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作者:张业新</div>自张仲瀚1966年来上海出差后,我们家就和我的仲瀚爷爷中断了联系。直到“文革”后的一天,记得是春节前,我的二姑爷爷来信,对我父亲说:你仲瀚叔已经出来了,住在北京。同时说写信要寄给张芳筠转。虽然父亲不知道张芳筠是谁?还是立即给张仲瀚写了一封信,还随信寄了几张京剧脸谱的贺年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收到了张仲瀚寄自“北京海军总医院十三病区”的来信。 <br>内容如下:<br>淑峰侄:<br>来信早已收到,因我正在医院,九月间,猛力,全身,仰面,在走廊中滑倒,幸而后脑碰到一个三合板的病房门上,把门砸了一个大窟窿,受了脑震荡,在此之前,四月间,连续心绞痛直至心肌梗死,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已得到顺利抢救,获得第二次生命。刚恢复好一点,经过九月间这一摔,心脑都受影响,随之常犯病。自今年一月四日,又一次心肌梗死后,又接连两次发生急性心力衰竭。我过去一年中,经过九次抢救,两次报病危,大部时间卧床,遵照医院决定,我经常长时间的禁止会客,禁止看书、看信、看报。大量来信,在病重时不让我知道,存在我的公务员处,大量来探视的都被医院挡驾了。你写给张芳筠转我的信(她是你姑姑,是吉墉伯父最小的女儿),正是在那些最坏的日子里,我既没有看到,也很久不知道,更无力写信。后经检查我需要回的信,以百封计,而在我恢复好的时候,也只三、四天回一封信。我正在死亡的边沿上和疾病作斗争。现在稍好一些,但仍随时有反复。<br>党贼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已确定我是必须打倒的而列入了他们的名单,周总理费尽心机保护了我。而那时(1967年3月)他的处境也并不好,我终于管制在北京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我的身体没有受折磨。林彪的死党以我是贺龙同志旧部,以比“莫须有”还恶劣的手法,花大本钱,造假材料,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丁盛之流,就踩着我的肩膀,踩着兵团数千名无辜的尸体,爬上去了。自然他们没有得到好下场。<br>我于1975年5月(实际是3月)经毛主席亲批解放出来。我现在因病暂时不能工作,党分配我到第一炮兵当顾问。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手颤抖,像小孩子写字一样,就写到这里。<br> 祝<br> 你和你全家好!<br>如有来信可寄海军总医院<br>十三病区交我,如未及时<br>复请谅。 叔,仲瀚 四月二十日<br><br>四十多年后重读这封家书,忽觉老人们都已故去,这封信应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我想对信的内容作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说明:<br>一、 写信的时间应该是1978年4月20日。从信封上看,有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会标,三届全运会是1975年9月举行的,这种信封的使用时间不会太长;在娄锡文编著的《无衔将军张仲瀚》一书中,张仲瀚原警卫员蔺文茂“在张仲瀚政委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文中 “过去的一年里(1977年4月至1978年4月),住在海军总医院,。。。。。。心脏病突然恶化,。。。。。。。” ,所述健康状况的时间、事件、地点均与此信基本吻合。<br>二、 信中“文化大革命”几个字有被涂掉的双引号,说明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写,而“文革”在张仲瀚这些老干部们的心里早就是被打上双引号的了。<br>三、 在香港出版的“丁盛回忆录”中,丁盛表白“没有迫害过张仲瀚”, 而信中“丁盛之流,就踩着我的肩膀,踩着兵团数千名无辜的尸体,爬上去了。”这段文字,至少可以说明张仲瀚认为丁盛在文革初期是迫害过他的。<br>四、 信中“我于1975年5月(实际是3月)经毛主席亲批解放出来。”可以澄清有些文章的说法,张仲瀚本人所知道的是由“毛主席亲批”被“解放”出狱的。<br>五、 “党分配我到第一炮兵当顾问”。当时并没有第一炮兵这个正式称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也称为第一炮兵,是相对于第二炮兵所言。第二炮兵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组建于1966年7月1日,是战略导弹部队。可能是因为张仲瀚在解放战争时期组建渤海军区教导旅时有过炮兵部队的管理经验,所以出狱后就暂时安排他到炮兵司令部去当顾问? “第一炮兵”或许是他们的习惯叫法。<br>六、 他在信的前半部分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情,而写给蔺文茂的信则是在后半部分提及病情。由此可见,他收到家人来信后对亲人的思念之情,首先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后半部分才是1966年与我父亲分别后的遭遇和现状,与写给蔺文茂的信在感情上就有所不同了。我很多年以后碰到老家的亲戚,他们告诉我:张仲瀚曾多次提出想见我的父亲。无奈那时通讯不便。<br>七、 “吉墉”,即张吉墉,张仲瀚的伯父,曾任冯玉祥部军法处长、民国时期任河南省主席等职。<br>