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 一场跨越了70年的双向奔赴

晓嶶

沈红 　　202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有三对头发花白的夫妻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聚会，他们分别来自南京、镇江和大洋彼岸的美国，这是“两航”后代们在纪念“两航”起义75周年之际，为了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进行的一场跨越了70年的双向奔赴。 　　我们在上海聚会的照片2024年10月20日 前排坐着的左一陈虹的丈夫沈先生，左二凌文中，左三凌文中夫人右一沈红的丈夫潘先生后排站着的左边陈虹，右边沈红 照片中的凌大哥夫妇来自美国，这次他专程回到国内，是为了祭奠两年前在疫情期间去世的97岁的母亲，也想见一下国内的亲朋好友。 　　 陈虹夫妇来自南京。陈虹的父亲与凌大哥的父亲都是75年前从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回国，又一起去哈尔滨参与组建哈军工的同事，陈虹与凌大哥是小学的同班同学，他们已经56年没见过面了。　　　　沈红夫妇来自镇江。沈红的父亲也是75年前从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回国的，她的父母与凌大哥的父母在北京时同住在东四十条26号院，两家是隔壁邻居。只是1954年初凌大哥一家去东北时，沈红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没出生呢。所以沈红是70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位邻家大哥。 　　说来好笑，这次沈红见到凌大哥时她真是吓了一跳，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在父母口中的“凌家三岁小男孩”，竟然是个1.83米的大帅哥！那天沈红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抬起头仰望着这位陌生的大高个弯弯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但一下子想不起来，她楞在那里，困惑地不知所措地问：“你是谁呀？”幸亏陈虹在一旁提醒：“他就是凌文中呀！”沈红才回过神来，赶忙说：“哦！凌大哥！您好！”大家都笑起来…… 从70年前北京东四十条26号院的隔壁邻居，到70年后跨越时空远隔几万里相互奔赴的见面，其中经历了两代人的生活，而且是通过56年都没见过面的小学同学陈虹联系上的，这次聚会，简直感觉就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 三对夫妇见面时都感叹不已，因为父母都已经去了天堂，自己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了。这次能够见面真是恍如隔世。三人分别述说着几十年来各自的经历…… 陈虹与凌文中是小学同班同学，56年前的1968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凌文中的父亲凌之巩伯伯被迫害致死，陈虹的父亲邹志楷伯伯被集中关押，年仅17岁的凌文中和陈虹都被迫下乡，陈虹去了内蒙，两人再也没见过面。1970年哈军工被拆分，陈虹的父母去了南京，凌文中的母亲去了湖南，从此彼此杳无音信。这次是他们两人56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不由得感慨万分…… 尽管沈红与凌大哥是70年来的第一次见面，但她感觉凌大哥一点都不陌生，很亲切温暖，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因为几十年来沈红一直听自己的父母念叨北京的邻居凌家夫妇和凌家那个三岁小男孩。　　 父亲曾告诉沈红：“我们家原来住在北京东四十条26号院，里面住的都是与我一起从香港回来的两航前辈的家属们。 我家邻居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中航工程师凌之巩一家。凌先生是广东人，一天到晚不吭声，就是捧着一本书看。凌太太是上海人，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她热情开朗，里里外外一把手，很会做菜。” 那时我父母刚结婚，母亲不会做菜，凌太太就常常热心地教我母亲做菜。那时物价便宜，在菜场买三毛钱的牛肉末就可以做一份菜了。 　　凌之巩先生的夫人凌太太朱敏 牛肉末烧豆腐就是凌太太教的，我父母一直都记着那个菜鲜美的味道。我母亲说，当时凌太太从香港来刚生完孩子，没有工作。凌家有两个小孩儿，大的是男孩儿，三、四岁左右很听话，不吵不闹，很有礼貌。小的是女孩儿，出生不久，还抱在手上。 　　我的母亲谢纬玲1950年代 　　两航前辈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回来的第一批海归。 