专为他修建的黄寺。次年在返回途中接到顺治帝颁给他的金册、金印，被正式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孝端皇后九龙凤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