那时候的北京城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父亲说，那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物价便宜，生活也很安定。 两航前辈们打心底里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政权，每个两航人的工作热情都很高。 　　1954年父亲凌之巩去哈军工之前，在居住的北京东四十条26号院前留影。凌之巩抱着女儿，他左边的那个3岁小男孩就是大儿子凌文中 　　凌文中的父亲凌之巩1940年代末 　　1954年凌之巩一家去了东北。凌之巩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当副教授。同时去的还有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工程师邹志楷等十几个香港“两航”起义回来的工程技术专家。据说他们是被陈庚大将直接点名去组建哈军工的。　　 据作家滕叙兖先生在《国之翼》一书中记载：陈赓将军亲自请这十几位穿着一身西装，风度翩翩来哈军工报到的“两航”人员吃午饭，并且告诉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说：“有了“两航”起义，我们新中国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民用航空事业呢。” 　　1954年夏天父亲凌之巩抱着女儿与母亲朱敏拉着大儿子凌文中在哈军工合影 　　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1956年在北京 　　母亲抱着我和妹妹在北京中央气象局的家属宿舍门口1960年9月父亲摄 　　1961年我家去了西北。我父亲沈嘉年是从北京民航局调去组建中央气象局的。在完成组建的工作后，他和几个两航前辈就一起被发配到新疆戈壁滩上的农场去了。 从此，我们与凌伯伯两家天各一方，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两航前辈们终于开始落实政策。在江苏省统战部给两航前辈发起义证时，几十年没见面的两航前辈们聚在一起，都十分感慨："我们总算熬过了那场罪恶的史无前例，总算活下来了！" 　　我父亲向他们打听老邻居凌之巩伯伯的情况。他们说"凌之巩在文革中被无休止的批斗毒打后，被活活折磨死了！邹志楷的大儿子被逼得自杀死了！可惜呀！"　　我父亲听说凌之巩伯伯等人的事情后，愣了半天，喃喃地说"哎呀，可怜凌先生是那么老实的一个人！"母亲则流着眼泪说，"凌太太没有工作，凌先生被迫害死了，没有经济来源，不知凌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怎么生活呀？" 　　我父母想帮助凌太太，母亲甚至还说过，我们干脆收养凌家的一个男孩儿吧。他俩就开始到处打听凌太太和那个小男孩的下落…… 可惜哈军工1970年就被拆散了，问了很多两航人，谁都不知道凌伯伯被迫害死后，凌太太和他两个孩子的下落。这事成了我父母心中的遗憾，他们经常念叨着…… 　　没想到前几年靠着微信和两航后代朋友的帮助，我们居然能与60多年前的北京老邻居联系上了，简直像做梦一般，感觉真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呢。　　那是2016年底，北京的两航后代沈爱英大姐和张蒲真大姐等建立了两航后代微信群，我和陈虹都一起参加进来了。 为了满足父母亲寻找凌太太的心愿，我托原哈军工的子女陈虹打听凌家人的情况，她也不知道，因为她的哥哥在史无前例中被逼得自杀死了，她父亲带着他们离开了哈军工那个伤心之地到了南京理工大学。　　一直到2017年，陈虹和群里的两航后代、哈军工子弟蒋大为通过同学找到了凌家大男孩凌文中。这才知道：凌太太在哈军工参加了工作，她又生了一个男孩儿，所以凌家有三个孩子了。 　　父亲凌之巩和孩子摄于在哈军工居住的老红楼65号楼前 -1959年左二：大儿凌文中，左三：女儿凌文玉，左四：二儿凌文同 　　1968年，凌伯伯在史无前例中被迫害至死后，凌大哥中学还没毕业，就被迫下乡，凌妈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哈军工，去了湖南，她在长沙工学院，现在叫国防科技大学。凌妈妈退休后一直生活在长沙。 凌大哥在下乡9年后考上大学，又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工作，他是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2017年我父亲看到已经60多岁的凌大哥从美国传来的照片时笑着说"呵呵，真是凌家人，他小时候就是和他爸爸凌之巩长得一模一样。"　　我母亲看到凌大哥的照片时喃喃地说"这是凌家那个小男孩？那时他才3岁……"在我母亲的心里，不管多少年过去，凌家的小男孩儿一直都是三岁！呵呵。　　多年过去了，父母还一直念叨着北京东四十条26号院的凌太太教他们做牛肉末烧豆腐的那段往事，那是他们两家人最美好的日子…… 这次见面，沈红告诉凌大哥自己父母的经历： 我的父亲沈嘉年中央航校27期学生、央航员工、两航起义人员 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沈嘉年怀着对日寇的满腔仇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高中没毕业就投笔从戎，毅然报考空军中央航校27期学习飞行。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免打内战，我父亲航校还没毕业就退出航校，考入央航。 1949年11月9日父亲和两航员工一起，放弃了在香港优厚的待遇和富足的生活，签名登报宣布起义，义无反顾地回到百废待兴几乎一穷二白的祖国大陆。 父亲沈嘉年和母亲谢纬玲在北京中央气象局大楼前1950年代 　　回国后，我父亲先后在广州、天津和北京民航局工作，50年代中期父亲曾参与组建中央气象局的工作。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我父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在组建中央气象局的工作完成后的1961年5月，父亲和几个两航起义人员从北京被发配到新疆，父亲带着因病至残双耳全聋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在新疆的戈壁滩上生活了十八年。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父亲更是因为海外关系，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和非人的折磨。1967年冬天学校放假，我和母亲回上海了，父亲一个人在新疆，他被造反派抓去关押，被打断腿骨。 幸亏师子校好心的林娟娟老师打电话告知我们，我奶奶立刻带着我和我双耳全聋的母亲一起去上海警备司令部，我们举着烈属证哭着向解放军求救。因为我叔叔沈嘉明是新疆军区霍尔果斯边防站的边防军连长，1957年牺牲在边防线上，所以第二天新疆军区有关部门的解放军出面，要求造反派放人，迫于解放军的震慑，造反派才把关押了三天三夜打得遍体鳞伤、左腿骨折、奄奄一息、颗粒未进的父亲释放出来，父亲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总算活下来了…… 我父亲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在新疆时，他为了抢救病危的同事，三次无偿地给同事献血。1973年父亲当了英语教师，他非常珍爱教学岗位，每天备课、批改作业都到深夜，曾被评为优秀教师。 1979年5月，在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先生的亲自关怀下，父亲从新疆调到江苏镇江船舶学院（现在的江苏科技大学）教授英语，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退休后，我父亲被我校的校办工厂聘为英语翻译，他负责协助有关人员建立了我校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父亲还在荣氏集团创办的江阴利港电厂担任英语翻译，父亲熟练的专业英语口语，精确严谨的译文受到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2000年9月10日，父亲沈嘉年（右）代表南京航联会与北京航联会会长华人杰在美国参加驼峰飞行员暨十四航空队(飞虎队）55周年年会 　　2000年我父亲作为南京航空联谊会的代表，随同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华人杰教授等人到美国参加驼峰飞行员暨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的55届年会，还翻译了大会的发言稿，中国航联会代表的发言赢得了美国朋友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被称为民间外交的破冰之旅。 2000年9月父亲和华人杰在美国与驼峰飞行员合影。右一沈嘉年，右三华人杰，右四温亚德（美国驼峰飞行员协会主席） 2005年9月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父亲在中央航校的学长、两航起义的同事，在新加坡的何永道伯伯专程来镇江看望我父亲。 　　2007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湖南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展厅揭幕仪式。 前排左4左5左6是当年主持芷江受降仪式的萧毅肃将军的后代（台湾来的） 中间行军礼的是当年驻守在芷江的飞虎队员林雨水，他右边戴帽子的是飞虎队员彭嘉衡，彭嘉衡右边拿着照片的是在史无前例中被打死的飞虎队员周训典的儿媳欧馨志， 前排右5是翟永华（台湾飞虎协会会长）右4 沈嘉年右3沈嘉年夫人谢纬玲，右2沈嘉年女儿沈红。 父亲与他在中央航校的两位学长林雨水和彭嘉衡在芷江受降的血字牌坊前 2007年9月 我的父亲母亲2009年8月 我的父亲母亲2012年 　　我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是个心地善良忠厚老实的人。　　我母亲婚后体弱多病成了双耳全聋的残疾人，但结婚64年来，我父亲对她精心照料，每次出门都是用手拉着她走，从未嫌弃过她。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的父亲母亲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互相搀扶着走。他们在一起度过了64年钻石婚的岁月，这在江苏科技大学传为佳话，镇江电视台还专门采访过我的父母亲。 2013年4月，父母结婚60周年了，在江苏科技大学校园里，我为父母亲拍摄了钻石婚纪念照。 　　2017年11月7日，南京航空联谊会的几位领导专程从南京赶到镇江，到医院来看望我父亲一91岁的两航起义人员、抗战老兵沈嘉年先生。 看见他们的到来，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父亲当年为国家和民族舍身抗日的正义之举，没有被人们忘记并且终于得到真正的承认和尊重，是他最大的慰藉。 　我的父亲沈嘉年2017年5月 2017年5月30日，我86岁的母亲走了。 2018年3月28日，我92岁的父亲也走了。　　2019年的清明节，根据父亲的意愿，我和妹妹把父亲母亲的骨灰合在一起洒入了长江，我的父母与祖国的江河湖海山川大地融为了一体……　　作为两航起义人员的后代，我为父亲当年的英雄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敬佩父亲伟大的爱国情怀，他为抗日报考中央航校的悲壮和两航起义的荣光都是不可忘却的。 为了祖国，我的父辈们把个人的委屈苦难全咽下，意气风发的拼命工作，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青春热血全都奉献给了我们的共和国，两航前辈的爱国壮举开启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航天工业新时代！他们是新中国民航的奠基人。 　　沈红对凌文中邻家大哥说，她很想知道凌伯伯和凌伯母的故事。于是，凌大哥告诉沈红和陈虹： 凌文中的父亲——原中航留美归国工程师、哈军工航空机械力学专家凌之巩 　　凌大哥说：　　56年来只要一想起父亲就感到心痛，这也是我第一次公开缅怀父亲。在纪念“两航”起义75周年之际，追寻父亲的足迹让我更加敬佩父亲，他为民族为国家奉献一生的精神令我敬仰。 　　我的父亲凌之巩为人忠厚老实。他热爱祖国，在二战时期父亲为抗日救国亲身担负重任参与中航的驼峰空运。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放弃了香港的优厚待遇和富足的生活，毅然参加“两航”起义回到祖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 　　无论在民航还是在哈军工父亲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同事和蔼可亲，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 　　父亲凌之巩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919年8月——1968年6月被迫害致死时年仅48岁。 　　父亲1938 年考入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航空系第一期（全班40人）。1943年入国民政府与PanAm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派至驻印度加尔各答的中航总部及其机场(Dum Dum airport)，任地勤工程师，后升任航空飞行调度，直接参与了二战时期的抗日"驼峰空运"。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中航返上海。1946年底父亲录取为国民政府教育部自费出国留学生，乘远洋船赴美。他在美国密执根大学留学，一年半后获得航空机械专业硕士学位。1948年底父亲学成回国又回到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不久随中航总部迁赴香港。 1949年底父亲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随后在参加护产、抢运航空器材中表现突出，被列入国务院特殊贡献名单中。 1951年父亲回到北京在中国民航工作，我仅知道（听母亲所述）父亲曾参与并负责给香港带回的美国飞机C-47改装用苏联发动机，试飞成功，荣立三等功。 父亲在北京民航局时与同事合影：第三排右一是凌之巩，左四是邹志楷， 凌文中的父亲母亲 苏联顾问左边第一人是凌之巩 第一排左边第四人是凌之巩， 1957年父亲与郑玉光合著《航空工程勤务部门的组织与任务》（秘密）及1961年父亲编纂的《飞机管路系统》教材上册 　　父亲1956年著《飞机动力装置设备》– 凌之巩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1956 – 228页）1959年父亲任空军工程系一科（101教研室）副主任，代主任。1959年父亲除著书讲授教学带助教及教学生，也主持开展科研攻关项目，飞机研发，并获成果。可惜现无法具体指出（因保密原因，父亲从来不讲）。父亲英语极好又自学俄语，和苏联专家联手协作教学，为哈军工的发展奉献。1960年戴其萼（航空系政委?）回忆文章：“罗时钧、凌之巩、陈启智、张寿宝等同志都是创业者，都为创建空军工程系做出了贡献。”1961年父亲编纂了《飞机管路系统》教材上下册。1962年父亲晋升为中校军衔。1963年父亲编纂了《飞机液压系统》 – 凌之巩 – 哈军工工学出版社 - 哈军工印刷厂印刷，上下册。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世纪灾难开始了。1968年5月18日，“清队”中父亲被指为“教授反革命集团”骨干，押去囚于哈军工一系65级学生宿舍，6月23日强制参加“牛鬼蛇神”的修松花江堤，其中遭虐待，多加重土，呵斥推搡，殴打脚踢，父亲遭关押审讯月余身体已不适（早上曾呕吐），父亲自然力不及，反而遭致给他加更多更重的土，甚至前后挑两筐，让他挑上堤坝，在体力和精神双重折磨下，至父亲中暑晕倒昏迷休克，竟又让父亲在毒日下长久爆晒，好几小时后才送哈军工八一楼门诊部病房，还跟我说是“装死躺下”，当时医疗救治受政治因素影响，并未有效积极救治，30个小时后不治，最后一直守在一旁的我再未见父亲醒来的一面。　　父亲于1968年6月25日凌晨含冤屈死，年仅48岁另11个月。 　　1979年1月22日，国防科技大学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专程赶到追悼会现场(右一)致悼词，追悼马明德、薛鸿达、吴守一、凌之巩、曹昌佑、吴鸿钧等六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教授、副教授。 　　钱学森在悼词中说：“……这六位同志长期献身于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对我国航空事业和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逝世是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损失……”讲到这里，钱学森声音哽咽，眼眶里噙满泪花，他终于无法忍住心中的悲痛，面对着低头饮泣的人们，潸然泪下。会场里一片哭声…… 　　56年了，凌大哥第一次把凌伯伯的事迹和在56年前那场史无前例浩劫中的悲惨遭遇公布于众，我们听了瞬间泪目…… 　　当天下午，沈红夫妇和凌文中夫妇还一起去了圣约翰大学的旧址寻访当年凌文中的母亲朱敏在那里读书时的印记。我们在圣约翰大学旧址的时候，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唉！一时间也分不清哪是泪水，哪是雨水了…… 沈红 2024年10月20日 我当天晚上赶回家时就有一种冲动，就想把凌伯伯的事迹向世人讲述。陈虹就鼓励我赶紧准备资料赶紧写文章。 在两航后代陈虹和沈爱娟的大力帮助下，10月30日我们与凌文中一起终于把《不容青史尽成灰——追寻父亲的足迹》这篇文章写出来了。　　 凌大哥在两航归国75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不远万里从美国赶回来，也许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呢。 凌文中与我们的两航后代一起把凌之巩伯伯写出来了，把56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世纪灾难展现出来了，把我们要说的话说出来了。　　 10月30号晚上7点多钟两航后代征文组的罗敏把文章做成美篇发到北京之声网站，到今天为止仅10天功夫，已经有6690多人阅读过了。我跟着两航后代们一起完成了这件事感到很开心。终于为我的父母亲和我家70年前的邻居凌大哥完成了一个夙愿，很欣慰。 　　这篇文章是“两航”后代对“两航”前辈凌之巩伯伯迟到了56年的纪念。向参加过驼峰空运的“两航”前辈凌之巩伯伯致敬！ 向为祖国奉献出全部心血和智慧的哈军工航空机械力学专家凌之巩伯伯致敬！ 父辈们在天之灵看到这篇文章也会感到欣慰的。 　　感谢“两航”后代陈虹、沈爱娟等提供宝贵意见和帮助，感谢哈军工纪念馆的吴老师以及作家滕叙兖老师热心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照片和资料。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七十五年过去，我们的父辈已经离我们远去，“两航”第二代的我们也步入耄耋之年。然而，父辈们当年无悔追随光明，丹心热血报效祖国的光辉事迹已经永恒地、深深地铭刻在新中国的历史丰碑之中。　　“两航父辈们对祖国一生奉献的举动，是对爱国一词最好的诠释。父辈们的爱国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这代人的品格，值得我永远崇敬。 2024年11月9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